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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传》《国语》《战国策》分析把握先秦历史著作的文学表现。
《左传》、《国语》和《战国策》都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著作，它们在文学表现方面有一些共同点和特点：1.叙事风格：这些著作的叙事风格相对庄重、严肃，力求客观、详实地叙述历史事件和政治事务。
它们注重史实的真实性，通过详尽而准确的叙述，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历史背景和事件发展。
2.修辞手法：这些著作在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运用了一些修辞手法，如夸张、比喻、排比等，以增强表达的艺术性和修辞效果。
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文本更具有感染力和表现力。
3.人物形象：这些著作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和记录，塑造了一些具有鲜明性格特点和形象的人物。
它们不仅描绘了人物的外貌和行为习惯，还表现了人物的智慧、勇敢和品德等。
4.思想观念：这些著作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事务，往往体现了一些哲学和思想观念。
它们通过对政治制度、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讨论和思考，展现了先秦时期的智慧和思想。
此外，《左传》和《国语》还具有一些特殊的文学表现：《左传》以记述春秋时期历史事件为主，以丰富的语言和描写手法，抒发了作者对于政治波澜和人性伦理的思考。
它采用了议论文的形式，通过列举事实、分析人物心理和行为，探讨了政治和道德的关联，具有丰富的人物心理描写和情节发展。
《国语》则注重对政治事件和政治思想的记录和评价，同时也涉及了一些民间故事和传说。
它通过对国家兴衰、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描述，展现了作者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关切和思考。
《战国策》以记载战国时期历史事件和政治文化为主，以秦、楚、魏、齐、燕、越等诸侯国的政治争斗和外交纷争为核心，它在艺术上注重叙述技巧和战略描写，通过描绘战争场景和政治斗争，展现了战国时期的复杂政治局势。
综上所述，先秦历史著作如《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在文学表现方面具有一定的共同点和特点。
它们通过叙述风格、修辞手法、人物形象和思想观念的展现，描绘了历史事件和政治文化，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性和思想深度。
文言散文阅读战国策与国语的比较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文化繁荣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和著作。
其中，战国策和国语属于文言散文的代表作品，它们在文学形式和内容上有着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不同点。
本文将对这两者进行比较，并探讨它们在文言散文阅读中的特点和意义。
一、文学形式的比较战国策和国语都是以散文形式呈现的，而不是以诗歌的形式表达。
它们的文体自由、行文自然，以叙述和议论为主，没有严格的格律和韵律的限制，给予作者更大的表达自由。
二、内容特点的比较1. 战国策：战国策是战国时期各国官员所编写的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案例和记载。
它以记述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斗争、战争策略、外交手段为主要内容，透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展现了当时的政治动态和社会形势。
2. 国语：国语是以战国策为基础，由后人整理而成的，它主要收录了各国政治家、军事家的言论和谋略。
与战国策相比，国语更注重思想的表达和政治智慧的体现，以哲学思考和观点发表为主要内容。
三、语言风格的比较1. 战国策：战国策的语言风格较为朴实、直接，注重事实陈述和客观记述。
作者在叙述事件和人物时，使用了大量的历史典故和兵书谋略，语言简明扼要，力求用简单的文字表达复杂的思想。
2. 国语：国语的语言风格相较于战国策更为华丽、雄辩，善用辞章、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富有感染力和艺术性。
国语通过言辞之间的对话和辩论，展现了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思想碰撞和辩证思维。
四、阅读意义的比较战国策和国语作为文言散文的代表作品，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1. 对于历史研究：战国策和国语作为历史文献，对研究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阅读这些文献，可以深入了解当时各个国家的政治斗争、军事策略以及智慧谋略，丰富对战国时期的历史认识。
2. 对于文学欣赏：战国策和国语既是历史文献，又是文学作品。
它们以散文的形式将历史和人物展现出来，既具有历史真实性，又具有文学艺术性。
1·名称《国语》分别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史事，而以记言为主，故名为《国语》。
2．体例《国语》始创国别史之体。
全书共21卷，分国记载周（3卷）、鲁（2卷）、齐（1卷）、晋（9卷）、郑（1卷）、楚（2卷）、吴（1卷）、越（2卷）八国的史事。
它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包括的时代大体为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一前453）。
二《国语》的思想特点《尚书》多载训诫之文，《春秋》多寓褒贬之言，《国语》则多记教诲之语。
其目的虽然都在善善恶恶，最终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但《国语》显然按照某种明确的说教意图，对史实作过一番选择，其所记者大都从中能够引出某种教训的言和事。
较之“政府档案”般的《尚书》训诫之文和专于客观史实的笔录中寄寓褒贬的《春秋》之文，《国语》在继承的前提下显然有了新的发展。
因此，《国语｝）在思想内容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重民”、“尚礼”、“崇德”等。
《国语》的思想观念固然不纯，但基本上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倾向。
三《国语》的文学价值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国语》具有不小的价值。
它在一定程度上象地反映了春秋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展现了那个时代政治变化的轮廓。
它虽以记言为主，但也注意写人，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当时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
较之《尚书》与《春秋》，《国语》显然已大有进步。
此外，《国语》在记言中展现故事情节，不乏虚构和想象；文章的结构也有所创新；其语言大体平实畅达，风格则不尽一致。
这些特点，体现了史家之文的新的发展。
虽然总的看夹，《国语》的文学成就尚不及《左传》，但其少数篇章则又有所过之。
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国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左传》《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典范。
它大约与《国语》同时或稍后成书，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出现了不少新的特点，标志着史家之文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左传》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而且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国策与国语相同的内容战国策是一部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著作，与《国语》具有相同的内容。
《国语》是战国时期的一部历史书，主要记录了各国的政治情况、典章制度以及君臣之间的关系。
它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战国策》与《国语》的相似之处。
首先，这两部著作在内容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它们都着重记录了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历史事件以及君臣的言行。
《国语》以各国的历史为背景，以奖励或责备的方式来评价君主和官员的表现。
而《战国策》则更加侧重于各国之间的战争和外交关系，详细描述了各国的战略部署、军事力量以及外交手段。
同时，《战国策》和《国语》都非常注重记录各国的政策和措施，以及各国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成功或失败。
其次，《战国策》和《国语》在作者背景上也有相似之处。
据传，《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学者所编写的，而《国语》则是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官员和历史学者所写。
这意味着，《战国策》和《国语》都来源于当时政治制度的实践和学术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和权威性。
同时，这两部著作的作者都具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和才华，从而使得《战国策》和《国语》成为了研究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再次，《战国策》和《国语》在结构和风格上也有相似之处。
这两部著作都采用了叙述和议论的方式来描述历史事件和政治制度。
它们以客观的态度来记录各种事件和政策，并通过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来展示作者的观点。
同时，《战国策》和《国语》的语言风格都很朴实，注重文字的精炼和准确。
这使得这两部著作在内容传达和受众接受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最后，虽然《战国策》和《国语》的内容相同，但它们有着不同的特点。
《战国策》更加聚焦于战争和外交关系，强调各个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和势力平衡。
它通过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战争和外交对国家政治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而《国语》则更加注重君主和官员的才德和治理能力，通过表扬和批评的方式，来鼓励君主和官员以更好地治理国家。
春秋左转国语战国策叙事艺术比较一、引言春秋左转国语和战国策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两部重要的史书，它们以叙事的形式记录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政治斗争。
本文将对春秋左转国语和战国策的叙事艺术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在文学表达上的异同点。
二、春秋左转国语的叙事艺术1. 史实与虚构的结合春秋左转国语以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为基础，通过对话的形式进行叙述。
其中，既包含真实的历史事实，也穿插了一些虚构的情节和对话，以突出故事的主题和情感表达。
例如，左丘明在叙述齐桓公称霸的故事时，通过对话展现了齐桓公的智慧和谋略，以及他与晋国的较量。
2. 多角度的叙述春秋左转国语采用多角度的叙述方式，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和观察，展示了历史事件的多面性。
不同人物的立场和观点被充分呈现，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解读历史事件。
这种叙事方式使得作品更加生动有趣，也更具思考性。
3. 简练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春秋左转国语的语言简练而富有表现力，通过简短的对话和描写，传达了丰富的信息和情感。
作者运用了很多比喻、夸张和对比等修辞手法，使得作品更加生动形象。
例如，左丘明在叙述齐桓公与管仲的关系时，用“齐桓公如同一匹烈马，管仲则是能驾驭这匹烈马的马夫”来形容两人的关系。
4. 故事的主题和寓意春秋左转国语的叙事艺术注重故事的主题和寓意。
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作者传达了一些深刻的哲理和道德观念。
例如，左丘明在叙述吕尚和齐宣公的故事时，通过对吕尚的赞美和对齐宣公的批评，表达了对贤能的崇尚和对昏庸无道的批判。
三、战国策的叙事艺术1. 国家政治的叙述战国策以战国时期的政治斗争和外交关系为主要叙事内容。
它通过对各国国君、大臣和将领的行为和决策进行描写，展示了战国时期国家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例如，战国策中描写了秦国的统一大业和赵国的外交策略，以及魏国和楚国的争霸之战。
2. 策略与智谋的展示战国策注重展示各国政治家和将领的智谋和策略。
通过对话和描写，展示了他们在政治斗争和军事行动中的智慧和谋略。
春秋辞令与战国策士辞令的差异性探究作者：徐昕伟来源：《大众科学·下旬》2019年第01期摘要：本文将通过陈说两者的辞令对《诗》、《书》的态度分歧，论说方法，语言风格及陈说态度表达等四个方面对春秋辞令与战国策士辞令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借鉴文献资料与对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可以从春秋辭令与战国策士辞令的语言运用特点上得到启发，而提升我们继续学习和运用汉语言的能力与核心素养。
关键词：春秋辞令；战国策士辞令；《左传》；《战国策》一、春秋辞令与战国策士辞令对《诗》、《书》态度的差异。
春秋时代诸侯及其卿大夫朝聘会盟燕享之时、赋诗引诗之声不绝于耳，诸侯卿大夫以赋诗歌诗为无尚高雅之事，视不知《诗》、《书》者为无知无识，特别是外交盟会之中，行人不知《诗）、《书》不仅有损个人形象，更是其所代表国家的耻辱，因此，春秋时代不懂《诗》、《书》的人，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战国时代宴会赋诗已经不复存在，对《诗》、《书》的重视已经被对地位权势的看重所代替。
春秋时代那么优雅的宴会赋诗、典礼用诗、外交赋诗在战国时代衰减为简单的辞令引《诗》，把《诗》作为经典话语加以引用，战国策土们看重的是《诗》的意义，春秋时代非常重视的《诗》的典礼意义和音乐性已经被忽视了。
春秋辞令与战国策士辞令最明显的区别是在数量上春秋辞令用《诗》引《书》远远超过战国策士辞令，这是春秋时代对《诗》《书》的高度重视和战国时代对《诗》、《书》的重视程度降低的一种客观反映。
这种看似简单的现象实质是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巨大的思想背景差异在辞令上的一个缩影，反映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对礼乐文化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从而显现出春秋和战国两种不同的时代精神。
春秋是一个用诗的时代，赋（诗》、引《诗》歌《诗》、引《书》是礼乐文化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呈现，称引《诗》《书》不仅仅是知识的展示，独立的《诗》《书》在春秋文化精神中是不完备的，是残缺的，它们必须与礼、乐结合在一起，以礼乐精神为指导、为归依，共同构成春秋礼乐文明体系[1]。
《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在叙事、写人、记言方面有何异同通过阅读作品，试比较《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在叙事、写人、记言方面有何异同？答：不同：叙事：一、《左传》：1.《左传》发展了《春秋》的笔法，不在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表现起道德评价。
2.《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
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3.《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
但倒叙和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如“宣公三年”。
4.《左传》叙事很注重完整的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其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深入揭示战争的起因、酝酿过程及后果。
城濮之战的介绍等。
5《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
如在总结城濮之战的经验是“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6《左传》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是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
二、《国语》：《国语》是一部国别史。
以记言为主。
《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不及《左传》普遍完整。
把重点放在大量的议论文字上。
但《国语》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叙事。
如《晋语》前四卷对晋献公诸子争位的叙述，展示了春秋时期一场复杂政治斗争的生动画卷，描绘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反应了《国语》叙事的成就。
三、《战国策》1.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的达到辩说的目的。
《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是从切身的体验的生活趣事，来形象喻示所要阐述的道理。
2.运用大量的寓言故事、轶闻掌故来增强说辩的说服力。
“画蛇添足”（《齐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
写人：《左传》1.《左传》由于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时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时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2012年第02期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No.02，2012
第28卷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Vol .28（总290期）
Total No .290
收稿日期：2012—01—26
作者简介：章莉（1978—），女，江苏南京人，山西省忻州师范学院专科部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浅论春秋赋诗传统的终结
———《国语》、《战国策》涉“诗”文本的比较
章
莉
(忻州师范学院专科部中文系，山西忻州034000)
摘要：《诗》在西周建立之初就获得了独特的文化地位，但从西周到东周、从春秋到战国，《诗》的呈现形态及其社会功能发生了转变，孟子曾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在先秦史料中出现的引诗赋诗现象往往体现着这种转变的痕迹，借助对《国语》、《战国策》中引诗赋诗的个别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了解《诗》的功用转变的实际情况。
关键词：《诗》;《国语》;《战国策》;赋诗;引诗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2—0053—02
一、从《国语》到《战国策》：“诗”亡的表征
《国语》成书于与战国初期，所记史事与《左传》基本同时，以春秋时期为主，以“国”分目，记“语”为主，虽由于其体例的缘故，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较狭窄且因国别而详略有异，但还是可以大致体现那个时代的纷杂繁复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其以记言为主，更能反映时人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政治上层人物的
言说原貌。
据笔者粗略统计，《国语》中提到的赋诗、引诗或言诗的地方合计共25首27次。
各国
“语”中用诗现象并不平衡，赋诗、引诗均集中于《周语》、《鲁语》、《晋语》、《楚语》中，甚而在《晋语》九
篇中又集中于《晋语四》一篇之中，说明《国语》非一人所撰，即使《晋语》九篇，恐也不是一位史官所为；
而也正因如此，反可以去除以一人一家之标准选材而可能产生的偏好，使言语的记录更有展现历史语境原貌的可能。
《战国策》的编撰情况与《国语》类似，其亦为先
秦国别体的史料，凡三十三卷载十二国策，主要记录的是战国时期事，其文字非出自一人之手，虽整体系统性完整性不足，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战国时代历史原貌。
而对《战国策》中用诗现象的数据统计却让人疑惑：只看到不足十处用诗的地方，且没有赋诗，全为片断章句的引用。
二、从《国语》中看春秋赋诗
“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
”于此可知赋诗从内容讲还分赋新辞与诵旧作两种情形。
亦有从形式讲，“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此语虽是列在班固对赋体文章的总结之处，但“赋”字的本意仍在春秋赋诗之“赋”的范畴，新辞或旧作，一律是以“不歌而诵”形式呈现的。
《国语》中有几处“赋诗”，均属于诵古之列。
如下所列：
1．诸侯伐秦，及泾莫济。
晋叔向见叔孙穆子曰：“诸侯谓秦不恭而讨之，及泾而止，于秦何益？”穆子曰：“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
”叔向退，召州虞与司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
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
具舟除隧，不共有法。
”2．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飨其宗老，而为赋《绿衣》之三章。
老请守龟卜室之族。
师亥闻之曰：“善哉！男女之飨，不及宗臣；宗室之谋，不过宗人。
谋而不犯，微而昭矣。
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
今诗以合室，歌以咏之，度于法矣。
”3．明日宴，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
秦伯降辞。
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
3
5
苗》。
……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
秦伯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
秦伯降辞。
子余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
”
为什么要赋诗？在第一条材料中，诸侯的大夫跟随着晋悼公进攻秦国，晋悼公让六卿率领诸侯的军队前进。
到达泾水，诸侯的军队不肯渡河。
晋国大夫叔向去见鲁国大夫叔孙穆子寻求解决办法，穆子只是赋《匏有苦叶》这首诗。
《匏有苦叶》出自《邶风》，本诗原是未婚女子在渡口盼望对岸情人过河相迎娶时所唱，用在这里却分明不是本意，当盟国大夫前来议事，叔孙穆子并不直言自己的想法而借赋诗表达，叔向却对他的本意心领神会，也并没有以为不妥或有疑惑，其后的事实也证明叔向对穆子赋诗用意是没有误解的。
如果一定要说明为什么穆子不直言要先渡河的想法，在这个事例中我们也可以从保守军事秘密的角度考虑穆子是给叔向出了一个哑谜，想必当时侍立于两位军队统率身边帐前的低级的军士们是听不懂的，所以在叔向回去向手下交待备船时进行了解释，“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
另一方面，穆子能在重大关头给叔向出这个哑谜而不担心由于误解而耽误军机，是由于他知道叔向一定会明了他的真实用意。
这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息：一是在这个时期，上层的士大夫们对于《诗》是烂熟于胸的，《诗》的篇章、而且是与乐一体的“诗”是这个时期掌握话语权的阶层的通行话语表达方式；二是对所用诗的阐释是与本意无关而只系于眼前实事的；三是赋诗是外交场合的常有现象，或者说是固有之礼。
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从这里正可以找到真实的历史语境。
在第二条关于赋诗的史料中，赋诗者是鲁国的一位家室显赫的贵族女子，准备给儿子娶妻时设宴招待宗人和家臣，席上赋《绿衣》的第三章。
这位夫人赋诗之后，该国的乐师亥听闻此事，对她赞不绝口，以为其所作为合乎礼法。
在他看来，该诗用在这里是“度于法矣。
”他对《绿衣》的理解也是附比于眼前本事。
第三条史料中，秦穆公设国宴招待重耳，在席上通过《采菽》、《小苑》、《六月》三诗表示自己帮助重耳归国为君的意愿，并借诗勉励重耳。
重耳的随臣赵衰让重耳赋《黍苗》、《河水》表达仰仗之意与感恩之情，并一再“降拜”。
主宾之间绵绵之意尽在诗之用中体现了。
以上所引赋诗材料，从赋诗的场合看，第一、三条同属外交，第二、三条都有宴飨。
赋诗者有鲁国宗卿叔孙穆子，有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第三条中是秦国君主穆公和晋国流亡公子重耳，有诸侯国君主、贵族公子、上层士大夫和上层贵妇。
春秋时期赋诗活动的习见与重要，似乎从诸侯使聘交往到宗族内部议事都有以诗为言事之辅助材料的礼俗，既文雅又庄重。
三、春秋赋诗传统与其衰亡
春秋时人赋诗的“风尚”形成是出于有意识的言语教育的。
“诗”结集之初就不是文学意义的作品集，而是西周初年统治者“制礼作乐”文化建设之一部分，它的意识形态意义远重于诗文本义。
“诗”与《书》、《礼》、《乐》并立为当时“造士”的指定教材，教育的对象是所有的贵族子弟，教育目的是为统治阶层培养人才。
《诗》在西周以来的传播是朝廷直管之事，即为“官学”；“国子”（“士”以上的贵族）（找出处）学习的教材或许还有多种，《诗》却是指定的必修。
战国时期纵横天下在各邦国廷说诸侯逞口舌之利的士人较之春秋时还要更多些，以言辞来为己见张目应是常事，却少见他们有赋诗的活动。
这就可以说，春秋时期赋诗传统的断绝是真实存在的。
而现在再来看春秋时期的贵族交往中频繁的赋诗活动，其本身也并不符合周初的礼乐要求。
春秋赋诗，往往“断章取义”，前人早有分析。
……而在春秋之时，诗歌从庙堂仪式的组成部分演变为一种独特的外交辞令，这是诗歌功能的重要变化。
”就是说，在西周进入统治者文化建构之中的《诗》是有着崇高的地位的，并不能任谁想歌就歌，想奏便奏，只能在国家重典中演奏，或告慰宗祖，或祈福神灵，哪个等级的人配用什么样的礼、用什么样的乐，都有严格的规定。
而平王东迁之后，随着原有的贵族统治基础慢慢松动，在贵族阶层中的代代传承的礼乐也渐渐地改变了原有的庄严肃穆，当它被春秋时的贵族们当作话语资本任意重现在交往场合时，已经是一种工具而世俗化了，从此走下了神圣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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