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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讽刺文学研究》篇一一、引言讽刺文学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
在20世纪40年代，这一文学形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和尖锐批评。
本文将针对40年代讽刺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背景、特点、代表作以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
二、40年代讽刺文学的背景20世纪40年代，世界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
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讽刺文学应运而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批判工具。
40年代的讽刺文学作品，多以现实为背景，以尖锐的笔触揭示了社会的种种弊端。
三、40年代讽刺文学的特点（一）鲜明的时代性40年代的讽刺文学作品多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背景，揭示了社会矛盾和问题。
这些作品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夸张、变形和讽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和问题。
（二）讽刺和批判的双重性在讽刺的同时，这些作品还具有批判性。
它们不仅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还对人们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进行了反思和质疑。
（三）幽默和机智的语言讽刺文学作品的语言通常具有幽默和机智的特点。
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对情节的描绘，作品使读者在笑声中感受到作者的讽刺和批判。
四、40年代讽刺文学的代表作（一）《围城》——钱钟书钱钟书的《围城》通过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描写和讽刺，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活的困惑和无奈。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情节曲折有趣，语言机智幽默。
（二）《阿Q正传》——鲁迅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对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描绘，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
作品中的阿Q形象具有代表性，他的遭遇和思想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问题。
五、40年代讽刺文学的影响及价值（一）社会影响40年代的讽刺文学作品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们通过揭示社会的弊端和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反思。
同时，这些作品也成为了人们了解当时社会现实的重要途径。
（二）文化价值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40年代的讽刺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价值。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构成机制分析(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汲取一切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精神体系、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初步建立了具有民族化特色的新形态”①。
对这个时段的文学理论话语构成机制加以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
从时间跨度来说，这个时期分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社会状况大不相同，前期情形又分为三个不同的政治、文化区域，文学理论的演化同各个不同的政治集团间的利益争夺难解难分地缠结在一起，仅仅从学科构成或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是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
话语分析却可以解决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困惑:“用逻辑学或认识论词汇难以解释的演变，是可用权力一知识这类系谱学词汇加以解释的”②。
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话语分析并非易事。
这是因为，话语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
就话语自身的因素而言，尽管从理论上说作者可以说任何话，然而，在实际上任何作者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他总是受制于既定的话语成规的制约，他必须遵循话语内部的游戏规则，从语汇的选用、叙述的方式甚至文本的结构，其间，前人和当下语境下他者文本的影响也是无法摆脱的。
此外，还有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主体等外在的却又是根本的强势因素的制约。
在整个话语构成中，由谁来说，说什么，怎样说，在什么样的时机和场合说，都要受上述诸种因素的限制。
这种情形要求我们在解读40年代文学理论时，要把它理解为一个前后不同时期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理论网络，并在不同的话语层次上对其加以分析，弄清它和其前、其后及周围因素的关系，对其存在的条件、实践以及它赖以在其间活动的场域进行梳理，找出其活动有效性的范围，使其显示自身存在着的现实和由此产生的文学家观察社会的方法和他们的思维模式。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走向文化综合——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概观施战军20世纪的中国文学步入40年代,也就走向了文化综合时期。
30年代后半期,民族战争的烽火燃烧着中国大地,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高于一切,有着清醒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思想的文学家都随着救亡战争的鼓点用作品展示自己良知的心跳。
随着抗战速胜喧嚷的消寂,文学开始沉潜下来,接通文化启蒙的企望和实现文化再造的意愿,在创作中开始有了自觉的表现。
一、站在新的制高点上向生命哲学突进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力求站在新的制高点上展示人类心灵的丰富性,使文学由笼统的“为人生”发展深化到对于生命存在的专注,从而突破了五四文学模式,具有较为鲜明的“为人类”的性质。
这期间,巴金的《憩园》、《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徐、无名氏、张爱玲等人的都市文学作品,在深重博大的背景之中,活动的几乎全是小人物,不再像五四文学创作中重视与主体对应形象充满激情的塑造,而是专注于人类的生存,并尽量作出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相对拉开了创作主体与历史的距离。
此时的巴金摆脱了青春激情的表述,由“青年的巴金”向“中年的巴金”迈进,无论是继续写旧家庭没落状况,还是描摹抗战时期的现实,都是没有英雄的凡人琐事,是一群带着“血和痰”的“萎顿生命”;老舍的创作对于小市民的描写则充满反思意味,“国民性”问题又被重提;曹禺的《北京人》意在对整个封建文化传统作总清算,通过主要人物愫芳、曾文清的内心冲突,寄托了作者在冷酷恶浊的环境中,对生活意义的坚忍追索,表现民族精神的沉寂与再生;钱钟生的创作将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加以现代哲学的感悟,却带有超然物外的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贵族气,两者错综统一于作品之中,这种奇妙的结缘可以看做是多种文化因素综合融通的一种表征,突出地展示了一类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乃至人类生存的思考。
这一时期,最生动地体现走向文化综合这样一种“先锋性”追求的,是向生命哲学层面突进这一翼,其主要创作力量,是以现代主义为基本特色的作家流派,代表作家是徐、无名氏、张爱玲等。
西方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变化,便是文学从神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附属地位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
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理当要借鉴西方文学观念近代变革的成功经验,然而事实上这种借鉴一直迟至20世纪初,其原因便在于中国早期吸收西学,是以传教士为媒介的。
中国近代的“西学”,主要是由西方传教士介绍进来的,以往惜未得到公正的评价。
由于传教士的努力,出版了大量西方科学的教科书,才将大量西方科学知识输入中国,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
中国近代的社会改革,也多与传教士有关。
然而,西方传教士也有自身的知识局限,他们未曾介绍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所持的还是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会“劝善惩恶”的文学观念,将文学的功能仅仅看做“教化”。
1895年,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求着时新小说启”这是中国最早以“开通民智”,驱除恶俗为目的提倡“新小说”的启事,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作家还创作不出这样的“新小说”,应征的小说没有一部符合傅兰雅的需要。
然而傅兰雅提倡的“时新小说”,却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极大的触动,他们接受了傅兰雅的主张,加以发展,梁启超后来提倡“新小说”,发动“小说界革命”的最初设想,显然受到传教士提倡的“时新小说”的启发。
如果说傅兰雅提倡的还是“时新小说”,未曾涉及整个文学,那么,另一位传教士林乐知便提出了他对“文学”的看法,这一看法开了近代“文学救国论”的先河。
林乐知翻译了日本的《文学兴国策》,该书主张:“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
其中的文学观念,与中国传统以文学教化的观念大体一致,惟一的重要不同在于教化的内容变更:“夫文学之有益于大众者,能使人勤求家国之富耳”。
突出了文学的“救国”功能。
《文学兴国策》所谈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化教育”,它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并无多大关系,但是它却与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相符。
如果从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来考察,《文学兴国策》在中国近代便起了特殊的作用。
《文学兴国策》在当时具有权威性,似乎送来了日本富强的秘诀,不仅是日本的,也是欧洲列强和美国富强的秘诀:就是将文学变成各种各样的教科书。
20世纪40年代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废名文学观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种文学批评观点，它对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批判，认为个体的真实经验被社会命运所扭曲，因此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失去真实性和可言性。
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则是笔者根据佛学思想对废名文学观进行的另一种解读与分析。
佛学是东方哲学中的一支重要学派，其核心思想是解脱生死的苦苦之法，涵盖了生命的本质、人性的困境以及超越个体的普遍境界。
在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中，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和探讨。
第一，生命本质的无常。
佛学强调生命的无常性，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和流动中存在的。
此观点与废名文学观类似，后者认为个体的真实经验被社会现实所扭曲，使得真实的自我在现实中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
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可以从生命的无常性来解释个体在社会中的现实定位和存在状态的困境。
第二，追求解脱的心境。
佛学思想主张超脱生活之苦，追求解脱之境。
废名文学观指出个体面对社会命运的限制和扭曲时，产生了对真实自我的追求和超越的愿望。
此愿望源于对现实状态的不满和对真实自我的渴望，与佛学中解脱之心境有异曲同工之妙。
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可通过对个体渴望超越命运束缚的精神追求进行分析和阐述。
第三，个体与宇宙的关系。
佛学将个体与宇宙联系起来，认为个体的存在与宇宙相通。
废名文学观认为真实自我在社会中得不到体现与认同，个体与社会的联系被扭曲和断裂。
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可以从个体与宇宙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分析，探讨个体在社会中的定位和存在状态如何造成个体与宇宙之间的隔绝和脱节。
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从佛学的视角出发，对个体在社会现实中的存在状态和命运束缚进行了深度的探讨和解读。
它进一步拓展了废名文学观的理论内涵，使其在探索个体命运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同时，赋予了一种超越性和宇宙性的维度。
这种维度使得废名文学观的思考框架更为宏观，触及了个体生命之外的境界。
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带来了对人性、生命和自我意义的思考，使得中国文学批评的范式更加丰富多元。
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一)【内容提要】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新的学术人才的涌现，其中不乏像钱钟书这样大师级的人物；第二是权威性的学术机构真正开始运作，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第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形态基本确立；第四是代表20世纪学术研究水平的学术论着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
【关键词】人员构成/学术机构/学科形态/学术经典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深化时期。
其特征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格局的变化，学者队伍基本上由五四时期及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学人构成，这样的人员结构给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全面的影响。
二是现代学术机构真正运作起来。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巨大的学术机构，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都是在30年代开始全面、系统地实施研究计划。
三是20世纪的中国学术的学科形态在这时基本确定。
就文学研究而言，小说史、戏曲史、词学、文学批评史、晚清小说史、新文学史等研究专题，从30年代开始在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或中文系被逐步列为专业课程，由专职人员系统讲授，形成了20世纪特有的文学研究专题，对20世纪后来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是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论着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
像吴梅的《曲学通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闻一多的《唐诗杂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钱钟书的《谈艺录》等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论着在这一时期完成或出版。
正是有了这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作基础，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才得以确立。
因此，在概括和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学术成果时，我们应该注意到30、40年代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即它一方面延续了五四新文化确立的现代学术规范和样式，另一方面，30、40年代的研究者在各个研究的具体领域又体现出自己的研究风格和个性。
《40年代讽刺文学研究》篇一一、引言40年代是文学史上一个充满讽刺色彩的时期，作家们运用独特的笔触，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深入洞察，以讽刺的文学手法将当时的社会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文旨在研究40年代讽刺文学的创作背景、特点、影响以及其对现代文学的启示，从而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风格与文化现象。
二、创作背景40年代是国内外局势动荡的时期，社会矛盾尖锐，人们生活压力巨大。
在这个时期，讽刺文学的兴起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
政治斗争、经济危机、文化冲突等因素都为讽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同时，40年代的作家们也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创作压力，他们通过讽刺文学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抗。
三、特点与表现手法40年代的讽刺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批判性：讽刺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批判性，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讽刺和嘲笑，揭示出社会问题的本质。
2. 幽默感：讽刺文学作品往往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出对社会的讽刺和批评，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感受到作品的深刻内涵。
3. 现实主义：40年代的讽刺文学作品往往以现实主义为基础，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描写，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在表现手法上，40年代的讽刺文学作品运用了多种手法，如夸张、对比、反语等。
这些手法使得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同时也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社会问题。
四、影响与贡献40年代的讽刺文学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些作品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社会的弊端和问题。
其次，这些作品通过独特的文学手法和表达方式，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最后，这些作品也成为了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人了解4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五、对现代文学的启示40年代的讽刺文学作品对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它提醒我们要关注社会问题，关注人民的生活和命运。
其次，它启示我们要以现实主义为基础，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读后感这本书一开头就给我一种感觉，就像是有人把文学理论这个平时看着有点严肃古板的老学究，拉到了一个疯狂的派对上，然后让他跟着各种新潮的音乐扭动起来。
以前我觉得文学理论嘛，就是那种干巴巴地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形象之类的东西，可这本书告诉我，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那可是个超级大杂烩，各种奇奇怪怪又特别有趣的想法都在里面搅和着。
作者带着我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看起，那些家伙就像是一群对文字的形式着了魔的魔法师。
他们不怎么关心故事讲了啥，反而是对怎么讲故事特别上心，就像他们觉得文学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舞步（形式）比舞者（内容）还重要。
这观点刚一冒出来的时候，我就像脑袋被人敲了一下，心想：“还能这么玩？”接着又到了新批评派，这帮人就像是一群特别挑剔的美食家，拿着放大镜在文学作品这个大餐上找各种小细节。
他们把一首诗或者一篇小说拆得七零八落，分析每个词语、每个意象的作用，就像在研究每一道菜里的调料配比一样。
我在想，要是文学作品是个有生命的东西，被他们这么折腾，估计得大喊：“饶了我吧，我就是想简单地给读者讲个故事而已！”然后到了结构主义，哇塞，这简直就是把文学当成了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
他们觉得所有的文学作品背后都有一个隐藏的结构，就像所有的拼图碎片都得按照某个特定的图案才能拼好一样。
我当时就在想，那按照这个说法，作家们是不是都像是在按照一个神秘的蓝图在创作呢？不过这也挺酷的，感觉文学像是一个充满秘密代码的神秘世界，只有掌握了结构主义这把钥匙，才能揭开其中的奥秘。
再往后看，到了解构主义的时候，我感觉前面那些理论都像是被解构主义这个调皮鬼给搅乱了。
他们就像是一群捣蛋的小鬼，对着那些精心构建起来的理论大厦喊着：“我们要把它推倒，重新玩！”解构主义就像是在说，所有的意义都是不确定的，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则。
这就有点像你以为你已经搞清楚了一个魔术的把戏，结果人家告诉你，其实这个魔术根本就没有固定的玩法，全看魔术师的心情。
《40年代讽刺文学研究》篇一一、引言40年代是文学创作繁荣的时期，讽刺文学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社会意义，成为了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本文旨在通过对40年代讽刺文学的研究，探讨其创作背景、艺术特色和价值，以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二、40年代讽刺文学的创作背景40年代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社会背景为讽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舞台。
讽刺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弱点，为人们提供了对现实世界的反思和批判。
三、40年代讽刺文学的艺术特色1. 主题鲜明：40年代讽刺文学的主题多以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对社会现象和人性弱点的揭示，表达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反思。
2. 手法多样：讽刺文学在表现手法上具有多样性，包括夸张、对比、讽刺等手法，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情节的描绘，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
3. 语言幽默：讽刺文学的语言幽默风趣，常常运用双关、反语等修辞手法，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
四、40年代讽刺文学的代表作品及其价值4.1 作品举例（1）《围城》：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方鸿渐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的描绘，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人性的弱点。
（2）《骆驼祥子》：老舍所著的中篇小说，通过对祥子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4.2 价值分析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同时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它们通过对社会现象和人性弱点的揭示，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世界的缺陷和不足，从而引发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反思和批判。
此外，这些作品还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是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的重要资料。
五、40年代讽刺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5.1 地位40年代讽刺文学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它是当时文学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同时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评说20世纪40年代文学发展状况20世纪40年代作为中国近现代大动乱时代的一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史融会交融的十年，无不体现出它的纷乱与不平静。
由于1937—1949年长达十余年的战争，40年代文学也必不可免地受到这战火的影响。
这一时期，抗日救亡的现实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时代文化发展中民族意识的强化，促成了抗战文化的产生，影响文学向民主主义靠拢。
但就另一方面来看，民族矛盾的突出与深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内的政治力量对立的格局。
民族矛盾与政治对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形成新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和排斥性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这一切也促成该时期文学复杂性的发展。
谈到文学的复杂发展性，则不能不谈到它复杂发展的两种态势。
第一种是文学复杂的分布态势。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国土实际上被战争分割为国民政府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和上海英、法等外国租界的孤岛四部分。
其中，国统区文学是指国民党统治区之内的文学创作。
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其创作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学特征。
首先是从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期间，出现了大量以救亡宣传动员为中心的题材，文学创作则以昂扬激愤的英雄主义为基本基调。
第二，武汉失守之后，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
期间的文学创作也转为正视残酷的战争和阴暗的现实，开始批判现实的艰难，探寻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
第三，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开始了大量的以批判、讽刺为主的文学作品。
相对于国统区抗日救亡文学以及讽刺文学的描画，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则以对新社会制度、解放区的人民为对象，运用明朗朴素的基调探求文学的民主化和大众化。
而沦陷区文学则是指沦陷区的作者在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创作。
他们的创作分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富于乡土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一部分则对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肯定和发现。
至于孤岛文学，它指的是上海沦陷为“孤岛”之后，那些留在上海租界的作者们所创作的配合抗日救亡运动的作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朱晓进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数度出现对文学史观处置的钟摆现象,本文提出不能轻易否认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价值意义,但要重视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在强调史观对文学史研究的指南作用时,还应重视文学史研究自身的学科特性,重视对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探讨与发现,重视寻找和借鉴与文学史研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独特方式和思路。
文章还对科学实证与历史还原、典型现象分析及长时段研究的思路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观史识思路作者朱晓进,1956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210097)。
中国文学史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以及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格的建立,是20世纪初才开始的。
在此之前,中国有文学理论研究,如5文心雕龙6、5艺概6、5诗品6之类;有文学批评,如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
但唯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
从1904年印行的林传甲的5中国文学史6算起,中国文学史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
这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历史,从学科研究的角度看,到底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呢?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文学史观的问题。
对于文学史观的关注,这的确体现了当前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上的理论自觉。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曾有过对文学史观的数度强调,而几乎在强调过后也曾产生过对史观问题的疑虑。
文学史观作为方法论对文学史研究具有/指南0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渗透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的,是由具体的文学史研究的结果所隐含着或显现着的,如果仅仅将某种史观当作/构造体系0的公式和贴到各种文学现象上去的标签,就容易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时落入/以论带史0或/以论代史0的套路,而有违/论从史出0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通行原则。
文学史观之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是重要的,没有文学史观的统摄,分散的文学现象往往难以凝聚成史。
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文学史观之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处理好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
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读后感这本书啊，一开始让我有点头疼。
感觉就像是走进了一个满是各种奇奇怪怪符号和术语的迷宫。
但是，越往后读，就越觉得有趣，就像是在迷宫里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隐藏的宝藏。
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那可真是五花八门。
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那些家伙就像一群文学世界里的解剖学家，把文学作品拆得七零八落，专注于什么“陌生化”效果。
这就好比是把一个精美的魔术表演，拆成一个个小机关，告诉我们这个魔术怎么在文学里变得那么迷人。
本来我们读诗读小说，就是图个新鲜有趣，可他们呢，把这种有趣背后的小秘密给揪出来了。
不过呢，这么一看，也让我更加佩服那些作家了，原来他们在字里行间藏了这么多小心思。
接着就是结构主义啦。
这个就更酷了，感觉像是把文学当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乐高积木。
每个部分都有它的位置和功能，它们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复杂而有序的结构。
就像盖房子一样，每一块砖都得放在合适的地方，文学作品里的每个元素也都在这个结构里起着自己的作用。
但是吧，结构主义有时候又有点太死板了，好像文学就只能按照这个固定的模式来似的。
然后新批评又冒出来了。
这一派可真够细致的，就盯着文本本身，像侦探一样寻找文本里的各种蛛丝马迹。
什么隐喻啊、象征啊，在他们眼里都无所遁形。
他们觉得作品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世界，不用管什么作者的意图或者社会背景。
这让我想起了那些只专注于品尝食物本身味道的美食家，不去管这道菜背后的厨师故事或者餐厅文化。
不过有时候这样也会错过一些文学作品里更深层次的东西呢。
再说说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吧。
这就像文学世界里的一场狂欢派对，什么规则都被打破了。
没有了中心，没有了固定的意义。
一个作品可以有无数种解读，就像一个万花筒，每个人看都有不同的图案。
这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感觉一下子文学的天地变得无限宽广了。
但是也有点让人晕头转向的，好像在这个后现代的文学海洋里，不知道该抓住什么才好。
读这本书，就像是跟着不同的导游在文学的大森林里穿梭。
每个导游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带着我看到了文学不同的风景。
《40年代讽刺文学研究》篇一一、引言讽刺文学，以其独特的方式描绘社会现实，透过人物的讽刺与嘲弄揭示人性的丑恶与善良。
本文将就40年代的讽刺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通过对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详细分析，旨在理解该时期讽刺文学的特色、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40年代讽刺文学的背景20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时期。
内忧外患，社会矛盾尖锐，人们生活困苦。
在这样的背景下，讽刺文学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社会批判性，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表达方式。
通过讽刺，作家们以夸张、讥讽、夸张的手法揭露了社会现实的丑恶一面，也展示了人们为抵抗困境而奋斗的勇气和力量。
三、40年代讽刺文学的特色1. 主题鲜明：40年代的讽刺文学作品多以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对社会现象、人物性格的描绘，揭示社会的黑暗面。
2. 手法多样：作家们运用夸张、对比、讽刺等手法，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生动地展现出来。
3. 批判性强：讽刺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批判性，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引导读者思考和反思。
四、40年代讽刺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分析1. 《围城》：钱钟书通过描绘抗战时期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性格，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
2. 《骆驼祥子》：老舍通过塑造祥子这一人物形象，展示了旧社会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
3. 《茶馆》：曹禺通过对茶馆这一社会场景的描绘，揭示了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五、40年代讽刺文学的价值与影响40年代的讽刺文学作品以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当时的文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些作品不仅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也展示了人们为抵抗困境而奋斗的勇气和力量。
它们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生动的艺术形象，引导读者思考和反思社会现实，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结论综上所述，40年代的讽刺文学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社会批判性，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表达方式。
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描绘和批判，这些作品展示了人们为抵抗困境而奋斗的勇气和力量。
文章标题：20世纪40年代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导读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文学界出现了一股废名潮流，其核心思想是摒弃传统文学的观念和形式，追求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
然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产生了一种佛学维度的思考，将佛学的理念融入文学创作之中，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探索之路。
本文将深入探讨20世纪40年代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分析其对我国文学的影响和意义。
一、废名概念的诞生1.1 何谓废名文学观废名文学观是指在文学创作中，摒弃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形式，主张以新的方式和角度来表达文学作品。
1.2 废名文学观的兴起20世纪40年代的我国，社会动荡，文学运动盛行，废名文学观应运而生，并获得了一批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支持和追随。
二、佛学维度的崛起2.1 佛学与文学的契合佛学作为东方文明的瑰宝，其哲学思想深刻而宏大，与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内在的契合和联系。
2.2 佛学维度在废名文学观中的体现20世纪40年代的废名文学观在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摒弃中，融入了佛学的哲学思想，表现出一种崭新的文学探索方向。
三、佛学维度对我国文学的影响3.1 文学创作的超脱与解脱佛学维度的融入，使废名文学观的作品更具超脱和解脱之感，呈现出一种超越尘世的禅意境界。
3.2 文学风格的转变与创新佛学维度的思考，促使废名文学观的作品具有更深邃的内涵和更独特的文学风格，其创新之处凸显。
四、20世纪40年代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的个人观点和思考在我看来，20世纪40年代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实践。
佛学维度的引入不仅为废名文学观注入了新鲜的思想和概念，也为我国文学带来了对文学本质的深刻反思和探索。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深邃的内涵，为我国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增添了新的篇章。
总结本文深入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废名文学观的佛学维度，分析了其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佛学维度的融入，为废名文学观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概念，使其作品具有更深邃的内涵和更独特的文学风格。
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本质观的再认识摘要：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是：文学是以文字形象地表现出来的东西，它以激发读者的美感为目的。
这种认识抓住了文学表现的媒介特征与审美功能，只是没有触及文学的来源和社会性质。
20世纪40年代，人们对文学本质观的认识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这种认识与30年代文学观念相比显得更为丰厚、充实，但它对文学审美特征的忽略又显得美中不足。
关键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本质观再认识一、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40年代的文学理论教材建构中，以群、林焕平、蔡仪等人无一例外地都把“文学是什么”作为核心问题，把“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作为理论探讨的起点。
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王秋萤的《文学概论》和以群的《文学底基础知识》有同样的论述：“文学是现实的反映。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规定，一切的理论都必须从这里出发。
”这一理论把现实生活对文学的决定作用放在首位，使文学观念置于唯物论认识论之下，使文学观念有了一个牢固的哲学基础。
文学反映论的命题在四十年代文学理论界可以说到了人人耳熟能详的地步。
东北沦陷区的一位研究者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文艺是人间生活的反映的话，已经听得双耳起茧，毋待引申了。
”三、四十年代的文艺本质观，主要是受列宁的反映论学说以及他对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评论的影响，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小说的现实主义倾向时，曾称颂他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华北沦陷区评论家楚天阔在《谈新文艺建设问题》一文中，提出要恰当地评价新文艺，应当先弄明白“文学的定义”，即“文艺的一般原则”，而“所谓一般原则”，就是“文艺……是反映人生和社会的一面镜子”。
人们对此命题的认识还很可能受到了其他外国学者如美国人玛肯其（a.s.mackengie）和俄国人弗里契（v.friche）等人的影响。
玛肯其的著作《文学的发展》和弗里契的著作《艺术社会学》，二者都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产生和发展的作用，这在当时中国文学界都曾有过广泛的影响。
王西彦在《文学与社会生活》一书中指出，玛肯其“承认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为了了解文学的进化，应该先了解社会的进化。
这种看法的可贵，便在于能够把握到文学艺术的根源”。
王西彦对这些著作进行充分的研究后提出，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其“目的无不在艺术之外”，其“发生的基地，更无一不是广大的现实社会”。
这一方面的认识在具有知识规范意义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得到了补充，许多文学理论著作也都对此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如李长之的《梦雨集》、朱光潜的《谈文学》、王西彦的《文学·科学·哲学》、蔡仪的《新艺术论》等。
在这个问题的结论上，理论家们都有着默契和共识，即都认为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征所在，这种反映自始至终都以作家所接触的现实生活中的“活的现象”为基础，而且，与科学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揭示自然发展的规律相似，文学形象反映生活的目的最终是通过典型的形象揭示社会运动的本质和规律。
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确定了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种类的特征以及它与其他艺术的区别。
这一命题无疑是从高尔基那里受到启发的。
以群所谓“语言是文学底第一要素，也是它用于区别于其他部门底艺术的特性”的说法，就是直接从高尔基的“文学的基本材料是语言文字”以及“文学是借语言来塑造形象的艺术”的观点中引申出来的。
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家对此命题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和探讨，赋予了它更为具体的内容。
林焕平在《文学论教程》中写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给作品赋予优美浑朴的语言的形式，是作家的主要任务，也是作品的艺术价值的主要源泉。
”钟敬文认为：“各种艺术，都有它独自底表现媒介。
这些媒介性质的不同，自然相对底形成了各种艺术底特性。
文学是语言底艺术。
语言是文学表现底凭藉，更确切地说，文学是藉着语言去进行创造过程和完成表现任务的。
它的风格底征象和原因，当然可以从语言底现象上去捕捉。
”李长之指出：“文学是以语言或文字为表现工具的艺术，它是凭籍语言或文字而把内在的，不得不表现到艺术形式的体验表现给读者或观众，并使读者或观众也获有同样体验的。
”许杰认为：“文艺是一种用文字语言这一类抽象符号做表现工具的艺术”，文字符号有它作为表现工具的特殊性和它的长处，绘画表现人生不如文学“来得活跃而富于连续性”，“文字为媒介的艺术”。
文学表现的媒介是每个人交流和表达感情都要用到的语言，它“无待外求，不象形色之于图画雕刻，乐声之于音乐。
每个人不都能运用形色或音调，可是每个人只要能说话就能运用语言，只要能识字就能运用文字”，因此，“文学是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相关的艺术”。
许、朱二人的分析只是在提法上略有区别，但在结论上却是基本一致，文学比其他艺术更易于表现人生，是一种比其他艺术更有优点的艺术。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的特征之所以作为一个基本的文学命题得到申述和强调，除了理论自身建构的逻辑需要，恐怕主要与作家们在创作实际中经常感受到语言创造的不易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人有所谓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
事实上，判断一个作家创作能力的高低，语言的运用和表达是一个重要的标准。
作品思想深刻的程度，往往是与作家对语言文字运用的灵活和熟练程度成正比的。
陈东流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的最高的表现的技术，是能够把语言运用得跟色彩一般有同样的效果。
”胡风认为作为作家，“一个要紧的条件是先得有运用语言的能力，不但是丰富的语言积蓄，而且是对于语言的区别力和感觉力”。
三、四十年代文学本质观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与三十年代相比，四十年代文学本质观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更为明朗化和科学化。
这两个命题分别对文学的性质和特征给予了明确而清晰的界定。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从认识论的角度阐明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则从媒介的角度凸现了文学艺术的特征，限定了文学表现的体裁与种类，确定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为文学表现划定了边界。
这两个命题不仅使文学本质的定义显得更为具体、丰厚，也为其后文学研究走向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
不过，这两个命题也存在着不小的缺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此观点与古希腊时期提出的“摹仿说”、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镜子说”、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的“再现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侧重文艺活动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这一观点确实合乎人类认识世界及其自身的发展进程的规律。
但它却是片面的，这一观点所关注的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问题，即从认识论（反映论）的角度说明文学活动的特性，也就是突出强调了文学的“再现”功能，而忽视了它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它突出强调的是文学作品就是运用语言技巧制造出来的语言体，强调的是用语言学尤其是语音学来研究文学，过于关注文学的本体作用，而忽视了读者的本体作用。
实际上，文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它是以人自己的独立之思去唤醒灵魂，以自己超越的视野去寻找本真的自我，是以对本体价值的追求去关照人类的现实处境。
四、审美是文学之为文学最为根本的特质在文学的诸种特性之中，审美才是文学之为文学最为根本的特质。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把主体论与反映论相统一。
应用于对文艺特性的把握上，体现为再现与表现的融合统一、真实与情感的融合统一。
马克思曾赞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
恩格斯也说，在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包含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
这说明，马克思十分重视文艺的“诗意”，认为它是文艺活动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艺创造特性与文艺价值的突出表现。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诗意”时，所要求的不仅仅是真实地形象地再现生活，而且进一步要求艺术的审美情感性；也即是说，作品中作者的主观情感要与客观生活形象相融合，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具体到巴尔扎克的作品，其所反映的生活的客观辩证法同作者的情感辩证法达到了较完美的统一，以至于他的保皇党人的政治偏见或多或少被排斥于创作构思之外。
正因为如此，文艺家通过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与主观“表现”的统一，就使读者置身于作者所曾体验过、思索过并激起感情和思想波澜的生活情景之中，引导读者爱作者之所爱，憎作者之所憎，是作者之所是，非作者之所非；一句话，使读者在思想、感情上获得审美共鸣。
这就是文艺审美价值的生成与实现，也是文艺活动的必然归宿。
正是审美这一属性才使文学与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形式拉开了距离，同样，也正是审美这一属性决定了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等诸种特质。
仅仅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甚至是“能动地反映”、“理想性地反映”，惟独忽视文学的审美属性，必然会导致理论思维的片面性：只强调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认识功能，只会把文学降低为一种为政治现实服务的手段。
文学的本质问题不是孤立的。
它涉及到文学理论中的一切问题，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本质观，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的冲突，而且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历来纠缠不清的一系列矛盾，特别是思想与情感的矛盾、再现与表现的矛盾、功利与娱乐的矛盾、阶级性与人性的矛盾。
这四大矛盾其实都是从不同层面根植于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的矛盾。
正如钱中文所说，文学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的本质是多层次、多系统的，从作家主体上看，文学作品既可以表达思想也可以表达感情；从主客观的关系上看，文学作品既可以再现客观的社会生活，又可以表现主观的心理世界；从功用上看，文学作品既可以赤裸裸地宣传某种教义，也可以纯粹地供人娱乐；从作家的倾向性上看，文学作品既有阶级性又有全人类性。
意识形态本性论强调文学的思想性、再现性、功利性和阶级性；审美性论却重视文学的情感性、表现性、娱乐性和全人类性。
可见，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的矛盾集中体现了思想与情感、再现与表现、功利与娱乐、阶级性与人类性诸矛盾。
用毛泽东的矛盾论来说，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思想与情感的矛盾，再现与表现的矛盾等等则属于次要矛盾。
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审美意识形态论抓住并科学地解决了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这一主要矛盾，其余一切矛盾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由此可见，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文学本质观念的更新，而且它将带动和促进我国整个文学理论体系的变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1]陈传才，周文柏.文学理论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张清民.文学本质观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发展[z].文化研究网，2004，（7）.[4]张来民.宏放综合的气度--评钱中文先生审美意识形态论[z].文化研究网，20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