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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族群与国家认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族群与国家认同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族群之间相互影响、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多元的国家认同。
这种认同既与个体的身份感关系密切，也与历史、文化、语言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族群与国家认同的演变过程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部落、氏族等小规模的社会组织是最初形成族群认同的先导。
族群的形成通常以共同的血缘关系、地域背景、语言等为基础。
这一认同形成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亲属关系的稳定性和互动的合作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统一的需要，各个族群开始逐渐形成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指个人对所在国家的认知、认同以及对国家价值观的认同。
国家认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族群与国家认同的演变常常经历着几个阶段。
首先是个体层面的族群认同，个体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家庭、亲友、地域等因素来形成自己所属的族群认同。
其次是群体层面的族群认同，这一阶段族群认同的形成主要通过民族、语言等因素来决定。
最后，随着国家机构的出现，国家认同逐渐形成并取代了原有的族群认同。
二、族群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性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对于一个人的个体发展和国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族群认同是个体认同感的基础。
个体的认同感与其所属的族群密切相关，对于一个人来说，对族群的认同往往决定其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方面的模式。
这种认同感不仅对个体的成长有重要影响，也对个体在社会中的互动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其次，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凝聚力的核心。
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与国家民族认同紧密相关，国家认同可以强化国家的团结合作，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
一个没有强烈国家认同的国家通常面临着边界冲突以及内部矛盾等问题。
因此，国家认同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族群与国家认同的相互关系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历史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族群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论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以民族国家的历史渊源为依据张禧瑞摘要：民族国家是国家形态的历史演进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互作用中最终确立起来的。
就历史渊源而言，与传统认知恰恰相反，原始的国家认同是近现代民族认同形成的基础，是其不可或缺的特性；民族认同则催生了民族国家，其本身也就成了现代国家认同的基本底色。
因此，在处理现在多民族的民族国家形态稳定性问题上，需要着重处理二者的关系，确立国家认同的优先原则，但同时也不能抹杀和否定民族认同的存在，这里的民族认同包括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
关键词：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１）０８－００３７－０３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作为一种政权存在形式被历史所选择、社会成员所接受。
但随着二战结束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即单一民族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被重新定义。
多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重构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也给这一现代国家形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使得维系国家统一稳定成为了当务之急。
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准确把握矛盾的根源；要维护民族国家形态的稳定，就要找到其形成的历史条件。
认识其历史和理论依据，并根据这些认识对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提出建议，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具有争论的民族国家建设理论影响民族国家存续的主要矛盾来自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因此如何处理这一冲突是相关民族国家理论的着手点，由此产生了两大相互对立的理论派别。
（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矛盾的根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所以会产生矛盾冲突，在现有的主流研究中主要源于二者利益的不一致性。
首先是随着移民和多民族国家的增多，族群的地域边界与国家边界重合度不断降低，但对于民族关系和文化的认同仍然强烈地存在，即民族认同明显地表现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这与以政治性和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国家认同发生了冲突，对于国家归属感的缺失使得国家认同被动摇。
中国的统一与民族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一直是重要的议题。
中国的历史上，统一始终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而良好的民族关系则是实现统一的关键。
本文将从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多个角度探讨中国的统一与民族关系。
一、历史背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面临着极大的民族多样性。
历史上，中国的统一一直是一个繁重的任务。
从秦朝的统一、隋唐的盛世，到明清时期的统一，每一次的统一都构建了中国的国家制度。
然而，统一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民族关系的挑战，例如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要求、民族地区的对抗等。
二、政治层面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统一和民族关系的问题。
中国建立了民族自治制度，并推行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
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区域自治、实行政府民族政策，维护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社会稳定。
同时，中国政府也积极推动各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统一进程的顺利进行。
三、文化交流中国的多民族共存也使得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得尤为重要。
中国具有丰富多样的文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宗教、传统和节日等。
积极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认同感。
例如，庆祝春节成为了全国性的文化活动，使得各个民族的人们都能够参与其中，增强了民族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中国统一和民族关系息息相关的因素之一。
中国政府通过实施扶贫政策、发展优势产业等措施，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而通过消除经济差距，增加民族地区之间的合作，有助于促进统一进程和民族和谐。
五、新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在当前的新时代，中国的统一与民族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交流的加速，各民族之间的接触更加紧密，这种交流既有利于促进统一，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和分裂势力可能对统一构成威胁。
然而，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和措施为统一和谐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教育和就业机会，进一步深化地方自治。
专题二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1．西汉时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区：（1）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解与交往。
（2）西汉于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加强对新疆地区管辖，新疆正式隶属中央管辖。
2．唐太宗和武则天在今新疆先后设置了管辖西域的机构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
3．清朝时：（1）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设置伊犁将军。
（乾隆帝）（2）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地区。
（3）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加强管辖。
4．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四、西藏历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容分裂1．唐朝时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加强交往，双方“和同为一家”。
2．元朝设宣政院管理西藏，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行政区。
3．清朝：（1确立册封达赖、班禅制度。
（2）1727年设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
4．新中国成立后：（1）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祖国大陆获得统一，各民族实现大团结。
（2）“一五”期间，修建了川藏、青藏、新藏公路。
（3）1959年，西藏进行了以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改革，20世纪60年代初，完成民主改革后，废除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主人，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4）党和政府在西藏等地实行的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四、台湾问题1．台湾历来就是中国领土（注意台湾名称的变化）；（1）三国时吴国派卫温到达夷洲（今台湾），加强台湾和内地联系。
（2）隋唐时台湾称流求。
（3）元朝设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和流球（今台湾）。
（4）1662年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5）1684年清朝设置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
加强了台湾同内地的联系，巩固了东南海防。
（6）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2．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及原则：（1）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八字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2）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两岸均应坚持的原则：一个中国原则。
（3）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热考主题四古今中外民族关系、民族国家关系及国际法的发展一、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拓展深化]1．多角度认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1)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特点：历史上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是以战或和的形态表现出来；有战有和，以和为主是其显著特点，推动了民族间的交融。
(2)民族交融的途径①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与民族政策。
②各民族政权之间的友好相处。
③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分裂时期的人口迁移。
④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反压迫剥削的斗争。
⑤民族之间杂居通婚，巩固了民族交融。
⑥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经济文化交流。
(3)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政策)：①战争。
②设管理机构。
③册封。
④和亲。
⑤会盟(“议和”)。
⑥互市。
⑦防御(如迁民屯边，修筑长城等)。
(4)客观地看待民族交融的实质①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民族交融实质上是少数民族学习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②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民族交融实质上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地区的扩展。
③从经济形态的角度看，民族交融的实质是游牧向农耕的转化。
④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民族交融实质上是少数民族的封建化。
2．认识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特点(1)由开放走向闭关：明清以前总体上以开放为主，明清时期，逐步走向闭关锁国。
(2)路线由陆路为主转向海路为主：秦汉时期，对外交往的主要路线是陆上丝绸之路(虽有海上丝绸之路但不占主要地位)；唐朝对外交通发达，海陆并进；宋元时期，主要是海路为主。
(3)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同步进行：秦汉时期，陶瓷和丝织品传到西方，同时佛教传入中国；唐朝时中国和日本、新罗、印度的交往主要是经济文化交流；宋代对外交往主要以海外贸易为主，同时中国科技外传；明清从国外引进大量农作物。
(4)交往形式以和平为主——和平交往：汉朝丝绸之路，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唐朝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宋代海外贸易。
战争——戚继光抗击倭寇，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康熙皇帝组织雅克萨之战抗击沙俄入侵。
[对点训练]1．(2021·重庆一模)“和田马钱”流行于公元1—3世纪的于阗地区(今新疆和田一带)，它采用古希腊的打压法制成，圆形无孔无郭，正面钱文是汉文篆体字，背面是马或骆驼的图案并环以佉卢文，以“铢”为计重、记值单位。
中国近代的国家认同与民族主义运动摘要：中国近代的国家认同与民族主义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重要主题。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运动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发展。
本文将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国家认同的构建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民族主义运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推动等方面展开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国家认同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及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近代、国家认同、民族主义运动、近代化进程1. 引言中国近代是指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巨大变革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本文将探讨中国近代的国家认同与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
2. 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主要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事件。
这些事件使得中国人民深刻意识到自身的软弱与落后，对于外来侵略者的打击，对于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尊严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3. 国家认同的构建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国家认同的构建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国家认同的构建是指中国人民认同自己为一个整体、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建立。
民族主义运动是指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而发起的一系列运动。
3.1 国家认同的构建国家认同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中国人民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国家的认同上。
中国近代的国家认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3.1.1 文化认同在中国近代，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人民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的重要工具。
中国人民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对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认同进一步加深。
3.1.2 地域认同中国近代的国家认同还与地域认同紧密相连。
在外来侵略者的打击下，中国人民形成了对于自己土地的情感认同，对于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捍卫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目标。
3.1.3 历史认同中国近代的国家认同还与历史认同紧密相连。
近代史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近代史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民族认同与国家的关系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迁。
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民族认同的觉醒和国家观念的塑造成为了时代的重要命题。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国家主权的丧失、领土的割让、经济的掠夺，让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国家地位和民族命运。
曾经的天朝上国梦破碎，人们在痛苦和迷茫中寻找着新的方向。
在这种背景下，民族认同开始逐渐觉醒。
林则徐、魏源等一批有识之士率先睁开眼睛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来抵御列强的侵略。
他们的思想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但却为后来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马关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在这个时候，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起了戊戌变法，主张通过改革政治制度，实现国家的富强。
尽管变法最终失败，但它在思想上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民族意识。
20 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此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大增强了民族的认同感和国家意识。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国家的分裂和动荡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的构建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
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科学，反对封建礼教和旧道德，对传统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这一运动在思想上进一步解放了民众，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也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隋唐五代的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研究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曾经是分裂的。
隋朝统一中原，建立了大唐帝国，使得中原地区再度统一起来。
然而，隋朝的统一并非持久，很快就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瓦解了。
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的统一与瓦解，既与民族融合有关，也与国家的统一力量有关。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看，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原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其中汉族居多，还有少数的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的存在、发展与融合，对于中原地区的统一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隋唐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促使各族人民的融合，使得各族人民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区别逐渐减少，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感。
例如，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婚姻交流的增加，使得两者之间的血缘联系更加紧密；各族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加深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族人民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和稳定。
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看，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原地区面临着内外的挑战。
内部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官员的腐败和政治内斗，外部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外族的入侵。
然而，隋唐帝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战争，成功地应对了这些挑战，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其中，国家的统一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隋唐帝国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征讨，分封诸侯等一系列手段，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同时，隋唐帝国在征服外族势力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手段来融合这些民族，使得他们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这种国家的统一力量，为中原地区的统一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总结起来，隋唐五代时期的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密不可分。
民族融合为国家统一提供了一种文化认同感，而国家的统一力量则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原地区的统一与瓦解，既是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历史背景、政治力量、人民意愿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的统一与瓦解，为后世历史家提供了许多有关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重要启示。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姚大力2002年第4期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问题时，元朝灭亡后的那几十年中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明初甘为元遗民者为数众多。
这里所谓遗民，指的是经历改朝换代后拒绝这样一种遗民概念的完全形成，大概要到元明之际。
但是，凡在前一个王朝作过一道德约束实际上是从宋朝起就得到大力提倡和强调的。
所以宋朝灭亡以后留下当然上述道德约束并没有要求作遗民的人直接去反对新政权或者从事秘密抵抗运合法性，只要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不再作官)就可以了。
著名的宋遗民谢枋得就只不过他本人已是“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而已。
1传说中的商遗民伯夷、叔齐“不食土国家的概念去考量这段史事时，他们发现，像这样作遗民只有死路一条；因为草，莫不属于周朝所有。
因此他们宁可把“不食周粟”解释成不接受周的俸禄。
当那意思是：“伯夷久不死，必有饭之者矣。
”这是实际上在婉转地说，他们并不是食。
元朝这样一个由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也留下大批心甘情愿的遗民，并且其中个人遭遇差别很大。
其中名声最大的三个被明人称为“国初三遗老”，入明后分别考试的试卷等文化活动，但拒绝到明政府里面正式做官，居然都安然无恙地活到杨维桢写过一篇《老客妇谣》，借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愿再嫁的话题来表诗拿给朱元璋看，建议朱元璋杀他。
朱元璋说“老蛮子止欲成其名耳”，没有采取行因为也有一点名气，躲了几年，还是被政府找出来，强迫他们做官，结果只好自当然更多的人没有这样戏剧化的命运，能够平安无事地以遗民身份了却一生。
二是遗民心态的泛化。
如果遗民是指拒绝在新王朝做官的人们，那么遗民的范王朝做官的机会而又拒绝了这种机会(包括拒绝科举考试)的人们。
这样的人数量总能扩大到比之大得多的社会范围中去。
元明之际的遗民心态突出地表现在对改仕舆论中间。
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因为子孙犯罪受牵连，被流放四川，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小心为人，却几次遭遇命运颠簸很有点想不通。
在夔州的来向一位老和尚请教。
老和尚问他，“于胜国尝为官乎?”宋濂回答，曾经作翰林国宋濂当晚就吊死在寺院客房里。
另一则关于周伯琦的逸闻也很有典型性。
此人是是当时有名的文人。
他被放到江南做官后就一直赖在南方不肯回朝。
朱元璋进攻朱元璋责问他说：“元君寄汝心膂，乃资贼以乱耶?”于是先赐他大醉三日，然后处疑问。
虽然后来确有人(例如谈迁)相信，宋濂曾经应召入元廷作翰林国史编修；但记资料认定，他“以亲老不敢远违固辞”，“实未受官至京师也”。
宋濂自己也曾明曾不能沾分寸之禄”。
上述传言说他自认做过元代朝官，显然不会是事实。
至于周但他是回到家乡江西，“久之乃卒”，也不存在被朱元璋处死之事。
然而，传闻之的可贵。
因为它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事情本应当如何发生的普遍见解。
对降臣结局民心态的泛化。
三是明朝推翻元朝而统治中国，这件事在明初的人看来，它的意义不过是实现给钱穆以极大的刺激。
在他的长篇论文《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里，钱穆非常敏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
在钱穆看来，元亡明兴，远不止是一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
值得注意的是，钱穆自己感觉到，这是应该达到的认识。
但实际情况却与他的想法大相径庭。
元朝灭亡了，人们并没有伸政权”。
元朝一百年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并没有随这个政权的被推翻而一同失落。
当讲过“驱逐胡虏”，这句话被后来的人们广为引用。
但在更多的场合，他一直力图治衰败，群雄并起。
元失天下于群雄(有时候他也会说是“群盗”)，而明朝立国，乃天下。
所以他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元据当时流言，奉命北伐的徐达因故意放纵元顺帝北逃而受到朱元璋的责备。
徐达御中国。
我执之以归，汝何治焉?”钱穆确实可以说是目光如炬。
他只是从以上所列举的三个方面之一，就一下子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尽管“华夷”的种族意识始终存在，非汉族对于人口比自己往往还是能够被汉族所接受。
这是为什么呢?对上述问题的一种最具有影响力的回答，就是所谓“文化至上主义”(culturalism 括如下。
华夏或者后来的汉民族很早就认为，华夏文化是一种普世适应的文化。
不是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一种普世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文明之间的差异。
这样，在前近代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夷夏之辨”表面上是族类种文化的差异。
蛮夷如果提高了文明程度就可以变成华夏；相反，华夏的文明如化至上主义”的解释认为，由于这样的立场出发，华夏民族的文化归属感超越了它是说，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的传统把汉文化、而不是国家或族类(即种族)作为忠诚的的文化策略，那么从政治上接受蛮夷的统治也是可以的。
在回答以汉族为主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多次接受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上主义的解释确实有它很奏效的地方。
蓝德彰在1980年发表一篇论文里指出，清有一种特别的关注。
相类似的境遇使这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同样深刻地感受构上的种种弱点所导致的满族统治者君临天下的局面，可以由“充满力量的、真正来加以补偿。
文化至上主义就这样克服了“被更狭隘地加以界定的各种政治忠诚的之际的王朝更递完成以后，“抱着对他们自身文化的普遍性与永恒性的信念，参与在这里，文化认同起到了超越政治、宗教乃至种族隔阂的功能。
但是，从现代人的观念看问题，“文化至上主义”的历史解释听上去总是有点让好像汉民族的祖先一点国家观念或者爱国主义传统都没有，无论谁跑来统治他们为，至少有两种原因，导致我们产生上面所说的这种感觉。
一个原因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产生以后，人们的国家观念与过去已的关系方面，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决不能容忍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势力或集团的统治多数的民族也不能容忍被一个人口上属于少数的民族的来支配统治。
可以说，一治体制具体性质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祖国”观或者国家观，其实是与近代民族前的“王朝国家”(dynasty-state)或“帝国式国家”时代，前面说到的那种国家观即使不备多大的影响力。
今天的法国在罗马帝国时是它的一个行省，后来统治过那里的族。
而英国的皇室直到今天仍然是十一世纪侵占英格兰的诺曼底人的后裔。
这些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并没有从民族主义的当代立场出发，为他们的祖先曾经接受了个结论对中国人当然也是适用的。
“文化至上主义”解释使我们感觉不太妥贴的第二个原因，确实与这种解释本身化观的层面去解释“夷夏之辨”的时候，它基本上忽略了对前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作文化至上主义的解释者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在前近代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国家观的代表人物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一处甚至明确写道：“在中国政个历史悠久的并列观念。
”但他紧接着又说，在后来，中国人对二者的“含义和对它列文森没有详细阐述前近代中国人对国家的“尊敬程度”究竟是如何变化的。
但是化至上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命题来看，从他断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过程”来看，很明显，他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前是缺乏充分的国家观念的。
在这一点年的研究对象梁启超见解的影响。
他在自己著作里引用梁启超的话说：“其不知爱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独立之势，吾氏之称禹域也。
谓之…天下‟，而不谓之为…国‟。
真正想强调的本意都应当是，从中国传统本身很难产生出近代样式的国家观念。
主义与无论何种形式的国家观念都臵于互相对立的位臵。
好像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居然一直不存在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
前面提到的蓝德彰的文章，实际上只讨论面。
明清之际的人不但关注参与到元政权中间去的那些人的想法，也高度关注拒想。
而只有在把上述两种态度结合在一起加以对照考察时，我们才有可能对当时状况产生更准确的认识。
粗略地说，战国秦汉既是中国完成从早期国家向充分成熟的国家形态转变的时观”形成确立的重要时期。
关于这个问题，罗志田在〈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出很细密的清理讨论。
14这里只需要简单地提一下它最基本的几个特征。
为讨论的它在商代出现时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
到秦汉时候，“中国”一词已经具备了它在是指包括关东和关中在内的北部中国的核心区域；二是指中央王朝直接统治权力它实际指的已经是一个国家；第三，它也是一种对汉族的称呼。
关于天下的观念，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中国人的天篇论文中，他已经考察过“天下”一词在《诗经》、《尚书》以及诸子著述中的使从商周时代的“京师－四方/四国”的观念中蜕化出来，是战国时代的事。
因此他把到了汉代，天下也有三层含义。
最狭义的天下即所谓“赤县神州”，它与中国的上层含义指作为国家的中国与它四周被称为“蛮夷”的种种部落所构成的世界。
天下州，中国之外更有大九州，所以“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所不了解的外部世界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和知识框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开放的没有什么直接关联。
除了被记载在正史外国传里，以及在偶尔接触到据说是出产它们外，它们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前近代的国家观就是天下观和中国观二者的结合。
排除了天下的第三层含义，而且也是天下唯一的国家。
根据另一个日本学者尾形勇的研究，“天下一家”在战代终于变成“天下归于一家。
”我们不敢说，从诸侯继起到七国争雄的这段时期，一种结局的可能，那就是在今天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演变出一种均衡的多国体系后，这种可能性似乎就再也不存在了。
天下中国观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
中心点向外辐射。
统一国家的边界可以随国力的盛衰而伸缩。
非汉族的部落被压缩起中心部位以更大的比例增长。
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来处独立之势”，应当就是 现在应该赶紧补充说，除了元朝和清朝，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王朝从来没有把今版图；即使汉族所在的地区，也很多次出现多国并存的局面。
但是出现在汉族社的控制地区实际上非常大，例如吐蕃、南诏，更大的如突厥、回鹘这些游牧国家制出来的图像压缩在“天下”边缘的狭隘地带里，所以它们的存在并不干扰天下中国天下中心地区的多次分裂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分裂一套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但是从观念的层面，这种分裂被顽不正常局面和下一次统一的孕育期。
中国的古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为什么必合”?因为前一种说法更加能够突现统一不断生长的过程，它从分裂的局面中孕衰弊，而这种衰弊又正是实现下一轮统一的预备期。
只有统一的王朝才可以被视性。
正统以外有各种“变统”，指的是合法性发生变异。
而处于分裂时期的各国自身把对方看作自己实现统一的对象，称作“北虏”或者“南蛮”。
朱元璋称杨维桢为“老宋国民的称呼。
分裂时期也有一些小国家不敢有统一天下的野心，那就得承认自吴越国王临死叮嘱部下“子孙善事中国”。
弱小国家与自以为强大的国家一样，都的观念。
天下中国观既然排除了均衡多国体系观念的生长，历史上分裂时期国家对国家与国之间的关系被转换为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
也可以说，恰部更小单元的那种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