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观念中的国家认同
作者：李禹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历史上国家的产生与演进，“一类其演进最初是由内部固有的因素引起的，另一类演进则是由外部影响引起的”。（乔纳森·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早期国家内部的阶级、阶层冲突与在外力压迫下人们为生存而产生的融合，是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没有内部阶级冲突，国家演进就缺乏质的变量；没有外部生态、人口、种族压力，由血缘组织向地域性国家组织的转化就将非常缓慢。
国族相通构成民族、国家的基础
早期华夏文明也是如此。尧、舜、禹时期，既是一个灾异频仍的时代，又是一个部落间冲突激烈的时期。酷虐的自然条件以及部落间无序的争战，产生出以尧、舜、禹部落为主体的庞大的部落间联盟。
夏国家与夏文化、夏民族共同体几乎同时产生，相互交织、融合，共同形成民族、国家与文化的共同体。他们之间的互生耦合关系，是作为一种族类共识和理性而存在的。从史实看，大禹治水、驱逐三苗成功之时，也是史前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达到最高点之时。
融合总是与冲突相伴而生。当以夏为象征的国家和族类认同达到顶点时，阶级冲突也日益激烈。不过，由于国家这一新兴事物对社会整合和抗击外侮的积极作用，使得其在古人心中掩盖了激烈的阶级冲突。
夏代族类融合与政治上国家体制的建立，打破了昔日部族界限。由于夏民族、国家是由各氏族部落凝聚的共同体和政治联盟，因此在政治上它是“大国小邦”，在民族上则是“大民族小宗族”，国、族相通的组织形式构成整个民族、国家的基础，形成华夏民族与国家的同构。
“尊王攘夷”是华夏民族、国家认同新旗帜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华夏民族、国家意识的同一性更明显地表现出来。春秋时期，华夏诸部的民族自我意识开始鲜明，国家意识日益高涨，交侵与反交侵作为时代主题凸现出来。
这个时代主题在春秋时代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主线是政治上重整“礼崩乐坏”的局面，将邦国内阶级冲突导致的无序化转向新的社会整合的有序化。由于打破了血缘性宗族壁垒，以地域为行政单位，过去属于宗族、“诸夏”的个人成为统一国家的成员，以华夏为主体的“大九州”观念及“定于一”的政治一体观念产生了。另一条主线以民族生存自救为中心展开，这首先表现在华夏民族自我意识的强化上。
这两条主线的展开呈交叉之势，交叉点就是国家与民族在新起点上的认同。这一时代主题的交叉点就是齐国高扬的“尊王攘夷”大旗。“尊王攘夷”体现了时代政治与民族的主题，也是华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向新时期转化的旗帜。从政治上说，“尊王攘夷”突出了华夏国家的主权理念与社会整合意识；从民族意义上说，周天子又是团结“诸夏”的一面旗帜。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合一
春秋时代强化了自夏国家产生以来的民族、国家、文化在认同意识上的一致性，即在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识上都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兼容的、内聚的形式与态度。战国时，由诸夏向汉族的民族一体化和由邦国向帝国的政治一体化，秦、齐、楚、汉的文化融合互渗，其原因就在于春秋时国家与民族调节机制的成功转化。此后，形成了较明确的民族、国家合一的认同意识，形成了我们的民族、国家、文化在思想认识上的重要特点。
一是族别上的兼容性。自春秋到近代，许多氏族、部落和周边民族融合入华夏民族这一大家庭，成为现在中华民族的一员。尤其是春秋战国、魏晋、宋元明清等时期几次大的民族
冲突和融合，加速了华夏民族的发展与壮大。
二是国家的安全性。在华夏族与周边各族人民的意识中，作为主权的“中国”国家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汉）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也成为共识。在民众看来，国家对民族的安危存亡有极大的政治责任，每当民族危机来临时，人们就将救亡与救国联系在一起，将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寄托在国家身上。
三是文化的开放性。自秦汉以来，东西齐、楚汉等文化的交融，影响了华夏民众开放的文化观念。汉晋、唐宋、元明清等王朝，来自东西南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传入中原大地，与华夏文化融合，影响着华夏文明的进程。
在世界历史上，不乏一个民族长久地分为多个国家的情形，但是在中国，人们往往将国家作为民族的象征，以民族作为国家的基石，甚至将国家、民族的双重统一看做完成自身生命价值的崇高的目标取向。
在中国古代，分与合常常相伴而行，但分总是暂时的，合则是长久的。每一次“分”往往为其后更大的“合”奠定了基础。这说明国家一体化进程与民族一体化进程始终保持一致。分分合合，铸就了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久经考验的民族，也造就了一个人口最多、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而由冲突向融合转化的必然性背后，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意识中所积淀下来的深层价值结构，即国家、民族统一的一致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同一性。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积淀深厚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与对国家机器公共职能的实际需求和对祖国的情感相互交织，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从古到今激励着千千万万仁人志士。
徐蓉：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
我国是一个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当前，在民族价值观领域呈现出认同与分化、协调与冲突相互并存、相互交织的局面，这种局面及其特点突显出寻求有效方式对民族价值观进行引领与整合的重大现实意义。
通常情况下，民族认同是在民族聚居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而国家认同则由国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进程逐步建构而成，因而，民族认同往往先于国家认同而出现。国家认同的出现需要民族国家能够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基础上，不断生成各民族人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和精神要素，并使这些因素在人们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的积淀中实现固化。然而，这一过程是复杂的，需要各族人民在一定的理性力量（如国家意识）支撑下逐步弥合差异而形成共同的目标与追求，倘若理性力量不充分具备，人们还是会习惯性地把民族作为情感的归属对象和行为的依托对象，从而出现民族认同超越国家认同的现象，这也是民族价值观出现分化的重要原因。
从利益表达的层面来看，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各民族作为具有特定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群体，通常也各有特殊的群体利益需求，而这些需求由于法律、政治、经济等的因素制约又可能难以得到实现，因此，一些未能实现特殊利益的民族群体，就会强化民族成员对其利益特殊性的认识，从而也强化了对其身份特殊性的认识，这些认识的出现是导致民族价值观分化的重要思想因素。同时，在利益需求不可能完全满足的前提下，或者当某一民族的利益被威胁或是受减损的情形下，则就更容易导致民族观念和行动的分化和冲突。
在精神生活的层面上，我国各民族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是客观现实，民族地区之间在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上存在差异，这就使得各民族成员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容易出现分层与分化，甚至还会在内部和外部各种复杂势力的干扰下形成新的冲突，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就当前我国民族价值观的分化与冲突而言，从其内容、性质和程度来看，应该说都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各民族在国家的政治认同、民族利益的表达和民族精神生活的追求等方面，一致性和协调性远远大于矛盾性和对抗性，许多正在出现中的问题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当然这也需要我们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协调、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规划把价值冲突控制在局部的、非本质的范围之内，在民族价值观协调与分化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努力在运动和变化中寻找新的平衡点，以实现民族价值观的整合，从而形成高度的国家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