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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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历史重新解读在过去的历史中,女性往往被边缘化,甚至被忽视,因为传统历史学往往是由男性来书写和解释的,而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常常被淡化或简单化。
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开始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并对过去的事件和人物进行重新解读。
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历史中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并试图揭示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地位和作用。
前言女性主义是一种关注女性权利、性别平等和女性角色发展的思想体系。
在传统历史学中,女性往往被视为次要角色,她们的贡献常常被忽略或歪曲。
然而,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历史,并发现其中隐藏的女性力量和价值。
古代历史中的女性在古代社会,女性地位相对较低,她们往往受制于男权社会中的各种限制。
然而,在这个看似男权至上的历史背景下,仍有一些杰出的女性成为了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则天,她作为唐朝唯一一位女皇帝,改变了当时政治格局,并大力倡导文化艺术。
在欧洲历史上,伊丽莎白一世作为英国女王,她成功地维护了英国的独立,并开创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
这些杰出女性在传统历史中常常被称为“异类”或“异常”,但通过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审视她们的生平和事迹,我们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她们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近现代历史中的女性运动随着近现代社会对于人权、平等权益的关注不断增加,女性开始逐渐走向公共舞台,并发起了一系列重要的运动。
比如妇女参政权运动、性别平等运动等等,这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对于女性权益的认知和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运动中涌现出许多杰出领袖,比如美国妇女权益倡导者苏珊·安东尼、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因迪拉·甘地等等。
通过对这些杰出女性领袖及其所代表的运动进行重新解读,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女性在社会进步中所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当代社会中的女权主义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当代社会中的女权主义思潮日益兴起。
包括但不仅限于反对暴力、争取平等工资、推动反歧视立法等方面。
性别视角下的历史事件再审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所熟知的许多重大事件往往是从一个较为宏观和笼统的角度被记录和解读的。
然而,当我们引入性别视角,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时,会发现一个全新的、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画面。
以战争为例,传统的历史叙述往往侧重于军事战略、政治决策和领土争端等方面。
但从性别视角来看,战争对女性的影响是多维度且深远的。
在战争期间,男性通常被征募上战场,而女性则在后方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不仅要照顾老人和孩子,还要应对物资短缺、社会动荡等诸多问题。
同时,也有不少女性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投身到战争相关的工作中,如担任护士、情报员甚至是战斗人员。
但她们的贡献在历史记载中常常被忽视或低估。
再看工业革命,这一时期被视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
工厂的兴起、机器的大规模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然而,对于女性而言,工业革命带来的既有机会也有挑战。
一方面,工厂的工作为一些女性提供了经济独立的可能,使她们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生产中。
但另一方面,女性在工厂中往往面临着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长时间的劳动。
她们在职业发展上也受到诸多限制,晋升机会远远少于男性。
在政治领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政治变革和运动,女性往往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
尽管一些女性积极参与了争取民主、平等权利的斗争,但她们的声音和诉求常常被压制。
例如,在某些国家的宪法制定过程中,女性的选举权和参政权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保障。
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也是一个值得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的方面。
在许多文化中,婚姻被视为一种家族之间的联盟和经济交易,女性在其中往往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
她们的婚姻往往由父母或家族长辈决定,个人意愿被忽视。
而且,在婚姻关系中,女性可能面临着严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的约束,而男性则相对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力。
教育领域同样如此。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接受正规教育被认为是男性的特权,女性被剥夺了获取知识的机会。
即使后来女性逐渐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资源的分配、学科选择和职业导向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演进和思考1、第一阶段:80年代初在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兴盛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正值对外封闭的文革时期,对此基本一无所知。
80年代初,朱虹分别于1981和1983年编选了《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和《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在两本著作的“序言”中,朱虹对“妇女文学”以及六十年代的女权运动作了初步的介绍。
这个阶段是对西方理论的初步介绍,但中国理论家自己的理论作品还没有出现,仍处在酝酿准备阶段。
2、第二阶段:1988-1989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全球化,经济作为社会生活的主流,不仅触动了文学创作传统的外部规律,逼迫创作主体重新调整地位与角色,同时也激活了文学内部,使其获得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和创作形式。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政策是使文学自觉地由政治优先环境转向经济优先新环境的理论保证。
1989年出版的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中孟悦、戴锦华所著的《浮出历史地表》尤为突出,她们成功地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妇女写作的特点,对于重要的现代女作家进行了重新定位,改变了通行文学史对于女作家的评价。
3、第三阶段:1990-1995年1990-1995翻译著作选集更有特色有针对性,对女作家和理论家而言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1989年以后,激进的政治批判转向保守的文化批判。
正像特里伊格尔顿在对后结构主义所作评价中阐释的那样,后结构主义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结构,但是他们发现颠覆语言结构还是可能的。
在这样的话语实践活动中,“女性主义”更易被国人接受,本书出版后,采用“女性主义”译法的人越来越多。
4、第四阶段:1995以后中国承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于1995年9月4日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行动纲领》具体阐述了各国妇女面临的主要问题,把发展中国家最关注的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目标和应采取的行动。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呼吁各国政府承诺保护妇女人权,并提出了妇女权利就是人权的口号。
叙事理论中的性别与历史本文从一个侧面探讨历史语境中叙述策略和性别政治的关系。
文章比较了狄更斯两部第一人称小说再现“我”当年天真看法的不同叙述方式。
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叙述者再现自己幼年的天真看法时,不时提醒读者关注自己目前的回顾性叙述权威。
与此相对照,在《荒凉山庄》中,埃丝特再现自己幼年的天真看法时,不时“反常地”瓦解自己目前成熟的看法与当年天真的看法之间的界限。
这些差异反映出那一历史文化语境中关于叙述的特定性别规约。
根据这些规约,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掌控是典型的男性特征,而那一时期的女性叙述者若要可信,就往往需要不加思考地沉浸在自己所叙述的情感和经历之中。
叙事学的作用之一是提供工具,使我们得以更准确地辨认和描写叙事技巧,从而能更精细地探讨这些技巧之或明或暗的意义。
近年来,女性主义批评家开始有效地利用这些工具,来考察性别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文学叙事的形式和内容。
譬如,探讨性别意识如何进入了小说的形式结构,又如何影响了对这些结构的解读过程。
罗宾·沃霍尔将“女性主义叙事学”界定为“在对性别加以文化建构的语境中,对叙事结构和策略展开研究”[1](P21-39)。
一般来说,这意味着考察单个或群体女作家对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的特定选择,犹为关注在将男作家的作品视为规范的情况下,被忽略、误解或贬低的女作家的作品。
然而,女性主义叙事学也能帮助我们探讨作品内部的性别区分——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的作品,譬如考察在同故事叙述(homodiegetic narration)中,叙述声音是如何性别化的。
诚然,一说起“对性别加以文化建构”,就马上进入了历史范畴,我们必须要问:“什么文化?”“什么时期?”女性主义叙事学要求我们进行概括判断时,在一定程度上要以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为基础,除非有的人持性别本质主义的立场,提出女性的生理特征使她们倾向于用跟男性不同的方式讲故事。
我举出的实例是狄更斯《荒凉山庄》中埃丝特·萨默森的同故事叙述,我们将考察其中某些奇特的片段。
全球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口述史甲—访谈员 乙—陈明侠甲:陈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首先想请您讲一下您是如何理解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的。
乙: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对于我来讲,我个人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更愿意提女权主义。
这可能跟我是搞法律的有关。
因为我觉得女权主义就是为了争取女性的权利,而争取女性的权利并不是说她要去分男人的权利,而是争取她应该得到的权利。
但是在以前她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呢,作为女权主义的运动者呢,她就起来,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让女性从下而上的把自己的权利能够通过运动,通过各种活动去争取得到。
所以我觉得女权主义(我很简单啦,也很直的),它就是一种为了争取女性所应该得到的权利的一种主张、行动,你说是主义也好,一种运动也好,一种理论也好。
我觉得是从理论到运动到实践的一个整个的过程。
我觉得这就是女权主义。
但是女权主义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情况以及各种情况不同,从它所产生的社会背景的不同、人群的不同、阶层的不同,所以女权主义有不同的派别。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想谈太多了,大家都非常清楚。
搞女性主义的人,或者说搞女权主义的人,她们都非常清楚和明白。
所以这个问题我不想说了。
我就是这样认识的。
甲:那您认为您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么?乙:对!我认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不回避这个问题。
甲:您的个人成长的背景、生活的历程、工作的经历,与您的女权主义的思想产生有什么关系吗?您的(女权主义)思想的萌芽?乙:怎么说呢,我觉得,要说的话,太多了。
因为我觉得我是出生在一个很封建的家庭里。
比如说我的大爷、我的爷爷家根本不许我们女孩子去读书。
所以我听我的姐姐和妈妈讲,我姐姐上学的时候,因为解放前,就是49年以前,学生也是穿校服的。
所以,如果我大爷从老家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妈妈是要拿着女孩子要穿的旗袍在大门口等着的,等着我姐姐她们下学回来换上衣服再进到屋里去。
我们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比如说有客人来了,是很讲规矩的。
试论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女性主义研究作为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已经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议题。
在中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女性主义研究也逐渐开始受到重视。
本文将从历史现状和发展的角度,试论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变迁和发展。
一、历史现状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政治变革的开端,女性开始逐渐走出家庭,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
在这一时期,女性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平等权利的争取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上。
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风气的束缚,女性主义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民主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女性主义研究逐渐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在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妇女形象在传媒中的呈现和媒体业内女性从业人员的发展状况,从而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
由于社会观念的僵化以及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女性主义研究在这一时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和困境。
二、现状分析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也逐渐展现出了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女性主义研究的议题逐渐多元化和深化。
不再局限于妇女权益的争取,女性主义研究开始关注媒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女性形象在媒体上的呈现以及媒体业内女性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等问题。
这些议题的出现不仅拓宽了女性主义研究的领域,还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和讨论空间。
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开始不断创新。
传统的女性主义研究往往以女性权益争取为出发点,而忽视了社会环境的整体性和多变性。
在新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引入了后现代主义、社会语境学等理论,试图从更加宏观和全面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女性主义研究的议题,使得女性主义研究更加符合时代的特点和要求。
三、发展展望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女性主义研究将会呈现出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发展趋势。
女性主义研究将继续关注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争取。
试论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女性主义研究在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也逐渐兴起。
本文将从历史现状和发展两个方面对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全面了解这一领域的演变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历史现状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学术界引起关注。
那个时期,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社会风气逐渐开放,女性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一些媒体学者开始关注媒体对性别话语的传播和影响。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逐渐深入,学者们开始从传统观念和媒体表现两个方面对女性地位和形象进行分析与批判。
一些学者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指导,关注媒体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表现,认为传媒是社会男权主义的传播者,女性在媒体中的形象往往是被男性主导的,这种形象不仅令女性陷入被动的地位,还存在很大的歧视性和刻板印象。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媒体的兴起,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发展。
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女性开始有了更大的表达空间和权利,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呈现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和社会媒体对女性话语的传播和影响,发现网络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影响比传统媒体更加深远和复杂,这使得女性主义研究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有了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
二、发展趋势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展。
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中,女性主义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媒体对女性形象的批判,而是更加关注女性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话语权和表达权。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社会性别观念的变化,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女性话语和权利,呼吁媒体应该给予女性更多的表达空间和权利,使得女性的声音更多地被传播和听到。
历史叙事中的性别视角研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所熟知的大多数历史叙事往往是由男性主导的,女性的声音和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边缘化。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研究的多元化,从性别视角来重新审视历史叙事变得愈发重要。
传统的历史叙事往往侧重于政治、战争、经济等领域,这些领域中男性的角色和活动占据了主导地位。
例如,在讲述王朝更替、军事征服时,我们更多听到的是男性君主、将领的名字和事迹。
这种叙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一种偏颇的历史观,让人们误以为历史的发展主要是由男性推动的。
但当我们引入性别视角时,就会发现历史的画卷其实更加丰富多彩。
女性在家庭、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和作用不容忽视。
在家庭中,女性承担着生育、抚养子女、操持家务等重要责任,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对于社会的延续和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层面,女性也积极参与各种劳动和经济活动。
比如在古代的纺织业中,许多女性是主要的劳动力;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地区,女性也参与到商业活动中。
从文化方面来看,女性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也有着独特的贡献。
尽管在过去,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少,但仍有不少女性通过诗歌、散文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例如,宋代的李清照以其婉约细腻的词风闻名于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然而,女性的这些贡献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常常被轻描淡写,甚至被完全忽略。
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
一方面,长期以来的父权社会结构使得男性掌握了话语权和书写历史的权力,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强调男性的功绩。
另一方面,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也限制了对女性历史贡献的认识和记录。
为了更全面、客观地呈现历史,我们需要从性别视角对历史叙事进行重新审视和构建。
这意味着我们要拓宽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不仅仅依赖于官方文献和男性学者的著作,还要关注女性自己的记录,如日记、书信、民间传说等。
同时,我们也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探究性别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
试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发展历程【论文摘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的萌生发展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特点的、不断流动变化的过程。
中国女性文学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发现和女性意识的觉醒而走进文学史的。
同时,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作家作品的引介也开阔了作家的视野,它们共同催生中国第一个女作家群体,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在此后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前行中日趋成熟。
论文关键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初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无疑是唤起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但是,它为中国当代社会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消化和理解提供了许多经验。
中国当代文学向女性精神与心灵的深处拓展,体现强烈的女性价值感与女性主体性更是得益于西方较为成熟的女性文学观念。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形成是带有本土特色、具有阶段性特点、流动变化的过程。
一、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产生女性主义提倡打破男性话语权,从女性的视角看待世界。
女性主义文学观的产生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密切相连的。
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产生,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并迅速在全社会扩展开来。
l9世纪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妇女向本阶级男性统治者要求参政、就业、受教育等具体的平等权利,是仅停留于表面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实际上并未触及父权文化自身。
少有的女作家的创作还不能受到社会正视,女性文学批评当然没有形成气候。
20世纪60年代以后,女权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广大女性真正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才有了理论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应地出现大量女权主义的论著,为妇女言论提供了阵地。
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陛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
尤其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肖沃尔特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她主张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撰写的第一部英国女性小说史《她们自己的文学》于1977年问世,她明确提出女性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发掘出大量被父权制文学史湮埋的女作家,对一些有影响的女作家也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妇女史、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杨祥银提要: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妇女一直以来都是以男性精英为主体的传统历史叙述的“缺席者”与“失语者”。
而口述历史正是我们试图将那些被忽视的妇女的生活、经历与情感融入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理解与反思的基本手段。
倾听妇女自己的声音,不仅有助于弥补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的缺憾,更有助于从女性的独特视角来重新审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
关键词: 妇女史 口述历史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口述历史作者杨祥银,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硕士生。
(北京 100102)一、让女性发音:女性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综观各个历史时期,人类历史的另一半———妇女基本上被排除于战争、经济、政治、文化、科学与艺术的领域之外。
女性成了人类历史的“缺席者”,她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反映与呈现,她们的经历被忽视,她们的贡献被淹没,她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沉默群体”。
即便偶然写到女性,也是因为她们的活动与经历与男性有关。
20世纪初,随着新史学运动的蓬勃发展,一部分西方激进的历史学家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男性精英人物的历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
在这股“自下而上”的史学运动中,西方女性主义史学家倡导的妇女史成为史学界中最具活力与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
但是,妇女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女性史料的匮乏.于是,妇女历史学家便提倡一种让每个妇女都有机会说话的方式来撰写女性的历史,而当时口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正好迎合了妇女史研究的需求。
正如中国20世纪妇女口述史计划主持人李小江教授所说的,“妇女史与口述史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
……而妇女史的崛起和口述史的重新启用,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上(20世纪中期)同步进行,两者相互推动,成为近代以来史学革新运动中比肩行进的战友。
”①于是,挖掘女性口述历史便成为让女性进入历史叙述的重要手段,从而实现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中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女性与男性共创历史的观点,肯定妇女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
口述历史在妇女(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在于发现了被传统历史学家认为“非官方非正式”因而无关紧要的社会经历,通过“让女人说话”来填补历史空白,丰富历史内容,女性口述历史学家强调女性口述历史的第一位在于“挖掘,挖掘,挖掘”。
②通过女性口述历史挖掘沉默的声音虽然部分地改变了女性“缺席”的处境,但是口述历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女人说话”,而在于“用女人自己的语言说话”。
传统历史学造就的女性“失语”的原因就在于女性了解①②Susan Armitage and Sherna Berger G luck,Ref lections on Women’s Oral History:A n Exchange,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s S t udies,Vol.XIX,No.3,1998,pp.8,10.李小江:《女性的历史记忆与口述方法》,《光明日报》2002年8月16日。
与表达自己与对世界看法的方法都来自那些占据特殊位置的男性话语,所以要真正实现女性重回历史,必须坚持从女性的经历出发,倾听女性自己的声音,让女性成为自己经历的发言人,正如肖娜・格拉克(ShernaBerger G luck )所说的,“不再保持沉默,妇女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历史———运用她们自己的声音和经历……运用与人类记忆同样古老的口头传统,我们正在重建我们自己的历史。
”①第三,女性口述历史有助于促进妇女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最能反映这一特点的是由格拉克与达芬尼・帕特(Daphne Patai )主编的《女性的话语:口述历史的女性主义实践》一书。
该书集中了一大批来自历史学、人类学、交际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写就的。
正如两位主编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传统的口述历史方法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女性口述历史的兴趣,我们必须利用跨学科视角,只有如此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女性主义口述历史的复杂性。
②对于女性口述历史学家来说,从事女性口述历史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成就进而为自己获得提升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女性口述历史是一项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的伟大事业。
这一宗旨为中外的女性主义学者所深信并坚持,李小江教授指出,“‘让女人自己说话’,是建构妇女史的基本原则;发出‘女性的声音’,在今天社会中兼有政治的和学术的双重使命。
找回和重建女人的历史,不仅是史学的需要,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确立自主、自信的人生的必要基石。
”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历史系鲍晓兰教授通过她的女性口述历史实践也深刻感到,“妇女口述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而且是一种政治手段,即通过对妇女经历的肯定,增强妇女的自信心,从而赋权于妇女。
”④口述历史过程不仅对于访谈者或使用这些资料的人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受访者本身也是同样如此,让女性自己说话,是对于长久以来被传统的精英历史所忽略的普通妇女的生活经历的认可,有助于提高女性的自尊心,并且促进女性群体的团结以及对于女性集体记忆与认同感的追寻。
通过对于女性经历的认可并因此帮助她们挑战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男性至上主义,挑战现存社会性别观念,争取社会平等。
二、学术史回顾:中外女性口述历史的历史性考察 西方女性口述历史(主要谈美国女性口述历史)最先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它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一些基层计划,比如1972年由格拉克主持的“女性主义历史研究计划”、1973年由科基・布什(Corky Bush )主持的“爱达荷州农村女性口述历史计划”和1975年由苏珊娜・哥特(Suzanne G ott )等人主持的“蒙大拿女性历史计划”等等。
在这些计划的影响下,根据妇女研究杂志———《边缘》(Frontiers )1977年“女性口述历史专题”统计,到1977年全美总共有18个州开展了大约30余个集体性女性口述历史计划,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个人女性口述历史计划。
⑤70年代女性口述历史主要处于发现被忽略的女性生活经历的“挖掘过程”,而且访谈的对象主要集中于著名白人女性。
作为这一阶段女性口述历史实践的学术成果,就是1977年《边缘》杂志的“女性口述历史专题”,该专题主要集中分析了女性口述历史学家参与具体计划的实际经验,不过并没有集中地探讨口述历史的深层次问题。
进入80年代,女性口述历史计划继续发展,据1983年《边缘》杂志“女性口述历史专题II ”统计,全美总共有27个州开展了大约50余个涉及妇女的集体性口述历史计划。
⑥而到80年代中期,女性口述历史领域发生三大转变:(1)访谈的焦点迅速转向普通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2)一些大型女性口述历史计划的财政支持迅速减少。
(3)由于赞助资金减少,女性口述历史计划开始从社区转入学院,大型合作性集体计划几乎消失,不过由从事妇女研究的研究生与学者主持的小型口述历史计划迅速增加。
这种学院式操作促进了女性口述历史理论的深层次发展。
而80年代末以来,集中体现西方女性口述历史学界努力的成果便是上述提到的《妇女的话语:口述历史的女性主义实践》。
在中国大陆,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女性口述历史妇女史、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①②③④⑤⑥Nancy D.Mann ,Di rectory of Women ’s Oral History Projects and Collections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 S t udies ,Vol.VII ,No.1,1983,pp.114-121.Women ’s Oral History Resource Sections :Projects and Collections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 S t udies ,Vol.II ,No.2,1977,pp.125-128.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初探》,《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第85页。
李小江:《女性的历史记忆与口述方法》。
Sherna Berger G luck and Daphne Patai eds.,Women ’s Words :The Femi 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New Y ork and Lon 2don :Routledge ,Introduction ,pp.1-5.Sherna Berger G luck ,W hat ’s So S pecial A bout Women ?Women ’s Oral History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 S t ud 2ies ,Vol.II ,No.2,1977,p.3.计划是由李小江教授主持的“20世纪妇女口述史计划”。
该计划从1992年9月正式启动,它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将妇女这一主题与口述历史方法相结合的尝试,参与者逾千人次,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和少数民族地区。
①目前,大陆出版的利用口述历史进行妇女研究的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和李小江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
②另外,从9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一些期刊也开始关注女性口述历史这一主题,不过数量很有限。
在台湾,女性口述历史开展最为活跃的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该所与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女性口述历史的专书《贾馥茗先生访问纪录》③此外,还有一些基于女性口述历史的故事集,目前已出版的有《阿妈的故事》、《阿母的故事》与《消失中的台湾阿妈》。
④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女性口述历史不仅在实践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理论研究方面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代表性成果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鉴明研究员的《倾听她们的声音: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一书。
⑤在香港,女性口述历史也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香港新妇女协进会分别于1998年和2002年推出两女性口述历史———《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和《16+─少女口述历史》。
⑥三、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如何可能? 在这里,之所以强调女性主义口述历史,是为了区别于一般的女性口述历史。
因为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其理论与方法不断被女性口述历史学家所借鉴,尤其是“社会性别概念”与“差异理论”大大地影响了女性口述历史访谈过程以及对于口述历史的分析。
社会性别概念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学术和理论的核心概念。
它的产生来源于对传统妇女史写作弊病———单纯地把妇女填补到历史中去,没有把妇女置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程中来研究,没有把女性与男性的认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反思。
⑦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学家对于社会性别概念的敏感,必将提醒她们更加重视女性口述过程中所展现的与社会各方面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