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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洛克的有限政府思想[摘要]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古典自由主义奠基人，洛克的经典政治思想是其有限政府理论。
作为近代有限政府思想的集大成者，洛克第一次系统的论证了有限政府的哲学基础，勾画了有限政府的制度框架，对近现代西方国家政府的构建与运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我国当前的政治建设亦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它启发我们建设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以民为本、重在法治有限政府模式。
[关键词]洛克；有限政府；政府建设；启示人们一自不断地追寻着最有利的理想政府模式。
人民曾经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圣主名君、寄托在人性善上，但历史却反复印证着人的自私和滥用权力的天性。
任何权力都有一种要冲破现有限制的冲动。
因此历史上的政府也不时地表现出行善和作恶的两重性。
因为我们知道，政府由人组成，而善和恶以人为载体，人在本性上都有行善和作恶的双重可能。
所以至于怎样克服政府的这种必然性，使其尽可能多地行善，就不能仅把希望寄托在人性善上，对人性过于乐观。
必须建构一种以肯定“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保证基本人权为前提的政治权力运作框架，以预防可能的恶。
17世纪英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古典自山主义的奠基人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论》下篇中就着重探讨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他以自然状态为“历史”前提，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详细论证了政府权力的来源，精心设计了一种理想的政府模式，即君主立宪制下，议会享有最高权力但又受到限制的、国家权力分立的有限政府模式。
在他看来，这种有限政府模式最有利于保障人权。
本文从有限政府的形成背景背景、政府权力的来源、行使目的和方式等四方而来阐述洛克的有限政府论，进而给我国的当前的政府建设提供可供借鉴的启示。
一、洛克有限政府理论的形成背景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联。
洛克有限政府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其形成是与17世纪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分不开的。
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先来了解其产生的根基，即时代背景。
浅谈洛克《政府论》中“有限政府”理论摘要洛克的《政府论》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阐述政府理论的著作，书中论述的政府理念与原则仍然是现代许多国家民主政府建立和运行的思想基础。
他从人们所处的原初状态出发，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以个人天赋的自然权利为核心，追溯了政府的起源和目的，并由此得出了政府权力有限的结论。
关键词:有限政府个人权利分权人们一直不断地追寻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想政府模式,曾经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圣主名君、寄托在人性善上，但历史却反复印证着人的自私和滥用权力的天性。
因此历史上的政府也不时地表现出行善和作恶的两重性。
因而，必须建构一种以保证基本人权为前提的政治权力运作框架，以预防可能的恶。
17世纪英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论》下篇中就着重探讨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他以自然状态为“历史”前提，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详细论证了政府权力的来源，精心设计了一种理想的政府模式，即君主立宪制下，议会享有最高权力但又受到限制的、国家权力分立的有限政府模式。
本文从有限政府理论的形成、政府权力目的和权力的运行三方面来阐述洛克的有限政府论，进而给我国的宪政建设提供可供借鉴的启示。
一、有限政府理论的形成有限政府理论的核心要素第一次被提炼为一套一致的知识传统，并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运动表达出来，是在英国内战期间以及光荣革命之后的辉格党人执政期间，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洛克的《政府论》。
尽管与其同时代及稍后时代的思想家一样，都把自由作为其核心概念，但洛克更强调现实的自由，而不是理念的自由，反映在宪政思想中，就是更重视采用何种现实的、可操作的宪政制度来保障自由，而不是沉湎于崇尚自由精神的理想主义中。
一方面，洛克对财产权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使自由更具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洛克宪政学说的现实主义色彩极浓，以至于在其宪政设计中具有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他指出，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存在自然状态。
洛克视野下的有限政府理论作者：黄涛来源：《学理论·上》2015年第06期摘要：出生于1632年的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有限政府理论是其政治思想的精髓。
本文从自然状态出发，结合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权力分立和有限政府的权力与义务对洛克有限政府理论进行了较详细、系统的阐述，旨在突出洛克有限政府理论中有当代价值的观点，从而为我们的政府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洛克;有限政府;权力分立;当代价值中图分类号：D08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047-03政府是人为的机构，对政府的研究就构成政府理论的来源。
回看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对政府理论的探讨由来已久，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府是国家统治的机器”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廉价政府理论，政府理论就这样一直被探讨研究着。
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位17世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洛克，曾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政府理论，即现在所称的有限政府理论。
这一永恒的主题经历了三百多年之后，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自然与个人：理论基础任何一座高楼大厦的建构都需要有一个基础，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也就是这个意思。
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也需要一个基础，洛克构建他的有限政府理论的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一）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是相对于政治状态来说的，是人们进入政治社会前的状态，洛克眼里的自然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确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1]。
这个就是洛克所认为的自然状态，这一定义有两方面的意思。
其一，自然是一种自由状态，人能享受全面的、完备无缺的自由，“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1]。
但是，这个自由的自然状态有着许多缺陷，一是缺少明确的法律作为标准，二是缺少公正的裁判者，三是缺少强制力保障裁判者的判决能得到执行。
・!!・作者简介：詹福满（"#$%&），男，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博士生，挂职南宁市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苗静，女，西安人，法国艾克斯—马赛三大法学硕士。
有限政府理论的宪政分析———以霍布斯、洛克为例詹福满苗静（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摘要：本文从宪政理论视角，以霍布斯、洛克为例，对有限政府理论作了简要解析。
关键词：有限政府；宪政；霍布斯；洛克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霍布斯的有限政府理论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制度，有限政府理论最早出现在英国。
以《利维坦》闻名于世的霍布斯无疑是英国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包含了许多深刻的哲理，为有限政府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霍布斯指出，人性本恶，因而权势欲成为人类共有的普遍意向，而人常常受到自己内心无止境的欲望的驱使，从而人的激情常常凌驾于人的理性之上而不能自已。
因此，“人对人象狼一样”的自然状态便不可避免，这种状态必然导致“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而这种战争状态使产业无法稳定，“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
(霍布斯这种人性观对“自然法”和公共权力可谓呼之欲出。
为了逃避这种互相为战的“霍布斯丛林”，人们需要政府，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比没有政府强。
霍布斯认为正是人们对自然状态中普遍存在的死亡的畏惧才使人们产生了和平的激情，这种激情导致自然法的产生。
霍布斯的自然法类似于基督教的戒律，总的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根本价值及实质内容是对人类之现实“生存利己”本能所衍生的永久和平的期待。
-关于主权者的权力，在霍布斯极权主义的背后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一些有限政府理论的渊源。
其一，霍布斯指出，在“实在法之治”的社会，臣民自由意味着，在主权者颁行的法律中未加禁止的一切行为，人们可以理性地选择做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显现了“法不禁止即自由”这一原则；其二，霍布斯认为，主权者的法律不得限制的行为应当包括买卖或其他契约行为的自由、选择自己的住所、饮食、生活方式以及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教育子女的自由等等。
《在有限与有为之间——西方立宪政府的理论与现实》读后感通过学习《在有限与有为之间——西方立宪政府的理论与现实》这本书，我对西方宪政的发展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通过学习思考，对我国的政府建设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20世纪以前，强调政府权力“有限”一直是西方宪政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主旋律。
经过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和理性思考，人们终于在近代初期摸索出一套以分权制衡为主体构架的限权机制，权力滥用与腐败的潜能受到有效遏制。
与此同时，政府“有限”论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和政策选择也被推到了顶峰，政府“有为”的作用和意义被严重忽视，结果导致诸多负面效应。
于是，从20世纪起，西方各宪政国家纷纷摒弃了片面强调“有限政府”的“消极宪政”模式，转向努力寻求“有限”与“有为”平衡的“积极宪政”。
这种发展趋势至今势头不减。
第一部分西方宪政的发展一、自然法学说与古典宪政理论自然法学说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几乎贯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全过程。
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无不涉及自然法问题。
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自然法学说是西方法学中一脉相承经久不衰的理论。
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用自然法解释社会政治现象或理想的政治哲学理论。
自然法一般指人类所共有的权利或正义体系，它先于国家而存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人类正当行为的原则。
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及国家权力应是自然法的体现和实现自然法的保障。
因此，认真研究这一理论，对分析、批判和借鉴资产阶级法学具有重大意义。
古典自然法学派形成于17-18世纪，创始人为格老秀斯（荷兰）、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国）、孟德斯鸠（法国）、卢梭（法国）、汉弥尔顿（美国）、杰弗逊（美国）等，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了历史上自然法学说的某些观点，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并形成了古典自然法学派。
其主要理论是：法律理性论、天赋人权论、主权在民论、法治论。
古典宪政确立了法治下的有限政府，界定了政府职能的宪政原则、规范了政府运作的宪政原则、构建政府组织的宪政原则。
洛克式有限政府：建立、限制及其启示摘要：洛克基于以资本主义自由价值为理论支点，以捍卫私有财产权为目的，论证人民签订社会契约结束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有且只有多数人民同意才能建立政府。
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归属和范围的有限性分析，论证了有限政府权力在内部受到法治与分权限制，在外部受到政府解体和人民革命限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坚定中国政治制度自信，对洛克有限政府论加以甄别、批判和有选择性吸收，建设新时代“有能力的有限政府”。
关键词：洛克；有限政府；自由主义；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学界，以斯金纳领衔的剑桥学派后来居上，他们一反过去学界主流只注重研究经典文本的倾向，强调必须在语境和历史中考察思想家的伟大著述。
17世纪的英国正处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洛克的一生及其政治思想都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洛克有限政府理论的时空情境。
虽然历经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和社会主义模式的冲击，再到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法治思想、分权思想、人民主权等理论洞见历久弥新，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各国政治的发展。
1.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1.1 自然状态的性质和特点自然状态是社会契约论者表述不存在确定政治权威之状态的人文科学术语[1]，即人类所处的前社会或前国家状态，它的对立面就是政治社会与国家状态。
古典著作家们对自然状态有着不同认知，霍布斯描绘了一种人人为狼、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恐怖的自然状态，“人们不断出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2]洛克的自然状态具有四个特点，第一，自然状态是完备无缺的，人们有权处置自身的财产和人身；第二，自然状态是平等的，即使人们的天然禀赋与后天能力等千差万别；第三，自然状态是自由但却不放任的；第四，自然状态中人人是法官，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行为。
卢梭的自然状态是人人自由而平等、享受互不妨碍的和平。
浅析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作者：孙璟璠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4年第09期[摘要]洛克作为自由主义的始祖，提出的有限政府理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文通过分析洛克有限政府理论的来源入手，重点剖析了其有限政府理论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这种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以供现代人借鉴。
[关键词]洛克；有限政府；自由主义前言洛克是近代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被誉为“自由主义始祖”，其代表作《政府论》提出了有限政府理论，在当今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界都有着重大意义，目前西方流行的政府权力受到约束、人民有权监督政府等思想都来自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所以研究这方面的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洛克有限政府理论的来源（一）历史机缘1688年英国爆发了“光荣革命”，代表封建帝制的詹姆士二世被推翻，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了进一步限制王权，在第二年颁布了《权利法案》，确立了英国为君主立宪制政体，使英国的“有限政府”得到了实现。
光荣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其革命成果需要思想家的总结和清理，从而实现维护资产阶级长远的利益，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
（二）法治文化传统在西方文明中有着悠久的法治文化传统，从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开始，柏拉图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萌发了法治的萌芽；古罗马是西方法治的主要来源，他们借助于法律来解释国家、解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解释正义等；在公元476年，虽然日耳曼人征服了罗马帝国，但是他们保留了西方的法治传统，并且在以基督教为主的中世纪依然重视着法律的神圣性；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神学政治开始向人权政治转变，西方法治传统也给思想家的有限政府理论提供了基础。
（三）中世纪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提出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有着很大的联系[1]，而作为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内容的有限政府理论自然与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有着内在联系。
基督教提出了伊甸园、国家的理论模式，从而为自由主义的自然状态、国家模式提供了基础，基督教认为国家是有用的，但是其权力是有限的，这些理论直接被近代自由主义大师洛克吸收，从而提出了有限政府理论。
西方关于“有限政府”的理论
燕继荣
2008年04月29日14:37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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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有着亘古不变的核心本质：它是对政府的法律限制”。
因此，宪政的要义就是“限政”，即控制国家，限制政府，约束官员。
简言之，宪政就是要用宪法和法律条文来为政府编制一个紧箍咒。
在我们的观念中，政府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既然如此，干吗还要为它上紧箍咒？道理很简单，就是要让它有所畏惧，有所控制。
早期的判断：“政府是必要的恶”
自从英国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运用著名的“利维坦”比喻来论证强有力的国家和政府对于维护社会秩序、避免“战争状态”的必要性之后，有许多政治学家开始思考如何控制“利维坦”这只怪兽，想方设法为政府设置种种限制。
约翰·洛克在其重要著述《政府论》中，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恶”，明确提出“有限政府”的概念，强调以基本人权（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来为政府行为设置“底线”，以法治和人民的“革命”权来抗击政府强权。
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对社会与政府作了区分，认为“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主张以宪法至上的共和制度来降低政府“祸害”的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把国家称为社会的“累赘”和“肿瘤”，“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36页。
）
近代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阐述了这样一种政府观念，即，“政府是必要的恶”。
之所以说政府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是必要的，是因为如果没有了政府这一制度安排，人类社会可能面临政治秩序崩溃、市场机制失灵和公共事业衰败等一系列风险。
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承认，政府对高质量的公共生活来说是“必要”的：它在政治上保证公民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维护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秩序；在经济上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科学实施宏观调控，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在社会文化教育和公共事业上保证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准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稳固；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
然而，潘恩指出：政府是由我们的罪恶产生的，因为我们不是天使，所以我们才需要政府。
但政府也不是天使，因而，对待政府的权力就需要时时警惕。
基于这样的考虑，人们阐发了以“有限政府”为核心理念的包括人民主权、权力制衡、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在内的宪
政制度的基本原则。
迄今为止，“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约束权力”被看作文明国家普遍遵循的大政方针。
政府失灵：现代人的忧思
当代社会的研究成果，如经济学的公共选择学派借用“理性经济人”假设来分析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特征，得出“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理论，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更加翔实的论证，并提醒世人对于“政府失灵”保持高度的警觉。
（1）政府决策失误
政府干预市场、调控社会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
但由于政策过程异常复杂，存在着种种障碍或制约因素，因此，政府难以及时制定并有效执行科学的公共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非但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市场失灵，带来巨大浪费，甚至造成社会灾难。
现实生活中，政府决策失误时有发生。
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导致政府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以及如何体现尚无定论，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总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结果是否真的反映“公共利益”值得怀疑。
2）即使现实中果真存在利益需求比较一致的情况，现有的决策体制（如直接民主制、代议民主制）和决策方式（投票规则）也因其各自缺陷而难以制定出理想的政策。
例如，首长决策虽然富有效率，但容易将长官意志设定为“公共利益”；多数原则看似“民主”，但存在多数对少数强制的可能。
3）政府决策信息不全面，而且成本高昂，再加上决策者素质、能力以及收集信息动力不足等原因，政府掌握完全信息几乎不太可能，因此，大量公共政策其实就是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做出的。
4）由于政策效果往往在一定的时间内才能体现出来，大多数选民在投票时难以预测其对未来的影响，只是着眼于近期的考虑；而政治家为了谋求连任或晋升，通常也会迎合选民的短见，制定一些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的政策，所以，政治家和选民的“近视效应”也是导致政府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
对于政府决策失误的上述认识和判断，使人们对政府不敢抱有太高的期望。
同时，设法避免政府决策失误，使人们更加专注于“有限政府”的制度设计，尽量压缩政府决策的事务范围，给市场机制留下更多的机会，给个人自理和社会自治以更大的空间。
（2）政府扩张，官僚低效
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姆·A·尼斯坎南（William A. Niskanen）在《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中分析了官僚机构的行为特点，指出：官僚并非总是代表公共利益，其行为的驱动力实际是个人利益，他们设法实现自身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共预算的最大化是官僚机构行为的普遍追求；政府机构中官僚与选民之间并非传统理论所说的代表与选民的关系，而是也像市场上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因此，设租与寻租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自身利益的客观存在，带来了政府的自我扩张行为。
政府官员谋求权力与机构的扩大，追求升官、高薪、轻松的工作和各种附加的福利，最终导
致政府部门人员数量的增加和支出水平的增长。
进一步而言，政府扩张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经济效益降低，资源配置低效，社会福利减少；政府开支的增长，还是引发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曾经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
政府官僚机构产出的质与量难以测定和衡量，使政府绩效考核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实施，这种状况影响政府效率。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部门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免除了官僚机构的外部竞争压力，同时也就免除了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内在动力；由于公共物品的成本与收益难以测定，官僚不能像企业经理那样公开合法地参与赢余分配，因此，官僚的目标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机构及人员规模的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势必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此外，作为监督者的公民与作为被监督者的政府机构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政府在垄断相关监督信息的同时，很有可能利用强权操纵监督过程。
使公众监督软弱无力，这是政府“懒惰成性”的外在条件。
政府扩张和官僚低效使“防范政府”成为政治思考的核心议题，通过宪法和法律来限制政府、约束官员，这是最起码的思路，而选任制度、限任制度、责任制度、舆论自由和社会监督制度，就成为这一思路下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
（3）官员腐败和政府俘获
权力不加限制就会滥用。
当有人指出加以限制的权力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腐败或滥用时，那就更让人们没有理由对权力的警惕有丝毫的放松。
波普尔曾经说道：国家“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个别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杜绝这种危险”。
他的认识为“有限政府”的理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论证。
政府“寻租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引入对政治腐败的分析中，认为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并在人为地制造稀缺，一旦制造出稀缺，寻租活动便有了可能，腐败也因此而产生。
因此，正是行政机构对市场的干预产生了租金，从而使企业为了寻求租金而不得不向官员行贿。
由租金获益的官商既得利益者，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并不断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进一步扩大租金规模，权力腐败现象因此更为严重。
政府管制俘获理论也深刻揭示了政府官员权力腐败的社会经济根源。
该理论给出的结论是，管制与被管制双方看似对立，实则利益一致，可以达成紧密的联盟。
一方面，每个有足够政治力量利用国家机器的产业或企业都会谋求控制进入，而管制政策经常是按照阻碍新厂商成长的目的制订的，因此，正是受管制的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才要求政府进行管制的。
另一方面，政府及其官员出于自身利益，很乐于被企业集团所“俘获”。
政府管制可以创造大笔租金，企业为了寻求这些租金，不惜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为的是谋求在行业之中的垄断地位。
有限政府：宪政=限政
最新的经济学研究丰富了政治学关于国家与政府的传统理论。
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
斯·C·诺思论证了“国家悖论”（即所谓“诺思悖论”）的存在，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思悖论”道出了现代人的无奈：许多行业因为事关国计民生，需要管制和行业准入，因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却又因为种种原因，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限理性的限制等等，其努力常常不能带来好的效果，相反却造成更坏的结果。
好政府和好官员所提供的良政善治必须以“宪政”制度保障为前提，而“有限政府”则是宪政制度的核心理念。
“有限政府”的思想贯穿于从“政府是必要的恶”到“诺思悖论”的种种论述当中。
正是这些论述，为“有限政府”乃至宪政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