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概述

1 政治心理学概述

Shanto Iyengar

石瑾 译

政治心理学是对政治学和心理学交叉领域的探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法律学者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这一领域的主要目标在于全面审视现有各学科间兴趣的交叉，说明构成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多种理论、概念及方法的折衷，同时强调什么是我们所认为的最有前途的理论趋势。在当前的形式中，各类社会科学大多是自发且眼光狭窄的。帝国主义式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都在他们所研究的现象上加盖了他们独特的学科印记。这种“学科自我中心主义”的趋势违背了各学科间研究题材的自然重叠。如Muzafer Sherif和Carolyn Sherif等倡导学科间合作的先锋认为：“人不能靠简单的学科间划线来处理问题或划分问题„„一个只致力于自身问题、理论、技术和数据收集但排斥其他领域的学科将会因其自身不知所云而终结。某一社会学科的自我隔离如同鸵鸟般自欺欺人，这样做不会也不能保护鸵鸟免于迫近的危险。

不同的社会科学只有在它们的一些基础理论或方法论的界限相互渗透时才会发生交叉。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例，经济学是“源流”学科而政治学是“吸纳”学科。二者间知识的交换只能是单向的，即政治学家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和博弈论来研究相关的政治现象。（对于学科间交流的等级性本质进一步的论述，参见舒瓦茨1990年的著作。）

正如William McCuire在他对政治心理学概述中所指出的，政治学和心理学的关系不能用简单地以学科领域来划分。实际上，政治心理学的不同寻常在于它的两个母学科（政治学、心理学）都发起了对彼此的研究。政治学家，特别是那些致力于研究民意和投票的政治学家们，也许是这个共同的探索事业更热衷的参与者（绝大多数研究生的政治心理学培训项目都由政治学系开展），但他们所运用的一系列现象和活动以及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越来越多地是从心理学借鉴过来的。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心理学是真正的智慧交流的对话。

跨学科间方法论的起起落落显得特别重要。社会心理学家Carl

Hovland在他1959年的著作中就哀叹心理学家只依赖于操控实验室试验，而政治学家主要依赖事例调查的趋势。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些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其优劣，因此对紧密相关的现象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在Hovland的分析所处的时代，研究态度变化的心理著作认为人类是可塑甚至是善变的生物。人的态度和选择受制于任何强大的外部影响。而当代的关于政治说服的著作则指出，投票者们顽强地抵制着沟通的影响，政治运动一般只能造成对候选人和公共政策支持的很少的变化。Hovland声称这些不一致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源自实验方法和调查方法各自优缺点的作用。他总结，对于态度和态度变化的研究必须避免方法论正统主义。

很显然，对沟通作用于态度的真正理解有赖于调查方法和实验方法的结合。与此同时，这两种方法自有其内在的局限，研究者必须明确这一点，如果他没有被对某种或其他构思的偏见所蒙蔽的话„„我想要强调总结的是两种路径对于沟通效果问题研究的相互重要性。两者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但它们都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将来著作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将两种方法的优点充分地结合在一起„„

如果今天Hovland在世，他将不会对政治心理学的状况那么忧心忡忡。虽然实验和调查方法各自仍在政治学和心理学领域享有独立的地位，但二者在方法论领域越来越靠近。政治学家日益求助于实验的方法来验证 2 现实世界中的现象（包括大众媒体的影响，社会合作，投票，立法结果以及国际冲突）。心理学家也逐渐走出实验室，在非人为设定的环境中（如地铁、电梯或商业区）检测行为。此外，通过采用“半实验”的方法，心理学家们转而运用其他的证据源（如调查和内容分析）和假设验证这一类非实验的技术（早期对这种趋势的预测，参见McGuire1969年的著作）。各学科间在非方法论基础上趋同。因此，正如本章所要说明的，政治学家运用了对政治态度和对外政策制定的心理学解释，而心理学家也开始大量地验证大量具有政治意义的现象，其中包括投票、集团冲突以及精英言论。

尽管学科间接触的增多，政治心理学远未达到主流学科的地位。政治心理学研究者更倾向于违反主体学科的规范，并且他们面临着一场获得为其著作取得认同的斗争。运用非实验方法所发表的文章在社会心理学期刊中只占很小比例（参见Sears1986年的著作），实验研究也很少出现在政治学期刊中。在这些障碍被逐渐克服的同时，政治心理学家们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国际政治心理学协会。这一组织于1978年成立，很快便获得了学术上的合法性——会员大量交纳会费，年度学术会议以及相关期刊（《政治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做为一个独特研究领域的出现同样产生了重要的教育方面的影响。几乎美国所有的政治学系和心理学系都开设在这一领域的相关课程，少数大学（包括CUNY的研究生中心、明尼苏达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SUNY的Stony Brook分校，UCLA、威斯康辛大学和耶鲁大学）将政治心理学设为了一门正式的研究生课程i。

学科间交流的程度、这个领域快速的体制化以及被作为研究者和教师来被培养的越来越壮大的研究生队伍，都有力地证明了人们对政治心理学兴趣日益浓厚。本书所收录的论文，涉及内容宽泛，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用于说明这一领域最有可能的趋势的。本书的论文专门致力于研究政治心理学。本章试图对构成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不同研究路径和研究题目（从公众意见到对外政策制定）做一个介绍性的概述。本书中政治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的作者，都对政治心理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本书由四个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学科间的结合）包括了McGuire和William Runyan所写的章节，其中追述了心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之间交流。一方面，McGuire描述了心理学和政治学结合后产生的各种研究，另一方面，Runyan在更广阔的多学科背景下定义了历史心理学。

其余三个部分，致力于研究现代政治心理学的三个最主要方面：态度的形成、信息过程和决策。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主题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实际上，对于主要假设和概念的大量的重叠和相互补充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中。这三个次领域的区别极为细小，最为显著的区别只不过是在研究者对人类行为的不同世界观的层次。

关于态度形成和改变的研究主要主要追溯个体行为的长期历史和文化因素，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地位、价值观、人格、群体归属和其他细微先入为主的观念。政治行为被看作是“已定位的”，因为态度和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个体来说是稳定的。（实际上，稳定性一般被认为是态度的特点。）态度的研究者也从动机因素来解释行为，特别是那些为了获得地位的动机是一贯的，如满足自大的心理、社会适应等等。Granberg的文章明确地指出了他的这种考量：他运用非一致的一贯性理论（平衡理论）去考察各种政治信仰和观点。Sidanius解释认为：他用集团成员将个人的价值判断与对成员身份认识联系一致的视角来解释集团间冲突。Sear则认为个人对当前发生的事件的反应取决于他们长期以来的认同和偏好的区分。这些论断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类都都被驱动以达成一致的心理结果。

相反，研究信息过程的学者只是很有限地承认动机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们对于机械化或黑箱化模型的偏好根源于人类认同的构成和结构。因此，这些研究者采用的是以能力为基础而不是以动机为基础的逻辑，既 3 偏重指令过程而非动机过程。在解释人类行为的方面，人类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技术层面（诸如，概念以何种形式储存在长期记忆中以及信息通过何种过程得以恢复）被认为比先入为主的态度（诸如早期童年的经历和人格轨迹）更为重要。很自然地，在这个次领域的政治心理学家极为依赖心理学上对认同的研究。

本书最后一个部分的章节记述了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的决策过程。政治心理学的的决策研究有赖于动机和信息过程两者的要素，但它独特的特征来自于它对发展完善的评估决策质量的规范化标准的运用。然而，这个标准来自于两门学科的不同。政治学中决策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来自于微观经济学，这种理论假设个人追求预期所得的最大化。然而，心理学的主要理论框架却认为，决策者们都一般都力图花费最小的努力来达成满意的结果。在这些章节中，Tetlock、Jervis、Popkin、Ansolabehere和Iyengar等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政治决策中不同概念的理性（普通公民和精英都运用理性）。经济学理性和心理学理性的支持者们一般对彼此都没有什么指责，因为双方都接受成本/效用的模型。但政治学关注效用最大化，而心理学关注成本最小化。正如Ansolabeherre和Iyengar所指出的，政治心理学最令人兴奋的潜在前景是“最佳”与“令人满意”的决策理论的结合。

政治心理学的出现是虽小却重要的一步——它使得我们从“单一学科能力足矣”的假象中摆脱出来（见Campbell1969年的论述）。不可否认，无论是在认识论方面，还是在确定值得调查的问题的标准方面，政治学和心理学仍存在极大的区别。真正包括了两个领域学者合作的研究仍然极少。然而，本书所涉及的研究项目，正是领域间存在一些相互兴趣的证据。编者们希望本书对打破学科界线和改正“学科自治”谬误有所帮助。

注释： 1， 对于这种课程设置上的趋势，参见David O Sears和Caroline L Funk的著作《美国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生教育》，发表于国际政治心理学协会1992年7月召开的年会。

4 政治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三个不同的阶段

William J. McGuire

方素菊 杨柳 译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尽管一直处于保守的状态，但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就像任何两门社会学的关系一样长久的活跃。两种社会科学每一个都与其他领域有着更加广泛的界限，比如政治学与经济历史学，心理学同社会人类学。这种学术上的分界线贯穿于三个相互连贯的时代，每个年代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主题、理论及方法论。在这三个年代中，贯穿于政治学的主要情节来自于政治行为研究者，尽管在心理学上这种情结在三个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从个性上的转移到社会上的以及现在的心理认知上的。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研究主题、理论解释以及他们各自的方法。在这里，我们根据每个时代的研究主题给他们起一个名称。所以，交叉学科繁荣的第一个年代（1940s—1950s）被称为“个性与文化”。第二个（1960s—1970s）称之为“态度与选举行为”时代。第三个（1980s—1990s）繁盛于并几乎主导于此年代的“意识形态与决策”的年代。这些简单一致地强调了各个时期主题的命名不应该混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时代相同的理论方法在这些学者中比相同的主题更具有说服力。

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人类科学方法的进步，并且每次进步都有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我们把那些用他们时代的理论洞察力来研究复杂具体的案例的方法称之为“人类学”。把那些用他们的洞察力来研究抽象的案例的方法称之为“科学”。这些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引进理论和试验的方法来理解具体的案例以更好的理解理论。在每一次进步中，都在微观层次上有一些作品把个人当作研究的单位来调查与之相关的兴趣的变化。另一些作品则是在宏观领域把集体（比如国家、社会阶层、历史阶段）作为研究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