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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研学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费孝通江村纪念馆研学地点简介：吴江是费孝通的家乡，开弦弓村(江村)是他两次学术生命的起点，费孝通自1936年初访江村开始，先后26次访问江村，用一生的精力去揭示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志在富民。
自从费老的《江村经济》问世后，江村已经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开弦弓村了，而是作为世界认识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被赋予民族标志，是中国农村对外的一个形象表征。
费孝通留下了《江村经济》《重访江村》《三访江村》《江村五十年》等鸿篇巨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
开弦弓村也成为国内外开展农村社会学调查跟踪时间最长、取得成果最多的实践基地，他打造出的"江村"已成为吴江的一个重要文化品牌，并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向往的圣地。
62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每个孩子的心里都种着爱国的种子。
晨诵时，学生读《少年中国说》，读得响亮而热烈；再对照名家视频，学生读得越发起劲。
我在反复想着，若能开展一次寻访活动滋润孩子的心田，爱国的种子就会发芽了。
我查阅资料，了解到吴江当地的名人有柳亚子、程开甲、费孝通等。
课余，我和学生分享了一部分资料，也和他们讨论去哪里寻访。
调查当下情况以及学生的兴趣，我发现费孝通爷爷曾经在苏州大学就读过，费老纪念馆孩子们也都没有去过，他先后就读过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生也很是向往。
经过多次课间讨论，我和学生们最后讨论决定：根据资料搜集丰富程度、材料分享等，最终积分优胜者参加活动。
学生回到家，纷纷和家长一起搜集起费爷爷的相关资料，十多位同学还打印成了厚厚的一沓的文本。
资料分享，同学打分，虽然是第一次做交流讨论，但是也有模有样。
>>>>>>>>>费孝通与甘肃的不解之缘张秀娟甘肃结下了不解之缘，给甘肃人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志在富民：贯穿始终的学术追求1935年12月，费孝通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途中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1939年因《江村经济》出版一举成名，但他提出的小城镇思想由于各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受非议。
改革开放后，费孝通迎来了第二次学术春天，足迹遍布西北大地，拓展和延伸了他一贯的小城镇思想，与“苦瘠甲天下”的晚年费孝通迷路，误踏虎阱，费孝通被巨木大石重压，王同惠下山求援，途中坠崖落水，不幸身亡。
费孝通悲痛万分，回到吴江养伤，住在一个名叫开弦弓的小村落。
在开弦弓村，费孝通目睹了传统农民劳动与现代机器的结合，他被现代工业进入中国农村生产生活的勃勃生机深深吸引。
短短两个月里，费孝通拄着双拐进行乡村调查，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搜集到丰富的素材。
他以此为基础，写出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于1939年在英国出版。
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斯基评价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原本并无计划，而是在开弦弓村恢复情绪、休养身体的过程中不自觉开始的，属无心插柳，但他志在富民的学术追求是自觉的，最终柳树成荫，开辟了人类学研究的广阔天地。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提出小城镇思想，他认为农村人多地少，仅靠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远远不够的，要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就要农工相辅，发展农村副业。
由于各种原因，费孝通的学术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遭受非议。
1957年，他在《重返江村》中再次提出“农村里应当提倡恢复副业和发展小型工业”的主张。
半个世纪后，在迈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中国，他终于看到自己的观点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开始了第二次学术生命，此时的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他调查研究的热情没有变，他的学术追求也没有变。
□文 /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李玥霖费孝通先生与民族研究：入“阁”乃至毕生15年前的4月24日，费孝通先生逝世。
费孝通先生28岁那年（1938年），抵达抗战大后方的昆明，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此后除短暂离开外，他一直生活在云南，直至1946年。
云南不仅仅是费孝通先生的“第二故乡”，也是他作为学者和民族工作者，积累学术思想的地方。
这期我们对话云大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李伟华老师，请他介绍费先生与云南和云大那些铭刻在学术史上的往事，以此作为对费先生的纪念。
费孝通在魁阁费孝通先生与云大的魁阁时代今日民族：费孝通先生在云南的学术活动，经常跟“魁阁”联系起来。
“魁阁”是什么？李伟华：“魁阁”原指云南呈贡的魁星阁，建于1818年，1922年重修，当地也叫它“古城魁阁”。
这个地方进入学术史，是因为1940年后，有一群社会学人类学学者把这里当做工作场所。
在抗战时期，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这些学者以此为基地，共同探讨学术，创造出了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让后世仰慕的学术氛围。
费孝通先生当时是云大社会学系教授，主持云大社会学研究室。
而在魁阁办公的学者们，大部分都是这个研究室的成员。
其中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钧等青年，以及云大教授许烺光、云大社会学系讲师李有义等学者。
费孝通把他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习得的学风带到研究室，注重理论和实际结合，要求每一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并到选定的社区去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完后，在“席明纳”里进行集体讨论，讨论完再由个人负责编写论文。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汉夷杂区经济》（李有义）、《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汉村与苗乡》（胡庆钧）、《祖荫下》（许）、《昆厂劳工》（史国衡）等著作，都是费孝通先生率领的云大社会学研究室，或者说“魁阁”的成果。
INTERVIEW 对话企业的主张，为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
光时刻。
今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47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云大被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
费孝通:一个时代的记忆与智慧作者：徐平来源：《人民论坛》2010年第18期他算是死过三次的人:第一次是在大瑶山误入虎阱,第二次是在昆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第三次是“文革”期间想过自杀。
他有过两次传奇的爱情经历,20年的压抑与沉默,70年的学术生涯。
他的人生值得阅读,他的思想保存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智慧。
他就是当代中国战略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费孝通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自称算是前清遗民,生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正规学校教育,又幸运地师从吴文藻、史绿国、马林诺斯基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饱喝洋墨水却一头扎进“乡土中国”,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当过国家领导人却始终自认为“老来依然一书生”。
他回顾自己的人生,算是死过三次的人:第一次是在大瑶山误入虎阱,第二次是在昆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第三次是“文革”期间想过自杀。
他有过两次传奇的爱情经历,20年的压抑与沉默,70年的学术生涯,有着如此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而又忧国忧民,笔耕不辍,他的人生值得阅读,他的思想保存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智慧。
行行重行行,三访开弦弓费孝通和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优秀青年一样,大学从医预科转到社会科学,试图从医治个人转变为医治整个社会。
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他发现听不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即使听到了,也是听得越多,视听越乱,于是有了他和前妻王同惠的大瑶山调查。
虽然付出了一死一伤的惨痛代价,费孝通也找到了他毕生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从实求知”,事实上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行合一”理念的现代延伸,开始了他一生“行行重行行”,“志在富民”的追求。
大瑶山调查,使费孝通从体质人类学者转变为社会人类学工作者,也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不能随心所欲地凭感情拆“搭配”,必须在弄清楚中国社会的完整结构之后才知道应当改变什么,应当保留什么,从“认识中国社会到改造中国社会”。
到姐姐费达生正在工业下乡实践的开弦弓村养伤,真正将费孝通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虽然在大学时代他就短期参加过梁漱溟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但这次调查使他的认识更加深刻。
名著阅读：情节内容1．阅读能够增长见识，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集大成者，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细细品赏；《乡土中国》作为一部介绍中国基层社会基本结构的社会学著作，深入浅出，论述精彩。
请从二者中选择一部谈两点你的阅读收获。
（不少于80字）2．回顾我们的读书经历，点燃阅读第一把火的是好奇心和求知欲，这是最接近生命本原的层面。
请你以兴华中学文学社社长身份，对高一新生谈一谈，阅读《红楼梦》的方法。
3．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第七章“男女有别”中提到了两种婚恋模式，“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具体内容如下：“阿波罗式”强调“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
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
“浮士德式”则是“感情的象征，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恋爱是不断地克服阻碍，要得到的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这过程的结果”。
首先请指出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婚恋模式是以上哪一种模式，接着借助这两个概念分析《红楼梦》中的“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经过分析请尝试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150字以内。
4．红学家王昆仑有句经典评论：“《三国演义》的读者恨曹操，骂曹操，曹操死了想曹操。
《红楼梦》的读者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
”请结合《红楼梦》的相关情节，分析王熙凤这一形象为什么令读者的情感如此复杂。
5．《红楼梦》中，庶出的探春只认王夫人为母，赵姨娘虽为生母，却没有母亲名分，没有管教女儿的权利。
请运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相关理论，做出解释。
6．按要求作答。
不少于100字。
“整本书阅读”旨在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整本书，形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
整本书阅读常见的读书方法有：摘录法、比较法、主题法、分类法、文本细读法、复述法、观影比对法、文献查阅法等等。
高中阶段我们要求读的是《乡土中国》《红楼梦》，请结合其中的一本书的特点，谈谈自己读这本书的方法与收获。
中国民族报/2010年/6月/25日/第007版理论周刊·时空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建潘乃谷写在前面：每一个人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衬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
但个人是否具有自觉和反思精神，尤其是能否有意识地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做理性的思考和记录，这就只有极少数被称为大师的人才能做到。
费孝通先生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罕有的大师之一，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本版从即日起将陆续刊发相关纪念文章。
在人们对他的研究、悼念和追忆中，费孝通那近乎传奇的人生和他所践履着的人文精神将一一呈现。
——编者“文革”结束后，费孝通先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社会学学科建设和人文社会学科发展进行的。
他特别告诫年轻学者，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要建立起一个理解中国社会的科学路子，要提出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生活的一套系统知识，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身上。
知难而进的历史责任感费先生接受重建社会学的任务时，社会学停顿已有27年，他也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
按现在的说法，是早已退休多年。
有一次，他特别谈起这门学科的复杂性和重建将遇到的困难，当时归纳了8条，现在笔者简单地总结为3个方面：一是这个学科“出身不正”，“先天不足”，而且当时还非常敏感，社会上的偏见很深。
二是本来底子很薄，留下的人又不多，也就是费先生所说的挥之即去，但是不能呼之即来，明知靠速成的办法培训人才将来必有弊病，但又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作为权宜之计。
三是这门学科的综合性很强，费先生本人又一向主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学科不仅要体现科学性还要体现人文性，这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
因此在这种要求高、任务重的情况下，谁来挑这个担子都艰难，何况他的“右”派问题尚未改正，又年已70了。
而费先生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的坎坷之后，却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这些都不是我们当时那个年龄的人所能体会的。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作者：来源：《高中生学习·高一版》2016年第07期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
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吴江费孝通，三国时蜀国忠臣费祎之后。
江夏费祎被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称为“贞良死节之臣”。
费孝通幼年时，常见到家中的灯笼上写有“江夏费”这三个字，将悠久的历史打通，成为费孝通童年的文化记忆。
几千年光阴流转，费氏的后代四处生根。
吴江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之地。
吴江“东城费氏”的第一代祖为南宋费士寅，曾官拜副相。
1910年，费孝通出生于吴江县城（今吴江市松陵镇），他是费璞安和杨纫兰的第五个孩子。
费家祖居同里镇。
这个著名的江南水乡和文化古镇，“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稻花香中，书声琅琅。
费孝通谈到自己的家庭时说：“我的老家吴江县同里镇，历史上是一个地主和退休官僚——也就是这些绅士居住的好地方。
”费孝通的祖父和外祖父杨敦颐都是同里镇上有名望的读书人。
东城费氏到了费孝通的祖父，家道中落，但望族遗风仍存。
费孝通的祖父很聪明，喜欢研究算学，并不热衷功名。
外祖父杨敦颐在科举中取得进士，被朝廷派到江苏当学政。
后弃官，办实业。
客居上海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是《辞源》的编撰者之一。
费孝通的祖父去世时把儿子费璞安托付给杨敦颐。
费璞安22岁时，杨敦颐把大女儿杨纫兰嫁给费璞安。
费璞安曾经考中清王朝最后一届秀才，科举制废止后，吴江县把他们一批人送到日本留学。
1904年，费璞安入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学期一年六个月，学的是教育学。
回国后，他先后在山东青州蚕桑学堂、通崇海公中、苏州省立二中等校任教。
1909年1月，费璞安应好友张謇的邀请，在张謇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师范学堂——通州民立师范任教。
锐读：“南渡北归”这段历史上有名的大迁徙，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岳南：国家的苦难，民族与民众的苦难，自由知识分子的苦难，纠结在一起，令人为民族命运揪心，为军民的命运揪心，更令人为这一批流亡的知识分子揪心。
特别是看到大师陈寅恪一家来到济南挤火车赴武汉，再转长沙的那一段苦难经历，让人感到一种心坎的疼痛，同时又为那种在苦难中不退缩的精神所感动。
锐读：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的知识界喷涌出诸多被后世铭记于心的大师？岳南：就说当时的西南联大，80%以上的教授都有留洋背景，入校学生大多有国学根底，其师资力量与学生素质相对较高。
但撇开这些因素，支撑学术大师层出不穷的，根本在于学术自由的思想。
有没有学术自由，是培养成的人才有没有大成就的关键。
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说：“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其一例，可慨其余。
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不过，以我之见，陈寅恪先生所说“世人竟不知之”是不对的。
自由这个东西，一般受过教育，特别是西方教育的人，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只是环境与土壤使然，没有发挥的机会。
如此这般，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一个个呈五短身材状，整天只知道点头哈腰，有媚骨无风骨，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锐读：民国的学术大师们是以哪些方式在动荡的政局和国将不国的环境中实现他们的价值？他们在当时对国民的影响又在哪里？岳南：他们还是想通过学术和文学的形式去重建中国的文化体系，重塑中国人的精神，无论是鲁迅式的批判国民性也罢，像黄季刚等人的坚守旧有的文化也罢，像胡适提倡西学，甚至于呼吁全盘西化也罢，一个宗旨就是爱国爱民，使中华民族尽快从大厦将倾的局面中重新站稳脚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至于对国民的影响，重点是在思想上开启了民智，认识到西方兴起的民主与法制，并渐渐有了这样一种精神和追求。
当然还有“科学救国”、“文化救国”等思想的产生。
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留在美国锐读：今天回头来看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有什么现实意义？岳南：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精神追求。
今年是费孝通(1910-2005年)百年诞辰。
费孝通一生见证了中国社会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也亲历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的坎坷历程。
他的学术生命与中国历史紧紧相连，一次次的起伏是时代的缩影。
“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 1957年，费孝通47岁，名满学界。
他的著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在国际学术界已有影响，被视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代表性人物。
他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中国政坛上时有建言。
这一年春天，中国政治有了变化的气象，费孝通决定撰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
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的这篇文章，很快引起热烈的反响。
1957年4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说：“有一次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
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
”在短短的时间里，很多人和费孝通一样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时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象。
然而，在这一年6月，时局骤变。
费孝通说：“气氛突然改变。
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
”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费孝通仿佛从天堂坠入地狱。
他说：“所有的脸都突然转过去，一周之中!”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中科院召开的“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发言：“费孝通的这些文章充分表明了主张‘恢复’社会学的真正用意，这种主张和章、罗联盟的整个政治阴谋完全合拍。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费孝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个时期中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要题目。
”连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也有一篇题为《我控诉费孝通》的发言稿。
费孝通感到无比痛苦。
他后来回忆：“我的思想很混乱。
”1957年7月，费孝通以“向人民服罪”为题发言，自我揭发和批判：“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
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
探秘吴江档案馆探秘吴江档案馆胡天怡风和日丽、晴空万里的一天，盛泽小学升明校区的小记者迎来了探秘吴江档案馆的采风活动。
来到大楼前，我看到五个黑色大字“吴江档案馆”。
里面走廊上，我看到的不是精美的美术作品，就是整洁的书法作品。
我们随着工作人员来到了数字化中心。
我看见一位老爷爷正在飞速地翻着一本档案本。
我满怀好奇地问：“老爷爷，您在干什么？”老爷爷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小朋友，我在查看部分新进来的档案的页数和封面上标的页数是否相同，然后对档案进行归类和整理。
如果发现有不符的情况，就要找相关部门解决。
”我听了之后连连点头，顿时觉得这种工作不仅繁琐且要有责任心！随后，我们来到了实物档案室。
看，里面的物品真多呀！有各式各样的花瓶，有荣誉证书，有照片，有既冰凉又光滑的玉佩……这儿有一块石头，是袁黄后代的墓碑，上面刻着一些字，但是经过风雨的洗礼之后，它已不再是那样清晰可辨。
在名人馆里，我对费孝通先生非常崇拜，他是吴江人的骄傲。
费孝通先生不仅生在吴江，长在吴江，更是将学术生涯的根脉深深地扎在吴江。
费孝通先生一生两次学术生命的起点，都与家乡吴江有着深厚渊源。
1936年，费孝通先生首次访问吴江开弦弓村，其经过调查研究撰写的《江村经济》，被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先生也因此成为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的中国第一人。
而费孝通先生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始于改革开放初期。
1981年10月，费孝通先生三访开弦弓村，开始续写被中断了20多年的“江村”大文章。
自此，费孝通先生几乎每年都要回家乡开展调研，先后30余次回乡访问调研，由此撰写的众多学术和研究成果，对吴江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学习中，我对吴江的众多名人深深钦佩。
我们最后还去数字化中心查找了家人、老师、小记者的一些档案。
神秘的吴江档案馆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行行重行行》
费孝通
【期刊名称】《当代贵州》
【年(卷),期】2011(000)021
【摘要】《行行重行行》及其续集是费孝通先生1980年第二次学术生命成果的一部分，收入了他1981年到1996年“行行重行行”，几乎跑遍祖国大江南北开展乡镇发展实地调查和思考的大部分成果。
【总页数】1页(P62-62)
【作者】费孝通
【作者单位】群言出版社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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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行行重行行》的歧义性 [J], 邢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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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行重行行 [J], 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古诗十九首》(其一)
5.行行重行行 [J], 李雪婷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费孝通的生命抱负
蒋晔
【期刊名称】《决策探索》
【年(卷),期】1998(000)008
【摘要】新的世纪即将开始,二十世纪就要和我们永远告别了,回顾中国这坎坷、曲折、不平凡的100年,有屈辱也有辉煌。
从本期起,我们以“世纪人物”为栏目标题,对本世纪影响较大的文化大家,进行一次全面的系列报道。
特邀请中国文化名人独家访谈专栏作家、中共漯河市委副秘书长蒋晔先生主持本专栏,把他多年来用心血搜集、采访到的珍贵资料,呈现给广大的读者。
【总页数】4页(P22-25)
【作者】蒋晔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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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三次劫难
唐和平
【期刊名称】《廉政瞭望》
【年(卷),期】1998(000)006
【摘要】三十年代我应该死而没有死,四十年代人家要我死而没有死,六十年代我想死而没有死。
老年人总喜欢追忆过去,但国际著名人类学权威费孝通先生已88岁了,仍习惯于把目光投向人类未来。
最近,笔者走访了费老,有意旧事重提。
费老嗟叹良久。
感慨惊人:"30年代我应该死而没有死,40年代人家要我死而没有死,60年代我想死而没有死。
"坠入捕虎陷阱早年费孝通受革命思想影响,弃医从文,转学杜会科学,"治万人之病",于1930年秋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做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
1935年暑假,新婚燕尔的费孝通与爱妻王同惠一道,离开北京,辗转上海、香港、广州、南宁,入瑶山进行民族考察,行程两个多月。
【总页数】1页(P46-46)
【作者】唐和平
【作者单位】《成都商报》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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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人类的文化劫难——《1860：圆明园大劫难》 [J], 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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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费孝通是怎样把社会和文化当作一个整体的？——费孝通教授晚年思想脉络 [J], 丁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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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始
张冠生
【期刊名称】《社会科学论坛》
【年(卷),期】1999(0)3
【摘要】三、改正1980年5月初,费孝通结束了对美国的第三次访问后回到北京.此时,早春已过,阳春已至.费孝通这次访美启程之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千人规模的迎春茶话会上发言,通报重建社会学工作的进度.(按:费孝通在这次发言中用“重见天日”表达社会学的命运,并说“许多共同受命的同志”“确是费了不少心计,也奔走了不少路程.值得在这个迎春会上报一喜讯的是,不久,这个难产的娃娃有出生的可能了.说是难产,并非虚言.时至今日,我们的办公室还是临时借用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还是借用的.我们对外唱了一年的‘空城计’,我就是在城门口扫地的一个老兵.现在我相信这个过渡状态很快就可以结束了.有了所房子,有了个工作班子,这个娃娃就可以落地了.”)回国之后,费孝通即按计划加紧筹办将于暑期开学的社会学讲习班.
【总页数】5页(P19-23)
【关键词】费孝通;学术生命;社会学研究;乡村工业;中国农村;1981年;农村经济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社会学重建
【作者】张冠生
【作者单位】民盟中央委员会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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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始 [J], 张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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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的第三次学术生命（上篇）潘乃谷*1978年年底，我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北京探亲，到中央民族学院去看望费孝通先生。
此时父亲(潘光旦)已去世11年了，这是自“文革”劫难后，我第一次见到费先生。
我们都没有谈及十几年的遭遇，费先生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能不能回来整理潘先生的遗稿。
”不久后，我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费先生指导下开始查找整理父亲的遗稿。
此工作开始不久，1979年，中央决定重建社会学学科，我就随同费先生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参加了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
1985年，我又随同他到北京大学建立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此后，我一直担任费先生在学术工作方面的助手。
一记得1994年年末，费先生应《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编辑工作委员会之约，亲自编了《费孝通学术文化随笔》—书，并撰写了跋，题为“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他在文中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为止的这—段时间是我意外得到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意外是指这段生命的取得我确是没有预料到的，自从50年代的反右斗争起，接着又经过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为亲人痛惜，路人侧目，不仅别人甚至自己，对我早年的学术思想早已全盘否定，我也口服心服地认为我的学术生命已告结束。
不料70年代后期世态剧变，我如大梦初醒，重又回到正常生活的轨道，拾起了我的学术工作，所以称之为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他还说：人原有生物人和社会人这双重性，两者可以合一，也可以分离，社会人是可以离开生物人而存在的。
当其存在，仍在社会上发生作用，没有死，还是活的，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就是指利用生物人活着的时机，立下一些不朽的或是比肉体消亡得比较缓慢的社会存在。
我在进入85岁时，心头考虑的正是这个“身后之事”，这些还会影响我身后还活的人的事。
我本人固然不一定能是个跨世纪的人物，但不能不想到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想到自己对生*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所负有的责任。
实际上他在1980年70岁的时候就下了决心，要用10年时间夺回失去的20年。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80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又重新进入到原来的老圈里面。
我把它称之为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
这一年我七十岁……估计还能再过十年，这十年的时间，希望能够用在我—生倾心的学术研究上，所以从1980年开始，我就一次一次地出去跑，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工厂、小城镇去看，去看那些地方的人们怎样生活的，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这一时期我工作的主题：可以用“行行重行行’’这几个字来概括。
(《费孝通文集》，第15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位年已七旬的老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和“科教兴国”的时代潮流中，仿佛又得到了春天的活力，焕发出无限的热情。
中国在20世纪的这—百年里经历了多次战争、社会动荡和政治运动。
出生在1910年的费孝通先生，是一生中跨越了清朝、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的世纪老人。
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在这一百年间的风风雨雨的一个生动写照。
自他踏入燕园的1930年开始，费先生即正式开始了他的求学与学术生涯。
但之后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政治局势的演变，他的学术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费先生193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怀抱着一腔爱国的热情回到了全民抗战的祖国。
在昆明郊外的“魁阁”里，他组建了云南大学的研究工作站，正式开始了他的实地研究与教学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从昆明到北京，先后于清华大学与中央民族大学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
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却意外地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他被禁止上讲台，禁止发表文章。
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老一代知识分子统统打人冷宫。
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中国的学术界才迎来了新的生机。
1979年费先生受中央委托在中国重建社会学，那时他已69岁高龄。
出自老一辈学者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关切，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学科建设工作中去。
他把这段时期开始的学术活动称之为“第二次学术生命”。
二1998年费先生相继从民盟中央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上退下来。
1998年3月1日，他向我交代完单位的工作后，谈到他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费先生说从1998年开始，不会有外面的职务了，可以学术为主，这是“第三次学术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主要放在学术上面，他想做几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继续“行行重行行”，这方面不能丢掉。
当前主要沿京九路“串糖葫芦”，在沿线每一个省找—两个中小城市进行实地考察，如河北的衡水，山东的菏泽、聊城、河南的民权、商丘和信阳，安徽的阜阳和凤阳，还有江西的九江、南昌和广东的韶关等，争取每省或每地写一篇文章。
二是写好北大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研讨班或研讨会上发言的论文。
他指的是自1995年开始由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牵头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系列高级研讨班和1983年开始由他与港台学者联合发起举办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系列学术研讨会。
三是重温派克的学术著作，根据美国老一代社会学家派克的学术思路和自己的体会来重新构思社会学概论。
他把要继续写的文章归纳为三类，一类是《半月谈》用的千字文，另一类是“行行重行行”式的文章，第三类是学术性的论文。
1998年3月7日，费先生再次讲起这个话题，他让我先帮他算笔账。
他说他一生接受了完整的教育：1910年出生，4岁进入蒙养院(今称幼儿园)，1915年上小学，到1928年高中毕业进东吴大学读预科，若不计幼儿园，上大学前用了15年。
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直至1938年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又是8年，一共23年。
回国从事学术工作，正赶上抗日战争时期，工作不过十多年，却从1957年“反右”开始直至1980年“改正”又损失了23年。
从1980年算起，若能干到2003年，或还可拿回23年。
费先生还谈到，回想1979年恢复学术工作时，年已近70，估计干到80岁，争取用10年时间做20年的事，就不错了。
现在看来已增加了不止10年，所以要想想如何利用这段时间。
他接着前一次所谈的计划进一步向我讲述了他的思路，说到重写《社会学概论》。
他说他想列出一个新的系统，按派克社会学的思路形成一个格局，重建派克社会学。
或可从“生物人”说起讲到“社会人”，再讲到“社会”，即从体质人类学——群体——社会——人文世界，从自然体一直发展到文化，并讲明群体和社会超过了生物体是没有限度的，文化是有盛衰兴亡的。
同时他还要从派克的另一条思路上，探讨从乡村到城市、从共生到契约的过程。
他说他这一代人的一生大体到跨世纪为止，正好是民国初年“新学”开始培养的一代，希望有条件能够把他这一代人的学术生涯和社会阅历记述下来。
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实际发展过程的追踪研究，他表示还要继续沿京九线做城乡社会发展的考察，作为“行行重行行”的继续。
为此，他希望还能完成一本杂文、一本侧记和一本学术性著作。
三费先生20世纪在90年代的工作主题，可以用“反思、补课和文化自觉”来概括。
学术反思是他为自己定下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要求自己对过去发表过的学术思想回头多想想，这些思想是怎样来的，为什么这样想，现在看来是否还有点道理，是否要修正甚至改动。
这可以说是个人的“文化自觉”。
1993年，他在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宣读了《个人、群体、社会》一文，这是他对旧著《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一书做的反思。
他说：“这篇论文也可以说是我为自己开创了一条写作的新路子，有一点近于思想自传方式的自我反省。
”(《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页)他认为学术反思是对个人而言的，文化自觉则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从个人扩大到自己所属的文化；从个人的学术发展扩大到一门学科的演变。
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
因为要取得文化自觉到进行文化对话，以达到文化交流，大概不得不从学者本人的学术反思开始。
所以，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是一脉相通的。
在谈到怎样进行反思时，他采取的一个办法是在自己的老师身上做文章，因为自己思想的来源往往与老师有关。
他说：我的几个老师当中，第一个影响我的是吴文藻先生，第二个是潘光旦先生，然后是三个外国人，一是Park(派克)，二是Shirokogorov(史禄国)，三是Malinowsik(马林诺斯基)。
作为学生，我从这些老师身上得到些什么呢?关于吴文藻先生，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开风气，育人才”。
他在中国提出来了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社会学中国化，一个是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从实际调查中出思想，出理论。
潘先生对我影响比较重要的思想是“两个世界”，一是人同物的关系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关系的世界。
我在潘[光旦]先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文世界”这个概念。
我这个概念是从潘先生的思想里边来的。
(《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 1999年版，第373页)在谈到对人文世界怎样理解时，费先生引出了“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两句老话。
“天”是指自然世界，“人”是从自然世界里边发展出来的，“天人之际”就是人在这个自然世界里边处的地位。
人逃不出这个客观的自然世界，但是人有能力利用自然世界来创造人文世界，用人文世界来利用自然，以取得人的生存和发展。
这两句老话可以说是中国人历来做学问的基本内容，他认为也可以作为人类学、社会学的目标的表述。
他跟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这个领域的学习对他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他采用的类型比较法方面。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是史禄国影响他的学术思想的又一个例证。
马林诺斯基在人类学上的贡献，就是实现了从书本到实地调查，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并倡导从对野蛮人的研究转向对文明世界的研究。
从1993年年初至1998年上半年，他在写完《个人、群体、社会》一文后，又写了《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等一系列学术反思文章，其中有几篇正是讲两位外国老师史禄国和马林诺斯基的。
这些文章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反思，是对个人学术思想的再思考，也是对他所学到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反思，对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而言，还可以说是—种文化自觉的尝试。
因为在他看来，“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从一开始，就是要认识文化，认识社会。
这个认识过程的起点，是在认识自己”(上揭书，第371页)。
四1998年7月5日，费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社会学人类学第三届研究班闭幕式上做了《世变方激，赶紧补课》的总结发言，明确提出“补课”的要求。
他讲了这是时代的要求，重建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要求，也是作为学者的必需。
经过了20年，事实已证明一个学科挥之即去是做得到的，要呼之即来却不那么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