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与受容

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与受容
人文学院06级历史系王成虎
摘要：几千年来,中国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发生了十分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在文化方面,由于日本与中国大陆同属于东亚世界中的一员,因为当时中国在各方面均处于世界前列,所以,古代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传播到了日本,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多层次的持续的深刻影响。

当然日本也有传播到中国的内容,但相对其接受的中国文化要素则略显过少。

现以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与受容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进行阐述,希望能对中日文化交流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汉字，日本，传播，受容，文化圈
一、东亚汉字文化圈
研究汉字的传播首先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汉字文化圈,所谓汉字文化圈,就是指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的汉字文化因素。

日本西岐定生氏在其所著《东亚世界的形成--总说》中认为汉字的文化因素包括有汉字、儒学、律令和中国化的佛教。

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中国文化在上述东亚邻国传播的结果。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上述国家的文化交流，则开始了东亚汉字文化圈形成的历史进程。

从当时东亚邻国的情况看，朝鲜半岛虽处于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的分裂时期，但三个政权与中国诸政权的交往却很频繁，并且他们的国王受到中国东晋及南北朝政权的册封，使互相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的频繁，日本这一时期也开始从分散到大和朝廷的统一过程，并通过与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往来积极地吸收汉文化。

二、汉字在日本传播的开始
日本古代虽然拥有自己的语言,但并未创制出自己的文字,所以严重阻碍其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随着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不断强化,严重刺激了日本国内倾于国家发展的有识之士。

据《日本书纪》所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把大量书籍带回日本,而这些书籍基本上全是由内地传播至朝鲜半岛的儒家经典。

(注一)由此可见日本对学习汉字及其他汉文化要素的迫切心之强,同时也体现出文字对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汉字在三世纪前半叶时,已成
为东亚地区通用的国际性文字,尤其是送给中国的政府的国书,更是必须用汉字。

一世纪日本北九州的奴国与东汉往来,可能用汉字表达语义。

三世纪邪马台过时代,日本已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了。

（注二）
三世纪以前的东亚,由于日本不象朝鲜和越南一样毗邻中国,故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相对朝鲜和越南则稍晚。

从日本北九州到畿内一带的弥生时代的遗迹中发现的新朝王莽时代的“货泉”、“货布”,这种货币在韩国济州市山地港,庆尚南道金海会岘里贝冢也有发现,这些文物说明汉字文化早已由朝鲜半岛间接传入了日本。

当然,仅以这些文物是不足以说明公元前三、四世纪或公元前后的日本已有认识或运用汉字的能力。

随后在日本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是稍晚于王莽时代“货泉”
传入日本的汉字证物。

据《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倭传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并云:“光武赐以印绶”。

又据张楚金《翰苑》倭国条云:“中元之际,紫绶之荣。

”
由此可知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王之印为金印紫绶,而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规则,金印紫绶一般是授予外臣之王的,倭奴国王接受此金印紫绶,正说明倭奴国已参加了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体系。

那么此后倭奴国送给中国政府的国书就都必须用汉字来书写，并加盖此金印。

而奏文的书写对认识汉字的水平要求相对较高，因此在一、二世纪倭奴国社会对认识并使用汉字已是迫切需要的事。

但正式把汉字传到日本的则是朝鲜三国时期百济的王仁。

三、汉字在日本的地位正式确立
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汉字以及儒学和佛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后，日本对于这些汉字文化要素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隋唐开明的兼收并蓄的对外政策使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内容也更加丰富。

笔者认为，把大化革新可以作为汉字成为日本正式官方语言的标志性事件，把大化革新作为汉字在日本传播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并非是因为这一事件后日本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而是因为日本在大化革新过程中大量吸收并应用了当时中国的先进制度，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是参照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而制定的，性质大体一致，都是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分配
制度和租税制度。

另外，668年，天智天皇（668-671）命中臣镰足制定了日本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近江令》，据日本学者研究，《近江令》大体参考了唐代的《贞观令》，成为日本以后《令》的基础。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这一时期汉字已成为日本官方不可动摇的语言。

四、日本对汉字的受容
文字的传播与吸收，必须要根据对方的土壤而定，古语云“橘逾淮而为枳”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了。

大汉族主义的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各文化要素的传播往往认为是中国单方向的影响史观，从而忽略了接收方的内在因素。

大汉族主义就是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却不懂得灵活的运用辩证法的“文氓”。

他们完全肯定中国文化的先进性，水是低处流的，对方没有选择的余地，这种看法忽略了客观环境的条件，也就是对方需要程度如何的问题。

仅凭文献的记载，便断定中国文化已影响对方，这是非常片面的，也是很危险的；反过来说，完全认为是对方独自的发展，也不全合乎史实；这两者都不是客观的史学家所应采取的，要合乎其中，就必须要对中国的传播限度，也就是中国文化所含有的普遍性与接收方的特殊性加以认定（注三）。

随着自身文化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有一种能够表达本国语言的文字，而日本的假名就在吸收汉字部分优秀因子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了。

所谓假名就是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极简草体化而创造出来的表音文字，采用正楷汉字偏旁地叫做片假名，汉字偏旁草体化的叫做平假名。

（注四）当初日本把汉字称作真实即实在的文字的意思。

把省略真名或草体化的简略文字称作假名，这种假名弃掉汉字的意义，只取其音。

开始时片假名用于佛经的注音，后来发展成片假名与汉字混合的形式。

假名的出现是古代日本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而并非某个人发明的，当然这其中自然绝对不能排除汉字和大陆移民的影响，这既体现了中国汉字对日本文字产生的影响，也反映了日本对汉字的选择性受容。

五、汉字对日本的影响
1、促进了东亚文化圈在日本这一换的形成与发展。

汉字作为东亚世界赖以成立的首项要素，同时也作为中国文化外传的一项重要元素，它不仅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交流内容的广泛化，也将儒家文化、律令、科技和中国化佛教传播到了周边国家。

日本作为东亚世界中的重要一员，自然也没有脱离这一体系的原因。

因汉字的传入而传入的儒学对日本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道德风俗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武器，成为施政的主要依据。

这点在历代天皇的诏书中表现得最显著，如“君以民为本”，“此盖朕政教民于不德”，“天津日嗣之御位，天所授赐”等，都是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后来圣德太子的改革，更充满了儒学思想。

中国文化还通过传入日本的中国化佛教源源不断的流入日本，促使日本产生了辉煌的飞鸟文化，还有后来的白风文化和天平文化，平安前期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还出现了所谓的“国风黑暗时代”（注五）。

2、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不断加深。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很快便加入了西方殖民者的行列当中，由于日本对中国的熟悉所以他在侵略过程中尽显优势，1874年侵略台湾讹诈了清政府5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掠夺了清政府2亿两白银，再加上之后清政府支付的3000万两赎辽费。

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又从中国的4亿5千万两“赔款”总额中得到0.35亿两，约合0.5亿日元，此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的掠夺更是无以量计，日本可以称的上是世界侵略史中仅次于英国的“暴发户”，这一切的掠夺与西方早期的殖民掠夺不同的是西方殖民者不了解亚非拉而日本非常了解中国，而最基本的了解手段就是语言和文字，日本对中国各个时期国情了解的不断更新是其侵略政策实施的主要依据，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聪明智慧。

3、近代中国了解西方的“前哨站”。

在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主流；而在近代，日本本对中国学习西方文化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注六）这是因为通过日本汲取近代西方文明，具有路近省费、语言相近、风俗相似、“西学不切药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等优点，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七）而在这些众多特点中最重要的还是语言的相近，语言的相近自然应归功于古代汉字的传播和影响。

六、结语
在各国都努力提高自己本民族文化地位
及软实力的今天，汉字作为世界上超过六分之一的人口使用的语言文字，在古代东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表意文字它是否仍然能担
起新时代世界文化发展的重任，作为中华儿女我们需要做的还很多。

日本作为东亚世界中仍然使用部分汉字的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我们如何利用日本使用汉字的优势，答案一目了然。

参考资料：
（注一）：吴廷璆《日本史》，2004年版，40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注二）：高明士《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1985年版，15页，台湾国立编译馆
（注三）：同上，55页
（注四）：吴廷璆《日本史》，2004年版，116页
（注五）：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著《日本历史》，2005年版，8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六）：同上，225页
（注七）：张之洞《劝学篇》（下），游学第二，第六页，《张文襄公全集》第203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