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佛经翻译及其文化意义研究

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一、佛经翻译的历史盛况中国人知道有佛教，是在西汉武帝通西域之后。

现在有些人以为佛经翻译是东汉安世高开启的，其实最早的佛经翻译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

贵霜帝国大月氏王遣使来中国口授佛经，博士弟子秦景宪协助来使伊存口授佛经。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4年)又有佛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翻译佛经。

但是大规模有影响的传人中国，则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公元147年后)安世高来华译经之后。

至此以后大约七百年，印度佛教通过佛僧译经传教。

持续深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政治、艺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直到唐朝后期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事件，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然而，就在佛教传播短暂中断之后，佛教又在后世迅速复兴，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功能的角色。

佛经翻译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2年)至东晋后秦的大约四百年，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主要是由外来的佛僧担任主纲。

如前所述，其时最早来华的外国佛僧翻译家是伊存、迦叶摩腾、竺法兰，八十年之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真谛、昙无谶等(多来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

自后秦弘始年间(399年)鸠摩罗什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为后一阶段，这四百多年中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本土的佛僧担任主纲，著名翻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玄奘、义净、不空等。

这二个阶段性的特点也符合外来语言文化从陌生到熟悉的自然发展过程。

在八百多年的佛经翻译盛世中，翻译家的阵容从小到大，不胜枚举。

因篇幅原因，本文不可能将所有译家一一列举，在此仅列表举出部分杰出翻译家，以便读者大致了解佛经翻译运动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的空前盛况。

二、佛经翻译家的历史地位佛教传人中国之初，其经文都是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

最先为犍陀罗文、焉耆文(吐火罗语A)、龟兹文(吐火罗语B)。

后来则是巴利文、梵文12l，能够读懂原文的人极少，而绝大多数人只能依赖部分佛经翻译家的语言文字水平和见解去了解佛经。

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分析在我国历史上，经文翻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最早的翻译实践开始于经文翻译，最早的与外国文化交流也源于佛教翻译。

引言：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1999,11)。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翻译的操作对象是语言，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翻译是通过语言传播文化，因此传达原语信息才是翻译的实质。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从定义看，文化的定义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语文明两方面内容。

其中物质文化包括生产、生活工具和与衣、食、住、行有关的“物质文化”实体;精神文化指人类大脑里的成就，包括思想、语言和其它超越结构的成就，如哲学、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等。

作为两种文化交流中的翻译人员，应该广泛考虑这两方面的各领域。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不仅仅是跨语言体系的转化。

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且大多生存至今，就因为它们之间代代相交流、相互促进和发展。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在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王克非博士认为“翻译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意义的文化活动(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1999,37)。

人们已经达成共识-翻译有利于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

没有口头或书面翻译，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不会传到西方国家;没有翻译中国古代汉唐王朝的成就，不可能对其邻国尤其是韩、日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中认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马祖毅，xx:18)。

中国的佛经翻译从148年安世高起直至北宋末年，历史九百余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佛经卷帙。

可见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

佛经经文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承传也带来巨大冲击，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引进外国文化的不同方面，也相应地对中国文化带来不同的冲击和影响。

试论翻译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试论翻译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和考察翻译。

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笔译活动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翻译史上共出现了五次高潮，我们以翻译史上的这五次高潮来探讨翻译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

一、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内政治混乱，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又滋扰边境，内忧外患，普通民众无力通过现世渠道改变这一切，自然将关注投向了异域传入的思想。

佛经的翻译导致了佛教的传入，引进了一种新的东方思想。

佛教中的忍让思想、来世思想和色空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对老百姓起到了一种镇静作用，弱化了老百姓对统治的对抗心理。

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在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协调阶级矛盾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历代统治者不断遣人取经，设立译场，形成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翻译高潮。

佛经翻译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在世界翻译史上都是少见的。

仅自汉至唐早期，已译出经传3616部，8641卷。

①中国佛教史记载，有大量佛经翻译是由政府支持的，虽然自南北朝至隋代有个别君主的确是佛教忠实信徒，但他们只占极少数。

佛经的翻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同历代封建统治者政治统治的需要分不开。

二、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完成了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近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相继获得迅速发展。

与欧洲各国相比，在明末清初落后保守的封建统治制度下，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进步。

而此时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华从事宗教活动，传教士把科技翻译活动作为其传教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

一些具有西方科学知识的士大夫，先后帮助耶稣会的传教士进行译述工作。

科技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治学上的浮泛，一改宋明理学的空疏之弊，走上实学之路。

浅谈晚清翻译话语的发展及意义19世纪的翻译活动是佛经汉译活动之后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翻译高潮。

从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中国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开始重视翻译，纷纷著书撰文，讨论“译书”问题，讨论的话题既涉及为什么要译书，也涉及该译什么书，同时也有对前人译书得失的批评。

但纯粹从语言文字角度来讨论翻译的文章很少，中国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倾向于将翻译问题挪用为政治见解的表达渠道，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翻译话语。

从后世、尤其是今天的立场看，晚清的翻译话语也许略显粗浅，但它折射出了晚清知识分子对翻译的认识和理念，故不失其历史意义和价值。

因此，本文将具体论述晚清翻译话语的发展过程以及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标签：翻译话语;翻译的功能意义;翻译选材;翻译的评价标准1.晚清翻译话语的四大发展阶段1.1 鸦片战争前的翻译话语1841年5月，林则徐督两广，他招募了教会学校毕业的外语人才作为译员，同时利用所接触到的外国人如传教士、外商、海员等了解外情，并帮助翻译。

林则徐的翻译行为基本属于自发行为，既无计划也无对翻译问题的论述，因此他组织的翻译内容是随机的，主要是为了应付现实问题，功利色彩过于浓厚。

1.2 两次鸦片战争后的翻译话语两次鸦片战争后，一批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国人的封闭与对世界形势的无知，同时开始思索御敌方略，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翻译西书西报以知“夷情”。

总的来说，两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危急的国内形势，中国部分士大夫及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主动提出翻译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积极向外学习，翻译行为的政治化也由此开始了。

1.3 洋務运动时期的翻译话语19世纪60至80年代是洋务运动的黄金时代，也是翻译实践成果丰硕的时代。

这一时期，政府、教会及民间三大系统出版几百种图书。

学外语、当翻译逐渐成为一种“举业”之外的谋生之道，而做翻译、谈翻译也不再是需要避讳的事。

翻译书籍及译介知识也成为普通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的经常性储备。

河南大学题目：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性及其启示姓名杨翠翠学号 104753110619学院外语学院年级专业 2011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课程名称翻译概论任课教师姜玲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性及其启示杨翠翠（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摘要: 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并对中国后世的哲学思想﹑语言、词汇﹑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试分析佛经翻译中所采取的策略及采用这些策略的原因入手，从而揭示中国佛经翻译传统的特性，即并非勒菲弗尔在《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中认为的中国译者更倾向于归化原文，而是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与意译的有机结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阐述这些翻译传统以及这些传统译论对我们现今翻译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佛经翻译；翻译策略；翻译传统；启示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Inspirations Obtained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ScriptureYang Cuicui(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is the main stream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with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influenc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trategies that are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reasons of using them. The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are: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alternately dominates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thus they develop themselves into maturity until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two principles’integration, not Lefevere’s idea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that Chinese translators always tend to acculturate.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we are going to elaborate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ideas of China and the inspirations obtained from th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Key words: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traditions; enlightenment一、引言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中认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梁启超一生与佛缘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

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匮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梁氏这样笃信佛学，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身因素。

近代中国，研究和推崇佛学是知识界的一种风尚。

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都是佛学的宣传者和信奉者。

梁启超恰恰是在这种近代新知识分子的特殊选择中，走进了佛教的殿堂。

难以超越的社会潮流，使梁氏对佛学顶礼膜拜。

一般来讲，信佛是为了逃避复杂而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寻求一处与世无争的‚静地‛。

晚清的知识界，缺少自由而富有生机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积怨是相当严重的。

魏源、章太炎这些人在四处碰壁之后而遁入佛学是顺理成章的。

诚如梁启超所言：‚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

‛（《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4，第73页）梁氏在戊戌政变后精神沮丧，读佛经后拍案叫绝，大肆鼓吹；晚年他政治上接连失败，无法实施其改造中国的方案，又对‚五四‛之后的社会现状极端不满，心中之积苦不可言状，于是便用较多的时间钻研起佛学。

梁启超本身的悲剧命运决定了其在佛教的海洋里出没寻觅。

梁氏之信佛是从理念上去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具有较多的哲理性和研究性。

因此，梁氏在晚年写出了一批研究佛学的学术著作，涉及中国佛学史的沿革、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佛学理论等许多方面。

这在佛学研究史上是划阶段的优秀成果。

梁启超十分注重中国佛学史的研究，写下了《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论著，简明而较科学地分析了佛学在中国的变迁，并结合社会、思想文化等客观环境论述了佛学消长的规律和原因，颇有见地。

佛学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一样，其发展过程中，尤其在中国的繁衍过程中，出现过各种流派，相互争斗。

梁启超对此十分重视，有过详细而深入的评析，并且和欧美的哲学流派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具有较大的启发性。

佛经翻译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摘要：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汉语言的许多方面及人们的哲学思想观念，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及社会的发展。

本文从哲学思想、语言文化及文学等各方面探讨了佛经翻译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佛经翻译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思想语言文化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行为，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影响巨大。

中国的翻译传统源远流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翻译史上曾经出现三次翻译高潮，即从东汉到宋代早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这三次翻译运动引进外国文化的不同方面，相应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不同的冲击和影响。

其中，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持续到北宋末年，历时1000多年，规模巨大，参译者众多，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

佛经翻译本意为宣扬和传播佛教，却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成为对人民实行精神统治的工具，同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哲学、语言、文学、翻译理论、建筑、绘画、雕塑和音乐艺术等众多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

本文拟从语言文化和哲学等各方面分析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一、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佛经输入后，印度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逐步与中国原有的老庄哲学相结合，到南北朝时，这般唯心主义思潮发展到极盛阶段。

隋唐时，佛经理论开始被同化成中国哲学，并出现了如天台华阴、禅冢等传授教徒的学校，他们利用佛经理论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问题。

宋代，新孔学开始形成，一方面它反对佛教，另一方面它吸收了一些佛教成分。

佛教和新孔学二者强调自我修养，但传统中国哲学中，自我修养指“镇压暴动，治理国家”，不同于佛教，其意在帮助人们超凡脱世，得道成佛，新孔学派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就提出了“上帝法则的观念”，他们相信“天人合一”，只要天人合一了，他们的神圣使命“镇压暴动，治理国家”就完成了，很显然，新孔学派很好地运用了辩证法；批判佛教的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这样，中国哲学有了完善的本位论、价值论及关于生活的哲学体系。

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涌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借用当代译学理论来阐释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和实践；也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研究政治文化对晚清翻译活动包括梁启超的翻译活动的影响。

但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视域和维度对梁启超进行研究的文章却不多见。

本文旨在对梁启超翻译活动、思想和实践加以阐释，重新审视这位“鸿儒”的翻译主张及其目的，解读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巨大贡献。

一、梁启超翻译的时代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战争的失败，使得国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深刻反思，并逐渐觉醒，同时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策略。

当时的译书机构把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介绍到中国。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梁启超慧眼独具，看中了翻译这一高效的工具，把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

他把译书的重要性和强国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认为“译书为强国第一义”。

1896年，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西学书目表》，反复强调翻译西书之急，认为国家存亡兴衰之关键在于输入西学；还列举出当时急需翻译的300多种书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客居日本，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因“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而改变，而是以更新、更有力的形式付诸行动，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摆脱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自我优越感”的限制，放眼世界，开始通过翻译和办报等方式，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

他是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第一人，为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思想，从而为迎来清末文学翻译的高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

佛经语言学浅论语言学民国初年，梁启超写了一部《佛学研究十八篇》，其中有《翻译文学与佛典》一章，特别强调“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并论及马鸣所造的《佛本行赞》，实是一首达三万余言的长歌，虽然不用韵，然而读起来，却觉得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彷佛。

而其《大乘庄严论》则几乎是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说。

能令读者“肉飞神动”。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更用了两章的篇幅来介绍“佛教的翻译文学”。

他认为佛经“给中国文学史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

胡适又认为，印度文学里有一种特别的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节奏文体重说一遍，这部分叫做“偈”。

中国弹词文学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便是受佛经的影响。

自梁启超、胡适以后，人们除了宗教的佛经、哲学的佛经之外，开始注意佛经文学的一面。

然而，文学和语言是一体两面的。

既然注意到文学的层面，自然也会逐渐注意到语言的层面。

事实上，当梁启超强调文学价值的同时，他也专有一节谈及语法及文体的变化。

他发现佛经一概不用“之乎者也”；也不用骈文家的绮词俪句；倒装句以及句中夹杂解释语的情况极多；又多重复前文语。

还有许多带有长串形容词的名词；散文与偈交错，而偈又无韵。

这些分析已经触及了语言研究的问题。

二、什么是“佛经语言学”人类利用语言传播自己的经验，累积共同的智慧，它几乎是整个文化赖以成立的基石。

所以，无论是中西方的学者自古都非常重视语言的研究。

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尔雅》、《说文》、《方言》、《释名》之类的语言学专着，清代的语言文字之学更是达于鼎盛。

近几百年来，西方的研究成果超越了我国，所谓“现代语言学”指的正是西方的语言学。

真正了解语言，应该由四方面着手：语音、构词、词义与句法，这是语言组成的四个主要领域。

因此，“佛经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这四个部分。

所谓“佛经语言学”，也就是弄清楚古代佛经里面所说的话，包括东汉以后所有翻译为中文的佛教经典，也包括唐、宋、元、明各代本国和尚所撰写的禅宗语录。

智库时代 ·119·百家争鸣摘要：源自古印度的佛教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便以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诠释和需求迅速传播，并经由中国人自己的发挥和创造完成了中国化。

在此过程中，佛经汉译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

佛经汉译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它拉开了中国翻译史的帷幕，推动了我国与亚洲乃至西方各国之间跨文化交流的发展。

本文将从中国翻译史的角度出发，重点分析佛经翻译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从而证明中华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体系，其对佛教文化做到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创新。

关键词：翻译史；佛经翻译；中华文化；影响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4609（2018）09-0119-0003郝士民从中国翻译史角度看佛经翻译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西北大学，陕西西安 710127）两汉交际之时，源自古印度的佛教经由西域地区传入中国后，逐步与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相适应，而佛经翻译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在东晋至隋代迅速发展，并于唐代达到全盛时期，衰落于北宋时期。

佛经汉译拉开了中国翻译史的帷幕，引发了首个翻译高潮，并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的简要回顾，重点分析佛经汉译对汉语、中国文学以及中国古典艺术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简述（一）佛经翻译的起源佛教诞生于古印度。

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为了大力弘扬佛法，众多僧徒被国王派遣出国传教。

此后佛教传至西域地区，不少国家陆续开始信奉佛教。

佛教传至中国并得以盛行有其特定的内在原因。

汉武帝时，董仲舒创立了谶纬神学。

而佛教鼓吹人生极苦，要人忍辱修行的教义与谶纬之学正好相互配合，有利于统治阶级更好地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统治。

所以佛经传至中国以后最先受到统治者的青睐，随后影响力急剧提升。

为了传播佛教教义，外来僧侣不断带来佛教典籍，于是佛经的翻译活动得以拉开序幕。

（二）佛经翻译的四个阶段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到北宋末年，佛经翻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为第一阶段，即起步时期；从东晋到隋代为第二阶段，即发展时期；唐代为第三阶段，是全盛时期；北宋为第四阶段，此时佛经翻译进入衰落时期。

作为翻译家的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文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

虽不是中国小说翻译第一人，他却是中国“小说界革命”的发起者、译介政治小说的第一人。

他集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于一身，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翻译家。

因其“大力创办译书院，从政治的角度影响了我国的译业，以宏观论作用最大”，故方华文认为将梁启超、严复及林纾三人确立为清末民初时期的译界“三杰”，且梁启超应冠“三杰”之首。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常被誉为“维新志士”，凸显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同时很多人也将他赞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褒扬他的学识渊搏。

诚然，梁启超在这两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急先锋”。

然而他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成就，往往为人忽视，那就是他对翻译西学的提倡和对翻译的独到见解。

与同时期著作等身的严复与林纾相比，梁启超的确稍逊一筹，但在翻译方面的贡献上，可与之平分秋色。

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翻译文体革命及翻译文学理论，翻译的语言价值等，直到今天仍有其特殊的借鉴意义。

一、为政治维新而译书梁启超的翻译活动是和他从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同时开始的。

1895年，他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曾协助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先后写了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

同年12月，清政府勒令《中外纪闻》停刊。

1896年3月，梁启超在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创办了《时务报》，他也是主要撰稿人。

这一时期，梁启超精力充沛，思想先进，他不仅注意到政治、经济问题，对文学艺术的价值与作用也很看重。

在中国文化界，他最早提出小说的社会效果向题，翻译外国小说也是他首先倡议的。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是与其维新、改良及爱国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巨著――《变法通议》，其中第七章专门论述了翻译西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翻译人才、如何从事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