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疗专家共识(最全版)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组化标志物专家共识（2014）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NSCLC）占所有肺癌的 80%，可以分为不同的组织学类型，主要包括腺癌（≥ 40%）和鳞癌（30%），以及较为少见的大细胞癌（large cell carcinoma，LCC）（10%）。

随着肺腺癌和鳞癌个体化治疗方案的日趋不同，临床强烈要求对不同组织学类型的 NSCLC 明确诊断。

对于绝大多数手术切除病例而言，经充分取材均能够正确诊断，但病理医师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面临的是小活检标本（占 70%）的诊断，此时有效的免疫标志物在辅助诊断和鉴别诊断中尤显重要。

免疫标志物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 NSCLC 不同组织学类型之间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肺原发癌与诸多类型转移癌之间的鉴别诊断，还在于明确特征性的分子学改变（如 EGFR、EML4-ALK），用于满足 NSCLC 个体化治疗和预后判断的需要。

在越来越多的免疫标志物中，如何选择简单而有效的抗体（组合）达到对 NSCLC，特别是小活检标本的病理诊断和鉴别诊断目的，本文综合国内外权威文献形成以下共识。

NSCLC 常用免疫标志物1. 肺腺癌常用免疫标志物（1）TTF-1TTF-1 是肺腺癌最常用的免疫标志物之一，75%-85% 的肺腺癌表达TTF-1，且常呈弥漫一致性的强阳性，约 20% 的肺腺癌不表达 TTF-1。

TTF-1 在肺腺癌中的表达与分化程度和组织学类型有关，总体而言，肿瘤分化程度越差，TTF-1 越可能表达缺失，具有Ⅱ型肺泡上皮细胞 /Calar 细胞特征的腺癌几乎全部表达 TTF-1，泌黏液性腺癌（浸润性黏液腺癌、胶样腺癌等）呈不同程度表达（表 1）。

TTF-1 也表达于肺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tumors，NETs）、部分典型类癌（typical carcinoid，TC）、非典型类癌（atypical carci-noid，AC）、约 50% 的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large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LCNEC）及 90% 的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SCLC）。

《中国肺癌脑转移诊治专家共识》要点一、概述原发性肺癌（以下简称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肺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之一是脑部。

肺癌脑转移患者预后差，自然平均生存时间仅1个月～2个月。

放射治疗技术的进步和分子靶向治疗等新疗法的迅速发展，为晚期肺癌脑转移提供了更多的治疗手段和更多的期待，手术、放疗及化疗等治疗手段的综合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肺癌脑转移患者的生存期、显著地改善了生活质量。

肺癌脑转移的治疗已经成为临床关注的热点之一。

二、流行病学脑转移性肿瘤包括脑实质转移（brain metastasis,BM）和脑膜转移（leptomeningeal metastasis,LM）。

脑实质转移瘤最常见的发生部位为大脑半球，其次为小脑和脑干。

脑膜转移较脑实质转移少见，但预后更差。

近年来，随着肺癌发病率上升，诊疗技术不断发展，使患者生存期延长，肺癌脑转移的发生和诊断率也逐年升高。

肺癌脑转移发生率明显高于黑色素瘤、乳腺癌、肾癌及结直肠癌，20%～65%的肺癌患者在病程中会发生脑转移，是脑转移性肿瘤中最常见的类型。

三、临床表现（一）脑实质转移脑实质转移瘤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共性的颅内压增高、特异性的局灶性症状和体征。

1. 颅内压增高颅内压增高的症状和体征主要表现为头痛、呕吐和视神经乳头水肿。

2. 局灶性症状和体征大脑半球功能区附近的转移瘤早期可出现局部刺激症状，晚期则出现神经功能破坏性症状，且不同部位肿瘤可产生不同的定位症状和体征，包括：①精神症状：②癫痫发作：③感觉障碍：④运动障碍：⑤失语症：⑥视野损害：丘脑转移瘤可产生丘脑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小脑转移瘤的临床表现：脑干转移瘤大都出现交叉性瘫痪（二）脑膜转移脑膜转移患者的临床表现常因肿瘤细胞侵犯部位不同而复杂多样，缺乏特异性。

脑膜转移的主要临床表现有：①脑实质受累及脑膜刺激表现：②颅神经受累表现：③颅内压增高表现和脑积水压迫脑组织引起的进行性脑功能障碍表现等；④如同时伴有脊膜播散则还可出现脊髓和脊神经根刺激表现。

肺癌多学科团队诊疗中国专家共识（完整版）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登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015年新发肺癌人数约为78.7万例，发病率高达57.26/10万，每年因肺癌死亡人数约为63.1万例，死亡率为45.87/10万。

肺癌导致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日趋严重，成为我国恶性肿瘤死亡主要病因。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快速发展、医疗水平极大提升，临床上肺癌患者的预后包括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和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明显改善，长期生存的肺癌患者基数显著增加，越来越多的肺癌患者对更长的生存预期、更高的QoL诉求迫切，临床上对肺癌患者个性化、精准化、多学科、综合治疗势在必行。

对肺癌患者实施多学科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诊疗模式，能充分考虑到患者个体差异、肿瘤的异质性，不仅能保证治疗方案的科学性，同时能确保治疗方案实施的完整性、公允性、实用性、可追溯性和时效性，从而有效提高肺癌患者的生存预期和QoL。

肺癌从诊断到治疗需综合临床分期、个体差异、病理结果、肿瘤异质性、疾病发展趋势，通过综合多学科包括肿瘤内科、胸外科、呼吸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内镜中心支气管镜室等科室的意见，来确立肺癌患者MDT诊疗方案，以平衡肺癌患者的治疗获益和风险。

临床对肺癌患者分期诊断存在分歧时，需通过MDT诊疗模式提高肿瘤临床分期的准确性。

除了肺癌疑难病例，Ⅲ期肺癌和寡转移肺癌等因疾病本身的复杂性，在制定初始治疗方案前，发起MDT评估并制定诊疗方案至关重要。

肺癌MDT诊疗模式不仅适用于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同时也适用于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患者，并贯穿于肺癌全病程管理流程中。

基于肺癌诊断和治疗的复杂性，美国国家癌症综合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指南给出明确的推荐意见：在肺癌患者从诊断到治疗的全病程管理中，以MDT诊疗模式为中心、结合最佳的循证证据和个体数据，能为肺癌患者提供最优的治疗方案，从而提高肺癌患者治疗获益、降低并发症和疾病进展风险。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组化标志物专家共识(2014)非小细胞肺癌(non-smaｌｌceｌｌluｎg carｃinoｍa,NSCＬC)占所有肺癌得８０％,可以分为不同得组织学类型,主要包括腺癌(≥ 40％)与鳞癌(３0%),以及较为少见得大细胞癌(larｇｅｃell carcinoma,LCC)(10%)。

随着肺腺癌与鳞癌个体化治疗方案得日趋不同,临床强烈要求对不同组织学类型得 NSＣLＣ明确诊断。

对于绝大多数手术切除病例而言,经充分取材均能够正确诊断,但病理医师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面临得就是小活检标本(占 7０％)得诊断,此时有效得免疫标志物在辅助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尤显重要。

免疫标志物得重要性不仅体现在 NSCLC不同组织学类型之间得诊断与鉴别诊断,肺原发癌与诸多类型转移癌之间得鉴别诊断,还在于明确特征性得分子学改变(如EGFＲ、EML４-ALＫ),用于满足NSＣLC 个体化治疗与预后判断得需要、在越来越多得免疫标志物中,如何选择简单而有效得抗体(组合)达到对NSCＬＣ,特别就是小活检标本得病理诊断与鉴别诊断目得,本文综合国内外权威文献形成以下共识、NSCＬC 常用免疫标志物1。

肺腺癌常用免疫标志物(１)TTF－１ＴTF－1 就是肺腺癌最常用得免疫标志物之一,７５%-8５％得肺腺癌表达 TTF—1,且常呈弥漫一致性得强阳性,约20% 得肺腺癌不表达TTF—1。

TTF-1 在肺腺癌中得表达与分化程度与组织学类型有关,总体而言,肿瘤分化程度越差,TＴＦ—1 越可能表达缺失,具有Ⅱ型肺泡上皮细胞/Ｃaｌar 细胞特征得腺癌几乎全部表达 TTF-1,泌黏液性腺癌(浸润性黏液腺癌、胶样腺癌等)呈不同程度表达(表１)。

TＴF－1 也表达于肺神经内分泌肿瘤(ｎeuroendocrinetｕｍors,NETs)、部分典型类癌(ty ｐiｃal caｒｃiｎoid,TＣ)、非典型类癌(atypical carcｉ—ｎoiｄ,AC)、约５０％得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laｒｇe cell ｎeuroendocｒｉne caｒcｉｎoma,LCNEC)及 90％得小细胞肺癌(sｍall cell lung ｃarcｉｎｏma,ＳＣLC)。

耳切、细胞肺癌术后随访中国胸外科专家共识(2020完整版)摘要外科手术是非小细胞肺癌的重要治疗手段，其术后定期随访是早期发现和治疗肿瘤复发转移或第二原发肿瘤的有效方法，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预后。

本共识旨在完善我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随访方案,为负责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随访的同道提供参考，进一步提高我国肺癌规范化诊疗水平。

正文肺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位于策一位，复发转移是肺癌手术后死亡的主要原因。

因此，术后的随访监测非常重要, 可以早期发现和治疗复发转移或第二原发肿瘤，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预后。

然而,目前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 NSCLC )术后复发转移及随访策略的探讨还比较少，国内外对于NSCLC术后患者的随访频率和采用的检查方法还没有达成共识。

为完善我国NSCLC术后随访方案,进一步提高我国肺癌规范化诊疗水平，撰写《非小细胞肺癌术后随访中国胸外科专家共识》显得尤为重要。

参与该共识讨论、审稿的专家都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保证了该共识的参考价值。

1方法与证据本共识检索了PubMed x 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数据库及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脂南［1］、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 ）指南［2］等，分析了近年来相关文献和硏究资料,结合国际现行临床指南，旨在为负责NSCLC术后随访的同道提供参考。

本共识经3次专家讨论会修订并最终定稿。

2 随访策略适用人群根治性手术后、经病理诊断为NSCLC的患者。

3随访方案病史问诊及体格检查是疾病诊疗的基本要求，也是NSCLC患者术后复查随访的基本要求，有助于系统了解患者病情及初步发现是否有复发、淋巴结转移等变化。

有证据［芥6］表明：肺癌肿瘤标记物便于对复发进行监测，且起舂关键作用，故推荐患者每次随访均进行标志物复查监测。

CT是肺癌术后最常用的临床影像学复查手段［7-9］,各大指南均推荐术后患者进行胸部CT复查。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指南本文来源：国际肿瘤学杂志, 2022,49(1) : 1-11.DOI：10.3760/371439-20210621-00001本文引用：中国医师协会放射肿瘤治疗医师分会.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指南 [J] .肺癌是全球发病率第二、死亡率第一的肿瘤，约80%的患者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其中20%~30%为早期疾病[T1-2N0M0、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第8版Ⅰ期和ⅡA期、AJCC第7版Ⅰ期]，标准治疗方式为手术切除，包括肺叶切除术加纵隔淋巴结清扫术，5年生存率60%~90%[1,2,3]。

对于不能手术或拒绝手术的患者，外照射放疗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自1995年立体定向体部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或者立体定向消融放疗(stereotactic ablativeradiotherapy，SABR)临床应用于不能手术的T1-2N0M0期NSCLC[4]，多项临床研究提示SBRT 治疗无法耐受手术的早期NSCLC局部控制率与手术相当，与常规放疗比较，SBRT显著提高了早期不可手术NSCLC的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5,6,7,8,9]。

2012年，SBRT成为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推荐的不可耐受手术早期NSCLC的首选治疗。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早期不可手术或拒绝手术的NSCLC患者选择接受SBRT，近年来该项技术在我国各大肿瘤中心正在普及中，为规范临床实践、造福广大早期肺癌患者，有必要制定早期NSCLC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指南。

1. 早期NSCLC的SBRT适应证及禁忌证1.1　适应证①肺癌多学科诊疗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诊断为NSCLC，组织病理学确诊、PET-CT扫描或动态CT扫描结果提示恶性肿瘤。

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疗的两种体位固定方式比较目的探讨真空垫和热塑膜在肺癌立体定向放疗（SBRT）固定时的适用性。

方法随机收集浙江省肿瘤医院胸部放疗科22例接受SBRT的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其中12例采用真空垫体位固定技术，余10例采用热塑膜体位固定技术，每次治疗前拍摄CBCT（cone-beam CT，锥形束CT）影像与治疗计划进行配准，配准前人工校对得出患者左右、上下、前后方向摆位误差，比较两组误差的大小。

结果真空垫组三个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分别为（2.51±0.75）mm、（2.62±0.81）mm、（2.21±0.69）mm，热塑膜组三个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分别为（2.43±0.82）mm、（2.58±0.77）mm 、（2.35±0.86）mm，两组摆位误差值均相近（P>0.05）。

在前后（Z轴）方向上热塑膜组线性误差>3.5 mm的更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两种体位固定技术在肺癌SBRT中各有优劣，但均在可控范围内。

相对来说真空垫提高了患者舒适性，更加适合年纪大、身体情况差、强迫体位的患者。

标签：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疗；体位固定；锥形束CT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广泛应用于因为生理状况或医源性疾病而不能或者不愿意手术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

SBRT提高了靶区剂量分布的适形性，而周围重要正常组织得到很好保护，意味着肿瘤与正常组织之间的剂量梯度增加[2]。

但是如果体位的重复性差而引起实际治疗的等中心点相对于计划的等中心偏移使得实际剂量分布和治疗计划不一致，从而导致肿瘤剂量不足而危及器官剂量过高[3]，和常规放疗相比误差带来的危害更大。

因此保证每次SBRT时体位的一致性显得尤为重要。

《非小细胞肺癌PD-L1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规范中国专家共识》（2020）要点1 引言近年来，以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PD配体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主的免疫治疗在晚期肺癌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改变了该领域的治疗格局，为患者带来了更多生存获益。

虽然对于免疫治疗适宜人群筛选和疗效预测的生物标志物越来越多，但PD-L1仍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指标。

免疫组织化学（IHC，简称免疫组化）检测是评估肿瘤组织PD-L1表达状态的一种有效且最常用方法，广泛应用于包括非小细胞肺癌（NSCLC）等在内的多种恶性肿瘤中，以识别或辅助预测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的患者。

2 国内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适应证按照《中国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专家共识（2019版）》内容推荐，目前针对晚期NSCLC驱动基因阴性患者，中国已有多个PD-1/PD-L1抑制剂适用于一线、二线或以上治疗，其中PD-L1检测结果可以作为伴随诊断指导晚期NSCLC患者一线接受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或联合治疗。

PD-L1检测结果也可作为补充诊断为晚期NSCLC患者接受纳武利尤单抗作为二线或以上治疗提供信息。

3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预测标记物PD-L1指标使用随着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获批，NSCLC患者PD-L1免疫组化检测试剂等也随适应证需要作为伴随诊断或补充诊断而相应获批。

其中最大特点是各个药物分别对应不同的PD-L1试剂克隆或平台，且其判读阈值也各不相同。

本共识建议选择我国NMPA批准的免疫组化检测试剂盒或抗体试剂，具体推荐内容详见表1 。

除PD-L1（22C3）试剂盒获批以外，其浓缩液也于2020年5月获NMPA 批准作为体外诊断试剂，用于实验室自建检测（LDT）。

PD-L1免疫组化检测的获批试剂对应药物各有不同，因此各检测平台和试剂间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也是临床医生与病理医生关注的重点。

4 PD-L1检测适用人群及检测时机4.1 PD-L1检测适用人群建议在兼顾检测成本、临床送检需求与实际操作的前提下，尽量为所有可能具有免疫治疗机会的NSCLC患者提供PD-L1免疫组化检测结果。

《中国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专家共识（2019年版）》要点1 前言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和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据2018年全球肿瘤统计分析报告显示，全球肺癌的男女发病率分别为：年龄标化率（ASR）1.5/10万和14.6/10万；死亡率为ASR 27.1/10万和11.2/10万。

按照病理组织学分类，肺癌可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两大类。

其中NSCLC作为最常见的肺癌组织学类型，占到所有肺癌的85%，其5年生存率仅为16%。

含铂双药作为驱动基因突变阴性的晚期NSCLC患者的传统治疗方案，其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与中位总生存期（mOS）分别为5个月-6个月和11个月-12个月，患者的远期疗效亟待提高。

免疫治疗，特别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作为一种全新的抗肿瘤疗法自20世纪90年代末问世以来，已在包括肺癌在内的多个肿瘤治疗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13年被《Science》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首，而发现免疫疗法的James P Alison和Tasuku Honjo也因为在肿瘤免疫领域的突出贡献，荣获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然而NSCLC的免疫治疗特别是ICIs的临床应用，在国内刚刚起步，在如何选择优势人群、确定治疗方案、疗效评估、不良反应的处理以及药物使用禁忌症等方面尚缺乏经验。

2 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2.1 机体正常的免疫监视在正常生理状态下，机体免疫系统具有识别“自己”抗原和“异己”抗原的能力，在识别了“异己”抗原后，免疫系统将会被激活并杀伤“异己”。

2.2 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和相应的治疗策略正常情况下，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累积众多突变，这些不同的突变会编码众多“异己”抗原，使得产生突变的肿瘤细胞被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

但是，肿瘤细胞在与免疫系统的抗争过程中，可以获得多种逃脱免疫系统监视的方法，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

3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T细胞活化时，相应共抑制信号通路的免疫检查点（CTLA-4, PD-1/PD-L1）的表达会增加，而ICIs通过阻断上述检查点恢复或增强机体的抗肿瘤免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