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

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

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胡适与傅斯年，胡祖望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

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有风骨、有气节，英年早逝，为史学界不可多得的巨人。

学术与政治品格双重高尚，恪守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

这是民族的脊梁！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游行总指挥。

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是一位爱国学者。

1.人文品格：爱读书、买书，知识丰富广博；生活简朴；富有血性，爱憎分明；善于修身，为人正直。

2.原因：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

3.我意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

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

”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傅斯年的人文品格，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

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7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

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

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

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

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

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

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背叛”师门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

说起傅氏家族，还真是不容小觑，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

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

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

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

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

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

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

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

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

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

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

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

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

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

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

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

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体胖大概在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

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

”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

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

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

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

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

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

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

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

”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

”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

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

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

“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

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

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

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

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

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

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

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

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

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道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

其实，早在１９４４年，傅斯年就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

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

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

”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你们！”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

近年来，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开始见诸媒体。

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傅斯年的学问贡献，仅以他开创的“史料学派”就足以名世。

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经得起时间考验，实足堪称一代史学大家。

同时，他又被称为最杰出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其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傅斯年都功不可没。

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

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

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

傅斯年死后葬在台大。

行政大楼的对面架设有一口“傅钟”，上下课都会响二十一声，因为这位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

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

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

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