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在创作上同文学研究会成员显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的，是创造社诸作家。
他们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
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
在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主要不是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
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
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除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而外，创造社在小说、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除了中国古典诗文等传统教育里必修书之外，少年时代就爱读小说戏曲作品；留学日本期间，曾广泛涉猎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
十年的异国生活，使他饱受屈辱和歧视，激发了爱国热忱，也养成了忧伤、愤世、过敏而近于病态的心理。
他从研究经济学转到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最初曾发表过一些旧诗，一九二一年参加发起创造社的前后他开始了小说的创作。
早年作品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怀乡病者》、《风铃》等，均写留日学生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其内心的悒郁、苦闷，体现着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注：郁达夫：《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的主张；即如《采石矶》中所写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实际上也都含有作者自我寄托的成分。
在表达个人对社会的愤懑方面，郁达夫这些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郭沫若的强烈反抗，而是一种带点灰色、感伤的调子，——仿佛是一些不甘沉沦却又无力挣扎者发出的呼喊，或者是一些究愁潦倒、孤独愤世者的颂诉和叹息。
郁达夫作品的这种特色，正代表了创造社一部分成员的倾向。
《沉沦》是郁达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
小说借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的刻划，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与爱情而又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同时也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心愿。
作品主人公的苦闷具有时代的特征，代表了“五四”时期那些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共同心理。
郁达夫通过大胆真率的描写，呼喊出了他们所共有的内心要求，进而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因此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许多知识青年的共鸣。
在坦率暴露病态心理这一点上，郁达夫显然受了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某些自然主义作家(如日本的葛西善藏)的影响。
这种大胆暴露，一方面体现了对封建道德的叛逆精神，“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道学家、伪君子们“感受着作假的因难”(注：郭沫若：《论郁达夫》，《沫若文集》第12卷第547页)，另一方面却也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主人公的愤激和反抗，最终往往变成自戕，爱国心又常与个人欲望相联系，再加上作品笼罩着一层悒郁颓丧的气氛，就构成了《沉沦》的严重缺点。
这说明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的郁达夫不仅接受了欧洲资产阶级所谓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且沾染了中国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式的哀愁(郁达夫以放浪形骸的方式表示对统治势力的反抗和蔑视，这里面也有中国古代某些文人如刘令等的影响)。
从《茫茫夜》以后，作家有意识地去写性变态心理，这使《沉沦》中所出现的消极成分一度有了发展，以至后来写出了象《迷羊》(一九二七年)那样绝少积极意义的作品。
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间，辗转奔波的生活和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客观形势，促进了郁达夫对下层人民的了解，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有所发展。
论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真正的阶级论的观点，但却已表明作者朦胧地感到“二十世纪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几乎要同社会实际的阶级斗争，取一致的行动了”。
散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则以愤世嫉俗的方式，大胆地召唤青年对一切恶势力进行叛逆和反抗。
与此相应，从《茑萝集》起，小说创作上也发生某些变化，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增长。
自叙性作品《茑萝行》感伤情调虽仍较重，但通过个人贫困生活的抒写，诅咒了金钱和罪恶的社会制度。
而到《寒灰集》中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则已表达了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深切同情，作者后来认为它们是“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注：《达夫自选集·自序》)的作品。
《春风沉醉的晚上》以贫民窟里的知识分子与烟厂女工的生活为对照，写出他们共同的不幸命运。
虽然有时还流露出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愁绪和感慨，但可贵的是，作者歌颂了女工善良美好的心灵，突出了她在苦难深重的情况下坚韧的意志和朴素的反抗精神，以此反衬并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和灰色情调。
《薄奠》写一个人力车夫的悲剧。
这个善良本分的劳动者，为了想从车主的残酷压榨下挣脱出来，拚出全力拉车，然而最后连买一辆车这点仅有的低微愿望都成为泡影，自身却成了罪恶社会的一个牺牲品。
而那个怀着强烈同情却又无能为力的“我”，只能以纸糊的洋车来表示“薄奠”，这更增染了作品的悲痛感人的气氛，使它成为一篇饱和着血泪与愤怒的对旧社会的控诉书。
这两篇小说连同稍后的《微雪的早晨》等作品，表明作者在题材上突破了他以往创作的范围，开辟了一个新的方面。
郁达夫悲痛地反映了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对他们表示了诚挚的同情，同时也坦率地表白了自己在生活方式上、思想感情上与劳动人民之间所存在的距离。
在艺术上，这些短篇抒情气氛浓重，文笔圆熟，结构都较为完整，已经克服了早年自叙体小说中松散拖沓的毛病。
它们是初期新文学的优秀作品。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时期，郁达夫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激荡。
一九二六年曾去大革命策源地广州。
翌年春折回上海，由于同创造社某些成员意见不合，也由于思相一时跟不上急遽变化的形势，宣布退出创造社。
一九二八年前后，郁达夫提倡农民文艺和大众文艺，对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表示了不同的主张。
他一直否认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经过努力有可能写出无产阶级的作品，而他自己在这方面确实也很少努力。
在政治上，郁达夫不满新旧军阀的统治而倾向革命(《日记九种》曾痛斥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这在他加入“左联”后所写的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里也有清楚的表现。
作品侧面反映了大革命风暴在知识青年中激起的回响，接触到军阀压迫、工人罢工、日帝暴行等当时社会现实的苦干重要方面。
但是，中篇的主要篇幅仍然用来描写性变态生活，却表明了作者远未能摆脱旧有的思想局限。
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郁达夫避居杭州，过着游山玩水的隐逸生活。
这就在了《迟桂花》、《迟暮》、《瓢儿和尚》等短篇的问世。
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值得称道之处，如人物形象比较清晰，文笔也能给人以舒徐清澈之感，但它们对那种远离斗争的隐士式的生活却表示赞美和肯定，用很多笔墨去渲染乡居生活的所谓安逸和恬静，在思想上正好代表了作者脱离政治、脱离斗争的种种倾向。
郁达夫最后一篇小说是一九三五年写的《出奔》。
它以大革命为背景，写一个青年革命者被地主腐蚀、收买到觉醒后焚烧地主全家而“出奔”的过程。
作者怀着十分憎恶的心情刻划了地主董玉林的形象，揭示其贪婪、刻薄、阴险、残忍的阶级本性，暴露其丑恶灵魂。
虽然这篇作品也有弱点，但它描写尖锐的阶级斗争题材而艺术上又能具有一定的感染力，这在郁达夫小说创作上是一个可喜的进展。
作家在后期还定过数量较多的小品随笔，它们“充分的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注：阿英：《郁达夫小品序》，见1935年3月光明书局初版《现代十六家小品》)。
《断残集》中的“琐言猥说”，议论时事，多所讽喻，战斗性较强。
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寄情山水，以清婉胜，但也时露愤激之音。
郁达夫散文在表达真挚、沉痛的感情时，往往还插入一些旧诗，以补充散文里没有说尽的余意，没有抒发的情愫，使文章显得跌宕多姿，更富感情色彩。
如“九一八”事变后所写的《水明楼日记》(《忏余集》)中，录《过岳坟有感时事》一律，其中有“北地小儿耽逸乐，南朝天子爱风流”之句，讽刺蒋介石王朝，借古喻今，感慨百端。
这种爱国主义诗句也散见于《屐痕处处》中。
《钓台的春昼》本是一篇美丽的游记，夜探桐君，朝发富春，沿途山光水色，写来十分动人。
作者为了抨击国民党“中央党帝”，嘲讽卖国贼“罗三郎郑太郎”(指罗振玉、郑孝胥——引者)，便在游程中插入一梦，夹叙了两三年前所写的一首旧诗，后来还题在严子陵祠上，那首诗是：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戟刺时事，兼披中怀，这本是郁达夫诗文的特点。
但他也有一些旧诗只是写景写情，以与游记的文字相辅相成，读来清新之气扑人。
例如《西游日录》里有宿禅源寺一诗：二月春寒雪满山，高峰遥望皖东关。
西来两宿禅源寺，为恋林间水一湾。
音节自然，意境清远。
至于另外一些感怀身世之作，于悲愤中夹杂着感伤，其凄苦正与黄仲则相似，感情颇不健康。
作者自称旧诗于他“性情最适宜”(注：《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就艺术表现而言，这些旧诗在散文中不但是有机而和谐的部分，而且往往是感情最浓烈的部分。
它们有助于使他的散文象小说一样表现出真率、热情、明丽、酣畅的风格。
郁达夫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在南洋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杀害。
他的文学活动贯穿了从“五四”起到抗日战争止的几个重要革命时期。
从最初表现青年的苦闷开始，逐渐扩大到反映劳动人民的不幸，以至描写革命风暴的到来，这种变化显示了时代浪潮推涌下作者思想的发展。
但郁达夫的这种发展是十分曲折、时有起伏的。
他始终仰慕光明，但并没有勇气真正参加革命；他不断地追求，然而结果往往是失望，甚至颓唐。
这正代表了那些要求进步但未能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和弱点。
从精神状态上说，郁达夫始终保持了“五四”知识分子和许多特色，“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香港咫园书屋1946年9月出版，胡愈之：第33页)，这是他的长处。
但他缺少投身于革命的激流，站到时代最前列的勇气，思想水平大体上停顿在“五四”阶段，这又是他的短处。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同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对革命、对人生的态度全部诚恳地反映在他自己的创作中。
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杰出的价值，却有着鲜明的特色，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贡献。
早期创造社作家还有郑伯奇和成仿吾。
郑伯奇(1895—1979)作品不多，但收在《抗争》集里的小说和剧作，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短篇《最初之课》借一个留日学生在第一堂课上的遭遇和感受，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侵略性质，能激发起读者的爱国感情(注：参阅闻一多1922年7月29日给友人的信，《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9页)。
虽然实际上只是一篇速写，但它出现在反帝作品还不多的一九二二年，颇为可贵。
独幕剧《抗争》，写热血青年同企图侮辱中国妇女的帝国主义士兵所进行的搏斗，表现了“五卅”以后人民群众高涨的反帝爱国热情，也有一定的战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