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疯癫与文明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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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于1961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疯癫和文明》是他的第一部著作,由此开始他关于理性与系谱学的探索福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
青年时期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以后曾担任多所大学的教职。
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思想系统史教授,直至逝世。
福柯振奋多多数研究致力于考察具体的历史,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从而激烈地批判现代理性话语;同时,福柯的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讲究修辞,饱含激情,这也是他在欧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福柯的学术兴趣在一些生僻的领域,诸如精神病学、疾病、监狱、性错乱问题等福柯的相关经历为早年研究过精神病理学,并在精神病医院实习过。
他有机会在那里既不作为病人,也不作为医生,而是以一种没有成见、比较中立,不受传统约束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这为日后创作《癫狂与文明》打下了基础。
在本书中,福柯想要追溯的是疯癫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是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疯癫的认识和处置方式。
追溯的起点是人们尚未将疯癫与理性区分之时,终止于二者的截然分离。
由于福柯是按照历史顺序来书写的,文章的脉络非常清晰中世纪末:福柯是从论述“麻风病”开始的。
中世纪结束时,麻风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了,但是用来隔离麻风病人的巨数麻风病院却留了下来,并很快被绝症患者和精神病人所充斥。
然而“麻风病引退了,但是它不仅留下这些下贱的场所,而且留下了一些习俗。
这些习俗不是要扑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之中。
在麻风病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意比麻风病存留的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
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
为后来的大禁闭做了铺垫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末至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
中世纪末,疯癫和疯人作为巨大不安的象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疯癫形象被广泛应用于造型艺术、文学、哲学、道德等领域。
此时,人类对疯癫的认识是模糊的,疯癫体验被多重意义所笼罩: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
福柯话语理论探要在当代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福柯的话语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本文将概述福柯话语理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框架,并深入探讨其中的几个关键概念,以期读者能更好地理解福柯的思想及其在现代社会研究中的价值。
福柯话语理论主要的是话语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话语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还是一种社会实践,它能够生产、再生产和改变社会现实。
在他的看来,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也是权力的基础。
权力通过话语渗透到社会中,同时,话语也通过权力对社会进行规制和形塑。
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他指出,话语是权力的工具,也是权力的产物。
权力通过话语赋予某些人以特权,同时限制其他人的发言权。
这种权力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网,它由一系列的话语实践构成。
在这些话语实践中,权力关系不断地被生产、再生产和改变。
福柯的话语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它提醒我们话语在社会中的重要性。
在福柯看来,话语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还是一种社会实践,能够生产、再生产和改变社会现实。
其次,福柯的话语理论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权力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话语来行使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话语实践来生产和再生产的。
最后,福柯的话语理论启示我们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福柯看来,权力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网,它涉及到一系列的话语实践,而这些话语实践又是不断地被生产、再生产和改变的。
总之,福柯的话语理论是一种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理论。
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话语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启示我们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今天的社会研究中,福柯的话语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过对话语和权力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构建更加公正、平等和开放的社会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
引言德语话语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发展历程深受不同理论和思想的影响。
何为疯癫?学习福柯《疯癫与文明》图片/网络文字/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导语:本书是20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的博士论文,是一部人文科学史著作,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福柯)前言1.帕斯卡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我们尚未而应该撰写一部有关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我们有必要试着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起点,在这一起点上,疯癫尚属一种未分化的体验,是一种尚未分裂的对区分本身的体验。
我们必须从运动轨迹的起点来描述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这种形式把理性与疯癫断然分开,从此二者毫不相关,毫无交流,似乎对方已经死亡2.作为起点的应该是造成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疏离的断裂,由此导致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强行使非理性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的真理。
因此我们在讨论那最初的争端时不应设想有某种胜利或设想有某种取得胜利的权利3.在现代静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
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
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
共同语言根本不存在,或者说不再有共同语言了。
4.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
精神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
它仅仅是基于这种沉默才建立起来的我的目的不是撰写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而是对那种沉默做一番考古探究5.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不清的存在,西方的理性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2020年第7期(总第853期)丈敖冬‘科堕落的理性与被压抑的疯癫----解读《疯癫与文明》平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研究生院,浙江宁波315211)摘要: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用考古学研究方法追溯疯癫和理性的历史。
从"愚人船"到精神病医院,福柯将中世S 末期到二十世SD疯癫史,用S实方式展示给读者。
看似是一部历史学著作,但包含深层的对于人性、道德和伦理的思考。
什么是真正的道德?什么是本质意义上的理性?所谓的疯癫(非理性),最后真的能够从人类文明社会中彻底消除吗?福柯探讨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以及对理性主体的塑造和重构,通过对人类历史上疯癫的再现和理性主体对疯癫态度转变的揭示,彰显其对社会、人性的深层探究。
关键词:疯癫权力主体他者福柯的一系列著作都在探讨主体塑造的问题,福柯广为人知的三部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癫史(疯癫与文明)》《词与物》和《规训与惩罚》讲述的历史时段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九世纪的现代时期。
但是这些历史的主角都不一样,《疯癫与文明》讲的是疯癫(疯人)的历史;《规训与惩罚》讲的是惩罚和监狱的历史;《词与物》讲的是人文科学的历史。
三个不相关的主题在同一个历史维度内平行展开,就是为了探索一种“现代主体的谱系学”。
但是福柯的主题不是知的,是主体,主体是的。
《疯癫与文明》了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疯癫之间的割裂在文明史中得以出现的历史条,疯癫的作了历史,同时与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的学、、和行,得出“疯”不是一种现,而是一种文明产物的+主体的不是 的塑造,是在历史中不行和从主体+一、从“愚人船”到精神病院,从非理性通往理性福柯的著作《疯癫与文明》人类的疯癫史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三个段+福柯为,西一直存在和净化的古老习俗,在现代性的中,疯癫在中世纪之就了,和的角色。
疯癫史不是疯癫本身的历史,而是人们如何看待疯癫的历史,就是 的历史。
(一)文艺复兴时期第一阶段,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结束的时候,麻风病从西方世了,之和隔离麻风病人的医院,人和的+“在年之,些疑比留得更长久,还将延续存在。
福柯的主要思想
福柯的思想核心可以从他的名言-“人死了”来看出。
他的“人死了”承接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
尼采是对中世纪压制人类理性的神权进行批判,而福柯则是对工业时代中人道主义的主体性崇拜与本质主义崇拜的批判。
因为对人的主体性的过度强调否定了人作为一种复杂多元化的个性存在,而在本质主义的追问中,由于对本质的追求,抽取掉了很多所谓非本质因素,而这些因素恰恰是人性中最具有多元色彩的部分。
因此,福柯认为,这个时代的“人”已经死去,取而代之就该是强调个性多元,反本质与无中心的后现代状态。
他的主要著作《癫狂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等,都贯穿着这样的核心思想。
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1961年出版了其第一步代表作《疯癫与文明》。
他论述了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疯癫的发展历程,从运动的轨迹中探寻“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这种形式把理性与疯癫断然分裂,从非理性的角度观察疯癫结构的常与变。
此书主要评述了疯癫意识结构的三个不同时期变化。
1.文艺复兴时期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代表了没有分裂前的完整体验,虽然有一种缓慢的分裂正从文学与绘画这两种艺术作品里出现,但是这仍是不完全的分裂。
直到一种哲学话语明白划分了理性与疯癫的界限,关于疯癫的历史才就此展开,并且随着当时文化机制进入了长期的禁闭时期。
“疯癫与终极性的联系一旦消失,也就同时意味着它的独立性的消失:疯癫不再是揭示理性所无法达到领域的力量了,而逐渐成为理性的仪仗和随从。
”2.古典时期在古典时期,人们认为劳动有一种赎罪的力量。
在劳动中,罪恶得以消减,道德得以升华。
疯癫在这一禁闭时期并没有被赋予发言权,它被视为违反社会秩序的一员,并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成为一个伦理主体,为自身的罪行在禁闭所内赎罪。
禁闭所的发明,正是古典时期资产阶级美德憧憬的流露。
在此,道德被视作是理想,视作是要事,视作是律令,禁闭正是用暴力压制那些反道德的社会要素,用劳动让他们的道德升华,让他们迷途知返,让他们重获拯救。
所以疯癫并没有得到理解,它被排斥在各种机制之外。
这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此时“人们是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
由此可以看出疯癫言说自身的地位不断地被缩小并由理性代言。
3.近现代随着人们对疯癫的认识不断深入,人们对待疯癫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到十九世纪,疯癫被约束在纯粹理性道德话语里,疯癫被赋予道德意义,开始成为某种道德过失的效果,疯人将被告知自己是什么并被迫不断地远离疯癫的力量。
疯人将依附在理性秩序下,回到社会里。
理性关心的不再是“疯癫是什么”,而是要如何使疯人回到规范下的日常生活里去。
“疯癫”与“文明”——契诃夫的《第六病室》解读[摘要]《第六病室》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
小说情节简单明了,以一间病室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重点叙写主人公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与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之间的争论,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看似“疯癫”实则清醒的格罗莫夫这一人物形象,格罗莫夫的清醒与小说中其他人物性格的愚昧与痴呆形成鲜明对比。
作品揭露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黑暗与虚无,批判了19世纪沙皇俄国国家机器对人民的麻痹与压迫。
[关键词]《第六病室》;格罗莫夫;拉京;“疯癫”与“文明”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黄金时代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戏剧家,他在其短篇小说《第六病室》中,围绕“疯子”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以及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的人生处境展开叙事,着重叙写二者在第六病室内展开的深刻探讨与交流,反映出格罗莫夫与拉京对人生与痛苦的各自不同的思考方式与处事态度,作品借格罗莫夫之口,深刻批判了拉京所推崇的“懒汉”哲学。
小说刻画了以格罗莫夫为代表的痴傻“疯子”形象,以及以拉京和尼基达为代表的“文明之士”的形象。
在听取格罗莫夫关于俄国社会的深刻思索与谈话之后,拉京心理状态与精神处境的转变,体现了当时的俄国社会制度对人民的摧残与迫害,表明在当时俄国社会主流话语权的控制下,“举世皆浊我独清”只能是一种虚妄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疯癫”的受害者1.清明的斗士《第六病室》描绘了主人公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患病后被关押在第六病室中所过的枯燥无味的生活及其紧张焦躁的心理状态。
格罗莫夫原是一位机关文官,在法院担任民事执行吏。
年轻时家境富裕,衣食无忧。
后因一连串的家庭变故而不得已变卖家产,从此穷途落魄,常常忍饥受饿,直至当上民事执行吏,情况才有所好转。
可这种稳定的生活没持续多久,格罗莫夫就患上了“被虐症”,被囚禁在第六病室。
读书心得——《堂吉诃德》中的“疯癫”意象在医学上,“疯癫”指的是个体生命丧失理智的病理性现象。
疯癫者通常因为在生活中遭受重大打击超出了心理承受能力而产生一些非理性特征,往往表现为古怪错乱的言行等。
而福柯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中,却将“疯癫”看作社会文明进程的产物。
他引用帕斯卡的话:“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以此来论证疯癫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在福柯看来,疯癫是历史文明进程中的一种颠倒和错乱。
在现代社会,通过一系列规则、纪律、法律和制度建立起来的理性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非理性的疯癫处于社会和文明的边缘而被关进疯人院。
而在福柯看来,疯癫与理性的对立和分裂并不是天然的,而是近代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特殊现象。
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甚至代替理性而在文明中占据着终极地位,疯癫被视为通向真理的一种通道,甚至是在疯癫的陪衬乃至共谋下,理性才逐渐得到发展。
疯癫与文明和理性的关系,可以从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对“疯癫”意象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该属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在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叙事技巧上,都将“疯癫”意象的叙述提升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西方文学其后的“疯癫”意象描写,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它们。
一、《堂吉诃德》中疯癫的表现堂吉诃德的“疯癫”轻松、浪漫,充满喜剧色彩。
其疯癫来自于他的狂妄自负和他对游侠骑士的幻想,他把书本上的一切都当作了真实,坚持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
他的疯癫行为很大种程度上是为了像骑士那样惩奸除恶,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和公平,破除黑暗和腐败。
在一路行侠仗义的过程中,他疯疯癫癫,神志不清,滑稽可笑,荒唐固执,发生了一系列可笑的事情。
现实世界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魔法、妖怪,他拼命地模仿骑士的那一套,把牧猪女当作尊贵的公主和自己的心上人、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穷客店当作豪华的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作军队、把苦役犯当作受害的骑士,猛冲猛杀。
福柯疯癫与文明解读福柯是后现代思想的领军人物,在当代西方,他以“理性批判者”著称。
在《疯癫与文明》中,他将研究对象集中指向疯癫、疾病、犯罪和性等“边缘”领域,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对疯癫中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部分进行了阐释和颂扬,而对所谓的理性精神中隐秘的残忍却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在此书中,福柯通过对理性时代疯癫史的考察,批判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以理性名义对非理性(疯癫)的禁闭。
他向我们完整的介绍了整个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照福柯看来,西方社会对疯癫的态度分为三个阶段:1、文艺复兴时期的自觉;2、古典时代的大禁闭;3、现代社会的精神病理学说。
一、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福柯选择了从文艺复兴时期(15世纪到17世纪)开始。
该时期堪称疯癫者的“黄金时代”,他们没有被作为异质分子受到打压,他们表现出的“病症”也因为被看作是一种跟梦幻和想象力紧密相关的现象而成为艺术家的描绘对象。
即使在一段时间里疯癫者受到排斥和驱逐,他们也是乘着德国诗人布兰特笔下的“愚人船”过着一种极富浪漫色彩的流放生活。
在这个时期,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的。
“人与疯癫的争执是一种戏剧性辩论,其中人所面对的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神秘力量;疯癫体验被各种意象笼罩着: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
在这一时期,用福柯的话说就是“疯癫在各个方面都使人着迷”。
首先,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在于它就是知识。
当有理性、有智慧的人仅仅感受到片断的,从而越发令人气馁的各种知识形象时,天真的愚人却拥有完整无缺的知识领域,疯癫是智慧之身。
这在当时的民间传说、滑稽戏中以及各种戏剧人物,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都有充分的表现,疯癫是前古典文学的悲喜剧结构中的重要把戏。
在这些戏剧中,疯癫者往往以病态来捉弄人,而后用病态的语言道出事物真相,道出人能知觉的“有关自身的一切真相”。
但福柯同时又认为,“如果说知识在疯癫中占有重要位置,那么其原因不在于疯癫能够控制知识的奥秘;相反,疯癫是对某种杂乱无用的科学的惩罚。
如果说疯癫是知识的真理,那么其原因在于知识是荒谬的,知识不去致力于经验这本大书,而是陷于旧纸堆和无益争论的迷津中。
正是由于虚假的学问太多了,学问才变成了疯癫”。
从这个时期长期流行的讽刺主题也可以看出,疯癫在这里是对知识及其盲目自大的一种喜剧式惩罚。
疯癫所涉及的语气说是现实世界,不如说是人和人所能感受到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疯癫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完全的道德领域。
在15世纪的文学和哲学领域,疯癫经验一般都用道德讽喻来表现的,并以一种持久的形态保存在文学文本之中,不论是浪漫化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正义惩罚的疯癫,还是绝望情欲的疯癫,似乎都是在谴责人们的不断行为。
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的另一吸引人之处是它统治着世上一切轻松愉快乃至轻浮的事情。
正是疯癫、愚蠢使人变得“好动而快乐”。
“疯癫是社会画面上一个司空见惯的身影。
从旧式的疯人团体中,从他们的节日、聚会和交谈中,人们领略到一种新鲜活拨的愉悦”。
总之,从任何意义上讲,这个世界在文艺复兴时期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
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二、古典时代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的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而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对理性的推崇和弘扬。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谈到了疯癫。
他认为从他正在怀疑的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他不可能是疯子。
福柯将这表述为“我思故我未疯”。
思想着的主体绝不可能是疯癫的。
疯癫被排除出思想——这对于像蒙田这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来说是不可能的——标志着理性主体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显然,该时期的疯癫已然被看作是一种反道德的因素,而疯人们的话语也被控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失去了往昔的神秘色彩。
笛卡尔对疯癫的排除与在社会实践中对疯癫的禁闭和排斥是并行不悖的。
福柯认为对疯人的禁闭是笛卡尔的理性公式的一个直接后果。
当时,西方正统文化也恰好需要一个参照系以确立自己的身份,于是笛卡尔的理性学说刚一建立,疯癫就被当成是与理性相对立的“他者”遭受迫害,疯癫者也被关进了禁闭所。
17世纪产生的大量禁闭所,就是适应这一风潮而出现的。
1656年在巴黎设立了总医院,专门用来禁闭那些疯癫者和乞丐,随后,英国和德国也纷纷效仿。
禁闭是17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历程。
一方面,人们围绕对疯癫及其传播的危险的意识,形成了新的关于疯癫的概念体系。
福柯在这部《疯癫与文明》中,也向我们展示了古典主义思想借以认识疯癫的具体形态:一、躁狂症和忧郁症。
18世纪的古典时期,人们重新编排了忧郁症和躁狂症的症状和表象模式,并将其引入到疯癫体验中;二、歇斯底里和疑病症。
古典时期的医生避开在子宫内寻找病因的旧传统,致力于发现一种散步全身的、性状复杂的疾病的本原和散发途径。
也就在这个时候,关于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观念开始转向,明确的进入了疯癫领域。
另一方面,理性制约着疯癫。
“在这里,秩序不再会随便地遇到混乱,理性也不用试着在那些会躲避它或力图拒绝它的人中间取得进展。
在这里,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
这样,疯癫就被从想像的自由王国中强行拖出。
对于疯癫而言,它曾凭借想像的自由在文艺复兴的地平线上显赫一时,不久前也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李尔王》和《堂·吉诃德》中——踉跄挣扎。
但是,还不到半个世纪,它就被关押起来,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不仅如此,理性的人还把疯子看作畜生并将其公开展览。
在欧洲,去参观疯癫者的展览已成为人们的一项消遣;一个人前往观看收费展览疯子,就像去集市观看耍猴一样。
有些护理人员以能轻轻挥动鞭子就能命令疯子表演舞蹈和杂技而闻名。
在过去,人们模仿疯人进行表演,而现在是疯癫自己在表演。
禁闭将非理性隐匿起来,但同时又公开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疯癫,集中于疯癫。
但这种有组织地展览疯癫与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地显示疯癫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无所不在,透过它的形象与各种经验混合在一起。
在古典时期,疯癫被隔着栅栏展示,并受到理性的监督。
这种理性不再认为自己与疯癫有任何联系。
对于古典主义来说,最彻底的疯癫乃是人与自己的兽性的直接关系,无药可救。
正是这种兽性赋予疯人某种免疫力,使疯人免受疾病的伤害,就像大自然预先赋予野兽某种免疫力一样。
兽性疯人的观念导致古典时期的疯癫很少与医学相联系,疯人不是病人。
在古典时期,疯癫是人的野兽化身,是人类堕落的极点,是人的罪恶的最明显记号。
通过禁闭,疯癫被压制了;通过禁闭,疯癫被公认为虚无。
三、现代社会18世纪末结束了这种大禁闭,古典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
疯癫不再被视为罪恶而是被视为精神病,实证精神病学的创设一改过去对病人的肉体囚禁,运用现代精神病学原理对他们进行治疗。
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对歇斯底里和疑病症作为精神疾病的完全确认。
另一方面,这种确认赋予疯癫以新的内涵,即罪孽、道德制裁以及正当惩罚,把盲目、疯癫的盲目说成某种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
可谓是疯癫史上的一次大解放。
可福柯偏不买账,他坚持认为这实质上是打着人道的幌子进行更为残忍的精神摧残——在禁闭所里病人能够自己面对可能的恐惧,“身体上失去了自由,但还可以保持兽性的咆哮”,而在现代临床实践中,疯癫者只能作为一种负疚的动物被医生进行治疗(或曰实验),彻底失去了话语权。
在18世纪末,在疯人的世界里看管他们的只是抽象的无个性的权力。
这个世界除了疯癫之外,毫无生气,看守也常常是从被禁闭者中挑选出来的。
相反,在疯人院里,与疯癫相对的理性出现了。
看护既代表实行禁闭的权威,又代表进行审批的严厉理性。
实际上,他们仅用观察和语言进行干涉。
他不是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个理性存在物,去面对疯癫。
“过去,理性只有凭借物质力量并通过某种实际较量才能取得对非理性的胜利”,福柯这么写道。
现在,使疯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的具体环境已预先确定了非理性的失败。
在19世纪的精神病院中没有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非理性获得解放,而是意味着疯癫早已被制服了。
”在疯人院里,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未成年者,而理性则对疯人维持着一个代表统治和榜样的具体的成年人形象,父亲的形象。
在疯人院里,医生和看护用四种主要手段来治疗这些精神病人。
首先是缄默。
沉默不语是疯人院生活的一个基本结构。
谵妄患者被解除镣铐,但任何人都不准与其说任何话;在获得自由后,谵妄患者都陷于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被遗弃和孤独的处境中,最后,他主动加人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中。
缄默笼罩着一切,在疯癫和理性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
对谵妄的语言只能用沉默不语来对付,因为谵妄并不是与理性进行对话时的一个片断,它根本不是语言。
其次是镜象认识。
通过镜象认识,疯癫能够看到自己,也能被自己看到。
它既是纯粹的观看对象,又是绝对的观看主体。
所谓镜象认识就是让疯子去观看另一个有着某种同样妄想症的疯子,就像照镜子一样,他在别人的疯癫中认识了自己,而那些代表理性的人则一言不发地支撑着这面镜子。
在理性的沉默中,疯人认识到自己确实疯了。
第三种手段是无休止的审判。
疯人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是完全独立的,不承认其它权威,它直接判决,不许上诉。
它拥有自己的惩罚手段,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使用。
旧式的禁闭模仿对罪犯的惩罚,使用同样的监狱和同样残酷的体罚。
而在疯人院中,司法完全自成一体,它使用逐渐为人所知的医学方法来作惩罚手段。
例如冷水沐浴就是惯用的惩罚手段。
非理性被置于审判之中。
审判永远跟着它,制裁它,宣布它的过失。
除非这种审判达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即造成了悔悟,否则疯人永远不会被释放出来。
除了缄默、镜象认识、无休止的审判外,疯人院还有其特有的第四种结构,即对医务人员的神化。
在上述四种机构中,这种结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仅确立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新联系,而且也确立了精神错乱与医学思想的新联系,并且最终决定了整个现代疯癫体验。
在古典时代,医生在禁闭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现在,他成了疯人院中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把疯人院变成了一个医疗空间。
在西方科学史上,精神病医学第一次具有了几乎完全独立的地位。
在病人眼中,医生变成了一个魔法师,医生从社会秩序、道德和家庭中借用的权威现在似乎来源于他本人,因为他是医生。
前面所述的三种治疗手段是一种属于18世纪末那个时代的某种道德策略,它被保存在疯人院生活的制度中,后来被这种对医务人员的神化和科学客观性的神话所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