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卢曼与哈贝马斯之争，考察其各自的人生履历和师承关系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点。
卢曼是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的学生，而帕森斯则是第一个将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译介到美国的学者。与卢曼不同，哈贝马斯则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当代传人，而“批判理论”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卢曼早年曾经担任政府公务员，而哈贝马斯则做过短时间的记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来自政治系统、弃官从学的卢曼夹带着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和对现代性的悲观立场，与来自公共领域、立意接续现代性香火的哈贝马斯碰撞到了一起。这种碰撞所引燃的思想烈火注定要照亮法学理论的琐碎争论所带来的昏暗。
比起当代后现代潮流中纷繁复杂的社会学主分支的碎片化解释中，卢曼思考的出发点显得更为坚实。卢曼看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当代社会是一个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无比繁复的时代，社会已经不仅是能够用“分割”或“分层”来解释的，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功能分化”的时代，其背后的根据就在于社会复杂性的持续增长和级数级增长。
卢曼吸取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教训，将“结构——功能”的逻辑关系倒转了过来：社会的形成并非因结构分配了功能，而是在功能的需求上逐渐凝聚出结构。在他的系统论功能主义看来，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根源于一种日益明晰的功能分化形式。
卢曼之社会系统理论的基本因素在于沟通。
在卢曼看来，网络的自我再制是那些被界定为统一体的系统，界定为构成要素的生产网络（network）的系统，这些构成要素透过它们的互动往复地生成与实现（generate and realize）这种网络，这种网络产生了这些构成要素，而且这种网络在这些构成要素存在的空间中，构成网络的界限，此界限作为网络的构成要素，参与在网络的实现过程中。
沟通的过程不仅是在它是所是者的意义下的自动指涉（auto-referential）的过程，它被自己的结构所驱迫去分离及再结合异己指涉性和自我指涉性，并再将两者重新结合起来。当其指涉到自己时，这个过程就必须区分讯息和告知，而且必须要指出这个区分的那一个面向，被用来作为进一步的沟通的基础。自我指涉性可以被视为单一价值的事物，而且只可以被具有二致的逻辑所描述，亦即真和假。
卢曼用系统与环境这一对“区划”来描述功能分化的社会图景，这一区划是卢曼自己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察时所采用的“二值代码”。卢曼洞彻了这样一条真理，任何信息在实质上都是由某种类型二值代码构成的。
要了解卢曼与哈贝马斯之争，考察其各自的人生履历和师承关系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点。 卢曼是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的学生，而帕森斯则是第一个将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译介到美国的学者。与卢曼不同，哈贝马斯则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当代传人，而“批判理论”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卢曼早年曾经担任政府公务员，而哈贝马斯则做过短时间的记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来自政治系统、弃官从学的卢曼夹带着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和对现代性的悲观立场，与来自公共领域、立意接续现代性香火的哈贝马斯碰撞到了一起。这种碰撞所引燃的思想烈火注定要照亮法学理论的琐碎争论所带来的昏暗。 比起当代后现代潮流中纷繁复杂的社会学主分支的碎片化解释中，卢曼思考的出发点显得更为坚实。卢曼看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当代社会是一个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无比繁复的时代，社会已经不仅是能够用“分割”或“分层”来解释的，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功能分化”的时代，其背后的根据就在于社会复杂性的持续增长和级数级增长。 卢曼吸取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教训，将“结构——功能”的逻辑关系倒转了过来：社会的形成并非因结构分配了功能，而是在功能的需求上逐渐凝聚出结构。在他的系统论功能主义看来，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根源于一种日益明晰的功能分化形式。 卢曼之社会系统理论的基本因素在于沟通。 在卢曼看来，网络的自我再制是那些被界定为统一体的系统，界定为构成要素的生产网络（network）的系统，这些构成要素透过它们的互动往复地生成与实现（generate and realize）这种网络，这种网络产生了这些构成要素，而且这种网络在这些构成要素存在的空间中，构成网络的界限，此界限作为网络的构成要素，参与在网络的实现过程中。 沟通的过程不仅是在它是所是者的意义下的自动指涉（auto-referential）的过程，它被自己的结构所驱迫去分离及再结合异己指涉性和自我指涉性，并再将两者重新结合起来。当其指涉到自己时，这个过程就必须区分讯息和告知，而且必须要指出这个区分的那一个面向，被用来作为进一步的沟通的基础。自我指涉性可以被视为单一价值的事物，而且只可以被具有二致的逻辑所描述，亦即真和假。 卢曼用系统与环境这一对“区划”来描述功能分化的社会图景，这一区划是卢曼自己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察时所采用的“二值代码”。卢曼洞彻了这样一条真理，任何信息在实质上都是由某种类型二值代码构成的。
复旦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基础——语用学理论 姓名：张立立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西方哲学 指导教师：陈学明 2001.5.22
Ｙ《Ｉ８‘《３ 摘要 ，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哲学发展影响重大的社会理论。这是一种可以作为社会理论批判尺度的理论；它是以主体际的交往为出发点，通过语月ｊ学的分析方法建立起来的。借助主体际交往行为理论的建立，哈贝马斯批判了，以意识哲学的唯我论方法论为基础，以目的理性为导向的社会理论传统，揭示了这一传统在社会理论的建立上所造成的种、 种误解。Ｊ～ Ｉ Ｊ 本文试图通过从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结构角度来理解交往行为理论的建立所要依据的根本原冈，原理以及条件。所以本文围绕主体际的交往行为理论怎样可能这个中心，以揭示社会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理论的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致力于考察建立主体际的交往行为理论所必然要依据的条件。 通过考察哈贝马斯社会理论概念，研究奥斯丁和塞尔的语用学理论怎样提供了土体际————一——一—一 性的话语行为理论的可能性，以及揭示哈贝马斯怎样建立交往行为概念，本文试图指出，交往行为理论所以建立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理论本身就提出了对于主体际行为理论的要求：而这一理论所依据的根本原理就是从语用学的角度进行的行为理论分析；至于所依据的条什，就是彻底反对传统意识哲学唯我论方法论的影响，坚持主体际的行为理论分析方法，而这就是，普遍语用学的分析方法。
● Ａｂｓｔｒａｅｔ Ｔｉｌ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２０‘“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ｔｓｔａｒ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ｔｓｕｐ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ｈｉ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ｌｉｐｓ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ｉ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ｔｒｉｅｄ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ｉｔｓ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ｎｈｏｗ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ｂ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ｔｒｉｅｄｔｏｓｈｏｗ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 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ｍａｄｅ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ｂｕｉｌｄ ａｎ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ｒｏｍ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ｈｏｗｔｈｅ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ｏｍＡｕｓｔｉｎａｎｄＳｅａｒｌｅ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ｈｏｗ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ｂｕｉｌ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ｔｒｉｅｄｔｏｐｏｉｎｔ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ｔｓｅｌｆ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ｉ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ｌｉｐｓｉｓｍ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ｉｎｓｉｓｔｏｎ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马 克 思 文 论 作 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文学院 专业班级：B11汉语言文学四班 姓名：X X 学号：XXXXXXXXXXXXX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对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而提出其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生活世界是构成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补充。尽管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倾向，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交往理性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同阿多诺一道工作。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83年，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今世界上依旧十分活跃的著名思想家。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在学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确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老一代法兰克福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甚至发生很大的分歧和冲突。站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审视上一个世纪的这一学术事件，我们应当明确一点：哈贝马斯的确修正、深化和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没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应当彻底画上一个句号。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特殊贡献，他也是一位对当代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1]
参与民主与协商民主之辨 （二）定期投票与常态参与 自由代议制成为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之后，定期的投票成为民主的最主要方式和标志，甚至很多学者直接以定期投票来定义民主，亨廷顿就认为“评判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 当然，定期投票的制度设计有助于实现精英间政治权力和平交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选民可以对政治精英施加民主监督和民主否决的压力。但是正如有的学者精辟指出的那样，选民的自由投票和平等参与仅限于选举当日，在漫长的选举间隔中，选民既无力监督政治精英间的协定与交易，也难以撼动漠视公众利益的政治决策。定期的“主人”和常态的“奴隶”成为选民的真实写照，选举仅仅是“一个有助于使民众归顺既定秩序的象征性形式”。 参与民主针对自由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性、虚伪性以及保守性，基于从古典共和主义理论中汲取的营养，认为当代政治虽然不能像雅典城邦一样成为一种“生存”方式，但至少应该成为不再专属于政治精英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一旦公民将政治参与内化为日常生活的有机构成，不仅选举之间的参与空白可以被有效填补，而且选举参与的质量也会因为公民利益意识、包容意识、公共意识的增强而提升。此外，参与民主强调除了选举参与以外，还应该将民主参与扩展到更加广阔
的范围，“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统治，人民一定要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中都统治”。其中，参与民主尤其强调“在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基层政府、社区、工厂、自治团体和学校等底层‘有限网络’内部实行公民直接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民主制度”。有的学者针对国际领域的无政府主义和霸权主义，开始尝试探讨公民广泛参与国际人权、医疗、和平以及环境事务的可能性，并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这（无序状态）意味着人们应当管理自己，否则他们就像陷入绝境的人一样，走入充满绝境的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无权无势将会产生愤怒，而愤怒只能通过暴力和恐怖主义来发泄”。 与参与民主类似，协商民主也将公民广泛、公开、自由、平等以及理性民主参与作为自己的核心主张。为了得到“大量不断增长的民主真实性”，很多协商民主论者主张，公众的民主参与应该扩展至社会组织、企业工会、地方团体、朋友网络、家庭内部，因为“这种范围的扩展是一种公共福祉”。其中哈贝马斯尤其主张在国家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外的公共领域中开展以积极公民为基础，以共同公共事务为内容，以广泛的协商为方式，以基本共识为目标的广泛民主参与，其认为这种参与并非无效或空谈，通过一定的制度构建，“司法和立法活动中正式决策领域的协商程序，（可以）与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由意见组成的非正式程序相互补充”。广泛的协商参与不仅可以提升政策的合法性，而且公民在广泛的参与历练中也可以迅速成长，并为民主价值的回归与持续繁荣夯实发展的基础。值得关注的是，也有协商民主论者关注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领域民主参与的可能性，很多学者认为
卢曼与帕森斯的系统理论之简要比较 首先,帕森斯将“系统”一词视为分析工具(也有论者批评帕森斯有时把分析工具太当真) ,而卢曼则强调“世间存在系统”,坚持系统所具有的经验性而非分析性的地位。因此,系统在卢曼的理论中就被实体化而拥有其自身之目的,系统无疑会在卢曼的理论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也为卢曼维护系统之自主逻辑铺平了道路。批评者于是指出卢曼应铭记分析意义上的系统和经验意义上的系统之区别。 其次,根据亚历山大的看法,帕森斯坚持选择的唯意愿特性,并认为“这类选择的进行应遵照一般的评价标准,我们也因此获得规范”；而卢曼则强调系统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抽象控制机制的重要性,这种机制是因应与日俱增的难以处理的复杂性和偶连性而生的。亚历山大认为,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卢曼以牺牲人类自由意志为代价来坚持系统之必要性。这一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与利奥塔的批评相一致,后者抨击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是一种恐怖主义,它为实现系统之效率而罔顾弱者之生存。 第三,根据亚历山大的看法,帕森斯试图去克服深植于德国社会理论中的规范与利益、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二元两分。如此论正确,那么卢曼的努力则是朝向不同的方向,他所致力的是发展出非规范性的科学。帕森斯用“双重偶连性”这个词语来描述沟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自我和他我的行动选择是偶连的,而且由于社会行动的他人取向,他们也各自知道对方之行动选择是偶连的,在这种情况下,帕森斯认为这种双重偶连性暗含了行动的“规范取向”, 因为如无此规范取向, 则难以想象社会性之可能。卢曼则以为,双重偶连性并不能推论出规范的存在,处于互动中的意识系统对各自来说都有如黑箱,但从意识系统的互动中茁生出社会系统,社会系统中的沟通以自我指涉的方式不断运转下去。这里,沟通只提供继续运作的可能性,而无关乎共识与规范,如果达成共识与规范,系统之运作也就无法进行下去。双重偶连性只是自我指涉系统的一剂催化剂,自我指涉系统要在双重偶连性所提供的种种不可能性和可能性下让沟通持续进行下去。 第四点与第三点紧密相关。尽管卢曼追随帕森斯,同样将社会秩序问题视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对“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看法则大相径庭。在帕森斯的系统理论中,文化系统之地位举足轻重,通过制度化和内化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系统和人格系统。当其将控制论引入系统理论时,更是将文化系统置于最高的地位。帕森斯认为,社会基于一些普适性的文化价值,如他所提出的四对模式变量,这些不同的模式变量也相应地可以界定不同的社会。概言之,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一套共享的文化价值的整合作用是重要原因。卢曼对以共识来解释社会秩序的观念很不以为然,因为在一个无中心的社会中,在一个彻底功能分化的社会中,没有哪个系统可以宣称是最基本的系统,任何一个系统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没有哪一系统的符码可以被认为是元符码而放诸任一系统而皆准。现代社会作为功能分化社会只能是差异的共存,谁也不能取代谁,诸系统之间只以一种结构耦合的方式发生关联。卢曼评论说,相比以往,诸系统拥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因为它们的运作是自主的,与此同时,它们又拥有了更多的相互依赖性,因为惟有其他系统充分地良好地运转下去,该系统才可运转下去。这样,如社会诸系统间之差异共存可维系下去,则社会之运转也得以存在。因此,这里的进一步问题是社会系统如何能持续运转下去。在此,系统的结构是作为期待结构出现的,也就是说系统的结构把双重偶连性下的无限多种可能性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它把一些较不可能发生的衔接可能排除在外了。同样的,每个系统拥有它所谓的符码,这种符码总是以二元两分的差异出现,比如经济系统是支付/不支付,科学系统是真/不真,等等。符码是系统的运作和观察过程中沉淀下来的类似于固定值的东西,因此系统的运作总是按照这一符码进行。这些就使得沟通的可能性实现了从较低的或然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浅析 摘要：协商民主强调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公民的有序参与，通过协商达致共识，以实现政策和法律的科学化制定。哈贝马斯被认为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奠基人。哈氏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出发，辅之以交往行为理论和法律商谈原则，并结合普通语用学观点，通过对自由主义以及共和主义的批判，逐步构建起了他的双轨制的协商民主理论体系。本文将对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进行阐释，分析他提出该理论的时代背景，探究其协商民主理论的法哲学基础。 关键词：民主；协商民主；公共领域；法律商谈理论；交往行为理论 民主历来是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所不能忽视的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关于最优政体的讨论，到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再到密尔对代议制政府的推崇，民主一直是西方历史上永恒的话题。西方存在着多种民主理论，主要有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以及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哈贝马斯是协商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其作为一名批判主义学者，其协商民主理论是建立在与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对比之上的，并将法律作为实现协商民主的重要条件。我国古代虽然一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是明末清初已经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顾炎武就提出了“公天下之法”的思想，提出以“众治”代替“独治”、将权力下放给百官以更好的是实现“众治”的主张。我国目前实行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辅之以包括政治协商在内的多种民主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体系。当前我国的民主体系已经呈现出了一些弊端，甚至有背离这项制度宗旨的趋势，因此，我党适时地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命题。反思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将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完善起到重要作用。 一、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提出的背景 协商民主是哈贝马斯思想体系中后期的理论，但在整个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发展史上看，哈贝马斯却是协商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从现实角度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两极格局解体，全球多极化浪潮深入推进，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发展使得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价值体系逐渐成为主流的社会
《交往行为理论》读书笔记 《交往行为理论》的作者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交往行为理论研究,他深受西方哲学语言转向以及胡塞尔、洛维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的影响。他批评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反对主客体分离的意识哲学。他分析和批判了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以及现代工业文明中意义丧失、自由丧失等交往异化现象,并力图通过交往合理化的实现来构建一个合理社会。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在当今社会创造一种平等、自由、自觉的交往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在全球化时代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具有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1．交往行为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质。 哈贝马斯首先对行为类型进行了分析，行为分为四类：一是目的性行为即“劳动”；二是规范调节性行为；三是戏剧行为；四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借助语言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而这四种行为侧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为主要考虑客观世界；规范调节性行为与社会世界相联系；戏剧行为涉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关系，其关键是自我表现；交往行为导向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并且交往行为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们的日常语言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2．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行为。 “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达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达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一种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要真正实现“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语言媒介。在目的性行为中，语言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行为者通过语言试图影响他人，实现行为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意图。在规范调节性行为中，语言首先是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意见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帮助人们建立规范和行为导向，建立社会世界的合法关系。在戏剧行为中，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媒体，表现行为者的认识和情感，再现行为者的主观世界。在上述三种行为中，都只注重了语青的一种功能，而没有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关系的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陈述并判断事实的功能，使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承担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的理解媒体的功能，使行为者与社会世界发生联系，并承担表达者表现的功能，使行为者展示自身的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的确认，这样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发挥作用。他认为，现代理论注重意义的追问，人们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会达成共识。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一种理想化的过程，即交往理性。为了有效沟通，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过程中需要遵循三项语言学规范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目的性行为涉及真实性要求，规范调节性行为涉及正确性要求，戏剧行为涉及真诚性要求，而交往行为与这三个要求有关联。交往行为同时可以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三个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才是最合理的社会行为。 3．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层理论架构。
《西方政治思潮》期末论文题目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年级2011级 学号222011********* 姓名曾婷 指导教师黄其洪 成绩 2014年 6 月17 日
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曾婷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有名气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敢于正视传统理性的分裂，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交往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认为应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基础上，重建理性以拯救理性，从而建立以重建交往理性、实现人际关系和谐为目的的交往行为理论。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顺应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走向融合的潮流，对现代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等进行了一次大综合与创新。因此，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进行探究，对于推动我们个人发展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主要阐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如行动的概念、普遍语用学、生活世界和系统以及对该理论的评价。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系统生活世界 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尤其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金钱交往”、“地位交往”侵蚀和影响着人们的内心，诱惑、欲望更多，导致的矛盾冲突也就更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产生了变化，互相的猜疑，不信任，社会的诚信危机以及过度的放大自我价值观等现象的出现。人和人的交往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有深度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研究“交往”更有助于审视人际关系、端正人们的价值观，而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论，旨在构建一个具有和谐价值的世界，这样就为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交往奠定了和谐的基础，也为人权的保障提出了基本的目标和准则。那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哪些主要内容，而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评价它呢？这都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内容。 一、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交往行动的概念 哈贝马斯基本上在他所有著作中都使用过“交往行动”这一概念。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哈贝马斯对交往行动概念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如在20世纪60年代他
一、作者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欧美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最富有原创性、体系性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有学者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尤其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交往行为理论，普遍被认定为代表哈贝马斯个人学术成就的标志。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在对交往异化的批判、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及其途径探索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二、主要内容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这部著作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哈贝马斯先比较简单地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规定，然后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详细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 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 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
卢曼的法律自治理论 【摘要】法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90年代，是与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新自然法学派齐名的法学流派。尼可拉斯·卢曼认为在法社会学的研究中，法律本身缺失。为了让法律重回法社会学的研究视野，重塑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卢曼吸收了霍布斯、凯尔森、哈特等法实证主义学者的观点，重申法律的自治性。本文试图通过对卢曼这一理论的重构揭示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法律自治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卢曼法律自治法律与社会 法律自治是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法律自治意指法律相对于其他社会控制机制的独立性，比如说不受宗教、道德、政治等因素的直接决定。长期以来，人们所关注的仅只是法律自治形成的过程或其所具有的意义，而很少关注更为根本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以及以什么方式将法律视为是自治的？这不仅涉及对法律自治的理解，更关涉到对法律的认识本身。如果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些问题，法律自治这一概念在理论基础上就是有缺陷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基于其社会系统理论，提出了一种对法律自治的全新解释。 一、自治：法律作为系统 卢曼对其法律自治理论的阐发是从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开始的。在他看来，传统上对于法律自治的认识，总是习惯于从个人、职业的角度出发，比如强调法官的独立或者法律职业家团体的自治，它通过法官的任期或者专门的术语和方法来维持这种独立性，从而不受外界压力的干扰。但是，正如许多批评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展得足够大，始终能够发现一些外部因素是对法律的内部运作有影响的，而这种偶然性会推翻法律自治概念的论点。比如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甚至是法官的某一时刻的精神状态，都有可能影响法律的运作，也就是说法律不可能完全排除社会其他领域的影响；与此同时，那种将法律自治相对化的方法对于真正厘清法律自治的概念也是没有帮助的，“相对”始终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不确定的，因而不能为经验研究提供任何线索。实际上，“相对自治”这一表述也完全可以用“相对不自治”来表达，这种做法只会让法律自治的概念变得更加的模糊。 一般来说，卢曼的法律自治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法律系统是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系统。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分化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次系统，这些次系统是根据其特定的功能塑造起来的，每个系统都需要具有完全的自主性； 其次，作为法律系统与其他系统区分的依据，法律系统的合法/非法这对二元符码决定了那些只有能够被其所识别的沟通才是法律沟通，它使得系统能够确定哪些元素属于自身，哪些元素属于环境。作为系统构成要素的沟通只能存在于系统内部，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之间都无法沟通，因此无论是宗教、道德或是政治，都不能直接决定法律自身的运作；
什么是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有的译为审议民主）是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的新领域。 协商民主理论源自并超越了自由民主和批评理论。它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 协商民主有助于矫正自由主义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不同层面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实践. 协商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或称“协商（和）式民主”、“结盟民主”，指在一个国家内可以有多个以种族、语言或宗教分割的政治力量并存，但同时依然保持很大程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主要是通过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协商机制来取得的民主模式。 概要 荷兰学者李帕特（Arend Lijphart）分析奥地利、比利时、瑞士和荷兰政治系统，归纳出协商民主理论；在社会上不同阶级、地域、文化等所产生的分裂，被所属阵营纳入系统之中，形成“柱状化”（英语：Pillarisation；荷兰语：Verzuiling）结构称“柱状体”（英语：Pillar；荷兰语：Zuil），以此结构为前提的联合政权内，各阵营进行“协调的政治”（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具有以下特征： ?大联合内阁，纳入各柱状体的菁英 ?比例性，国会及公共资源等依比例分配之 ?区域自治，创立个体意识及允许不同文化共同体的法律 ?相互否决权，各群体共识仍需多数决，少数群体有权否决，但也会被其他群体回报否决阻挠 另外，以协商民主为基础进而推展出“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理论. 理论 协商民主理论认为，代议民主的上述要素已经与现代公民的要求及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任何其他方式所不可取代的。他们积极倡导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并相信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是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 一些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纷纷表明自己对协商民主的支持态度，像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德国思想领袖于根·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实质 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协商民主与选举（票决）民主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始终要体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现代民主精神，并把它作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内容，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共同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形式 协商民主对于欧美来讲，是正在讨论和研究的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关注并提出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为了破解选举（票决）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票决）民主的缺陷。因为西方的传统是以选举（票决）为民主的主要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09YJC810016） 作者简介：李作鹏，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协商民主与公民参与理论研究； 闫飞飞，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协商民主理论与代表理论研究。 2013.4No.4，2013 学术探索 Academic Exploration 2013年4月Apr．，2013 在协商与民主之间：对协商民主概念的思辨 李作鹏，闫飞飞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摘要：学术界对协商民主产生争论和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协商民主”概念的理解不一致。协商民主理论试图调和协商与民主两个内在矛盾的理念， 事实上，在“协商”与“民主”之间，存在着至少四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一是既不协商，也不民主；二是协商，而不民主；三是民主，而不协商；四是既协商，又民主。协商民主理念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理想，它为审视和批判现实民主运行的缺陷提供一个可靠的价值基点。关键词：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理念中图分类号：D0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 （2013）04－0006－04 自毕赛特提出“协商民主”这一概念以来，特别是罗尔斯和哈贝马斯这两位理论界公认的大 师的加盟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出现了大量的讨论协商民主理论的著作和文章，有学者指出在最近25—30年的时间里 ，“协商的理念已经逐渐地成为所有当代主要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素。”［1］同样的，“协商民主”在我国也已成为一个实践探索和理论讨论的 热点问题，学术界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来探讨协商民主， 出现了大量的译著、专著和学术文章。但是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并不像它自身所传达的直觉那样和谐、美好。协商民主理念包含着“协商”与“民主”两个并不天然和谐，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协商民主理论试图调和传统上认为是互不相容的两个元素：平等参与与审慎思辨。平等参与的价值要求受公共政策影响的具有平等资格的公民都能够平等而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而审慎思辨的价值要求公民在参与过程中能够公开、理性、审慎地、以共识为导向地就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平等参与的实质是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审慎思辨的实质是理性论证。因此，作为一种类型分析，在“协商”与“民主”之间，存在着至少四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一是既不协商，也不民主；二是协商，而不民主；三是民主，而不协商；四是既协商，又民主。当然，这 四种政治形态的分类，是出于理论分析的目的而 做出的 “理想类型”的划分，现实政治中很难找到与这四种政治形态完全匹配的政治制度。 一、对“协商”概念的澄清 在开始讨论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在协商民主论域内的协商的概念内涵，准确地界定协商的概念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和混乱。事实上，学术界关于协商民主的各种争论，其实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对协商概念界定的不清晰上。学者 们对协商民主的理解， 都是在对协商的不同理解之上的，因此，在协商民主名义下的争论实际上 未必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内部之争，而更多的是各说各话，这种争论不是真正的学术讨论，也不利于学术的实质推进。对概念的澄清正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首要工作，菲利普·佩迪特指出“未经 检验的言语都是不值得言说的”，而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正是 “检讨政治讨论和合法性的语言， 检查作为这些语言起源的各种假设，探究这些语言与其他语言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的并探求新的、更宽广的、能够为政治争论提供框架的术语” 。［2］（P3） 尤其对于负载着价值内涵的概念，更需要政治学者做出清晰的界定和分析。从广义上来讲，协商包括上级主体对下级主体的咨询，下级主体对上级主体的谏言或建议，
第二十五章社会信任理论 25.1 复习笔记 一、西方社会信任研究的历史发展 1．心理学家对信任的研究 （1）多伊奇 多伊奇（Deutsch）是研究信任问题最为著名的心理学家。多伊奇对囚徒困境中的人际信任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人际信任的有无以双方合作与否来反映，两个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会随着实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人际信任被看作是一个由外界刺激决定的因变量。多伊奇有关囚徒困境中人际信任的实验研究开创了社会心理学信任研究的先河。 多伊奇将信任理解为对情景刺激的反应，而情景刺激决定了个体心理与行为。他又将信任理解为一种心理预期或期望，一种非理性的风险行为，这一思想影响了以后学者对于信任的界定。在多伊奇之后，众多的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都将信任界定为一种心理期望或期待。 （2）罗特尔与赖兹曼 罗特尔（Rotter）与赖兹曼（Wrightsman）把信任看成是存在于个人内部的性格特质，或一种经过社会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罗特尔认为，信任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赖兹曼认为，信任是个体特有的对他人的诚意、善良及可信性的普遍可靠性的信念。信任是对他人的动机、人格方面的信任。罗特尔与赖兹曼对于信任的看法不像多伊奇那样，认为信任是外在情景刺激的结果，而是内
在的个人经历、个人对人性的看法等使他（她）形成了对一般性的他人的可信赖程度的一般性期望。信任只是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 （3）萨贝尔 萨贝尔（Sabel）对于信任的研究较早地涉及社会信任。在他看来，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对于双方都不会利用对方之弱点的信心。萨贝尔对于信任的这一界定，说明他将信任理解为基于人际交往双方共有的信心或认识（如共有的概念、观念，道德或法律共识），并且这种信任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性。萨贝尔所理解的信任就是一种相互信任。 （4）莱维斯和维格尔特 莱维斯（Lewis）和维格尔特（Weigert）等人对于人际信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它基于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理性算计和情感关联。他们依据人际信任的基础是理性还是情感，将人际信任分为认知性的人际信任与情感性的人际信任两种类型。前者是基于对他人的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而产生的人际信任，后者是基于与他人的强烈的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人际信任。 2．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 社会学对于信任的研究基本上脱离了纯粹的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范畴，开始把信任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与社会文化结构和文化规范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把信任本身看做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学家将信任理解为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法理（法规制度）或伦理（社会文化规范）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有的社会学家将这种意义上的信任理解为“社会信任”。 （1）卢曼 卢曼以新功能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信任，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信任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微观的个体信任或“私人信任”，而是宏观层面的“系统信任”。卢曼把行为者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批判的社会哲学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理性联盟系统”。他一方面继承了波普的多元实在论、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米德的符号互动记和帕森斯的行为主义理论，形成了他自己对世界、行为以及这二者的关系的见解；另一方面在继承康德先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吸取了释义学、发生认识论、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方法，构建了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可以说，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顺应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走向融合的潮流，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进行了一次大综合、大创新。因此，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渊源的考察，实质上是对现代西方哲学关于交往及其相关问题的一次梳理。 1、对“生活世界”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生活世界”原是胡塞尔后期现象学的主要概念。这一概念反映了胡塞尔对传统思辩哲学和现代英美科学主义以僵硬、冰冷的逻辑取代人的生存的不满。胡塞尔从两个意义上使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一个是经验层面上的“生活世界”。胡塞尔称之为“日常生活世界”。他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一卷中明确地说：“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①另一个是在超验意义上使用的“生活世界”，它较之“日常生活世界”概念更为“原始”，也更为重要。也就是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必须在其整个经验现象学方法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它是“前科学的”、“前要领的”和“前理论的”，属于先验的原发境域。其后继者海德格尔，舍勒尔都渐渐舍弃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超验本性，放弃了理性追向精神，由超验现象学转变为经验现象学，直接将生活世界看成是客观意义上的永恒客体。而这一切在胡塞尔看来，恰恰预示着整个欧洲现代文明危机的到来，也意味着根植于欧洲文化传统中超验精神的失落。 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胡塞尔“生活世界”学说，一方面他认为胡塞尔从他的现象学哲学角度富有说服力地阐述了“生活世界”的自明确性（或非课题性）特征和奠基性特征。因此，哈贝马斯像胡塞尔一样，强调生活世界的奠基性和匿名性特性。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一个为科学和人的其它活动提供价值和意义的奠基性世界，是科学知识的真实性，明证性的来源，而一切科学则是为生活世界所“设计”的理性工具或预言方式。受该思想启发，哈贝马斯进而指出，“生活世界表现为自我理解力或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储畜库”。它是“由一种向来已经知道的文化知识储存组成的”，是前反思的——非论题的知识，这种知识的有效影响 ①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徐斌李雨田摘要：协商民主是我们民主建设的重要形式，它具有同一性、包容性、辩证性、共赢性的特点。当代中国确立协商民主的理论根据和前提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发展取决于人们的合力；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单个人的有限理性、有限知识；文化传统和民主历史。在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党的领导、顶层设计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结合起来，形成良性相互作用机制。关键词：协商民主理论逻辑实践要求作者简介：徐斌，男，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雨田，女，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近代以来，民主自由一直是人类美好的政治理念和实践追求，但是由于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在实践中作为民主政治基本内核的协商对话受到了极大限制。20世纪后期在西方政治学界有一些学者针对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困境和缺陷，提出了构建商议民主的设想，并形成了相应理论。美国克莱蒙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明确使用“协商民主”的概念，主张公民参与，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哈贝马斯批判传统西方民主制度中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共和主义”模式，提出“协商政治”新模式。一、协商民主的特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协商民主是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的管理活动。与竞争性民主相比，协商民主具有如下特性：一是同一性。竞争性民主呈现为参与各方互相排斥、互相分离、互相对立的性质，竞争各方实力相当，利益对立。而协商民主是各方在一个统一体中互相依存，他们的内在实力、社会影响力也许有差距，但他们的根本利益、核心价值、终极目标是一致的。由此，以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二是包容性。竞争民主采用竞长争高、优胜劣汰的方式决定优胜者，成功者成为执政者，失败者则是反对派。而对于协商民主，其形式具有包容性。参与各方由于根本利益一致，总体目标相同，地位平等，能够推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态势。即使各自具体利益有差异，价值追求多元性，智力能力层次化，他们也能够互相谅解，互相尊重对方的利益追求、价值取向、观点思想，由此呈现出和谐状态，而不是尖锐冲突。三是辩证性。竞争民主是西方传统的民主形式，它体现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协商民主更多地表现为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一切差异都会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会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辩证法同样不知道什么僵硬的和固定的界限，不承认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相互联系”①。四是共赢性。竞争民主中的参与各方的目的是战胜对方，他们在极力寻找对方的弱点或不足。而在协商民主的实践方式中，参与各方的存在和发展以他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他们在平等的交流、探讨中，尽量发现对方思想的长处，尽力听取对方的意见、态度，以检视自身的不足，各方在相互协商中得到提高。在妥协中，实现公共利益和各方利益。二、协商民主模式的理论逻辑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是在对文化传统、历史实践和西方理论反省扬弃中实行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民主形式。它确立的理论根据和前提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历史的发展取决于人们的合力。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