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发布时间： 2003-12-1 作者：秩名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知识界前沿的一次伟大争论：福柯和哈贝马斯的争论。
由于这两个人在今天的巨大声望，以及思想的尖锐差异，使这场争论遍及整个欧美学界并引发了巨大的讨论。
大致说来，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方法论差异；对主体构成的评价差异；在社会理论方面交往理性和权力的差异。
关键词：福柯、哈贝马斯、权力、理性、交往理性
福柯与哈贝马斯完全不同。
这不仅仅是人们所说的德法传统的不同，这也许还包括两个人气质上的深刻差异。
福柯根植于萨德和尼采的传统，他将恶之花的危险尝试和狄奥尼索斯的迷狂体验融于一体，进而将自己置于理性所鞭长莫及的危险地带，并对既定的现实——无论是道德现实还是政治现实——持有一种执著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带有一种敏感的气质，而这种敏感却近乎于偏执。
福柯前所未有地将哲学变成个人的事情，哲学是在探讨个人的极限、可能性和遥遥无期的真理，在福柯这里，哲学就是探讨他自身的秘密。
但是戏剧性的是，旨在发现个人秘密的隐蔽哲学，甚至可以说是哲学行为，却赢得了最大量的读者，并被一遍遍地呈现在朗朗白昼之下。
哈贝马斯呢？在这位哲学家的源头里，尼采作为一个极端的反面教材得到了批判，并被剔除的干干净净，也就是说，这种哲学源头决没有超人崇拜和对个人性的鼓吹，他的曲折起源是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
后两者都将个人，将自身置之于哲学之外，在马克思这里，个人消逝在生产方式的结构中，在韦伯这里，个人是铁笼中的囚徒；哈贝马斯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反个人主义者，无论是他在哲学上的观念诉求，还是他的毫无风格化的哲学措辞，甚至是他目前的政治现实——在所有这些方面，哈贝马斯都被公共性意愿所统摄。
福柯相信，知识的作用就是让知识分子个人不断地改变自身，而哈贝马斯相信，知识和知识分子能够促进一个其乐融融的团结社会。
福柯将个人的出路放在个人自身孤独的美学改造方面，哈贝马斯从来就是将个人置于集体的无边无际的交流和商谈中，如同福柯喜欢一次次地单独出没在加利福利亚那些神秘的夜晚，而哈贝马斯喜欢在各种各样公众讲坛上领奖或者演说一样。
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哲学的重大差异，也可以反过来说，哲学的重大差异决定了行为的差异。
这两人之间有一场事实性的对话，但是主要的争执隐含在各自的著述中，尤其是在哈贝马斯这里，对福柯的批评毫不隐晦。
这种批评涉及到他们各自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权力和理性。
福柯是从权力的角度对社会作出分析，哈贝马斯则是从理性的角度对社会作出诊断。
出发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对整个传统——尤其是对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性——的估价不一样，各自遵循的探讨途径也不一样；如果非要为社会开一剂药方的话，那么这个药方肯定也不一样；最后，不可避免的是，对未来的态度，无论是哲学态度，还是生活态度，无论是乐观的态? 鹊幕故潜 鄣奶 龋 膊灰谎 ｎ颐窍壤纯纯锤？峦ü χ陨缁嶙鞒龅恼锒希 缓罂纯垂 绰硭沟恼敕嫦喽缘墓鄣阋约坝纱硕 吹亩愿？碌拿土遗昊鳌?nbsp;
1 权力和社会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通过权力的变化来描述社会的变化，社会的谱系演变铭写在权力的谱系演变上面。
福柯正是从权力——权力的形态、实践、活动机制——入手，创造性地将现代社会描述为规训社会。
这一社会理论的基石是权力。
在福柯看来，正是围绕着权力的运作机制，庞大的社会组织才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
整个社会结构盘根错结般地缠绕在权力上面。
权力的性质、形态和机制变了，社会结构就随之发生变化，君主制有君主的独特镇压权力，古典时期有针对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现代时期则是针对身体的规训权力。
也可以反过来说，否定性的镇压权力构成了君主制社会的基本结构，诉诸于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构成了古典时期的社会结构，而规训权力则构成了现代时期的普遍社会结构。
权力是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基石，社会，它的数不胜数的表象、形态、能指，它的无法估算的
规模、尺度、范围，最终都可以浓缩和还原到权力的基石这一点上，权力是它们最后的归宿，也是它们最终的根源。
权力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组织也随之发生变化。
权力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基石？为什么成为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为什么权力的变化引发了社会的变化？为什么规训权力的出现促发了规训社会的诞生？首先，我们发现，福柯的“权力”本身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概念，甚至难于为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权力是什么?福柯说：“权力不是一个机制，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力量；它只是人们为特定社会中复杂的战略情势所使用的名字。
”①权力应该被理解为多重的力的关系，不应该从一个中心，从某个最基本的始发处去寻找权力的源头，权力也不是某个集团、某个主体的所有物。
相反，权力存在于各处、存在于任何的差异性关系中，“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
”②福柯明确地抛弃了那种自上而下的压抑、笼罩、涵括、包裹性的国王权力，那种支配性、主宰性和统治性的权力。
权力永远存在于关系中，也可以说，权力永远是关系中的权力。
它随时随地产生于不同事物的关系中，这意味着，权力总是变动的，复数的，再生性的，微观的? ⒕植康摹⑾附谛缘摹⑾嗷チ鞫 筒 频摹ｕ庋 τ涑庠谏缁岬拿扛鼋锹洌 涑庠诿恳恢植钜旃叵抵校 涑庠谌我獾南喙匚镏 校 植康奈匏 辉诘恼庑┪⒐廴 甏蟮闹鞯夹匀 剐统寤倭恕?/p>
对福柯来说，这样的权力从来不外在于社会，相反，它深深地根植入社会的每个片段和细节中，权力的变化促发社会的变化，权力的形态——它的力量关系，它的性质、方向、活动机制——内在地构成了社会的形态：社会关系及其性质、方向、活动机制。
权力不是处在社会隐晦的底部，不是曲折而坚决地操纵着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它处于社会的内部，处在社会的每一片肌理上面，从而构成社会内部、社会本身的决定性要素。
社会围绕着权力机制而活动，而运转，而成型，它听命于这种权力实践和权力游戏，权力处在社会这个同心圆的最核心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的种种表象可以还原到权力的机制上。
对社会的诊断可以简约为对权力的诊断，外围最终还原到核心。
社会形态正是权力形态同一个层面上的横向扩充，而非纵向的生产和派生结果。
这样，福柯的社会理论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构成了一次重大挑战：在福柯这里，社会形态的变化与经济方式的联系极其微弱，福柯排除了劳动、生产方式、剥削和异化在社会理论中的位置，排除了它们在社会理论中的基础性作用。
对他来说，社会形态同这个社会的一般权力形态是同质性的，君主权力就导致君主社会，规训权力就导致规训社会，权力形态的变化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
由于权力总是关系中的权力，总是任意两个不同点的权力，总是复数权力和网络中的权力，因而，它天然地就能将社会的诸要素关联起来，将这些要素以“权力”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而让这些要素按照权力的形态组织社会的形态。
权力具有这种组织天性，因为权力存在于任何差异关系中，只要存在着差异，就必定会产生权力，“权力不是某种可被获得、抓住、分享的东西，也不是人们能够控制或放弃的东西。
权力通过无计其数的点来施展，它在各种不均等和流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施展。
”[3]哪里有不均等的关系，哪里就会出现权力，权力就具有这种自发性和天生的敏感性。
它瞬间生成而且无处不在，这样，社会本身不仅充斥着权力，它几乎就是由权力构成，由权力关系构成。
这即是福柯从权力的角度对社会作出的? 砺壅锒稀ｔ诖耍 颐欠⑾郑 ？潞苌儆梅饨ㄖ饕澹 时局饕寤蛘呱缁嶂饕宓雀拍罾疵枋隼 泛蜕缁嵝翁 谒 抢铮 挥谐橄蟮氖奔浠 郑 挥兄惺兰停 囊崭葱耸逼冢 诺涫逼冢 执 逼诘幕 郑 庑┦逼谕 泳 媒嵌然蛏缁峋 玫慕嵌然 值纳缁嵝翁 ⒉晃呛稀ｓ扇 叭 叵档慕嵌瘸龇ⅲ 颐嵌韵执 缁岬某坪艟筒辉偈亲时局饕澹 枪嫜瞪缁帷?/p>
对福柯而言，监狱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生动隐喻，因
为它体现了现代权力的最根本的规训特征，是现代社会形态的精确提纯，社会就是一个在规模上放大、在程度上减弱的监狱，只有在监狱这里，纷繁的社会本身才能找到一个焦点，一个醒目的结构图，一个微缩的严酷模型。
而现代个体，正是被这个无处不在的监狱之城所笼罩，个体就形成和诞生于这个巨大的监狱所固有的规训权力执著而耐心的改造之中。
个体，在这种权力的干预、生产和造就下，是被动的、他律的、笨拙而呆滞的，最终，这几乎是个无望的个体，悲凉之雾覆盖着他。
在这个现代规训社会的舞台上，个体的命运从来都是囚徒式的悲剧。
个体诞生在权力机制毫不喧哗的冰冷实践中。
这，就是权力对个体的生产和改造，个体，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以及一切有关他的知识都是匿名权力的产物。
权力和个体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和被生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