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与路径选择作者：邢娟红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1年第10期【摘要】本文论证了我国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与路径选择：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为进一步发展注入活力；以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加快第三产业改革和发展增强产业结构的协调性；重视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与互动，形成合理区域开发格局；以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力；积极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引导、服务、调控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重点；路径选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是经济结构调整。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在发展阶段、体制机制、资源条件、外部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显著不同。
为此，新一轮结构调整方略与路径将有重大转变。
一、从重视发展速度，转变为重视发展质量，正确处理发展与调整的关系，以发展带动调整，通过调整为进一步发展注入活力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视速度，而忽视质量，甚至以牺牲结构为代价，换取较高的增长速度。
在需求快速扩大拉动下，通过扩大投资，多上项目，就可以获得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而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的不断加快，通过产业和企业素质的不断提高获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支持经济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困难就大得多了。
特别是由于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加之产业素质较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少必要的体制和机制支持，要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困难就更大。
因此，首先，应当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切实放在结构调整上，不失时机地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否则经济即使一时上去了，也很快就会跌下来。
其次，在整个结构调整中，务必高度重视资源保护，切实加强生态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要注意把握调整力度和工作衔接，统筹协调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
二、从重视供给结构调整，转变为更加重视需求结构的调整，以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为切入点，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趋于缩小。
吉林省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第一部分吉林省经济现状分析 (2)第二部分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5)第三部分转型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8)第四部分产业升级与创新驱动 (11)第五部分区域协调发展策略 (15)第六部分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18)第七部分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21)第八部分政策支持与保障措施 (24)第一部分吉林省经济现状分析吉林省经济现状分析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
近年来，吉林省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本文将对吉林省的经济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其转型的路径选择。
一、经济总量与增速截至 2020 年，吉林省的 GDP 总量为 1.5 万亿元，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名第 16 位。
虽然吉林省的经济总量较大，但其增速相对较慢。
2019年，吉林省的 GDP 增速仅为 3.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主要是由于吉林省的传统产业比重较大，而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
二、产业结构吉林省的经济结构以工业为主，农业和服务业也占有一定比重。
其中，工业是吉林省经济的支柱产业，占据了 GDP 的比重超过 40%。
汽车制造业、石化工业和食品加工业是吉林省的重点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此外，吉林省还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炭开采和加工也是其重要的产业之一。
农业方面，吉林省的农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约为 7%。
吉林省的农业以粮食种植为主，主要作物包括水稻、玉米和大豆等。
然而，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相对传统，农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农业发展面临一定的压力。
服务业方面，吉林省的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约为 53%。
其中，金融、房地产和批发零售业是吉林省的主要服务业领域。
然而，与其他地区相比，吉林省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信息和科技等领域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投资与消费投资是推动吉林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近年来，吉林省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在交通、能源和环保等领域。
福建漳州加快转方式的路径选择曾小燕【期刊名称】《中国国情国力》【年(卷),期】2015(000)012【总页数】2页(P71-72)【作者】曾小燕【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漳州调查队【正文语种】中文近年来，福建省漳州市经济迅速增长，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201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2013年达到2246.23亿元，2014年达到2506.36亿元，2011-2014年年均增长12.33%。
但也应该看到，由于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总体较为粗放，导致经济发展质量一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后劲。
因此，正确认识、分析当前经济发展成效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漳州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
加快转方式的内涵和目标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紧紧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真正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
从当前漳州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现实条件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目标，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包括五个基本转变。
1.实现发展目标多元化的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用综合的目标体系来考察经济运行情况，而不是单纯追求GDP总量的增长速度。
（1）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优化方面。
一是通过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二是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是鼓励自主创新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壮大石油化工、特殊钢铁、装备制造和食品工业四大主导产业，培育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与新医药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四是通过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推进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提速发展，加快南太武滨海新区开发建设，加速漳州台商投资区建设步伐等发展战略的实施，形成多区域增长极的共同协调发展。
（2）民生改善方面。
坚持民生优先原则，在收入分配、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明确目标和具体要求。
浅谈我国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困境及其路径选择1. 引言1.1 背景介绍我国正在经历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经济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被寄予厚望。
随着科技进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化经济的兴起，新经济产业呈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与此我国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和挑战。
一方面，我国新经济发展存在着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不足、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
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市场需求日益多样化、环境压力日益加大，这些都给我国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
如何突破困境，推动我国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2 问题提出我国新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何解决这些困境提高新经济的发展质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和产业转型，新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新经济也面临着一些瓶颈和挑战，比如创新能力不足、结构不合理、政策支持不到位等问题。
如何有效应对这些问题，推动我国新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难题。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我国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困境及路径选择，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2. 正文2.1 浅析我国新经济发展现状我国新经济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和以绿色低碳为主题的绿色经济，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质量效益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我国新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我国新经济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发展不均衡问题。
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新经济发展比较成熟，而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表现为资源配置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够多元化等问题。
我国新经济发展中还存在技术创新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
虽然我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仍然依赖进口，企业在自主创新上还存在一定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新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产业问题，比如一些新兴产业发展速度过快，一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够顺利，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不够完善。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政策选择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未来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以稳定经济为目标的宏观政策如何选择，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许志伟、刘建丰构建考虑异质性收入、流动性约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
理论分析表明，收入不确定性上升，由于预防性动机，家庭会增加流动性资产，从而对生产性风险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导致总需求变弱、经济下滑。
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具有明显的负向效应，而金融危机期间这种负面效果更加明显，这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高企可能是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增速严重下滑和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
我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在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处理好“调结构、稳物价和保增长”的关系是长久以来的热点问题。
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入，经济中的外生冲击对于产出、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果愈发平滑。
国内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应建立明确的货币政策规则。
此外，来自国外的冲击对国内通货膨胀、进出口和实际汇率的影响不可小觑。
华侨大学赵林海和徐海东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类型与经济行为主体学习策略的各种组合对通胀预期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结果发现，通货膨胀水平不仅受到货币当局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还受到经济行为主体通胀预期的理性程度的影响。
数值模拟还显示，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模拟的通货膨胀水平与理性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程度最小。
二、城乡发展与绿色经济我国经济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全国及区域范围内仍十分突出。
华侨大学王健康应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经济开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分析本地经济开放水平对周边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现倒“U”型且自东向西逐渐递增的演变趋势;经济开放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空间相关性均比较明显;对外开放及对内开放的人口流动与所有制结构总体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浅谈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及路径选择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及路径选择始于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这一转变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引入外资和外商投资、放宽对私营经济的限制等。
这些改革使得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对外贸易额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市场经济的推进力度，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放政策和改革措施。
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推动金融市场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等，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经济的竞争力。
在路径选择上，我国选择了一条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为调节的混合经济发展道路。
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措施来引导经济发展。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企业在市场中自由竞争，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种混合经济的发展路径使得我国的经济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又能够保持政府有效的干预和调控，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过度依赖于传统产业，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相对较低。
资源和环境压力不断增加，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收入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仍然较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
要加大对创新和科技的支持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要加强对绿色发展的重视，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调。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减少贫富差距，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
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及路径选择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只有进一步加强改革和创新，调整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
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多次经济转型和发展阶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再到如今注重服务业和科技创新。
经济发展目标和路径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基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作出选择。
本文将从中国经济现状、经济发展的发展路径选择、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现代化与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五个方面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经济现状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实现了快速增长，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之一。
2019年，在中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经济发展走向绿色发展、创新驱动、开放合作等方向，诠释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路径。
但是，除了快速增长的经济数据之外，中国经济还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市场经济不完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结构单一、服务业发展缓慢、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虽然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仍然需要不断深入改革和完善。
经济发展的发展路径选择经济发展路径选择是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经济发展一般来说可以分为自然资源依赖型、出口依赖型和科技创新型三种发展模式。
其中，自然资源依赖型和出口依赖型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
自然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会受到资源可再生性的限制，而且资源收入的过分依赖会导致其他领域发展不足。
出口依赖型经济则容易受国际经济形势和客户国政策的影响，市场不稳定，承担的经济风险也更大。
与之相比，科技创新型经济发展的优点就是资源可持续，不依赖出口市场和外部环境，新技术可以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从而改变生产模式，实现经济增长和优化结构的双赢。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和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则负责监管和规范市场秩序。
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部门的主持和引导，不能单纯地依靠市场自行调整。
能够有效发挥政府政策引导的、传导效应长期的政策，是政府部门的最优选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选择：一个投资的视角（上）2010-1-21摘要：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而当前中国在投资结构和投资形式诸方面均存在着不少问题，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投资方式的改善。
以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构建产业的自生能力是完善投资方式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投资结构，要素禀赋一、引言及文献综述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和净出口。
中国经济是十分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1978～2007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1738亿美元，年均增长17.4%，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
200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35.5%，金融危机则使这一增长路径受到了根本的质疑。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逐步加深，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美欧日等先进经济体的需求进一步减弱，中国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陷入衰退，中国50%的出口是面向美国、欧洲、日本，当这些地区的消费者购买力下降时，中国对外依赖型的增长模式受到严重阻滞。
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8年1-11月，外贸进出口总额23783.7亿美元，增长20.9%。
其中出口13171.6亿美元，增长19.3%；进口10612.1亿美元，增长22.8%。
而2008年11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1898.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其中出口1149.9亿美元，下降2.2%；进口749亿美元，下降17.9%，其中以加工贸易进出口下降更为明显。
这是2000年以来进出口各项指标首次同时出现负增长。
2008年12月，出口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8%。
另据海关总署统计，2009年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下降29%。
其中，出口904.5亿美元，下降17.5%，出口价格上涨2.3%；进口513.4亿美元，下降43.1%，进口价格下跌10.6%。
制造业出口明显下降，出口价格有所提升。
1月份，制造业出口为870.5亿美元，下降17.7%，出口价格上涨2.2%。
由于金融海啸实体经济的蔓延，外需持续减弱，出口减速之势短期难以逆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理应有所改变，改外需倚重度过高为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
封闭经济中总需求由投资和消费组成。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沿着良性可持续道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经济发展建立在消费为主的内需上，只有扩大本国居民的消费能力，走消费拉动型道路，经济发展才能有稳固的基础。
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走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道路来打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由于中国现阶段存在种种问题，如收入结构不合理，相对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说就业机会较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居民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稳定等都制约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由于涉及到整个社会较大范围内的变革，从根本上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优但却是最具难度的路径，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需要有一系列体系作保障，相比之下，投资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捷径”。
如果说在当前的中国发展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重要动力，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那么投资路径和投资方式的良性转变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和应有之义。
但一直以来，中国的投资方式都存在着不小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投资及其结构和方式的完善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重大课题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检索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文献，凯恩斯（1936）认为，市场经济并不必然保证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与潜在的、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相等，政府应以扩大投资的手段来补充经济运行中消费不足的常态；凯恩斯学说在战后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其理论体系中，并未论述长期经济增长，也未论述达到均衡的动态过程；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只涉及了短期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长期化和动态化的改进，要将凯恩斯模型长期化和动态化，即实现经济增长就要保证一定的储蓄率以转化为投资；鉴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不稳定性质，索洛（1956）考虑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构建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三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一模型在20余年的时间里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其假设的规模报酬不变，增长率的外生化则成为其不能解释许多实际问题的主要缺陷，主张经济增长内生化的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长期经济增长；丹尼森（1985）通过将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细分并加以量化，发现知识的贡献率最大；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罗斯托（1960）将增长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前提、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并指出在最为关键的起飞时期，有效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应从大约国民收入的5%提高到10%以上，而在起飞前提阶段，投资率也可能高于5%；罗森斯坦·罗丹（1943、1966）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关键是实现工业化，其首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投资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他主张对各个工业部门同时投资，以产生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
纳克斯（1953）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恶性贫困循环”，即从供给方面来看，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他指出资本形成不足是主要障碍，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
经济增长理论不只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专利，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费里德曼根据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也建立了增长模型。
国内研究增长方式的转变较具代表性的有：吴敬琏（2006）在梳理各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转变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王一鸣（2007）认为，传统的增长方式不能为继，转变增长方式的途径在于体制创新，增进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卫兴华（2007）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仍具粗放特征，制约了经济增长，集约型是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并提出了建议；林毅夫（2007）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要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取决于要素价格体系，转变增长方式要从这两方面着手。
上述文献都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探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为研究投资与经济增长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但并未具体指出投资方式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本文拟从这点做一浅述。
二、当前中国投资现状的若干问题在转型经济中，投资必然带有种种不合理的内容。
投资不合理无外乎两种情形，即投资数量不合理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在中国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中国某些产业投资数量过多而另一些产业则投资不足，这就造成了投资形成结构的不合理，前一期的投资形成现存的产业结构，根据资产专用性原理，一旦投资形成，必将沿着现有路径持续下去，否则这些资产就会成为沉没成本，所以现存的产业结构又会成为未来投资的领域，从而使一些产业存在着严重投资过度现象，进一步加重了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从而形成数量不合理-结构不合理-数量不合理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下的一个典型状况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度。
在固定资产投资过度的情况下，将产生大量的重复建设，如果未来缺乏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支持，将成为过剩或者是无效的投资，可能形成当年的GDP，但不能够形成长期的生产能力，不能够形成有效存量。
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2003-2006年经济增长率10.3%左右，而平均投资率高达42.9%，但这种高投资一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是政府激励条件下低效率的投资，它并不能够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高。
投资按主体划分可分为政府投资（财政投资）和民间投资（私人投资），理论上政府投资并不像私人投资那样追求单个项目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全社会的综合福利为目标；政府投资的范围一般是企业并不愿介入的领域，如大型交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环保，教育等。
和这些领域相对应的是一般竞争部门。
娄洪（2003）指出了基础设施的基本性质：第一，非排他性，即理论上所有人都能对其进行使用，从而获得收益。
第二，边际成本趋零，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增加对基础设施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不会带来额外的成本。
第三，经济基础设施的拥挤性，即随着消费者增加到一定程度，将产生一定程度的竞争。
第四，基础设施的不可分性。
罗森斯坦·罗丹（1943）指出生产函数、需求和供给都存在着不可分性，基础设施资本的投资和其他生产性资本的投资在时间上不可分，基础设施资本的投资须先于其他生产性资本的投资。
但在一般竞争部门，市场机制的作用能够有效地调节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民间资本产权关系明晰，经营灵活，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因而其产出效率一般大于公共资本，且其即期产出效应大于公共资本产出效应。
鉴于政府和民间投资的领域有所不同，依据两种投资领域的关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两种效应，即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
挤出效应指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引起了利率的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投资行为的减少，分析这一问题的典型思路即IS-LM模型，挤出效应的机制可见图1，在政府投资不变的情况下，IS、LM两条曲线相交于P o，此时均衡的利率和产出分别是r o和y o，而当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增加，则使得IS曲线右移至IS1，而货币供给量是一定的，即LM曲线并未移动，此时均衡点为P1，则均衡利率和产出r1和y1，利率上升则导致民间投资的机会成本提高，从而产生挤出效应，而潜在的均衡点即利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是P2，相应的产出是y2，那么由此造成的产出损失即y1-y2。
挤入效应是指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促使投资环境得到了改善，减少了私人投资的成本，刺激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又可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使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
如果政府能够将投资控制在严格的界限内，将投资行为集中于公共领域而非一般竞争部门，那么由于其改善了投资环境和投资预期，从而能够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这将对民间投资带来一定的挤入效应。
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选择：一个投资的视角（下）2010-1-21但现实中政府投资存在着错位，即投资领域的竞争性与投资动机的矛盾性，政府本应该依据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的需要，引导社会投资的合理流向，实现投资结构合理化，同时介入市场失灵之处，弥补其缺陷。
但目前政府将投资面有意无意地伸向了竞争性部门以获取高额利润，造成“与民争利”，竞争性领域本来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但中国许多行业的投资是以政府行为偏好为依据，歪曲要素价格体系，追求政府（或其中部分人）的租金最大化，这进一步滋生了寻租行为和市场的无序性。
中国现行的融资体制也助长了这种情形，私人部门对市场信号有更好的反应，投资效率更高，但却难以得到金融部门的强力支持，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低下，但更依赖于国家财政和银行贷款的支持，使得本应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被注入了国有部门，从而导致了总体上投资效率的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