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古学复兴

对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民族复兴的认识091300407 英四刘凯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出现频率极高的新闻词汇，似乎中国的发展一直与民族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于此类的新闻词汇，大多数的民众选择一笑而过，认为那是政府的事，是搞政治的人所谓的政绩要求。

其实不然，一个人生存必须立足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国家的一点微小变化，对于社会中的单个个体可能会有意料之外的影响，国家民族复兴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便是如此。

以下浅谈我对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民族复兴的见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相对于中华民族古代的繁荣昌盛而言的。

我认为，一个国家文明的繁荣昌盛与否对于这个国家人民民族自豪感的强弱与生活品质的高低起着关键性的影响。

中华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了高度繁荣昌盛的文明。

从春秋战国时代到“康乾盛世”，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经济发达、科技领先、文化繁荣，走在了同时期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医药学的发明更是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不言而喻的是，在古代中国处于亚洲乃至世界前沿时，民族的自豪感与人民的生活品质也是世界级的，天朝的美誉想必便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下民族自豪感的体现。

反观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由于统治者的专制主义，为集权而阻碍国家文明的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愚昧的决策，“焚书坑儒”“文字狱”“闭关锁国”等决策的实施在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之外局限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如果遭受局限，其在经济上的发展也必定会遭遇瓶颈，国家必定会在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生活品质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下降。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便是如此。

只有一个曾经繁荣的国家才能谈得上民族复兴且民族复兴势在必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相对于中华民族近代文明衰落与民族危亡而言的。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与扩张，古老的中华文明逐步走向衰落。

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禁锢，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黎明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黄昏，西方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与中国自然经济机制的延续，西方产业革命的高歌猛进与中国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停滞不前……种种差距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落在了后面。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09历史教育090103016许玮琳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从诞生到现在，已走过近200年的历程。

按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概括为萌芽期、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基本成熟期、转变期、全面成熟期和继续发展期。

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萌芽期的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的文物，调查欧洲古代遗迹、北美印第安人遗留下的古迹。

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说，中国从宋代开始的金石学传统可以被认为是考古学的萌芽，但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考古学。

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形成期以19世纪20年代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把古代按照生产工具的质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的观点，并由汤姆森按这一分期陈列博物馆的文物，及发表专著进行阐释为代表。

地质学中按土质、土色区分地层的方法被引入考古学，成为“考古地层学”，它使考古学的研究摆脱了古物学仅仅研究遗物形态本身的局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这一时期，在埃及、两河流域和欧洲展开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著名的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初步发展期（1867年至1918年前后）的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挖宝式的发掘受到批评。

按层位发掘，准确记录一切遗物的出土位置并将它们全部收集、充分及时地公布发掘成果为人们所推崇。

与此同时，出现了被称为考古学两大基本方法之一的“考古类型学”，即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以阐明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

考古地层学的普遍应用和考古类型学的出现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标志。

考古学理论则主要是运用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的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和重大发现的增多。

这一时期获得了一批重要考古发现，在一些考古工作开展较早的地区，初步建立起考古学文化序列。

梁启超法家思想的近代初探一梁启超法家思想概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古学复兴思潮，诸子学、陆王心学、佛学等传统文化开始兴盛起来。

梁启超与近代古学思潮的复兴关系极为密切，他对诸子学如儒道墨法都曾进行过研究，但各个时期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以辛亥革命作为分界线。

之前，他主要研究阐述了墨、法两家；之后，不再重视法家思想，在继续研究墨家的同时，转而重视儒家、道家。

由原来的墨法并重转变为儒、老、墨并重。

梁启超是第一批系统研究法家及其历史影响的著名学者之一，虽然他对于法家思想的认识没有一定的系统性，有零散之感，且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显得较为精糙，但对于法家学说的观点、见解仍较为精辟。

本文就其法家主要观点及贡献作一简要论述。

《中国六政治家》由梁启超等人合编，包括管子、商君、诸葛亮、李卫公、王荆公、张居正，这些人几乎全属于法家或后期实行法治的代表人物。

其中《管子传》、《王荆公》为梁启超所著，附录附有其著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

在这些著作中，梁启超通过总结法家的传统思想，提倡实行法治主义，且对管子、王安石评价极高，为王安石平雪昭冤，改变以往形象，肯定其改革。

梁启超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

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也！而政治学者管子，其博大非荆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荆公所能及。

故管子倜乎远矣！”①。

梁指出，“吾今故据《管子》以传管子，以今日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

以世界人之眼光观察管子。

爱国之士。

或有取焉”②。

终归一点，梁启超著述目的是为当时现实社会、政治改革服务的。

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梁启超“命法家为新学派，命法家以前诸家为旧学派”③。

他重点阐述了法家的法治思想，通过儒墨法三家比较得出结论认为：法制是由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提出“我国言法制所由起，大率谓应于社会之需要而不容已，此儒墨法三家之所同也，今刺取其学说而比较之”④。

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牟钟鉴一，儒学面临的新挑战空前严峻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进入：一次是印度佛教的进入，另一次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全面进入。

佛教的进入並未使中国佛教化，却成功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的儒学化、道学化。

而西方文化的进入，情形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未能顺利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却一度使中国文化西方化或边缘化，差一点中断了文化的血脉。

而其中儒学的命运最为悲惨，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在一段时间内被中国主流社会所否定所抛弃，几乎失掉了存身之所。

这种差异的发生既有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原因，也有文化自身发展起伏的缘故。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隋唐逐步中国化。

其时中华帝国出现汉唐盛世，国强民富，经济发达，政治安定，文化繁荣，在世界上是一流大国，对周边国家有很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与此同时作为汉唐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儒学也地位牢固，为外国所敬慕。

儒学本身正处在上升兴旺时期，对于统一国家的治理、社会道德的维持、文化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主导、促进的作用，中国人充满了自信心。

虽然其间有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以及儒学自身弊端的产生（如烦琐化、形式化），但不足以抵销其辉煌，正宗地位並未动摇。

中国人依托博厚的中华文化，迎接佛教的进入，少数人有担忧甚至反佛，主流社会则积极接纳，一大批精英认真取经、译经、研经、释经，致力于儒、道、佛的融合，唐代执政者则确立三教并奖的文化政策，把佛教有效纳入社会调控和道德教化体系。

中国並未因佛教的进入而改变其儒道互补的文化底色，却因吸收佛教而增大了文化的丰富性，儒学在佛教的激励下也在推陈出新，至宋代形成新儒家形态。

近现代中国的情形很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国力日衰。

清帝国后期，制度僵化，政治腐败，闭关自守，经济落后，民生凋敝，而统治者不思改革，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理学与礼教则由于丧失仁爱精神和过度政治化，成为统治者禁锢人心、扼杀生机的工具，有识者斥之为“以理杀人”（戴震语），整个社会呈现“万马齐喑”（龚自珍诗）的局面。

中国数学史各阶段的特点1.引言1.1 概述中国数学史是指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贡献。

本文将详细探讨每个阶段的数学特点，并总结各个阶段的特点，同时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在古代数学阶段，中国数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对整数、代数、几何和算法的研究上。

古代中国人培养了一种强大的计算能力，他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激发了数学研究的动力。

重要的数学著作如《九章算术》和《孙子算经》被广泛传播和使用，成为后来数学发展的基础。

古代数学家在几何学上取得了突破，发展了割圆术和尺规作图法等重要的几何方法。

此外，他们还在代数学方面引入了象数、算术和代数基本理论，使得数学在提升计算能力的同时也开始具备了抽象思维能力。

进入中世纪数学阶段，中国数学面临了一定的停滞和衰退。

这个时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印度和阿拉伯数学的传入。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中国数学的发展主要借鉴了这些外来数学的成就。

然而，尽管主要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数学家依然在算法、代数和几何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时期中国数学家发展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即推算和筹算，这种方法将数学与实际问题相结合，为后来数学的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近代数学阶段，中国数学经历了现代科学的兴起和西方数学的传入。

这个时期，中国数学面临了重大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数学家开始研究西方的数学方法和理论，并通过翻译和借鉴逐渐吸收了西方数学的成就。

这使得中国数学在代数、几何、数论和概率论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同时，中国数学家也借鉴了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理念，将实证主义和数学方法相结合，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总结各个阶段的特点，古代数学以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几何研究的突破而闻名；中世纪数学虽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仍然在算法和几何等方面有所创新；近代数学则面临着西方数学的传入和现代科学思想的冲击，为中国数学发展带来了宝贵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和发展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清朝末年。

当时，西方的考古学在中国开始流行，一些西方学者在中国开展考古调查和挖掘活动，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和兴趣。

洋务运动期间，一些进步思想家开始揭示和研究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历史，试图寻找中国文化的根源和发展轨迹。

这些早期的研究和活动奠定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基础。

第一个阶段是1895年至1949年的民初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由自学者和业余考古学者主导。

许多学者独立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积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历史。

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被挖掘出土，例如殷墟和秦始皇兵马俑。

同时，一些学者开始系统地记录和整理考古资料，建立起一定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如梁启超的《中国考古学史纲要》。

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6年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开始得到重视和支持，国家成立了多所考古学研究机构，建立了中国文物管理和保护体系。

国内外考古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合作与交流，许多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引入和运用。

1953年，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和发掘进一步深入，一些重要的考古遗址和文物被发掘和保护，丰富了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历史的认识。

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至今。

这一时期，中国的考古研究和发掘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和迅速推进的时期。

和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全面加强了对考古学的支持和投入，建立了更多的考古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培养了大批专业化的考古学人才。

同样，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日趋活跃。

随着科技的进步，诸如遥感技术、三维扫描技术等手段的引入与应用，大大加快了考古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为考古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新的突破。

总体来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学术复兴运动的一部分，它通过对古代文明和历史的研究，深入挖掘和理解中国的文化根脉。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由自学者和业余爱好者主导到政府主导的演变过程，从最开始的野外挖掘研究到建立专业机构和学术研究体系，初步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

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桑兵读1933年12月陈寅恪阅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函，中有“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1]一节，百思不得其解。

以为仅仅推崇陈垣，则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似与近代学术本相不合，终不能释然。

陈寅恪赋诗说话作文，往往九曲回肠，周折复杂，且好仿比兴法，将“为时而著”，“为事而发”[2]的本意隐于其中。

若照字面直释，容易误会曲解。

如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报告，通行解释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

非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即解今典以通语境的了解同情，不能达“虽不中亦不远”的境地。

偶读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关于北京学术界内情的记述，忽有所悟，知此议论实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流派变迁关系甚大，继而证以中外学人的记载和其他相关资料，彼此贯通，于是事实之本相显现，而作者之寓意可通。

一粤人与南学陈寅恪评语中关键概念有四，即粤人、南学、江淮与黄河流域。

中外学者多已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变化，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

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内藤虎次郎所谓文化中心流动说，认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海通以还，将移到广东[3]。

此说表面似与陈寅恪语相印证，尤其在思想方面，但就学术而言，个中大有曲折。

清代学术，朝廷虽坚持理学正宗，学者则独重朴学，且奉考据为正统，其余皆附庸。

但以地域论，朴学重心在于江淮，其他各省，或仍宗理学心学，如江西、河南，“能为汉学者少”[4]，或文风不盛，难以言学术。

所以梁启超有“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5]的评语。

据注重清学的吉川幸次郎估计，依出生地而言，清朝学者十之八九产于苏、浙、皖三省，其他各省如直隶、山东、湖南、福建、广东、贵州等合计，比例也极低[6]。

阮元督粤，创学海堂，引朴学入粤，主张折中统一汉宋，对广东文化发展，影响极大。

道咸以降，粤学骤盛。

清末民初，广东藏书蔚然成风，即其流风余韵。

今人苏精编《近代藏书三十家》（《传记文学》丛刊之72，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所录江苏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其中郑振铎生于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而广东有4人，位居第3。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二十世纪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国历史学经历了西方现代史学与本土传统史学的交融、创新与复兴。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不仅逐渐融入了国际学术主流，还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西方现代史学的引入，中国传统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晚清时期，内外忧患不断。

然而，这并未阻止中国历史学界的探索步伐。

一批具有新视野的史学家，如梁启超、章太炎等，开始借鉴西方现代史学方法，反思中国传统史学，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中国历史学在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这段时间，历史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历史分期、农民战争与历史发展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争鸣。

这期间，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但学术界的活跃为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释提供了历史学的支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在新时期焕发出更为璀璨的光彩。

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在众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

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重大事件的研究成为历史学的热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同时，对于古代史、近代史和世界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内涵。

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现代史学的交融，以及在此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创新和突破。

历史学在这个时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既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也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学术体系。

展望未来，中国历史学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球史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随着学术环境的不断优化和史学家们的努力，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交流将更加频繁，研究领域将更加广泛，研究方法将更加多样。

中国历史学将在全球史学舞台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的智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