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有什么作用？8.1对“译何为”的理论思考8.1.1“译何为”与翻译目的论“译何为”即“翻译应该有何作为？”，而更多的是要落在“应该”一词上。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一些翻译理论流派，其中有尤其是“目的学派”的理论作为对翻译的外部研究弥补了传统翻译的不足，也为思考“译何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翻译目的论是由德国译论家弗美儿发展起来的翻译模式。
他认为“任何形式的翻译行动，包括翻译本身，都可以视为一种行动。
任何行动都必须有目的”狭义角度下的翻译“目的”：一是“谈翻译过程时，指过程的目标”二是“谈翻译结果时，指译文的功能”三是“谈翻译模式时，指模式的意图”目的论的核心概念：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
翻译的目的是目的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这个目的有三种因素：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目的（如谋生）；目标与环境中译文的目的(如启发读者)；使用特定翻译策略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体现某种语言结构的特点而采用的直译法）弗美尔目的论包括三个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性原则。
根据目的论，无论何种翻译，其最高规则都是“目的原则”。
根据目的原则，一种翻译行为由行为的目的决定，“即目的决定手段”。
若我们在进一步研究，不难看到，弗美尔所指的“目标”，“功能”与“意图”与“译何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目的，是翻译应该达到的要求，或者说是实现原文的原动力；制定目标，实际上为翻译应有何为确定一个坐标；而“译文的功能”更是翻译行为最终完成到底能起何种作用的具体体现；至于“模式的意图”的确立，直接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采取，涉及到“欲何为”的关键所在。
8.1.2“译何为”与译之“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果说“译何为”是对翻译作用的理想期待，那么译之“用”则是对翻译所实际发挥作用的揭示。
首先，翻译之“用”的探讨需以翻译观的确立为前提。
翻译观是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它决定着对翻译的理论思考以及翻译的实际操作中的价值取向。
其次，翻译之“用”的探讨需以历史事实为依据。
再次，对翻译之用的探讨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应该有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观点。
通过对“译何为”和译之“用”的剖析，我们认识到“译何为”是对翻译理想作用的期待，与翻译的目的紧密相连，而译之“用”则是历史翻译在历史中所真正起到的作用。
8.2翻译的历史定位8.2.1为翻译定位特贾斯维尼·尼朗贾纳在《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一书中指出，“在后殖民的情境下，翻译的问题系成了引发有关再现、权力以及历史性这诸多问题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场点。
”尼朗贾纳明确表示，为翻译定位，对翻译进行研究，“完全不是要去解决什么译者的困境，不是要在理论上再给翻译另立一说，以便能够找到一个＇缩小＇不同文化之间＇隔阂＇的更加保险可靠的＇办法＇。
相反，它是要对这道隔阂、这种差异作彻底的思考，要探讨如何把对翻译的执迷和欲望加以定位，从此来描述翻译符号流通其间的组织体系。
”鉴于此，尼朗贾纳试图通过翻译这一人类实践去认识历史，并从中反思翻译在这一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8.2.2翻译的历史定位翻译活动不能不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加以考察，因为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翻译产生了，同时由于翻译的产生，又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翻译时应该放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对其进行一个正确的定位，发现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翻译所扮演的角色，然后我们才能理性的判断翻译之“用”。
引用法国译论家米歇尔，巴拉尔的话说就是“对翻译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还翻译应有的历史位置，让人们清楚的看到翻译所起的重要的历史作用”。
人类文明的交流与发展的历史，包括着翻译的历史。
凯利(Louis G Kelly)曾经说过“西欧的文明多亏了翻译家”。
从罗马共和国到共同体，多亏了翻译，国际贸易和管理才有了可能。
但历史学家们对人类这一重要的活动却很少提及，所以法国译论家米歇尔·巴拉尔认为，“对翻译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还翻译应有的历史位置，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翻译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
”先来回顾一下奈达对翻译所作的定义。
奈达说翻译是“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
这个定义揭示出翻译与语言的天然联系和翻译对语言产生影响的必然性。
事实上，这种跨语际的人类交流活动，在历史上确实对语言文字，尤其是对译入语在词汇、语法、文体、文学领域的扩大各方面产生过最直接的影响。
唐宋以前，中国曾出现大规模的佛经翻译。
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等文章中就着重指出：“(1)由于佛典的翻译，引起了国语实质之扩大(创立新词、引入新概念达35 000多条);(2)语法、文字之变化(归纳出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倒装句法极多等10条)；(3)在文学领域，也促进了中国文学情趣的发展；认为近代纯文学如小说、歌曲都与佛典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再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学的译介为例。
可以看到，翻译小说改变了中国向来的写作技巧。
比如说西方小说注重心理描写和刻画以及细腻的景色描写，就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放眼世界，西方的语言文字的发展也受益于翻译。
例如在德国，路德翻译5圣经6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德意志语言形成的过程。
路德认为翻译好比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本族语的不足之处。
但路德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一门语言，哪怕并不完善，也可以用来进行翻译。
在这一认识下，路德的德语翻译既不脱离、背弃这种大众语言，又力图将它提到一定的高度，即以“土生土长”的地方性语言为出发点，在翻译过程中进行提炼，使其成为规范语言。
事实证明，新版圣经确实“扫清了中世纪德意志语言的积秽，成为其后几百年德国语法的典范”。
到了现代，世界语言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各民族语中外来语的比例提高，而这不能不归功于翻译。
据统计，日本人日常使用的人文和社会方面的名词术语，除直接来自英语的外来语外，有70%来自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词语的汉译字。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翻译对民族语言，尤其是对译入语产生了具体直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的历史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民族语言发展史。
接下来要将翻译置于更大的文化视野中进行考察，因为翻译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书斋中的文字游戏，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彼得·纽马克将文化定义为，专属于一个言语社团的生活方式及其表现形式，具体可分为(1)生态(动植物，山脉，水域，平原等)；(2)物质文化(食物，衣饰，衣食住行等)；(3)社会文化(工作与休闲)；(4)机构，风俗，观念(政治，社会，法律，宗教艺术)；(5)手势，习惯。
翻译对译入语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可以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从最初的与“五方之民”以译介为媒介的交流开始，汉民族通过翻译，了解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物产资源，其中一些物产资源被引进中原，丰富了汉民族的生态圈。
如汉武帝时期，从西域引进了大宛马、核桃、琵琶、苜蓿(生态和物质文化)；唐朝以前的佛经翻译不仅对中国语言文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语言文字)，随译经而移植过来的佛教思想，也丰富了中国哲学(宗教)。
同时，云岗、龙门、敦煌的石刻，龟兹乐、胡旋舞，也是随着佛经译介进入中国的艺术形式(艺术)。
1840年鸦片战争后，官方倡办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后来对西方文学的译界，让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学科，西方的政治法律体系，以及西方文学作品等都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国人接受了有关知识，由西方政治思想催生了政治革命运动，中国人伦理观也变化了，家庭、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变革。
在历史上，翻译在传播人类文明成果，沟通世界各民族文化视野方面起到了媒介作用。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以保持各国文化独立性为前提，进一步实现了以翻译为媒介的有效的对话，使文化的多元一体化的实现成为可能。
例如，在东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如能实现以互相译介典籍及最新研究成果为途径的对话，对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不啻为一件益事。
总之，作为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活动，翻译在历史上对语言的发展、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翻译史也是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同时，在历史上，翻译活动作用的发挥也受到了来自各种文化因素的干扰。
作为译者，应该具有这样的认识：他的翻译活动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工作，而是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历史活动。
8.3在文化视角之下的翻译之用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各民族间进行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桥梁。
从人类开始翻译实践直到十九世纪，中西方的的翻译理论研究仅限于对翻译操作经验的总结。
从二十世纪开始部分翻译理论家把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列入艺术范畴，用美学理论加以研究。
在我们探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翻译的互动关系中，我们出现了“文化翻译”的概念，可见翻译在全世界文化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8.3.1翻译之“用”与文化的差异性自20世纪后半叶起，翻译从技术层面逐渐转向了学术方面。
随着受到更多其他领域的学者的关注，翻译的话题不再仅仅是翻译家们的事。
更多的学者认为，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求真的过程。
而翻译也绝不仅仅是应该字面层次的语言转换，而是思想的转渡，是文化的移植。
一种语言代表这一个民族自己独特的民族特征，而这些特征都是在文化环境中形成的。
从广义的角度去探索翻译时，我们就不难发现文化因素不仅仅对翻译的理解、翻译的取向和翻译的具体方式发挥着制约和调节作用，也对翻译的接受和传播构成了深刻的影响。
翻译延续了文化以来，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
翻译对于文化的重要性，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河流，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
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
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
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④季羡林.我看翻译［a］.许钧.翻译思考录［c］.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什么是文化？据国外有些学者估计，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学术界所下的定义不下二百个。
有的定义偏重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有的定义则偏重于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
文化的经典定义，是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提出的：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
总之，文化是一定社会中人们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基本信仰、价值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行为的规范体系，同时包括由这些思想和行为而生成的结果。
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才突破了传统美学和语言学模式而趋于多元化，上升为一种对文化的反思。
八十年代以来，其特点是：1、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文化研究，而非语言转换；2、翻译的性质和原理是原作的改写和处理，是跨文化转换，而非语符转换；3、翻译理论的研究重点是译作功能，而非对原作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