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与道义西方伦理学的道德原则主要是功利原则和道义原则（功利论、道义论正式出现于近代社会），密尔的功利论是近代功利论的典型代表，康德的道义论是近代道义论的典型代表。
功利论和道义论，都有自己的理论贡献和理论局限。
现代社会的规则功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修正了近代功利论，企图消除近代功利论的局限性。
功利论和道义论是从德性论和幸福论发展而来的，而这种发展也意味着古代伦理学走向了近代伦理学，从道德目标走向道德原则。
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和幸福论一样，作为伦理学的思想体系，都包含了道德目标、道德原则等内容。
德性论和幸福论侧重的是道德的目标。
而功利论和幸福论侧重的道德的原则。
通过特定的代表人物来讨论功利论和道义论,以及规则功利主义。
以密尔为代表的功利论。
功利伦理学：就是以功利为道德基础的伦理学，它的基本特征是以功利以及功利的大小作为道德追求的最高目标，以及作为道德判断的基本准则，注重行为的实际效果，即行为能否为个人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功利。
理论来源：古代伊壁鸠鲁的幸福论，近代社会以来的诸如霍布斯、昆布兰、洛克、曼德维尔、莎甫伯利、休谟、斯密等人的有关伦理思想，都为功利伦理学的产生和完善做出了积极地贡献。
边沁将近代功利伦理学加以系统化，而密尔则将其推向顶峰，并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弱化那种将功利论极端化的倾向，在功利论伦理学的基础上吸收了某些道义论的因素。
与近代大多数伦理学家一样，密尔将趋乐避苦看成是人之不可动摇的本性。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利益，追求自己的快乐，为了追求快乐和利益而避免任何痛苦。
密尔认为人们还有一种将个人和社会连成一体的社会感情和欲望，这种欲望和感情其实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
由于内在的这种道德情感，一旦我们违背了义务，就会产生相当强烈的痛苦。
在具有道德品格好的人那里，这种痛苦将会极大地增强，以至于他们绝不做违反义务的事。
所以这种内在的道德情感，其实也是一种与履行义务保持一致的情感。
在经济学方面，亚当.斯密通过对经济人的假设，创造性的提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源头。
跟亚当.斯密一样，密尔从“趋乐避苦和道德情感”两个方面表达了双重人性的思想。
他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讨论了自利的人如果通过控制自己的情感或行为，以形成一个高尚和谐的社会。
换句话说，他从两个方面看待人性，认为自利是人的本性为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对他人的同情心、正义感等等。
同情心能够使人在做某件事的时候能够舍身处理的为他的幸福着想。
密尔关于人性具有两重性质的看法，强烈的影响着他的伦理理论。
人性首先有着趋利弊苦的自然本性，所以功利原则应该是伦理学的基本道德原则。
同时，人性在趋乐避苦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上，也还有关注他人利益的道德情感。
所以爱功利论原则作为伦理学基本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伦理学应该包含某种道义因素。
密尔和许多传统的功利伦理学家不同，他区分了性质不同的快乐。
在他看来，快乐不仅具有量的差别，而且还具有质的差别，感性的快乐不过是低等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才是高等的快乐。
快乐作为一种道德选择的原则，快乐的质优于快乐的量，即只要快乐存在质的区别，那么，即使低等快乐具有更大的量，人们也应该选择更高性质的快乐。
密尔把快乐和幸福等价起来，幸福就是获得快乐、消除痛苦。
把幸福作为道德追求的目标和道德选择的标准。
在他看来功利论所追求的幸福不仅包含个人的幸福，也包含全人类的幸福。
因此，功利论真正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有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才是道德追求的目标和道德选择标准。
以上可以看出快乐的质的区别，以及质的快乐高于量的快乐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提法，可以看出功利论伦理学存在的理论缺陷，而密尔正是通过吸收道义论的一些因素，来消除功利论的理论缺陷。
所以密尔提出了德性幸福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德性论伦理学中提出了德性幸福的思想，密尔和亚里斯多德不一样，亚里斯多德认为合乎德性的快乐才是幸福，德性本身就是幸福，密尔则认为，德性自身并不是幸福，不过却可以使达到幸福的工具，德性和幸福也存在着许多关联。
密尔通过解释全体人的幸福问题，以及协调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之间的关系。
提出了所谓的法律和良心的问题。
在他看来，我们在确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为最高道德目标的时候，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因为那样一来，就会因为个人利益的牺牲减少了社会福利总量从而违背了最高道德目标，但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实际中总是难免有互相冲突的一面，因此必须用法律来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
除法律之外，针对人性之中有道德情感，从而具有社会情感，密尔提出了良心这一杠杆。
许多事情，个人在追求一个合法的目标是，必不可避免的因而也就合法地要引起他人的痛苦或损失，而这些行为并不违法，这时人们就需要良心来进行调节。
他认为，良心的人性基础是人心中的社会情感，一种与人类成为一体的欲望。
而良心并不等于社会情感，社会情感构成良心的人性基础，这个人性基础如若加上后天良好的文化熏陶，便会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通过教育和习惯的作用，形成良心。
密尔是个地地道道的功利论者，他强调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其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个人利益。
因为他认为个人利益组成了社会利益，况且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更多的还是追求个人利益。
只要的在追求的过程中，不去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的，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这样的人也是道德的人。
康德为代表的道义论日本学者安倍能成认为康德哲学是近代哲学的一个蓄水池，康德以前的哲学都流向康德，而康德以后的哲学又都从康德这里流出去。
康德是研究西方哲学不能绕过的一座桥梁。
康德全名叫做伊曼努尔.康德。
他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在哲学领域创立了系统而又典型的道义论伦理学。
道义概念是一个表示责任的概念。
所谓道义伦理学，就是以“道义”为伦理基础的伦理学，它的基本特征在于将道义作为道德追求的最高目标，以及作为道德判断的基本准则，注重行为的内在动机，即行为是否出于对于道德责任的尊重，是否源自某种道德义务。
从理论渊源上说，包括古代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希腊德性论，以及近代以来诸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卢梭等等，都是道义论伦理学的产生和完善做出了积极贡献，康德则将近代道义论伦理学推向顶峰。
内心的道德法则，是康德所说的两种伟大的东西之一，是道德则学也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要了解康德所说的道德法则，必须先了解康德对人的理解。
在人性问题上，康德既肯定人的感性存在，更肯定人的理性存在。
肯定人的感性存在，表明康德对于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肯定人的理性存在，表明康德对于近代社会理性崛起的认同。
在涉及到道德领域，康德则坚决的主张人之理性存在的崇高地位。
康德认为，人的行为动机也是意志的动机，或者决定于感性，或者决定于理性。
而人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以经验的内容作为行为的动机，还是应该以理性形势作为行为的动机呢？根据康德的看法，正如我们在自然界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一样，我们在道德界也必须遵循道德规律。
只有这样，我们的道德行为才能具有普遍性。
道德规律源自理性，只有理性才是普遍的。
康德指出，如果我们的行为动机决定于经验内容，那么实践原理就不可能提供普遍的实践法则，因为一切经验内容都是以个人的主观感受为基础的，因而是偶然的，个不相同的。
如果，我们的行为动机决定于理性形势，纳闷，实践原理就能提供普遍的实践法则，因为理性形式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对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是共同的，因而是必然的、全部如一的。
康德的道义论伦理学时一种纯粹立足于理性形式的伦理学，即他所谓的超越经验的伦理学，只有这种伦理学才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
它反对功利论伦理学和从神的意志引出的道德原则的伦理学。
康德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自由和自律的问题。
自由是他构建超越经验之伦理学的出发点。
康德区分了两个世界，即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
感性世界是现象世界、事实世界属于必然世界，而理性世界时本体世界和价值世界，是一个自由世界。
所以在理性的道德世界之中，人是自由的人，具有自由意志。
正是这个自由或者说这个自律，构成了道德的最高原则，是道德法则的根据和来源，它是遵循道德法则在客观上成为必要。
在伦理学领域，理性之人自己为自己颁定的道德法则则成为道德选择的唯一依据，也是道德判断的最高标准。
凡是符合道德法则的意志就是善良的意志，出于善良意志的行为就是善的行为。
康德在讨论到伦理学不仅要追求善，而且要追求至善，故而提出了幸福问题。
他把至善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而至善却是德性与幸福的统一。
他的这一做法，无疑包含了在人之理性的基础上将人的理性与感性加以某种统一的思想，也包含了再道德形式之上将道德形式和道德内容加以某种统一的思想，乃至包含了在道义论的基础上将道义论与功利论加以某种统一的思想。
德性，作为是人配享幸福的一种价值。
有德性的人应该享有幸福。
通俗的说就是好人应该有好报，但是，现实社会中，常常是好人无好报，坏人活千年。
也正是如此，伦理学中才会存在德性与幸福的矛盾。
康德认为，虽然对于幸福的追求不可能成为产生德性意向的根据，但在某种条件下，德性意向能够产生幸福。
将幸福和德性统一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但很难。
虽然，康德把它们统一在至善这个概念中，但至善对于人类来说不具有现实性，在他看来至善只是一个理想，如果说能够实现的话，那也只能在彼岸世界。
以布兰特为代表的规则功利论在20世纪的功利论伦理学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学派就是行为功利论和规则功利论。
行为功利论以单个具体行为为探讨对象，研究具体行为正当与否的原则，以及一行为能否给行为者以及人类带来最大福利。
规则功利论则以符合某种规则的群体行为为探讨对象，研究此一行为能否给行为者以及人类带来最大福利。
规则功利论弱化僵硬的效果论理论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两级功利主义理论来修正功利论。
两级也就是两个层次。
在第一个层次上，我们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道德选择时，应该诉诸一般的道德规则，而无需直接应用功利论的推理。
然后，在第二个层次上，我们再通过功利论原则对于前面的一般的道德规则进行评价。
这样一来，原来属于道义论强调的道德规则便被引入了功利论的理论。
美国规则功利论伦理学家布兰特认为，我们判断一个行为的正当与否，不仅要考虑道德的因素，还要考虑非道德的因素。
非道德的因素指的是理智、心理以及信息因素等等。
引入这些非道德因素的原因是我们在判断一个行为的正当与否，应该有一个合乎理智的评价。
道德因素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道德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1、在社会的层次上，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道德法规。
2、在社会组织的层次上，每人都处于诸如教会、大学、家庭等等不同层次的组织中。
3、在个人的层次上，大多数人都有良心，良心成为大多数人的内在道德法规。
布兰特之所以提出复杂的社会道德系统，其实是想贯穿一种思想：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选择，应该依据一般的道德规则，而这种道德规则也不是一些简单的道德戒律，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通过伦理学进行细致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