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与历史和文化的相互关系
服装俗称"衣裳"﹑"衣服"。它是人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不仅起着遮体﹑护体﹑保健﹑御寒﹑防暑等作用，而且还起着装饰﹑美化﹑标志等作用，通过衣质﹑色彩﹑裁制﹑造型和装缀等的变化，要求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基础上，能够充分显示人的体态和仪容的美感，或表现人的社会地位﹑职业和个性。所以服装是一种带有工艺性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在一定生活程度上，反映着国家﹑民族和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水平以及社会风尚面貌的重要标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必然内涵。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现代多功能及高科技的奇妙服装，以满足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需要。属于多功能服装的有变色﹑发光﹑晴雨两用服装﹑寒暑两用﹑超级防寒﹑自调厚薄﹑驱除蚊蝇的服装等；属于保健服装的有减肥﹑能呼吸的服装﹑催眠睡衣﹑抗菌﹑按摩﹑耐脏﹑防臭﹑自行消毒的卫生服﹑专治打呼噜﹑能诊断癌症的服装﹑电疗﹑中草药保健﹑防治冠心病﹑中药透热服装等；属于高科技的服装有不用线缝制的服装﹑喷丝直接成衣，与水可融﹑可以吃的服装等；属于奇妙功能的服装有工作救生两用﹑不怕电击﹑防火耐热的安全服等。以上这些服装的出现说明了现代的服装正在向多功能﹑高科技方向发展，日新月异，绚丽多彩。将来服装的发展趋势是不求名贵，但求方便，更求舒适，越来越薄的绿色服装。悠远而多彩的中国服饰文化一部人类服饰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看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又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
在宗教文化的背景下，西方古代的服饰有着超越肉体需要的神学指向；在宗法文化的背景下，中国古代的服饰有着超越感性需要的伦理追求。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西方与中国的现代服饰渐渐抛弃了这种形而上的负累，转向了科学主义、功能主义的探索。而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西方与中国的后现代服饰又开始了新的反叛，即摆脱了科学主义和功能主义所造成的规范和模式，而有了个性化的、全方位的审美尝试。
服饰大致应满足人类三个方面的需要，即调节体温、保护身体的生理需要，区别身份、表达信仰的社会需要，遮蔽弱点、突出个性的审美需要。无论中国的服饰还是西方的服饰，都在满足这三方面需求的过程中，获得了各自内在的文明价值。同时，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又使它们各自的服饰具有了不同的文化形式，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指向。
在古代文明尚未建立起来的蒙昧时代，西方与中国的服饰都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要为目的的。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服饰的社会需要开始膨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高出了生理的需要，出现了超出使用功能之外的形而上指向。所不同的是，在西方古代宗教文化的背景下，这一指向主要是超验的宗教神学；而在中国古代的宗法文化背景下，这一指向主要是世俗的伦理纲常。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科学精神取代了宗教和伦理的统治地位。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西方与中国的服饰不约而同地抛弃了形而上的文化诉求，都在自觉地向着人体生理需求回归。但是，这种功能主义的追求又必然地导致了服饰的科学化、模式化、单一化。作为这种现象的反动，西方与中国的后现代服饰都在进行着全新的探索。在材料和技法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后现代服饰都在跨越国界、跨越时间的范围内进行着大量的文化吸收，即将古今中西的服饰经验作为自己文化创造的符码和工具，以博采众长的方式加以利用。在价值和内涵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后现代服饰都在进行着没有深度的平面尝试，即不再寻求服饰背后的形而上意蕴，从而将上帝和伦理驱除出服饰文化的领地，或采取戏谑和反叛的方式加以消解。在功能和意义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后现代服饰都在进行推陈出新的探寻，它们所要满足的，已不再是单纯的生理需要，也不再是沉重的宗教和伦理需求，而是个性的张扬和审美的尝试。
所谓文明，始于一种深度模式的建造。也就是说，人们不仅要通过“对象化”的行为改造这个世界，而且要赋予物质世界以“人化”的意义。从这意义上讲，服饰是一种符号，它有着“能指”和“所指”的双重意蕴。但是，由于西方与中国文化的具体模式不同，其“所指”的内涵和“人化”的意义也就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总的来说，古代的西方人和古代的中国人都有神秘的宗教追求，也都有世俗的伦理指向。从这意义上讲，他们在服饰背后所赋予的价值常常是交叉的：既有宗教的内涵，又有伦理的意义。然而，就其同中有异的相对差别而言，西方古代的文化可称之为宗教文化，因而其服饰背后的深度内涵以神学为主；中国古代的文化可称之为宗法文化，因而其服饰背后的所指意蕴以伦理为主。
我国服装历史悠久，款式﹑面料绚丽多彩，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宝库的珍品之一。服装的产生距今最少也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了。从距今已有十万余年的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中发现有比较精细的骨针，完全可以认为那时已有了缝纫。于是，服装的历史又可向前推移十多万年前。实际上，在我国甘肃新店出土的一个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就已有当时人穿的服装式样--类似长袍束腰带。服装的产生约经历了一千万年前的古猿人的树叶兽皮御寒﹑蔽体遮身阶段，然后是几十万年前的氏族公社时期的用骨针简单缝纫而初具服装轮廓，最后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繁荣的氏族社会中，河姆渡氏族人和大汶口人都已广泛开始种麻﹑养蚕，男耕女织﹑缝纫初兴，衣裳（服装）初步形成。比较原始的服装是无袖﹑无领﹑无裤﹑无袋的裙衣式。我国服饰工艺历史的源远流长，经过不断的完善和改进，逐步形成各有特色的各个朝代的服装，出现了开始讲究的商代服装；服饰齐全的春秋战国服装；分类定名的汉代服装；工艺精湛的唐代服装；品目繁多的元代服装；等级严明的清代服装；以及品种齐全﹑绚丽多彩的现代服装等等。
中国服饰如同中国文化，是各民族互相渗透及影响而生成的。汉唐以来，尤其是近代以后，大量吸纳与融化了世界各民族外来文化的优秀结晶，才得以演化成整体的所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服饰文化。这正应验了美国人类学家英菲的论断：“一个文化项目是外来渗透的结果，还是自然独立发明的产物，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注重历史遗产的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对于那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所有文化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最先都是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出现的。”
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学和主人类学的成就，已经把服饰文化的源流，科学地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阶段。在此以前更遥远的时间，人类开始用捕猎所获的兽皮来掩盖保护身体和保暖。夏天则拣取树叶遮掩阳光免受炎热。这标志着人类刚脱离了动物境界，原始服饰出现的雏形。而山顶洞人遗存中发现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已可证实那时的人们已创造出利用缝纫加工为特征的服饰文化。这时候的衣饰已不再是简单的利用自然材料，而演变成合乎人类生活需要的构造，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
我国服饰文化的历史源流，若从古典中寻找，总会将其归结于三皇五帝。
殷商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物质上又有许多物质文明的举措。尊卑贵贱的生产关系，促使服饰也开始形成其固有的制度。周代是中国冠服制度逐步完善的时期。这时候，有关服饰的文字记载十分多见。
随着等级制的产生，上下尊卑的区分，各种礼仪也应运而生。反映在服饰上，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这些服饰适应于天子与庶民，甚至被沿用于商周以来的二千年封建社会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不全遵周之制度。七国崛起，各自独立。其中除秦国因处西陲，与其它六国在衣冠制度上有差异外，其它六国均因各诸侯的爱好和奢俭，以及当时兴起的百家争鸣之风，在服饰上也各显风采。春申君的三千食客中的上客皆着珠履；平原君后宫百数，婢妾被绮觳；卫王宫的卫士穿黑色戎衣；儒者的孺服长裙褒袖、方履等等。
汉初服饰，与民无禁。西汉虽有天子所服第八诏令的服饰制度，但也不甚明白，大抵以四季节气而为服色之别，如春青、夏赤、秋黄、冬皂。汉代妇女的日常之服，则为上衣下裙。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北方各族入主中原，将北方民族服饰带到了这一地区。同时，大量民族服饰文化也影响和同化了北方民族的服饰。妇女的日常衣服仍以上身着襦、衫，下身穿裙子。襦、裙也可作礼服之内的衬衣衫。
隋统一全国，重行厘走汉族的服饰制度，然而也难以摆脱其由北向南统一而带来北族服饰形制的影响。只是到了唐代帝国的建立，才以其长时期的统治，加上其强盛的国力，令其服饰制度上承历代制度，下启后世冠服制度之经道，同其社会一样，呈现出繁荣景象。唐人与西北各民族的交往频繁，各民族同唐人杂居内地的也很多，因此，唐人穿胡服的装束常会在该时代的文物中见到。
宋代北方大片土地沦为女真族贵族统治领地，服饰文化也因其政治和经济因素而发生交互影响。《续资治通鉴》记载：“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可见南宋京都也尚北服。宋代妇女的日常服饰，大多上身穿袄、襦、衫、背子、半臂，下身束裙子、裤。其面料为罗、纱、锦、缕、毅、绢。尤其是裙子颇具风格，其质地多见罗纱，颜色中以石榴花的红色最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