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形成民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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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群体发展历程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很多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进入到发达地区寻求工作机会。
当时的政策对农民工就业产生了极大的恶劣影响,其后随着政策的日益改进以及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群体的关心关注使得农民工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使得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回乡创业,加快了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推动了特色化区域经济的发展。
农民工以人为本城乡发展特色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20 世纪80 年代末还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 。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很多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进入到发达地区寻求工作机会。
1992 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新一轮增长期,农民工规模急剧扩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此之前,政府对于这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更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来调节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影响。
进入90 年代中后期,城市出现了三大严重问题:农民进城、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以及下岗人员再就业问题。
此时相关机构出台了一系列不合理政策,使得农民工管理在政策上走上了歧途。
这些政策严重扭曲了在城乡统筹方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进程,也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权利。
这个政策规定集中体现了当时用计划经济的思路处理问题、用分割城乡的思路处理农村问题的政策倾向。
在以限制和歧视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几年当中,农民进入城市的流向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相反农民对于政策的厌恶和抵抗却越来越严重。
21世纪以后,这些错误的政策开始被矫正。
2003 年标志着农民工政策导向的根本转变。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惠及三农的政策和措施。
2009年下半年四川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答案满分100分时限150分钟一、注意事项1.本次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常用公文的写作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综合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150分钟,其中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申论各题均在答题卡上规定位置作答,准考证号须用2B铅笔填涂,答题须用蓝、黑色墨水笔(圆珠笔)作答,在作答时,不得使用本人姓名,答题中凡出现本人姓名者作违纪处理。
4.请使用简体汉字作答。
二、给定材料(一)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共有2亿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中68%成为出口制造业的劳动大军。
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大,现有总人口13亿多,劳动人口7 4亿多,其中,农村劳动力近5亿,剩余劳动力至少有2亿。
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吸纳了1亿多剩余劳动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其吸纳能力大大下降。
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城镇务工经商,形成“民工潮”。
农民工总量呈持续增长之势。
1990年有2135万人,1995年约有8000万人,2003年约有9900万人。
从绝对总量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大于求。
但是,从2004年年初开始,东南沿海遭遇招工难的问题,不仅缺技工,连普通工也缺,“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
据调查,“珠三角”地区缺工最严重,缺口近200万人,缺工比率近10%。
其中,深圳民工缺口约40万人,东莞约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
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
浙江温州等用工较多城市也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的问题。
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工人的工资扣除物价因素以平均6%左右幅度增长,但是在珠三角,民工的工资数十年如一日,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增长,其实这个没动的名义工资背后是实际工资的下降。
(二)与之相对比的是,大学生求职遇到种种困难,薪金期望值一降再降,可就业门槛仍然很高,数十人甚至上千人常常争夺一个岗位,令人感慨万千。
民工潮:溯源与求解陈全明提要:8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工潮”之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农村刻余劳动力存在是直接起因,利益趋动是原动力,更深层地说是中国农民对改革的强烈呼唤。
根本的化解办法除加快铁路建设、做好组织工作外,就是要改革旧的城乡隔离政策和户籍、劳动管理制度,改变传统的二元经济格局,缩小城乡差别。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发达地区和城市,形成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
此“潮”来势之猛、声势之洁、速度之快,令人膛目;且每年一度、时间集中、流路集中,愈演愈烈。
今年春节前后两个月全国跨省(区)的民工流动总量达2000万人,流向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气角洲、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
一时间,交通、用工、环保、治安诸系统都拉响了警报,面对空前规模的候鸟式农民流动,不仅防范、疏浚的措施与体制尚未形成,而且全社会心理准备严重不足,其影响波及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从另一个角度提示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全面变革的要求。
一、追本溯源、“民工潮”从何而起将“民工潮”简单地概之以“盲流”,未免太失偏颇。
“民工潮”的潮起决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世界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也就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历史。
这种转移完成之时,就是现代化到达之日。
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均不超过10%,9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其它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从而大大增加社会财富总量。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加快,生产力水平提高。
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结构的演化和升级,拉动了农村和内地民工向城市和沿海的流动。
农民自发地离土离乡,寻找非农产业就业岗位,是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进化的结果,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广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满分100 分时限120 分钟一、注意事项2.考生姓名、准考证号务必填写在答题纸密封线内指定位置,答题纸上不准做与答题无关的标记符号。
注意:所有作答都必须填写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否则无效。
3.用蓝色、黑色墨水笔(签字笔)或圆珠笔作答。
要求书写清楚,卷面整洁。
4.本次申论试卷共有3 个问题。
总时限为120 分钟。
材料 1上世纪80 年代末,珠三角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吸引了众多外来劳动力,大量农民工南下务工,形成了“民工潮”。
自1989 年第一次出现“民工潮”以来,“民工潮”已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常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民工潮”折射出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的社会流动轨迹,折射出传统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化迈进的历程。
1998 年以后,随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入,涌现出大批的下岗工人,这一阶段实施再就业工程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部分省市出于优先保证城镇职工就业的考虑,出台了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规定和政策,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地方性法规、政策,显然有失公平。
2000 年7 月20 日,原国家劳动保障部等7 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
2001 年3 月1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要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
当年5 月,原国家计委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指出,要打破垄断和地区保护,除个别特大城市外,要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取消各地区针对农民和外来人口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自2000 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方向由上一个时期的“规范流动”向“公平流动”转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稳步加快。
我国“民工潮”现象的成因及社会经济影响探析作者:孙涛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6期孙涛(安徽财经大学,安徽蚌埠 233000)摘要:“民工潮”是指民工的劳动力市场供给大于民工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一种非均衡现象。
这种农村劳动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流动的现象,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了“民工潮”现象产生的原因;其次剖析民工潮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认为民工潮的存在既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最后针对目前我国“民工潮”现象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民工潮”;市场供需;就业中图分类号:G91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6-0198-0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农民开始大规模的外出到城里寻找就业机会,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南下北上,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即“民工潮”。
据统计,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加上随同外出的非劳动力人口已经超过1.2亿人。
有些学者就曾说过,中国的“民工潮”是一个跨世纪的潮流。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民工潮”这一现象呢?一、民工潮产生的原因在我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向工业城市中心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
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缺乏人多地少的矛盾是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推力”。
人多地少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长期存在并将有所加剧。
我国的耕地总数在1957年达到最高峰值后就不断减少,从1962年的1.032亿公顷一直下降到1995年的0.95亿公顷。
特别是近年来,城市规模扩大,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缺少规划造成对土地的滥占滥用,房地产开发热和办开发区热等原因,都导致了耕地的急剧减少。
耕地总数在不断减少,相反人口总数却在不断攀升。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2178万公顷,而总人口数量达到13.21亿,人均耕地数仅0.09公顷。
集中实习需求评估报告社工护航,伴爱成长——青少年社工服务项目一、项目背景和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工潮兴起以来,大量农民工融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举家迁移,他们的子女也随着他们一起来到了城市,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达2.11亿人,14岁及以下儿童占20.8%;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样本数据推算,0——17岁城乡流动儿童数量约为4600万人,比2005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增长了一倍多。
外来务工随迁子女进入城市的人数越来越多,而由此引发的社会适应问题也逐渐引起关注。
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前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解决其子女的城市适应问题,协助他们适应城市,实现从“农村人”到真正意义上“城市人”角色的转换,对于外来务工随迁未成年人个人成长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有重要意义。
故,为促进外来务工随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帮助外来务工随迁未成年人群体改善生活质量、减缓精神压力、消除心理阴霾,重构社会支持网络,金水区拟针对辖区内外来务工随迁未成年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充分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巧,发展青少年社会事业。
特由郑州市金水区民政局购买、共青团金水区委员会监督运营、梓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的青少年社工服务项目于2016年12月份正式运营,项目服务对象以金水区艺术小学、经三路小学两个小学的中高年级外来务工随迁未成年人为主,辐射其所在班级学生共约765名,及其父母、老师、朋辈群体和所在社区居委会。
二、需求调研项目初期进行了需求调研,并以需求为导向,开展了一系列的社工服务。
在服务期间,我们始终遵循去标签化、平等、尊重、接纳、从真实需求出发、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
具体问卷如下:中学生基本情况调研问卷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们是梓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驻到我们学校的社工,为了更好的针对学生的情况和现实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社工服务,所以恳请大家认真填写这份调查问卷。
问卷涉及的个人信息,我们将严格遵守保密原则,不外泄您的个人资料,请大家放心填写。
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以上海市郊区为例(1)摘要: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既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非农化),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市化),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一样将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城市化非农化一、问题的提出农民市民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目标的过程。
其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要求,而且将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近几年来,“三农”问题与城市化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和焦点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所在就是农民的最终出路与角色转型问题。
早在民主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当前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又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把农民从对土地的单一性依赖中解脱出来,实现农民市民化。
上海作为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世界级大都市,进入21世纪以后,在城市化发展上开始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率先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郊区发展战略,为今后上海“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和郊区城乡发展指明了方向。
可以说,上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决定性的意义就在于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农民的最终出路问题。
然而,就在上海郊区许多地方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以后,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问题,使农民真正成为享受现代文明的新型市民,却是困扰上海城市化持续发展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具体发展道路的差异,有关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中西方具有较大的差异。
解析中国“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不同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
前者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90年代以后规模急剧扩大。
1994年前后,全国常年流动着的农民工约5000-6000万人,1997年骤增至8000余万人,是世界流动劳动力总数的四倍,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接近1.2亿。
该问题也由此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讨论,一时间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然而2004年,被“民工潮”困扰了十多年的学界和业界,又开始表现出对另一个与农民工有关的话题——”民工荒”的极大关注。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借助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两现象结合起来,对其形成机理作一简单阐释,以期得到一些启发。
一、农民进城的成本和收益及其比较1 、农民进城的收益函数和成本函数农民也是“经济人”(舒尔茨(T.Schultze),1964),他们外出务工的最大目标是收入的最大化。
所以,在他们做出是否进城的决策时,总是习惯于把进城的各种成本与其未来的预期收益进行比较。
换言之,进城与否的决策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
若用π表示农民进城后的就业概率,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r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可将农民进城的预期收益函数表示为:ER=PV(πw-r)。
其中,PV代表现值,且0≤π≤1。
此处之所以引入π是因为城市也存在着失业,而且,大量的进城农民工之间存在着彼此的相互竞争,他们并非都能在进城后立即找到工作,这种不确定性必将影响他们可能获得的收入。
同时,π值的大小又涉及到城市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城市失业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政府的行政控制或政策等等因素,即:π=π(e,u,h,g)。
一般地,当城市的就业机会e值越大时,农民工的就业概率就越高;当城市的失业率u值越大时,农民工的就业概率就越低;当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一般可用受教育程度来表示)h值越大时,其就业概率就越大;而g值一般对农民工的就业概率表现出反方向的影响,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行政控制极强,g趋于无穷大,此时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概率则为0,当然,相关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也都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起着限制作用。
建国60年广东劳动保障事业发展亮点回顾建国60年来,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充分发挥了“试验田”、“窗口”和“示范区”作用,不断探索建立起一套具有广东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创造了一批工作亮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就业工作硕果累累1.1建国前遗留下来的10万多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得到妥善解决1950年,广东省城镇有10.86万名建国前遗留下来的失业工人,失业问题比较严重。
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各级劳动部门以失业救济为主要内容的就业安置工作,实行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的安置办法,并配套出台不准随意解雇工人、开展转业训练等政策。
1950-1952年,广东共成立22个劳动就业委员会。
1950年和1952年分别开展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失业登记。
到1958年,建国前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和新成长的城镇劳动力均得到安置。
1.2打破统包统配,率先探索建立市场就业体制根据国家“三结合”就业方针,广东根据本地实际,改革“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促进市场就业机制的形成。
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倡自谋出路、自谋职业,催生出广东乃至全国第一代个体户,容志仁便是其中的典型。
首开全国先河,1987年4月在广州越秀区率先举办劳务集市。
1988年7月,颁发全国首个省级规范劳动力市场的规章《广东省劳务市场管理规定》,确立了职业介绍制度。
1988年,原来由国家计划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和县以上集体企业的指令性劳动工资计划被取消,企业获得较充分的用人自主权。
随市场就业体制的不断深入,广东所经历的1970年代末的知青回城就业、1980年代末的省内外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和1990年代末的下岗失业人员就业三次高峰期都得到平稳化解,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稳定在3%以内。
1.3妥善解决近百万知青回城安置就业问题1968-1980年期间,广东省累计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90多万人。
关于我国“民工荒”问题的探析摘要:民工荒问题困扰着我国企业的发展,但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并没有枯竭,只是有原来的无限供给变为现今的相对有限剩余。
由于农民工主体和观念的改变,惠农政策的效果显现等原因,我国出现了民工荒现象。
通过鼓励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建立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等政策可以缓解民工荒现象。
关键词:民工荒;产业升级;刘易斯拐点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02-0219-02引言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央政府实施特区建设,开放沿海城市等发展战略,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和浙东南等沿海地区依靠外资引进和发展出口加工业强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也拉大了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
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在“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纷纷流向发达的沿海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民工潮”。
由此,人们习惯于认为我国廉价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
2004年初闽东南、浙东南和珠三角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开始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现象,即所谓的“民工荒”。
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2008年沿海地区2000万农民工下岗失业,返乡回流。
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企稳和我国经济的回升,沿海地区和内地企业纷纷出现“招工难”,再次爆发了新一轮“民工荒”。
2011年“民工荒”进一步深化,很多企业因找不到工人被迫停掉部分生产线甚至关门倒闭。
以上现象反映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民工荒”的原因是什么?是简单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还是有现象背后更加复杂的原因?蔡昉(2005)认为从最近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一些新变化来判断,一个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
段树军(2011)认为“用工荒”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用工荒”并不是绝对的劳动力供应不足,而是一种劳动力的结构性、技术性短缺。
李波平,田艳平(2011)比较分析了2004年和2010年开始的两轮“民工荒”,指出由于区域格局变化,农民工主体价值观念变化和惠农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促使沿海和内地城市出现了用工紧缺的状态。
我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研究---以农民工为例一、研究背景及意义1.研究背景①最低工资19世纪末20世纪最低工资法首先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诞生。
两国建立最低工资法的初衷,是制止和解决劳资争端。
随后,其他国家纷纷仿效新、澳两国的做法。
最低工资制度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建立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了最低工资法,最低工资的适用范围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扩展,而且最低工资经常得到调整。
60-70年代,世界各国最低工资调整比较频繁。
澳大利亚法国卢森堡荷兰等国家在一些年份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次数都在1次以上;20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出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世界各国重新审慎地考虑最低工资标准。
当时最低工资理论认为最低工资的设立或调整,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就业机会,这在经济衰退时更易于发生,而且工资导致的失业会使贫穷者失去工作机会。
不少西方国家担心最低工资走得而脱离了经济发展水平。
所以,自8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对工资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其调整的频度和幅度都缩小的趋势。
1983-1993年是最低工资发展过程中的最低潮时期。
发达国家甚至经常对工资标准下调。
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的经济效应有了新的认识,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适度增加并不会降低失业率。
新的研论已经成为一些国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依据。
2004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发布的《最低工资规定》第三条对最低工资的概念和定义作了以下界定和补充,即:本规定所称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本规定所称正常劳动,是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
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产)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内,以及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
中国农民工第一篇: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白南生何宇鹏引言问题的提出自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尤其是90 年代初以来,中国农民的大规模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
农民进城,从被视为“盲流”加以遏制到被定位为“有序流动”加以引导,不仅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认识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城市化战略的确立及在此战略下就业政策的某种导向。
但是,农民自发流动的过程刚刚开始,到了90 年代中期,即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引起了其发展方向的两种讨论。
这就是,在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农民是选择继续进城打工还是回乡创业。
讨论的重要性在于,农民究竟会选择什么样的就业环境与就业方式;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无疑将直接影响近中期就业政策的选择方向;从而对中国如何实现城市化产生长远影响。
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应向何处转移,这个问题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并随着改革的深化日益突出。
改革初期(1979–1988 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得益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兴起。
就地转移,是这一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
据估计,这一时期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3 亿左右,其中就地转移的占70%左右。
从1989 年初特别是1992 年以来,农民的跨区流动或“民工潮”势头日趋汹涌。
“民工潮”引起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它每年春运给交通运输部门带来的巨大压力。
根据不同的研究估计,90 年代中期,“民工潮”的年流动规模在2500–8000 万之间。
以其低限算,也至少相当于80 年代初期外出打工农民的12.5 倍。
因此,不少人据此判断,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时机到了。
而这也意味着,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和推进城市化进程,成为大势所趋。
通开城乡、推进城市化进程,并不仅仅是依靠“民工潮”规模作出的数量判断,也不仅仅是参照城市化相关理论作出的逻辑推演,而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体制模式和增长方式相互作用的实证考察引出的政策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农村和农业,走向城镇,逐渐产生了“农民工”现象和问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大批的农民进入城市,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民工潮”。
上世纪90年代后,第二轮“城市移民”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流动人口外出打工日渐出现“家庭化”趋势。
许多人不再是孤身漂泊,而是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拖家带口地迁移。
然而,这些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儿童的生活状况却不容乐观,他们始终和父母一样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已成为流动大军涌入城市后日益突出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1.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现在国家解决的方法是以留入地政府为主,以公立学校为主,但是这些办法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并不容易得到贯彻执行。
政策执行难,户籍制度和高昂的借读费等条件,使得这些农民工的子女只好在民工自己办的学校里就读,因这些软硬件条件都不合格的学校和诸多方面的因素,农民工的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管理”。
实践中,城市适龄儿童的教育费用基本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费用则由乡镇人民政府以教育统筹的形式向农民征收。
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后,由于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而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
当地政府也只对本地学龄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负责,农民工子女在城里接受义务教育成了大难题。
即使接受了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农民工的子女上大学更是一个大难题。
以目前教育产业化的现状,每年上大学的费用起码要一万,这对于漂泊在外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很难承受得起的数目。
2.农民工子女学校的难题。
农民工子女大都在自己办的学校,这些农民工子女学校自身存在诸多难题:一是学校问题。
上个世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形成民工潮群体特点“农民工”这个词汇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1983年提出的,随后被大量地引用,初始出现在中国社会学界、经济学界,后来成为整个社会一种通用的说法。
农民工作为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新出现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其形成主要源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从业人员冗余,他们为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报酬,离开农业和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企业员工,具有不同于企业其他类型员工的特点:能够吃苦耐劳他们属于我国当前收入最低阶层之一,强烈渴望提高自己的收入,改善生活状况;农民工往往背负着尚留在农村的家庭对他们的经济上的依赖,因此他们对收入稳定有很强的偏好,这些因素使得他们有着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朴实无华和安分守己的优良传统,在有些方面起着城市劳动力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
如基建工程、重体力或手工劳动的从业人员大都是农民工;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设摊开店,从事修旧服务业、加工业、商业、饮食业等,为城市居民提供特色服务,填补城市需要而又空缺的行业;而且城市劳动力不愿意干或干不好的一些重要的脏、累、苦和危险的工作多由农民工承担。
小农思想严重他们大多数来源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这些地区都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小农思想根深蒂固。
他们习惯于算小账不算大账,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小进则满不求跨越;没有远大目标,.缺乏创新意识,无法超越自我;有着许多不文明的生活习惯,缺少文明意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使他们过度自卑狭隘;有严重的乡土观念和传统,他们一般都是经亲戚或老乡介绍到同一个企业或地方打工的,在农忙、节日、婚嫁等时节常常要回家乡;缺乏组织观念和法律意识,碰到侵权之事较难采取法律途径讨回公道,也较少向相关部门申请仲裁,要么聚众闹事,或是以死相挟。
文化素质偏低由于历史原因,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高,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不熟悉社会知识和务工常识;也没有什么专业技术,对外部信息了解和接收的能力极弱,信息极不对称,兴趣品位不高,对工作缺乏责任感和主动精神,对自己的发展缺乏抱负和长远计划。
上个世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形成民工潮群体特点“农民工”这个词汇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1983年提出的,随后被大量地引用,初始出现在中国社会学界、经济学界,后来成为整个社会一种通用的说法。
农民工作为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新出现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其形成主要源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从业人员冗余,他们为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报酬,离开农业和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企业员工,具有不同于企业其他类型员工的特点:能够吃苦耐劳他们属于我国当前收入最低阶层之一,强烈渴望提高自己的收入,改善生活状况;农民工往往背负着尚留在农村的家庭对他们的经济上的依赖,因此他们对收入稳定有很强的偏好,这些因素使得他们有着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朴实无华和安分守己的优良传统,在有些方面起着城市劳动力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
如基建工程、重体力或手工劳动的从业人员大都是农民工;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设摊开店,从事修旧服务业、加工业、商业、饮食业等,为城市居民提供特色服务,填补城市需要而又空缺的行业;而且城市劳动力不愿意干或干不好的一些重要的脏、累、苦和危险的工作多由农民工承担。
小农思想严重他们大多数来源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这些地区都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小农思想根深蒂固。
他们习惯于算小账不算大账,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小进则满不求跨越;没有远大目标,.缺乏创新意识,无法超越自我;有着许多不文明的生活习惯,缺少文明意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使他们过度自卑狭隘;有严重的乡土观念和传统,他们一般都是经亲戚或老乡介绍到同一个企业或地方打工的,在农忙、节日、婚嫁等时节常常要回家乡;缺乏组织观念和法律意识,碰到侵权之事较难采取法律途径讨回公道,也较少向相关部门申请仲裁,要么聚众闹事,或是以死相挟。
文化素质偏低由于历史原因,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高,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不熟悉社会知识和务工常识;也没有什么专业技术,对外部信息了解和接收的能力极弱,信息极不对称,兴趣品位不高,对工作缺乏责任感和主动精神,对自己的发展缺乏抱负和长远计划。
外出打工具有盲目性;只能从事普通的劳务性工作,谋生能力弱,就业难度越来越大,不熟悉国家的法律政策,不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普遍受到歧视由于没有正式身份,在婚嫁、幼托、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困难而且还要交纳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求职、就业、管理等都遇到不平等的待遇,而且随时面临被解雇的命运;享受不到任何城市职工普遍享受的养老、医疗、失业和生育等保险.,甚至连保障人身安全的工伤保险也常常没有。
还要遭受雇主的歧视;在公共场所也遭受一些人及各类管理执法人员的歧视、刁难等。
子女不能就近上学,私立学校费用高,进入附近的公办学校难,而且还要交一笔不少的赞助费;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一般都能享受的培训、再学习和下岗再就业等培训措施无缘。
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歧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不同酬,就业权、受教育权和受救助权得不到充分保护和实现。
经济拮据贫困“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形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经典”比喻。
据有关统计,7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600元以下,20%左右月收入在600元~8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千元以上的工资,所以他们中多数人的文化娱乐支出都为零,即便有也最多不过二三十元。
经济上贫困决定了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低下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
生活质量低下他们大多数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与他们所在谋生城市的居民有着很大的不同。
衣着极为简朴甚至粗陋。
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简易工棚内,多人拥挤一室,采光通风差,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条件十分艰苦。
为节约开支,饮食一般比较简单粗糙,是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常客。
由于农民工普遍劳动强度较大,干活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工作、吃饭、睡眠这种原始、简单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从住处到工地再到住处的循环过程,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
文化生活单调在许多城市,他们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两大领域。
从事娱乐、餐饮、美容美发、家政服务等服务业的农民工,还有一些基本的文化生活,比如看电视和报纸。
但从事较为艰苦的建筑业的农民工则90%以上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睡觉、聊天、打牌赌钱、闲逛是他们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方式。
少数人偶尔也去看电视、电影或去看广场演出,但次数和时间都没有保证。
中青年人居多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人均耕地低于一亩的地方,出来打工的农民大约95%是中青年,留在家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
新一代农民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
他们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城市,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也难以适应农村生活,其流动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和现代生活转变;他们素质相对较高,思想观念已经远离土地和农业生产,更贴近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对城市表现出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但他们在城镇的待遇并没有得到提高,也较难进入城镇正式就业岗位序列,因而对获得社会尊重、平等和承认有着更多的期盼。
法律意识淡漠很多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法律知识很少,从各种途径接受的法律宣传教育少,尤其在就业环境差的地方和劳资矛盾尖锐的企业,农民工的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很强烈,农民工高伤亡率、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突出。
可以这么说,大多数农民工是法盲。
但一旦失去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农民工将很容易成为社会和企业的不稳定因素。
具有群体特征农民工在城市里相对比较封闭,生活空间有限。
自发性大,分散性高,组织化程度低。
他们往往有很强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传统意识,喜欢在企业中结集“同乡会”等自发性的非正式组织以同舟共济。
这类组织在农民工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没有专门维护其权益的正式组织,农民工在关系自己权益的谈判、交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但有时出于农民工狭隘的义气观和从众心理,这些非正式组织往往成为聚众闹事的罪魁祸首。
有关调查表明,近90%的农民工是通过亲友介绍或帮带等方式实现流动就业的,一般是同村、同乡的,要么是本县、本省的。
很少有单个农民出来打工的,明显呈群体性特征。
自2006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这一现象暂时消失,但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媒体再次广泛报道“用工荒”;今年春节之后情况略有缓解,但仍比往年严重。
今天,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做客本期“首席观点”栏目,针对这一现象发表个人观点,他认为:“民工荒”问题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接近2015年拐点,婴儿潮一代的农民工已步入中年,8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则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有更高要求。
而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劳动力供需条件的变化也使我国过去由于担心就业难而进程缓慢的一些改革可以加快。
◎ 当前“民工荒”的特点与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目前的“民工荒”仍是区域性的,缺工最突出的地区是珠三角和闽东南的加工贸易出口业。
从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对比来看,伴随经济回升,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接近2007~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
这一比率虽然较高,但似乎显示全面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尚未出现。
然而历史上这一比例一旦超过0.96,就会出现局部民工荒现象,源于区域差异较大,目前东、中、西部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1、0.92、0.93,显示东部地区存在招工难。
在东部当中,珠三角、闽东南、长三角、环渤海的这一比率分别为1.26、1.14、0.99和0.95,显示招工难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和闽东南,特别是广州、深圳、东莞、泉州。
缺工企业主要是从事出口加工业的中小企业,不仅是技工和管理人员缺乏,普通劳工也开始缺乏。
招工难现象在待遇低的企业尤为明显,广东省对500家企业的监测显示,300多家缺工企业月工资水平比不缺工企业低200~400元,且工作时间明显长于不缺工企业;而月工资水平达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较好的企业基本都不缺工(来源于2009年4季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103个城市的就业市场供求信息统计)。
第二,愿意外出务工的民工数较往年下降。
今年仅有62%的返乡民工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比2008年同期相比降低了6个百分点。
另有30%表示要观望来决定是否外出,还有8%表示不再外出务工,主要原因是务工工资太低、准备在家乡创业以及家庭事务。
在准备外出人员中,超过1/4的民工不打算回原企业上班,主要原因是收入太低(占49%)、加班太多(占18%)和没发展前途(占14%)(来源于人保部今年2月份的农民工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
第三,在外出民工中,去往中西部占比显著上升。
去年在东部地区就业农民工的数量减少了880万,而在中西部农民工就业数量大幅增加。
这一趋势在今年还将持续:东部地区今年春平均每个企业计划新招工156人,与2008年同期基本持平;但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平均每个企业计划新招工61人,比2008年同期增加16%。
因此,今年外出民工的目的地分布中,打算去东部地区的占71%,中西部占29%,后者比往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特别是就近就业比例大幅上升,河南省就近就业民工数量从2008年的600多万人增加到1100万人,湖南就近就业的民工占比较2008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30%(来源于人保部调查分析)。
记者:那么,您认为招工难的原因何在?哈继铭:短期来看,是区域增长更平衡的结果,内地就业岗位增多,与沿海的工资差距缩小,对农民工的吸收加强:我们早在去年7月17日的报告《未来增长更趋平衡》中就分析,过去沿海地区经济一枝独秀,农民工只有赶赴沿海才能找到工作。
近年来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力资本的进步,政府政策的倾斜,以及沿海企业向内地搬迁,内地经济增长开始赶超沿海,重演上世纪50~70年代美国穷州追赶富州,以及欧洲较穷区域追赶富裕区域的现象。
这使得内地企业数量明显上升,用工需求增加,为农民工提供了在家乡就近就业的机会。
而且中西部工资涨幅加快,与东部工资差距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外出打工者的月均收入东部地区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只比中西部高5%,而5年前东部工资比西部平均高15%。
但农民工在东部打工的生活成本比内地高出近25%,还有背井离乡的隐性成本,导致农民工区沿海打工的积极性下降,尤其是去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当地产业结构以较低端的出口加工业为主,企业主将工人工资压得较低;而产业结构升级相对较好的长三角地区,工资水平和涨幅高于珠三角,因此对民工的吸引力也较高。
此外,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增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也使农业收益比过去有提高,部分农民返乡从事规模种植和农产品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