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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风格和表现原语的含义，也就是“信与达”[4]64-69。
周作人在翻译《日本狂言选》时特别强调要注重不同的版本，同时要拿来做参考，并把自己认为最好的版本做底本，这种择优来选取不同版本的办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翻译的指导思想和以前他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当时，周作人受梁启超文学作品的影响深刻，他认为文学可以改良一个人的思想、补助一个社会的文明，能借国外优秀文学作品之石来更新国人的思想或精神。
周作人非常强调其所翻译作品的内容，重视作品的平民性和人生目的的灌输，这也是他前期翻译作品的重要特点和主要方法。
例如，他在翻译作家小林一茶的作品中的俳句时，也能根据其内容从深层次中体会其中的人生意味。
他认为，一茶的诗歌很全面，叙景叙情面面俱到，周作人这样评价说：“小林一茶的诗包括了所有的方面，从句子的庄严、滑稽等，还有这样那样文体格式，基本上是千变万化的，但在这么多诗歌的每一个语句里，不但说着阳气的事，里面也隐藏着隐隐的悲哀，这样的悲哀很值得玩味。
如果不能感到这种意境，便不能说你真的已经赏识了小林一茶诗的原味。
如果单将小林一茶诗歌的每一句看做飘逸、滑稽的人，那就是不曾知道小林一茶的人。
”周作人翻译了铃木三重吉、国木田独步、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千家元磨、佐藤春夫、志贺直哉、加藤武雄、江马修等9位作家的小说作品共19篇。
这些小说本身并不是他们的代表作或成名作，但是这些作品许多是描写日本下层社会的生活、人间的悲剧和儿童的心理等内容。
周作人将日本的现代作品推介给读者，是因为他认为翻译这些紧贴生活的文学作品可能还要重要一些。
周作人在日本文学翻译史上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我国新文化事业的雏形及其进一步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1]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牟言》）[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2]刘军.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翻译[J].鲁迅同时代人研究,2005（6）.[3]刘全福.周作人———我国日本文学译介史上的先驱[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4）.[4]张铁荣.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J].鲁迅研究月刊,2003（10）.★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1222020年39期总第531期ENGLISH ON CAMPUS杨绛翻译思想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文/冯琳娜【摘要】译者以十足的信心去呈现有血有肉的译文是需要极高的语言功底和人文修养的。
本文介绍了杨绛翻译思想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杨绛；翻译思想；启示【作者简介】冯琳娜(1982-)，女，陕西西安人，陕西警官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正如谢国先在《人类学翻译批评初编》中所言，“对作者，译者应该怀有必要的敬意，不要曲解他们的思想；对读者，译者应该抱有基本的同情，不要误导他们。
”翻译家杨绛(1911~2016)就是这样一名既尊重原作者又尊重译文读者的译者。
杨绛的一生，做过教师，当过校长，写过剧本，编过小说，并著有杂文若干。
而经她之手翻译的外文作品，颇受读者欢迎。
杨绛著有译作《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作品》等。
董衡簨这样评价杨绛的译作，他说：“杨绛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译者，在于她不是用一般语言干巴巴地在作线条式的翻译，而是用符合原作精神的色彩绚烂的文学语言去临摹一幅原画，所得到的自然是一件有血有肉的丰满的艺术品。
其效果仿佛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而对翻译者来说，则如同自己在进行艺术创作”。
这一评论说明杨绛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了在忠实于原作基础上的灵活处理，以使译作不仅忠实于原作，且对译文读者而言具有可读性。
因此，杨绛自己感慨，“这是一件苦差事。
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
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
”为此，杨绛总结经验，提出了“翻译度”这一翻译理论。
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曾见译者因为把握不稳，怕冒风险，以为里原文愈近愈安全——也就是说翻译度越小越妥；即使译文不通顺，至少是信的。
”“死译，硬译，直译，大约都是认为翻译度越小越妥的表现。
”可见，杨绛是不主张为了贴近原文的表达而牺牲译文的审美的。
在她看来，“翻译度”愈小的译文，可能在字面上与原文“贴的愈近”。
杨绛谈翻译的技巧标准化文件发布号：（9312-EUATWW-MWUB-WUNN-INNUL-DQQTY-杨绛：翻译的技巧5月25日凌晨一时，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杨绛谈翻译技巧：一九八六年，我写过一篇《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记不起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
文章未引起任何反应，我想是不值一看，打算削弃。
钟书说：文章没有空论，却有实用，劝我保留。
这篇文章就收入我的《作品集》了。
如今重读旧文，觉得我没把意思表达清楚，所举例句，也未注明原文出处，所以我稍加修改，并换了题目。
我对自己的翻译，总觉未臻完善。
所以我翻译的作品虽然不多，失败的经验却不少。
由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就是从经验中摸索怎样可以更臻完善。
我就把原题改为《翻译的技巧》。
我暂且撇开理论----理论只在下文所谈的经验里逐渐体现。
反正一切翻译理论的指导思想，无非把原作换一种文字，照模照样地表达。
原文说什么，译文就说什么；原文怎么说，译文也怎么说。
这是翻译家一致承认的。
至于如何贯穿这个指导思想，却没有现成的规律；具体问题只能各别解决。
因此谈翻译离不开实例。
可是原作的语种不同，不免限止了对这个问题的共同认识；而实例又东鳞西爪，很难组织成为系统。
我试图不引原文而用半成品为例，并尽量把问题组成系统。
谈失败的经验，不免强调翻译的困难。
至少，这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
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
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须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
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
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
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
How to Take Action based on Words:Yang Jiang and
Her Translational Politics
作者： 罗鹏[1];许淑芳[2]
作者机构： [1]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系;[2]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出版物刊名： 华文文学
页码： 37-46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5期
主题词： 杨绛；翻译观；以言行事
摘要：杨绛的翻译观或许跟钱钟书的观点截然相反。
钱颂扬语言“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讹误，杨绛却为翻译过程中原文“光彩”不可避免的损耗感到些许遗憾。
表面上看，杨提及中国印刷业，是在回应“堂吉诃德”关于翻译仅仅类似于“誊录或抄写”的主张，意思是：如果抄写或印刷外文作品已然错误百出，那么翻译，尽管有其各式各样的局限，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提升。
然而，品味一下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杨绛提及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民族印刷业造成的破坏，而她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完成所有翻译工作的。
从译者“仆人说”到译者主体性的认识摘要：翻译是一项久远的实践活动，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沟通交流作用，译者在沟通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处于从属地位，是原作者的仆人，其职责在于“忠实”地传达原文，“服务好”读者。
而随着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对译者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
关键词：译者仆人说主体性著名翻译家杨绛在其《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一书中曾谈到：“翻译至少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
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
”[1]因为译者面对自己的主人，即作者，必须惟命是从，“忠实”地传达以话者或作者所写的话语的意思，不能掺入自己的主观色彩，不能张扬自己的个性，必须以原文为依归，惟作者是从，不能有任何违背。
但著名文学翻译家杨武能也指出：“作为译者，对‘主人’的服从是有一定的前提的，一是作者作为主人，要确实贤明可敬；二是面对可敬的和真正心爱的作品，译者才会心甘情愿地服从，自然而然地谦卑忘我。
”[2]因此，译者应该心中装着读者，尊重读者，对他们负责。
通过此二人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处于中介的位置，既要对作者负责，又要考虑到读者的感受，但译者也不必完全死扣原文，对原文的作者的服从是有一定条件的，即：作者的可敬佩性及译文的可接受性。
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翻译家渐渐认识到在实际翻译工作中，由于要把翻译从一门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存在着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因此，译文很难做到对作者及译文的绝对服从，也正是因为如此，译者主体性才能彰显出来。
每种语言因其形成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在其实践过程中相应地也会有表达方式上的不同，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才会有了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障碍。
翻译家叶君剑就曾发出过“如何忠实于原文”的疑问，他明确指出了翻译的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不可能之间的矛盾。
他认为翻译无非就是把原作要表达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包括原作的思想、感情、意境，使读者的感受与作者的感受差不多。
兰lantaizongheng□李婷雯杨绛是钱钟书的夫人，我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其通晓英、法、西班牙语，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翻译成就斐然，译法独领风骚。
一、牛刀小试杨绛生于1911年7月，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年至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长期任教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
留学期间，杨绛掌握了扎实深厚的英语和法语能力，并尝试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
但真正引起行家注意的，则是在抗战胜利之后。
当时，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盛情向杨绛约稿，她便将自己正在看的散文《世界公民》中的一则片断翻译好之后投寄给了该刊，结果居然受到了大翻译家傅雷的交口称赞。
对于傅雷的称赞与好评，起初杨绛认为这不过只是一种礼貌的敷衍罢了，便对傅雷也惯常性地作了一番谦逊的回应，哪知傅雷怫然忍耐了大约一分钟，然后铁青着脸对着杨绛发作道：“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受到傅雷发自肺腑的认可与好评，杨绛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也增强了自己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信念与决心。
20世纪40年代末期，杨绛着手向国内民众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
在这部小说中，通过16世纪时期的主人公小癞子对于个人一生中种种坎坷遭遇的详尽自述，作者以幽默俏皮的描写手法，有力地鞭挞了日趋没落的贵族教士阶级，辛辣地讽刺了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观念，使读者可以在忍俊不禁之余，慨叹时事的复杂多样和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某种程度上，《小癞子》这部小说展示了西方城市的众生相，尤其是书中对于僧侣的贪婪与伪善、贵族的傲慢与空虚等进行的独到描写，充分揭露了西班牙社会统治阶层的腐朽与没落，因而其不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欧洲的文学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譬如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高乃依的《戏子的梦想》，都曾引用过这部小说中的一些故事或者提及过这部小说的若干情节[1]81。
杨绛：翻译的技巧5月25日凌晨一时，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杨绛谈翻译技巧：一九八六年，我写过一篇《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记不起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
文章未引起任何反应，我想是不值一看，打算削弃。
钟书说：文章没有空论，却有实用，劝我保留。
这篇文章就收入我的《作品集》了。
如今重读旧文，觉得我没把意思表达清楚，所举例句，也未注明原文出处，所以我稍加修改，并换了题目。
我对自己的翻译，总觉未臻完善。
所以我翻译的作品虽然不多，失败的经验却不少。
由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就是从经验中摸索怎样可以更臻完善。
我就把原题改为《翻译的技巧》。
我暂且撇开理论----理论只在下文所谈的经验里逐渐体现。
反正一切翻译理论的指导思想，无非把原作换一种文字，照模照样地表达。
原文说什么，译文就说什么；原文怎么说，译文也怎么说。
这是翻译家一致承认的。
至于如何贯穿这个指导思想，却没有现成的规律；具体问题只能各别解决。
因此谈翻译离不开实例。
可是原作的语种不同，不免限止了对这个问题的共同认识；而实例又东鳞西爪，很难组织成为系统。
我试图不引原文而用半成品为例，并尽量把问题组成系统。
谈失败的经验，不免强调翻译的困难。
至少，这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
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
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须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
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
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
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
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
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
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
彻底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地表达更难。
我的经验只限于把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原著译成汉语。
西方语法和汉语语法大不相同。
如果把欧洲同一语系的语言从这一种译成那一种，就是唐吉诃德所谓“好比誊录或抄写”；如要翻成汉语就不那么现成了。
略有经验的译者都会感到西方语言和汉语行文顺逆不同，晋代释道安翻译佛经时所谓“胡语尽倒”。
要把西方语文翻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头才颠倒得过来。
我仿照现在常用的“难度”、“甜度”等说法，试用个“翻译度”的辞儿来解释问题。
同一语系之间的“翻译度”不大，移过点儿就到家了，恰是名副其实的“迻译”。
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度”很大。
如果“翻译度”不足，文句就仿佛翻跟头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或是两脚朝天，或识蹩了脚、拐了腿，站不平稳。
翻跟头只是比喻。
而且翻跟头是个快动作----翻译也是快动作：读懂原文，想一想，就翻出来。
要讲明怎么翻，得用实际的语言，从慢镜头下一一解释。
“胡语尽倒”的“倒”，并不指全文语言颠倒。
汉语和西方语言同样是从第一句开始，一句接一句，一段接一段，直到结尾；不同主要在句子内部的结构。
西方语言多复句，可以很长；汉文多单句，往往很短。
即使原文是简短的单句，译文也不能死挨着原文一字字的次序来翻，这已是常识了。
所以翻译得把原文的句子作为单位，一句挨一句翻。
翻译包括以下几道工序。
一、以句为单位，译妥每一句我翻译总挨着原文的一句一句翻，但原文一句，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
原文冗长的复句，可以包含主句、分句、形容词组、副词组等等。
按汉文语法，一个句子里容纳不下许多分句和词组。
如果必定要按原著一句还它一句，就达不出原文的意义；所以断句是免不了的。
可是如果断句不当，或断成的一句句排列次序不当，译文还是达不出原文的意义。
怎样断句，怎么组合（即排列）断成的一句句，没有一定的规律，不过还是有个方法，也有个原则。
方法是分清这一句里的主句、分句、以及各种词组；并认明以上各部分的从属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把原句断成几句，重新组合。
不论原句多么曲折繁复，读懂了，总分得清。
好比九连环，一环扣一环，可是能套上就能解开。
原则是突出主句，并衬托出各部分之间的从属关系。
主句没有固定的位置，可在前，可在后，可在中间，甚至也可切断。
从属的各分句、各词组都要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使这一组重新组合的断句，读起来和原文的那一句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同样的说法。
在组合这些断句的工序里，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好比拼七巧板，原是正方形，可改成长方形，但重拼时不能减少一块或增添一块板。
试举例说明。
我采用冗长的复句为例，因为翻译这类句子，如果不断句，或断句后排列不当，造成的不信不达较为明显，便于说明问题。
这个例句，包含A、B 两分句。
去掉了枝枝叶叶的形容词组和副词组，A句的主句是“我大着胆子跑出来”。
B句带着一个有因果关系的分句：“可是我的命运注定，当时我的头脑特别清醒（主句）；所以我不愿向冤家报复，而要在自己身上泄愤（分句）。
”我分别用三种表达方式：（一）最接近原文的死译，标点都按照原文（但每个词组的内部不死译，否则，全句读来会不知所云）。
（二）断成几句，并颠倒了次序。
（三）因意义欠醒豁，再度排列断句的次序。
我把三种译文并列，便于比较。
第（三）种译文未必完善，只是比第（二）种对原文更信，也更能表达原意。
A 句（一）我在看到全家人一片混乱时，我大胆跑出来，不顾被人看见与否，我带着决心如果被人看见，我就大干一场，叫全世界都了解我胸中理直义正的愤怒，在对奸诈的堂费南铎的惩罚中，甚至对那尚未苏醒的水性女人。
（二）我瞧他们家一片混乱，就大着胆子跑了出来，不管人家看见不看见。
我打定主意，如果给人看见，就大干一场，惩罚奸诈的堂费南铎、甚至那昏迷未醒的水性女人，让人都知道我怀着理直义正的愤怒。
（三）我瞧他们家一片混乱，就大着胆子跑出来，不管人家看见不看见。
我打定主意，如给人看见，就大干一场，惩罚奸诈的堂费南铎，也不饶那昏迷未醒的水性女人，让人人知道我满怀气愤是合乎公道正义的。
B 句（一）可是我的命运，为了更大的坏运，假如可能还有更坏的，准保留着我，注定在那个时候我往后昏迷的头闹特别清醒；所以，我不愿对我的两大冤家报复（这，因为他们绝没有想到我，是容易办到的），我要用自己的手，把他们应受的惩罚加在自己身上，甚至比对待他们的还厉害，如果那时候杀了他们，因为突然一死痛苦马上就完了；可是延长的痛苦用折磨连续地杀，不能完结性命。
（二）可是命运准是保留着我去承当更倒霉的事呢----假如还会有更倒霉的事。
命里注定往后昏迷不清的头脑，那时候格外清醒。
我当时如果向自己的两大冤家报仇，很容易做到，因为他们心上绝没有想到我这个人。
可是我不想这么办。
我只想对自己泄愤，把他们该受的痛苦加在自己身上。
我即使当场杀了他们，也不如我对待自己的那么严酷。
因为突然的痛苦，一下子就完了，而长期的折磨，好比经常受杀戮之痛而不能绝命。
（三）可是命运准保留着我去承当更倒霉的事呢----假如还会有更倒霉的事。
命里注定我往后昏迷不清的头脑，那时候格外清醒。
我不愿向我的两大冤家发泄怨愤，只想惩罚自己，把他们应得的痛苦亲手施加在自己身上，甚至比对待他们还要残酷。
我当时如果向他们俩报复，很容易办到，因为他们心上绝没有想到我这个人。
可是我即使当场杀了他们，突然一死的痛苦是一下子就完的，而我糟蹋自己，却是缓慢的长期自杀，比马上送命更加痛苦。
从以上三种译文里，可看出如下几点。
原文不断句，是瘫痪的句子，不对照原文就读不通。
复句里的主句、分句和各个词组，正如单句里的单字一样，翻译时不能不重作安排，也不能照用原来的标点。
长句断成的短句，重作安排时如组合不当，原句的意思就不够醒豁。
译文（二）的一组句子，读上来各句都还通顺，可是有几句散漫无着。
全组的句子没有突出原文的主句，也没有显出各句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此原句的意思不醒豁。
译文（三）重作安排后，较译文（二）更忠实于原意，语气也更顺畅。
短句内部没什么变动，变动只在各短句的部位。
可见最大的困难不在断句，而在重新组合这些切断后的短句。
译者总对照着原文翻，不免受到原文顺序的影响；这是不由自主的。
原句越是冗长曲折，译者越得把原句读了又读，把那句子融会于心。
原句的顺序（外国句法的顺序）也就停滞在头脑里了。
从慢镜头下来看，就是分解了主句、分句、各式词组之后，重新组合的时候，译者还受原句顺序的束缚。
这就需要一个“冷却”的过程，摆脱这个顺序。
孟德斯鸠论翻译拉丁文的困难时说：“先得精通拉丁文，然后把拉丁文忘掉。
”“把拉丁文忘掉”，就是我说的“冷却”。
经过“冷却”，再读译文，就容易看出不妥的地方；再对照原文，就能发现问题，予以改正。
我曾见译者因为把握不稳，怕冒风险，以为离原文愈近愈安全——也就是说，“翻译度”愈小愈妥；即使译文不通畅，至少是“信”的。
可是达不出原意的译文，说不上信。
“死译”、“硬译”、“直译”大约都是认为“翻译度”愈小愈妥的表现。
从上面所举的例句，可以看出，“翻译度”愈小，就是说，在文字上贴得愈近，那么，在意思的表达上就离得愈远。
原意不达，就是不信。
畅达的译文未必信，辞不达意的译文必定不信。
我相信这也是翻译的常识了。
这里不妨提一下翻译界所谓“意译”。
我不大了解什么叫“意译”。
如果译者把原著的意思用自己的话来说，那不是翻译，是解释，是译意。
我认为翻译者没有这点自由。
德国翻译理论家考厄（P.Cauer）所谓“尽可能的忠实，必不可少的自由”，只适用于译者对自己的两个主人不能兼顾的时候。
这点不忠实和自由，只好比走钢丝的时候，容许运用技巧不左右倾跌的自由。
上文曾以拼七巧板为喻，说不该加一块板或减一块板。
这话需稍加说明。
这不过是说：“不可任意增删原文，但不是死死的一字还它一字。
比如原句一个主词可以领一串分句，断句后就得增添主词。
原句的介词、冠词、连接词等等，按汉文语法如果可省，就不必照用。
不过译者不能回避自己不了解的字句，或苦于说不明白，就略过不译；也不能因为重组原句的时候，有些部分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就干脆简掉。
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表达不清楚，插入自己的解释。
上面例句里的“我”字译为“我这个人”，因为原意正是指“我这个人”，并没有外加新意而“加一块七巧板”。
这种地方，译者得灵活掌握。
有时汉文句子言简意赅，也有时西方的文句简约而含意多。
试举一比较句为例。
原句是充满感情的一句对话。
主句是“你为什么不去把那个忠实的朋友叫来呀？”分句是“[他是]太阳所照见的、黑夜所包藏的朋友中最忠实的朋友。
”（这句话是反话，“忠实”指不忠实。
）我仍然并列三种译文。
（一）“……你为什么不去召唤那个最忠实的朋友在朋友中太阳所看见的，或黑夜所遮盖的？……”（二）“……你为什么不去把白日所见、黑夜所藏的最忠实的朋友叫来呀？……”（三）“……你为什么不去把那位忠实的朋友叫来呀？比他更忠实的朋友，太阳没照见过，黑夜也没包藏过！……”译文（一）不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