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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
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
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
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
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
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
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
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
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
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
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
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
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
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
魏晋风度，乃魏晋之际名士风度之谓也，亦称魏晋风流。
它作为门阀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以成为魏晋时期的审美理想。
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他们研究“容止”，提倡“雅量”，喜怒哀乐不形于色。
另外，他们言词高妙，精神超俗，“托怀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欢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
魏晋风度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三是清谈误国。
然而，若进行历史地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魏晋风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
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它与东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标志发展而来的价值观念一脉相通；而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又和“文学的自觉”的美学潮流相辅相成。
在药、酒、姿容、玄谈的外表后面，蕴含着对自身价值思考和对人生无常的悲叹。
漂亮的形式（姿容飘逸）和内在的精神（智慧和忧伤）结合，成为魏晋风度的美学典型。
在哲学上，玄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家哲学的危机，魏晋玄学是东汉以来思想和社会历程的必然结果。
东汉后期政治的腐败，使儒生们从对汉家煌煌大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正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怀疑。
从党锢之祸开始，到魏晋司马氏争权，在这一百多年的血雨腥风中，人们进行了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探索人生变化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的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
魏晋风度是什么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
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
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
士人们多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
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大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世说新语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种礼仪，影响着后世数千年。
古人称之为“九秩”，即
尊师重道，必诚守信，孝谨有礼，敬贤自牧，司职守度，礼仪相贵，佩羽整冠，宽仁大度，仁义不忘。
魏晋风度来源于先秦后汉神道与儒家思想，传承了古老传统，博古通今，时至今日仍具有
重要的礼仪和礼俗意义。
汉朝时，婉曲艺术大行其道，赋予了魏晋风度独特的美感。
晋书《晋书》记载，“将军称君，诸商嚭子，士犯不及，庠序斯知”，便是这种风度的写照。
魏晋风度可以让人得到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完善，也是培养孩子的礼仪美德的重要资源。
晋書《荆轲传》记载：“以礼节修身，以阳明正义，崇正妄有，知受孝悌，戒酒言，勤学
习以助人”，这正是魏晋风度的体现。
魏晋风度不仅影响着中国历史，也影响着后世。
古今中外都在追求这种风度，谋求美的传承，把魏晋风度的精神落实到生活中，让每个人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培养出更有利
于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
在今天，魏晋风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礼仪文明，使我们
能够在文明中做到宽容大度，礼让温和，以高尚的姿态做表现。
通过推广魏晋风度，有助
于提���人们的文明素养，建设更加和谐的社会。
我所理解的魏晋风度高虹政法学院1110300005魏晋风度为文化史上的专有名词，「风度」原是魏晋时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
魏晋时期，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
魏晋第一大都市会稽，唐诗：“会稽王谢两风流，王子沉沦谢女愁”。
“两度共留诗画去，山阴谁说晋风流”。
在上周的课上我们观看了影片《魏晋风度》。
下面就谈一谈我眼中的魏晋风度。
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了。
《兰亭集序》，又题为《临河序》、《禊帖》、《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等。
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会聚兰亭，赋诗饮酒。
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所赋诗作编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
这篇序文就是《兰亭集序》。
此序受石崇《金谷诗序》影响很大，其成就又远在《金谷诗序》之上。
文章首先记述了集会的时间、地点及与会人物，言简意赅。
接着描绘兰亭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周围景物，语言简洁而层次井然。
描写景物，从大处落笔，由远及近，转而由近及远，推向无限。
先写崇山峻岭，渐写清流激湍，再顺流而下转写人物活动及其情态，动静结合。
然后再补写自然物色，由晴朗的碧空和轻扬的春风，自然地推向寥廓的宇宙及大千世界中的万物。
意境清丽淡雅，情调欢快畅达。
兰亭宴集，真可谓“四美俱，二难并”。
历史上，我们都知道整个魏南北朝时期都是乱世时代，长期的战乱，政权的更迭，诸侯的叛乱等。
在这个不安宁的时代，人们神灵涂炭，如同曹操诗中就说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而这个时期敏感的文人们，更容易感到生命的脆弱，祸福的无常。
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及时行乐，求仙问道了，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政治上的不顺或追求心中的自然境界魏晋时期是动荡的，而魏晋时期的文学也是“动荡纷繁”的，在这期间，文学上比较重要的变化包括了门阀制度兴起，玄学和佛教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方面，而我讨论的则是“药与酒”的文学，即隐逸求仙，沉迷山水，在祸福难测的时代，及早行乐。
《魏晋风度》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
公园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
此前，三千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藉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
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
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魏晋风度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它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
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
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仪的主人。
古书上说，嵇康为人肃肃如松下风，酒醉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
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
在距洛阳一白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然盘桓、抚琴长啸。
与他一道交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
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褒衣博、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坦胸露背，或脱帽弃帻，不拘礼法。
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
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
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五魏晋风度一人的主题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
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
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
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
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住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①。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
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①的冲击下，终于垮台。
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
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
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
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
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
它开始于东汉末年。
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
与此同时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
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
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
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
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公主震怒。
怒火满腔的殿下号称南康长公主，是明帝的女儿、成帝的姐姐。
愤怒的原因则任何女人都能理解：她的丈夫居然在书房里偷偷藏了一个小妞。
小妞其实也是公主，哥哥李势是成汉国的皇帝，只不过此时已经亡国。
率军灭亡了成汉的征西大将军桓温顺手牵羊，把李势年轻貌美的妹妹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家中，背着妻子南康长公主“书屋藏娇”。
公主当然不能容忍。
震怒的公主一把推开了房门，身后跟随着几十个持刀的婢女。
她们进门的时候，李势的妹妹正在梳头，长长的头发拖到地上，皮肤像玉一样温润。
所有人都看呆了。
李势的妹妹却不紧不慢继续梳头。
她把头发梳好盘了起来，这才起身向公主行礼，然后平静而凄婉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刀子被扔在了地下。
南康长公主冲了过去，抱着李势的妹妹说：好孩子，你实在是太漂亮太可爱了，就连我看见你都要动心，何况我们家那个老东西！[1]这当然是传闻，却未必不真实。
至少，它表现出来的风气和风尚是真实的。
那就是一个唯美的时代，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而且可以使人生，也可以让人死。
比如孙策。
孙权的哥哥孙策，与周瑜同为汉末有名的少年英雄和青年偶像。
他们俩二十四岁迎娶江东美女大乔和小乔时，被吴人亲切而欣赏地呼为孙郎和周郎。
那时的孙策，在战场和情场都很得意，真能让所有的男人都羡慕不已。
可惜好景不长，孙策被仇家刺伤。
伤并不致命，只不过脸被划破。
孙策却说：我的脸都变成这副样子了，还能再建功立业吗？说完大吼一声，创口破裂而死。
[2]奇怪！建功立业与长相有关系吗？有，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以貌取人。
一个人如果才貌出众，就会受到追捧，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比如潘岳。
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是西晋的文学家，也是当时的头号美男子。
他甚至在后世成为俊男的标准，正如西施是美女的代名词。
因此，一个男人如果长得漂亮就叫“貌若潘安”，女人则会把自己的最爱称为“檀郎”。
事实上潘岳早就是“大众情人”。
他年轻的时候，只要拿着弹弓坐车出去玩，洛阳城的女人便会老老少少全都跑出来，手牵着手围着他看，还要往他的车里送水果。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
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
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
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
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
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金岳霖先生是我国现代哲学界的一代宗师。
张申府曾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第一人。
”金岳霖先生学贯中西，更为难得的是，金先生作为一个哲学家，身上却没有一般独守书斋的学者常有的腐儒气，浑身散发着魏晋遗韵，魏晋风度所涵盖的率真、重情、独立、超越、重美等品格无不在其身上呈现，真应了那句，“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世说新语魏晋风度的理解文章一：《魏晋风度，洒脱人生》（青少年版）小伙伴们，你们知道魏晋时期的那些风流人物吗？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世说新语》里展现的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啊，有个叫王徽之的人。
有一天晚上下了大雪，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戴逵。
于是，他就连夜乘船去看望戴逵。
可是，当他好不容易到了戴逵家门口，却又转身回去了。
别人问他为啥，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你看，这就是魏晋风度，随心所欲，不为世俗的规矩所束缚。
还有那个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
他总是在家里光着身子喝酒，别人看到了就指责他。
他却反问：“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为啥跑到我裤子里来了？” 是不是觉得他特别有趣？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追求自己内心的快乐。
魏晋风度就是这样，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小伙伴们，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学学他们，勇敢地做自己呢？文章二：《魏晋风度，自由的灵魂》（上班族版）朋友们，咱们工作累了，来聊聊魏晋风度，放松放松。
《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那活得叫一个潇洒。
就说阮籍吧，他看到不喜欢的人，翻个白眼就不理睬；看到喜欢的人，就青眼相加。
才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地位，全凭自己的心情。
还有王羲之，在一次聚会时，大家都在讨论国家大事、功名利禄，他却毫不在乎，一个人躺在旁边的草地上，看着天空，感受着微风，自在极了。
咱们上班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被各种规矩、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想想魏晋时期的那些人，他们不在乎世俗的眼光，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宁静。
也许我们没办法像他们那样完全洒脱，但偶尔也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让自己的灵魂也能自由飞翔一会儿。
文章三：《魏晋风度，别样的风采》（老年版）老伙计们，咱们今天来讲讲魏晋风度。
在那个时代啊，有个叫嵇康的人。
他长得帅气，还精通音律。
他在柳树下打铁，那身姿，那神情，真是与众不同。
哪怕后来面临生死，他也毫不畏惧，弹奏一曲《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
还有谢安，在淝水之战时，他镇定自若地下棋，等前方传来胜利的消息，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小儿辈大破贼。
《魏晋风度》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
公园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
此前，三千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藉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
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
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魏晋风度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它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
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
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仪的主人。
古书上说，嵇康为人肃肃如松下风，酒醉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
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
在距洛阳一白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然盘桓、抚琴长啸。
与他一道交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
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褒衣博、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坦胸露背，或脱帽弃帻，不拘礼法。
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
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
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魏晋风度》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
公园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
此前，三千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藉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
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
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魏晋风度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它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
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
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仪的主人。
古书上说，嵇康为人肃肃如松下风，酒醉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
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
在距洛阳一白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然盘桓、抚琴长啸。
与他一道交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
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褒衣博、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坦胸露背，或脱帽弃帻，不拘礼法。
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
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
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统治者对士人当然是拉拢，拉拢不了当然就是杀，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这样一种说法。
正始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
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
正始十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
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
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
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梁满仓：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画像砖。
这是画像砖的拓片。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就此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
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
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
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
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期时代的隐士。
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作竹林之游呢？龚良：他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一脉相承的，是原来中原地区比较多的就是传统的儒教和礼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学和清谈。
相传荣启期非常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
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鼓琴而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
“士”是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彼岸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
“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
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画家们把荣启期与七贤并列正式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种心境。
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儒士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来批评时政，被称为“清议”。
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清议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
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楼劲：因为曹操绝对不能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否则他所设下的所有事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无法成功。
所以，杀孔融，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象征意义。
原来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原来也是要被杀的。
政治的残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原。
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
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
因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
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
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
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
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you）之子，自幼才华横溢。
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秉性的异同、离合问题，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的家门口，又犹豫起来。
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掷入，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楼劲：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立，所以他把自己的《四本论》往嵇康的，隔着窗户往里一扔就跑了，所以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确实是对立的。
而钟会本身是跟司马氏在密室当中策划如何夺权、如何取代曹氏政权的人物。
此时，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铄王室。
尽管如此，直性狭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
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
年届七十的洛阳老人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铁，在他看来，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
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
这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
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然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
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扬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整个晾在一边。
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兔起鹊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
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楼劲：玄学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地提高。
因为他是用当时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做解释，那么这种程度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来断定，也即是说，当时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体。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
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
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嵇康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认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
这个政治态度，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
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
要立各种各样的、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魏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
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了竹林，回到了朝廷。
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
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
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答案。
山涛字巨源，在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
嵇康所绝交的并非针对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
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傅刚：因为他这一个口号，等于是明确地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
像商汤造了夏桀的反，周五王是伐纣的。
那么周公呢，推行圣王这套政治理念的。
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菲薄的我认为这些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
连同孔子一道进行鄙薄。
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对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
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清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
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的越来越远。
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
他写了一片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谈影响颇大。
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
人的哀乐之情遇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楼劲：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声音本身它并不是，它就跟宇宙之理一样，它本身没有喜和怒、没有哀和乐，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它的，他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依然是跟它的自然就是名教，合乎天理的东西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这个东西连在一起。
所以他在政治上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崇尚自然，要求名教来服从自然这样一种政治立场联系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