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前言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从古希腊哲学时期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理性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与进步，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开始，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驳。
并由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尼采以及柏格森等所继承和发扬。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运动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掀起了新的高潮。
虽然后现代主义是对非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它比非理性主义走得更远，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更加激烈。
由理性主义到现代非理性主义再到后来的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演变，必然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性，但是它们在认识论、价值观、本体论以及人性论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观点。
故而，寻求西方哲学史中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并进行探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理性主义的源与流非理性主义一直处于理性主义的附加位置，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才得到了改变。
叔本华的生存意识对非理性主义进行了开创，他认为对生存意志的认识与把握主要是依靠生存意志的本身，即非理性的“直觉”和“感觉”;柏格森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一种非理性的生命变得;尼采则把理性比喻为耀眼且明亮的太阳神，把情感、意志等非理性主义比喻成沉醉于狂灌的酒神;萨特认为人的发展与进步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对自由有着绝对的责任。
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
同时由于各种运动的掀起，例如妇女解放运动、学生造反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等的影响，西方社会产生了比较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比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反驳更加猛烈，发扬的是一种流浪天涯、飘忽不定的哲学观。
认为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都没有确定性的本体论。
其中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包括有拉康、福柯、罗蒂、德里达等，其哲学思想都对传统哲学进行瓦解、反对和解构，他们推崇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破碎而又多元化的哲学思想。
德里达认为自己无论是空间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流浪家，它将非理性主义的理性方法和理性主义的中心理性传统都进行了全盘扫荡;福柯利用对思想教材的分析，认为理性的标准在于社会实践和政治力量，并不是靠自身的权威性;罗蒂则主张摒弃一切的“无镜哲学”,解构传统哲学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主张哲学应该与艺术、政治、文学及其他领域和谐共处、相互平等。
关于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综述西方哲学中有两大特点即形而上学和理性主义。
尽管西方哲学中并不是每一位哲学家都是理性主义者,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于理性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是理性主义却是西方哲学的一大传统。
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历史中,理性主义非常重要的三个时期即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时期。
一、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哲学被公认为西方哲学发展的源头,同时也开启了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
作为最初的哲学形态,古希腊哲学开启了一个时代即通过对自然事物进行抽象概括来解释世界。
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是万物的本源问题。
因此古希腊哲学也就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和建构理性主义。
泰勒斯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的第一人,他第一次提出了“水是万物的始基”这是泰勒斯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
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主义的第一面旗帜,哲学从此抛弃了希腊远古时期关于天地生成的那些非理性的信仰与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泰勒斯的始基虽然没有突破感性的限制,但是他却将感性具体事物看成是万物的起源,并将其上升到普遍的理性高度。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最终奠定了古希腊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传统。
苏格拉底在同智者学派争论的过程中,放弃了对于自然奥秘的理性思辨,进而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口号,。
这种根本性的转向指的是理性思维范围的扩大,将人类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从而使得西方开始了对人类生活进行理性规制的漫长过程。
在此之前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这样的规制并不存在。
”苏格拉底毕生致力于寻求善的一般定义,希望揭露出善的本质,但是这种本质并不是感性所可感知的表象,而是一类事物的共相,,而这种共相只有理性可以把握,从而苏格拉底将哲学引向了理性的道路。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论的大厦。
柏拉图的理念进一步确立了理性的重要作用。
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才是我们应当去把握的,是超感知的,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的把握也只能依靠理性,“在进行这种活动的时候,人的理性决不引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引用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归结到理念。
中图分类号:b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027-02 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从古希腊哲学时期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理性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与进步,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开始,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驳。
并由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尼采以及柏格森等所继承和发扬。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运动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掀起了新的高潮。
虽然后现代主义是对非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它比非理性主义走得更远,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更加激烈。
由理性主义到现代非理性主义再到后来的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演变,必然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性,但是它们在认识论、价值观、本体论以及人性论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观点。
故而,寻求西方哲学史中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并进行探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理性主义的源与流非理性主义一直处于理性主义的附加位置,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才得到了改变。
叔本华的生存意识对非理性主义进行了开创,他认为对生存意志的认识与把握主要是依靠生存意志的本身,即非理性的“直觉”和“感觉”;柏格森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一种非理性的生命变得;尼采则把理性比喻为耀眼且明亮的太阳神,把情感、意志等非理性主义比喻成沉醉于狂灌的酒神;萨特认为人的发展与进步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对自由有着绝对的责任。
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
同时由于各种运动的掀起,例如妇女解放运动、学生造反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等的影响,西方社会产生了比较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比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反驳更加猛烈,发扬的是一种流浪天涯、飘忽不定的哲学观。
认为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都没有确定性的本体论。
其中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包括有拉康、福柯、罗蒂、德里达等,其哲学思想都对传统哲学进行瓦解、反对和解构,他们推崇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破碎而又多元化的哲学思想。
德里达认为自己无论是空间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流浪家,它将非理性主义的理性方法和理性主义的中心理性传统都进行了全盘扫荡;福柯利用对思想教材的分析,认为理性的标准在于社会实践和政治力量,并不是靠自身的权威性;罗蒂则主张摒弃一切的“无镜哲学”,解构传统哲学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主张哲学应该与艺术、政治、文学及其他领域和谐共处、相互平等。
理性和非理性的概念来自西方，西方先有理性主义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后有非理性主义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大体上以19世纪中叶为分界线，但两者均属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和思潮，即把人作为研究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索世界的本质和哲学、美学以及文艺学等问题。
人本主义在中国和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但在西方更具完备的理论形态。
西方的古典人本主义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反神学，经历了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和19世纪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其特点都是竭力提倡理性，张扬个性，提高人的地位和价值。
在自然观上倾向于唯物主义，而在社会历史观上却倾向于唯心主义。
从19世纪中叶起，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西方的人本主义起了重要的变化，不仅在社会历史观上，而且在自然观和本体论上也转向唯心主义。
如把人还原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进而把人的本质等同于“自我”的生命、心灵或其它非理性的生理心理功能——意志、欲望、直觉、感情、人格等等。
非理性的因素被提升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
如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美学、尼采的强力意志美学、克罗齐的直觉论和表现主义美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美学、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论和精神分析美学等等。
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都对20世纪的中国文论产生过程度不等的影响。
这种影响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驳杂的，不是纯学术的，而是带有实用意义的。
其佼佼者，则能熔中西和古今于一炉。
如中国现代美学第一人王国维曾深受康德和叔本华的影响，他于1905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批判了旧红学，从美学、伦理学的角度论述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并且提出美和艺术可以使人超脱生活之欲带来的痛苦等带有系统性的美学观和艺术观。
发表了1908—1909年的《人间词话》，借鉴西方美学，运用传统的词话形式，表达了新的境界说，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和新美学的开端。
鲁迅早期的文艺思想曾受康德的审美的超功利性、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影响，这在他于1907年所撰写的几篇早期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有明显的表现。
论西方哲学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
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
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
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
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
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
“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
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
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
西方各个时期的理性一、古希腊时期的理性古希腊时期尚处在西方的奴隶制时期。
这个时候的理性主要体现在智者学派及其发展者的一些观点之中。
当时的希腊正值民主制度的全盛时期，人们的思想解放，热衷于讨论各种问题。
而主流的思想——自然哲学观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多问题在自然哲学观的体系中也已经得不到解答。
于是智者学派应运而生。
他们反对传统思想和宗教神话的束缚，否定神的意义和作用，肯定人的伟大和能力。
普罗泰戈拉认为神是不可知的。
他们极力贬低神的权威，抬高人的价值。
将“神学”变为“人学”。
从而树立起人的权威和尊严，成为西方人文主义的开端。
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观点，标志着人类的理性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智者们对未知事物的研究，不再从神的角度出发，不用所谓的神的观点来解释，而从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很多新的有建设性的见解。
他们对事物进行了较为严密的论证，不再仅凭感性思维。
亚里斯多德由此得到启发而创造出了伟大的“三段论”方法。
智者们勇于追求真理，为了知识而去求知，抛弃了外界环境的影响，使得知识更加纯净化。
同时，他们崇尚自然法，认为法律应该符合个人利益。
这对西塞罗的思想以及罗马法的精神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他们也肯定了人的自主性的重要性，进而肯定个人参加国家事务的权利。
他们提出了早期的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这为以后的启蒙运动打下思想基础。
由智者学派衍生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事物的关系是由某种数量关系决定的。
由此他们提出“美是和谐”的观点，成为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探究美的本源的学派。
他们的观点，使人们的思想逐渐脱离感性，渐趋理性。
此后的苏格拉底，继承并发扬了先贤们的思想。
当初智者学派更多的是讨论如何治理国家，而苏格拉底认为研究如何救国已经毫不必要，因此他转而研究人类本身，即人类的伦理问题。
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虚伪，等等。
他提倡“知善合一”，认为知识就是最大的善。
作者： 邓晓芒[1]
作者机构： [1]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武汉430074
出版物刊名： 现代哲学
页码： 46-48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3期
主题词： 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逻各斯;努斯;迷狂;柏拉图;黑格尔
摘要：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发展的主导方面,非理性主义是其附属方面,双方构成西方哲学史中的一对矛盾,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再加超越和提升的结果。
这一矛盾来自古希腊理性的两大精神要素逻各斯和努斯的交替上升,体现为柏拉图的＂迷狂说＂,但不是前理性的迷狂,而是理性基础上的迷狂,有别于中国传统的非理性。
西方哲学的非理性是由理性中的努斯发展出来的,但常与宗教神秘主义合一,到黑格尔才明确将二者分开,但仍免不了堕入理性神学。
理性与非理性贾湛扬州职大2020 -07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哲学慢慢形成一股壮大的哲学思潮——非理性主义，在西方这本来是对理性的反思，是人类思想进展史上的一个超级自然的台阶，但这种哲学对愚昧掉队的地域，却不自觉地阻碍了掉队的人们追赶先进民族的前进步伐。
许多掉队的文化因为人们缺少理性，且对非理性的本质熟悉处于原始时期，从而继续阻碍他们走向现代文明。
显然对理性与非理性的熟悉和如何处置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掉队地域远比发达地域重要，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文明可否持续进展，因为腐败很容易在科学素养不够高的人群中蔓延。
一、理性与非理性思维的概念尽管理性与非理性是人们最经常使用的词语，但是时期的进展尚未能让它们进入严谨的科学。
因此至今找不到超级严谨的概念。
百度中说：“理性思维是一种有明确的思维方向，有充分的思维依据，能对事物或问题进行观看、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归纳的一种思维。
说得简单些理性思维确实是一种成立在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思维方式。
”“非理性主若是指一切有别于理性思维的精神因素，如情感、直觉、幻觉、下意识、灵感。
”如此的概念大致能让人明白理性与非理性，但似乎仍是比较含糊，不象科学辞汇的概念那么确切。
思维指什么，与精神因素有什么区别，这些不清楚，那么没有知足出科学概念要求的“概念=种差+属”的条件。
下面咱们来尝试严格的概念。
咱们把所有大脑的活动称为精神，而思维是精神的一种，属于联想和判定和与判定有关的（如描述分析综合分类排序等）精神活动，判定包括真假（对错）判定、善恶（好坏）判定和审美（美丑）判定。
象喜怒哀乐等都属于精神现象，尽管常常与判定有联系，但它本身不是判定进程。
还有，仅仅是对事物的一样性的描述，没有自己的方式的精神活动，严格地说不属于笛卡尔意义上的思维概念。
把思维分成两大类，即严谨的和不严谨的思维两类。
严谨的思维方式常称理性思维，与它对立的不严谨的思维方式称非理性思维。
注意：喜怒哀乐等人的情绪反映属于非理性因素，不称之为非理性思维。
代序：“百姓酒馆”老板娘的本职工作是在“天涯别院”开黑店，业余爱好是读洋书。
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虽然这年头读洋书读不出名堂来，但总归是个爱好，说不定将来有用也未可知。
人有爱好，心就不老。
看到老板娘十年前这篇心得体会写得还不错，就把它贴到这里来。
谁要是对老板娘的观点有不同意见，想论战一把，胡扯奉陪到一半。
管你对错，在胡扯笔下，你肯定不对。
因为老板娘总是对的。
正文如下：在一定意义上说，整部西方哲学史就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相互对立冲突的历史。
在这场长达两千多年的明争暗斗中，或许是由于作为西方哲学之源头的古希腊哲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基于对史前神话世界观的理性否定，理性主义虽一度遭遇了中世纪神学的钳制，从总趋势上说仍是占上风的。
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理性主义的至上地位愈加巩固。
但是被几番放逐的非理性主义却从未甘于沉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串不和谐的音符骤然响起，非理性主义以狂飙突进之势席卷而来，继人们摧毁了上帝的祭坛，理性的祭坛也终于开始瓦解了。
这不是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事实上，非理性主义的重新崛起给整整一个世纪的哲学思维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免产生疑问：如果说，非理性主义的滥觞植根于人类的愚昧顽劣，那么在自然科学经历了历史性变革的二十世纪，它又为什么得以沉渣泛起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非理性主义的崛起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然而，仅凭一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把这一广阔而深刻的文化现象看的不言而喻，又未免失之笼统。
我认为，若想真正做到深刻而完整地把握非理性主义的精神实质，我们首先必须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认识非理性主义产生的根源，这应该是一种更为直接却也更为深刻的视角。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思想史的中心事实便是宗教的没落，它结束于人们亲手埋葬了上帝的世纪之交。
或许可以这么说，二十世纪是自由人的世纪，而真正自由的个体是不需要任何关于终极真理、超越原则的神话的，不论它是神性还是理性－－这是否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呢？现代人这种孑然独立、无依无靠的自我意识与非理性主义的兴起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必然的在全球各民族形成之初，各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特质，并进而影响其思维方式的形成。
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亦是如此。
地中海地区贫脊多石的土地，潮湿温热的气候，从未使农业的丰收成为希腊人稳定而可靠的希冀，因而也不可能象东方（特别是中国）一样建立起安居乐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业文明。
相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变化莫测的自然、颠踬流离的冒险，都使希腊人对于外在自然的崇拜，恐怖多于爱戴，愤怒超乎敬畏，进而发展为把自己摆在与自然相对立的另一方。
在这一尖锐的冲突中，一方面，人类发现并赞美自己反抗自然的力量－－正是在这里，主体骄傲地从客体中独立出来，“自我”获得了第一次觉醒－－另一方面，自然强大的威压又给希腊人刚刚萌生的自我意识注入了强烈的悲愤感，于是乎，人与自然的对立就演化为神话中英雄对命运的抗争。
在神话时期，自我意识作为人类对于自身的本质特点、生存意义以及存在的价值与地位的自我反思，还没有从形而上的高度得到清晰而明确的回答。
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的神话，通过英雄悲剧表现出来的。
很显然，在英雄与命运的冲突中，希腊人偏爱的是他们的英雄。
英雄不是神，而是神和人的后代，这半人半神的英雄具有雄伟的体魄、充沛的精力、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希腊人创造出英雄就是为了让他们代替自己去反抗命运的淫威，他们赞美英雄的胜利。
然而，强烈的悲剧感又使他们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命运的强大不容抗拒。
于是在冲突中，英雄往往以失败告终，他们被放逐，被诅咒，被捆绑于高高的崖壁之上，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可是希腊人并未因此减少一分对于英雄的崇拜，他们告诉我们：这一切与英雄无关，这一切只是命运预先设下的陷肼。
俄狄浦斯并不象弗洛伊德附会的那样只是今天男孩子们仇父恋母情结的代名词。
在古希腊人那里，俄狄浦斯，这斯芬克思之迷的解答者，他的悲剧最初也是最直接表达的正是人对命运的无能为力。
这样，神话时期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英雄－－人－－是命运的受难者！由此出发，更加深了古希腊人对于命运的怨恨，我们注意到，在古希腊美人林立的神话里，命运女神却被描绘为丑陋的老太婆，而且还瞎了眼－－瞎眼，多么天真幼稚而又多么形象的譬喻，还能找到什么描述比这更恰当地表现命运莫名其妙、不可理喻、荒唐无理－－非理性的一面吗？命运这种非理性的表现在西绪弗斯遭受的惩罚中更为明显。
由于冒犯了众神，西绪弗斯被判处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石头却因自身的重量滚落下来，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在我看来，西绪弗斯的痛苦远远大于那盗火者，因为命运加于他身上的苦役是那样的永无止境，却又是那样的一无用处。
加缪把西绪弗斯称为“荒诞的英雄”，其实他根本算不上什么英雄，而只是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罪犯，一个囚徒，然而希腊人那充溢着纳克索斯情结的自我意识，使他们拒绝把那块象征着一切罪恶、责罚、苦厄的巨石仅看作西绪弗斯的应得之罚，在他们眼里，巨石的存在更多的是命运阴险与恶毒的铁证。
“什么都行，就是不能作个失败主义者”，尼采的狄俄尼索斯如是说。
正是如此，肩扛巨石的古希腊人把一切推诿给了命运－－那荒唐、瞎眼、非理性的命运。
那么，希腊人果真没有向他们的敌人做任何妥协吗？微笑的狄俄尼索斯对我们摇了摇头。
在罗素的眼中，酒神崇拜只是由于理性的可厌、道德的沉重和秩序的奴役在希腊人的思想、感情、行为方面引起的一种反动，我则认为，•如果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剖析其实质，酒神崇拜根源于英雄主义的希腊人在自然面前精心伪装的妥协。
事实上，在剑拔弩张的对峙中，•赫西俄德们一直眷恋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黄金时代”。
于是，当春天来临，天地氤氲的时刻，•酒神祭祀的神秘氛围，使人放弃了素日与奥林匹斯山相对峙的阵地，神也一改往日的威严，摇身一变，成了个放浪形骸、•半人半羊的美少年。
在狄俄尼索斯的魔力下，人对自然的恐惧化为乌有，“许久以来被疏远了的或被抑制了的自然本身，也再度升起，•并庆祝她和她的败家子－－人类－－之间的调和。
” (1) 这样，希腊人通过使自己陷入颠狂、迷醉、忘我的（非理性）情境，•以自身的“融入”向那不可捉摸的自然做了妥协。
由此，非理性主义以一种原始情绪勃发的形式占据了希腊人的心灵，•就连罗素也承认：“他们似乎从传统中，从幼年时代就保存着一种更为原始的思想感情的方式，•这种方式常常在严重的关头很容易占优势。
”(2)或许可以用罗素的话为我们对非理性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的回顾划上句号，我们已经看到希腊人是怎样从他们那英雄主义因而也是慷慨悲壮的自我意识－－人是命运的受难者－－出发，一步步走向非理性主义的。
不过罗素的这句话还有一半，他首先肯定的是在全盛时期，“有教养的雅典人明确的自觉的心理过程”(3) 是理性主义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这使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贤哲时期”的古希腊人，当然，还是要从自我意识入手。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贤哲时期”的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都变得乐观起来。
这自然可以从当时的社会存在中得到解释：生产规模的扩大、城邦的繁荣、奴隶主民主制的确立和巩固，这一切都增加了希腊人在自然面前的信心和勇气。
赫拉克利特早已把桀骜不驯的“命运”改造成合理性的可以为人所认识的“逻各斯”，普罗泰戈拉更是一改“神话时期”对于外在客体力量的悲观认可，把主体地位抬到了宇宙的中心。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在这里，自我意识获得了第一次形而上的概括，第一次就这样傲气十足，原先总与人相颉颃的客观世界现在连存在与否也要听凭人的主观感受，这是何等的自信啊！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命题”（黑格尔语），与其说它是非理性主义的，不如说它包含着走向理性主义的契机，正是普罗泰戈拉对主体地位的高扬开启了通向理性之神殿的坦途，而这一转折却是从他的论敌苏格拉底开始的。
后者显然要清醒许多，他告诫人类：“认识你自己”，你就会发现你一无所知，他给普罗泰戈拉那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人加了一个限定词，认为只有“思维着的人”才能作为万物的尺度。
不过，这并不等于苏格拉底贬低了人，事实上他只是抬高了理性的人，只有到了柏拉图，人的理性才被摆到至上的地位。
对于柏拉图本人来说，理性的清醒简直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功能，可是，如果他想使之成为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首先就必须使人们相信他所推理的对象－－观念－－要比他自己的个体或是构成他的世界的个别事物来的更真实。
那么，柏拉图的“人”又是什么呢？－－人，这个用两只脚走路的没有羽毛的动物，不过是理念不完善的摹本罢了。
如果说赫拉克利特曾隐晦地暗示能够认识“逻各斯”的只有少数“高贵者”，那么在做过几天克拉底鲁学生的柏拉图那里，分有理念的多少已成为判断人之优劣的依据，这是人类第一次为等级制所做的理论论证，自我意识不再是浑然一体，人类存在的原始完整性也受到了分割，哲学王的神话确认了理性对非理性（意志、激情、欲望等的）统治。
于是当亚里士多德喊出：“人是理性的动物”时，狄俄尼索斯已经无话可说了。
事实上，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理性的希腊人对其非理性祖先的背叛，也许应被视为一种进化。
作为西方历史上第一群思想家，他们发现了绝对的以及抽象的事物，发现了永恒的本质、形式和理念，而这等于是理性功能的最初显现和分化，对这项发现的浑然陶醉使得他们坚信自然是可以被认识的，只要你运用理性！那使西绪弗斯殚精竭虑的“巨石”早已碎为齑粉，他们还有什么必要非得躲入非理性主义的荫蔽之下来逃脱罪责呢？这样，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第一次交锋，就以后者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了。
二严格说来，非理性主义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在基督教的教父们那里。
不过它的孕育和萌芽甚至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期。
这一阶段，城邦愈见衰颓，城邦意识所能提供给希腊人的向心力和光荣感也因而失去依托，随后，罗马统治带来的社会动荡与连年战祸，更使人们意识到：人类并不象柏拉图所说能够活在永恒之中，正相反，人的存在极其有限。
那么，人的理性，它难道不与人的存在一样也是有限的吗？既然理性再也不能把握终极真理，我们该相信什么呢？哲学家又该如何安身立命呢？这种充溢着强烈的有限感和失怙感的自我意识使第欧根尼退缩到一只桶里，使皮浪羡慕猪的生活，又使裴洛和普罗提诺遁入神秘主义之中，失去了根基的希腊人焦急地寻找新的依托－－他们找到了上帝。
从本质上说，基督教虽然显示出强烈的希腊和新柏拉图派哲学的色彩，毕竟还是属于希伯来精神这一面的。
而希伯来精神的底髓－－就我们从《圣经》中体味到的－－乃是一种深重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并不局限于个人的存在中关乎道德行为的一隅，而是贯穿了人类整体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