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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不以资历选人才作者：姚秦川来源：《课堂内外·创新作文高中版》2019年第09期张元济，1867年出生于浙江海盐，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和爱国实业家。
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
到了1920年，张元济开始担任商务印书馆监理一职。
当时，在张元济的带领下，商务印书馆办得蒸蒸日上，前景喜人。
不过，此时的张元济却有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危机感，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年轻，再加上知识老化，与年轻人相比，“各方面相差一截”。
于是，张元济决定起用更有水平和能力的新人来主持工作。
一开始，张元济将胡适作为重点人选，奈何胡适不愿离开北大。
不过，胡适却给他推荐了一个名叫王云五的年轻人。
王云五比张元济小21岁，当时既没有名气，也没有资历。
许多人也都好心地劝说张元济，不能盲目地聘用新人，而应另觅“高人”。
然而，张元济却决定“剑走偏锋”一回，最终聘请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
王云五果然没有令张元济失望，他虽然没有过人的文凭，但却有令人惊讶的学术和管理水平。
在他担任编译所所长后，先是调整人员结构，制定工作规范，接着充实编辑力量，制定发展方针，处处显示出独到果断的一面。
时间不长，在王云五的帶领下，商务出版社迎来了又一次辉煌。
到了1926年，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出版商。
看着由自己一手挑定的人选做出了如此大的成就，已经开始担任商务印务馆董事长的张元济甚是开心。
而王云五对张元济当初的信任和扶持也感激不已，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人生的转变，从踏入商务印书馆那一刻开始，而这一切，都要感谢张元济兄长的提携。
”素材点拨提携新人既需要眼光，也需要胆量。
张元济不以资历选人才，他用行动给后人在选贤举能上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适用话题眼光、资历与能力。
海盐人张元济，我愿意拿自己的命换成见您一面的张元济，故国故老中，没有人可以像你那样的能照亮那么多人，商务印书百年基业起于谁手？非君谁能当，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每一种无不是从宋元明精本中辑校而成，先生用心之良苦，吾辈真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浪费那么多资源，说来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资格来活下去，你一人之力完成的图书大业，足以照亮所有的世代，光四部丛刊就迷死了多少文人的心，它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
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
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您老人家都亲历亲为。
而其中最大困难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您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
这段经历，您自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
”（域外指日本。
）1928年，您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
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您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
虽然那时您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您就像见到了自己最珍爱的东西，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
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带回上海影印出版。
访书的直接成果则是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购走的皕宋楼藏书。
直到今天，一个读书人要想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是张元济的《四部丛刊》。
古籍流传世间已久，在岁月的侵蚀下，残破、墨迹不清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迹描清楚，专业人士称为描润，但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
它还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断其是非。
张元济就是这样亲历亲为地对每一册古书，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
他终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页，每一页都校勘到准确无误为止。
直到今天，看过张元济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叹为观止。
如此一看，那些四库全书什么的，真的算不得什么，全都该扔进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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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第一人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
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直到半个世纪后，因为中风已卧床数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告别商务同仁，从“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诗句中，人们读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读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
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他感到，南洋公学的规模还很小，那些人才远远不够用，他的思想开始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
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世界上，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
张元济还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请。
张元济是翰林出身，学贯中西，他的地位和声望无疑使商务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
张元济当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他还聘请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
张元济制订了商务所有的出书计划，出什么书，怎样出书，从此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
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
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包括书稿他亲自看，有些书他亲自编，外面的联系他亲自出马，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他都事必躬亲。
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新学的《学堂章程》，后来，科举也废除了，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张元济的编辑思想李艳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
早年中进士，点翰林，激于时势，抨击时弊，参与戊戌变法。
维新失败后被革职。
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他主张教育救国，启迪民智，苦心孤诣，矢志不移。
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
张元济在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但首先是一位编辑家。
他毕生的事业，是建立在他策划、编辑、出版的一部部教材、典籍、译著等基础之上的。
正是这些作品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
张元济的编辑思想，值得我们当代人思考和借鉴。
编辑的宗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张元济对编辑功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国势衰弱、风云激荡之时。
一批有志之士纷纷通过组建社团，希图借开启民智来寻求治国的良方。
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
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
1901年10月5日，他致信盛宣怀：“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
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
国民教育之首，就是尽人皆学，所学也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岂有不为人奴，不能消灭者也……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
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知也。
”“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
”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实现他的智民之举。
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两茫茫攻受文【张元济：文商两茫茫】1927年10月17日，五条大汉持枪闯进上海一处民宅，绑架了正吃晚饭的张元济，索赎金30万元。
一个绑匪看见张元济毛衣上面有一个破洞，就问：“你这么有钱的人也穿破衣服呀？”张元济真的不是有钱人，被绑架后，全家变卖了股票、首饰，仅凑5000元。
绑匪的赎金一降再降，6日后只好以1万元放人。
张元济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商人。
他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1902年，张元济到上海闸北一个小印刷工厂―商务印书馆当主管。
这一年，朝廷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
他深感新式教育缺乏一套新型而统一的教科书，就与蔡元培一起设计。
两年后，《最新教科书》国文第一册出版，几个月内销售10余万册，成为全国各地学堂代替四书五经的唯一新式课本，也把只有一个石库门房子的商务印书馆推上了成功的天梯。
20世纪20年代，张元济等中国出版人创造了一个迄今叹为观止的奇迹：上海一年的图书出版量，大于美国全年的图书出版量。
张元济一生所嗜唯有图书，他在家门口挂了一个小木牌子，上写四字：“收买旧书。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商务印书馆宝山路总厂被投掷6枚燃烧弹，工厂全部化为灰烬。
日军还放火烧毁了张元济建造的远东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
据当时报纸记录，当时，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10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
时年65岁的他痛不欲生，但很快振作起来，提出“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
半年后，印刷工厂就恢复了正常生产。
“孤岛”时期，张元济拒绝与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际，他宁可以卖字为生。
一次，两位日本学者求见，他在对方名片背后写下八个字：“两国交战，不便接谈。
” 又有一次，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
他退回支票，修书一封曰：“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 晚年，有后生问他：“你是文人，还是商人？”张元济面如枯色，不作一语。
126OCCUPATION2018 04交流平台D ISCUSSION编辑 强 音编辑出版家张元济的职业理念与追求文/应 武1897年，夏瑞芳和其他几位股东一起，创办了商务印书馆。
五年后，夏瑞芳力邀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在此之前，排字工人出身的夏瑞芳就一直想这么做但却不敢直接提出，因为时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译书院院长的张元济社会地位非同小可，而商务印书馆在那时才刚刚成立编校机构，业务从印刷拓展至出版，规模也不大。
夏瑞芳委婉请求张元济为其推荐编译所所长的合适人选，张元济向其举荐了亦为翰林出身的蔡元培，此时的蔡元培正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由于在办“爱国学社”而事务众多，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蔡元培最终同意兼任编译所所长一职。
然而不久，“苏报案”爆发，蔡元培因此而被清政府通缉，不得不离开上海。
夏瑞芳此番才下定决心，以高出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近三倍的薪资重金聘请他。
张元济被其诚意打动，也恰逢此时其教育思想有所变化，再加上与南洋公学共事的美国人意见不合，最终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请，于1903年初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一职，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所长。
张元济到商务印书馆以后，不断扩充编译人员，健全组织机构，吸纳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规划并编辑了大获成功的我国第一部新式教科书、辞书，以及大量优秀乃至影响至今的各类名著及系列出版物；他还先后创建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利用图书资料来保证出版物质量，并且不断引入先进印刷技术和设备，最终使商务印书馆从起初只是一个印刷商业簿记、账本、名片的小印刷厂发展成为了一座闻名遐迩的出版殿堂，为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文化史书写了辉煌的篇章，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张元济对于编辑职业创新意识、理想信念、文化品格的执著与追求。
一、不断进取的创新意识张元济学识渊博，1867年出生于广州，14岁随母回祖籍江苏海盐生活，1892年（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后入翰林；1894至1898年间，他是身兼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等数职的六品官。
论张元济出版事业中的文化使命感□文│邓丽萍 邓纯旭张元济执掌商务印书馆期间，正值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作为民族民营出版机构的掌舵者，张元济等出版人以求富求强、开启民智的社会担当，为国家出版事业谋划布局，充分彰显了中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发展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自强精神。
在这种精神推动下，近代民族出版业迅猛发展，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社会进步、民众教育、文化自新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张元济文化使命感的形成张元济出身于书香世家，少年时期勤奋好学以求“光大门闾、显扬宗祖”。
稍长，受其父指引以九世祖张惟赤直言敢谏的立朝大节为榜样，奋进于仕途，26岁中进士，从供职于刑部至总理衙门任职初期，“致君泽民”之道是张元济的职业理想与追求。
而甲午之役后，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从戊戌维新开始便肩负起普及教育、文化兴邦的历史使命。
1.以教育大众求“保国保种”的警呼甲午一战，中国士大夫仿佛“从睡梦里醒过来”，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同样受到巨大触动，他痛感国力的衰微，认识到“国民多愚蠢，饮食男女之外，几无所知。
临如是之人民，虽有善政，行且见恶”。
[1]尤其是面对世界大势以及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他更加焦虑：20世纪初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的世界强国，由“力争”转为“智争”，[2]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的中国，国力孱弱，人口素质低下，既“无力”，亦“无智”，4亿人口，绝大多数为文盲，[3]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一团漆黑。
他深入分析中国民众的教育状况：“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
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万之一耳。
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
”[4]这样的焦虑也是中国社会主流思想的反映，当时国家上层和士林普遍存在教育救国的理念，甲午战争战胜中国的日本，将中国的战争赔款大部分用于教育，一个东方小国日渐强盛，令中国举国震惊。
张元济的现代商业理性与士大夫情结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博士研究生周化铁马克斯·韦伯①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归因于一种文化的力量——新教伦理，它所包含的经济理性主义（或谓之现代商业理性），否定了传统天主教一些教义，使资本主义精神成为新教徒的一种精神气质。
正是这种精神气质，成就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而张元济，这位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翰林大儒，在资本主义经济尚不发达的清末民初，以他固有的、流淌于血脉之中的传统士大夫情结，与现代商业理性成功融合，将那个时代的商务印书馆，塑造成为具有经典意义的资本主义企业②。
今天的出版人，面对张元济，面对当年的商务印书馆，无不感叹那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③究竟是在怎样一种文化的力量和精神气质的作用之下，才令这个资本主义企业，至今都无法超越呢？一、理性主义之于西方文明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几乎每一次社会思潮的涌动和文化现象的繁荣，并由此推动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无不闪耀着理性主义的熠熠光辉：从希腊的古典哲学到文艺复兴，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从光荣革命到近代工业化浪潮，莫不如此。
在理性主义思潮的洗礼之下，西方人逐步建立起至今仍然引领世界潮流的资本主义文明。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和“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孕育发展的根本原因。
前者的意义在于形成“理性的薄记方式”，后者是为了“把事务与家庭分离开来”。
而现代商业企业的独立性得以确立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理性的商业簿记方式”和“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
如果没有这两个因素，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④韦伯将这种可以称之为“经济理性主义”的东西，归结为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的产物，是普遍存在于新教徒文化心理层面的“精神气质”，并将之称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勤俭，禁欲，天职观，不仅是“新教伦理”的外化形式，也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基本内容。
“事实上，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⑤显然，韦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成因的研究，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即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仅仅是社会化大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那些在西方社会中潜在着的某种“精神气质”，被宗教改革①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勒口，有一段介绍马克斯·韦伯的文字：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奠基人，一位20世纪的伟大社会学大师，同时也是近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其学术地位可与19世纪的马克思相提并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当年的商务在企业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乃至福利制度、工会组织等方面，均超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那种“每个毛孔都留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恩格斯语）的形态，甚至超越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血汗工厂”。
③参见张志强《张元济不可追》，《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第764~767页，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④参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7~8页。
⑤同上，第一章，第16页。
呼之而出，称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理性”，才是西方走向工业化的真正动因。
换句话说，“现代商业理性”的觉醒，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纵观理性主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再来看韦伯的这些观点，为我们研究商务印书馆成为实力强大的——在那个时代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因为我们难以用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之类的道理，去解释今天的出版企业为什么无法超越那个年代的商务印书馆。
既然一种社会群体的“精神气质”所形成的“文化的力量”，能够推动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那么，一个或几个人的“精神气质”造就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就会成为可能——那个时候，工商业的整个制度体系尚未建立，商人和企业主可以根据各自的理性，建立“理性的资本主义核算”和“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
那就让我们顺着韦伯的思路，去看商务印书馆的成功，看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带领商务取得成功的那个群体的“精神气质”，我们或许得以一窥“张元济们”为塑造商务这个经典所展示出来的“文化的力量”。
而商务，作为时代精神与文化的传播者，为不止一代人提供了思想和理性的工具，是否也为那个后来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①的形成，提供了“文化的力量”呢？我们或许还可以再想一想，今天，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都远远优于那个时代的今天，又是在什么样的“文化的力量”之下，使当年那样的商务印书馆和那样的“张元济们”没再出现？二、张元济理性思维的早期形式张元济于大变动时代，从科场进士，演变为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成功管理者和文化商人，有一段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
从1892年之后，特别是戊戌变法前后张元济的言行细节之中所体现的心态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他理性思维的早期形式。
按一般人的理解，26岁高中进士，先在中央政府的刑部供职、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总理衙门，②娶前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许庚身的女儿许子宜为妻③，可想而知，当时的张元济，应该是春风得意的。
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低调内敛、游离于官场习气之外、自成一格的张元济。
即便是在甲午战争前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知识界报刊林立，各种学会团体活跃空前，前有陶然亭、松筠庵聚会，后有京师强学会，张元济虽与其中的活跃分子颇有交往，也参加过一些活动，但始终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奔走张罗，也无慷慨陈辞。
至于京师强学会，虽被康有为诩为“政党嚆矢，士夫云从”，也未令张元济“云从”。
后来张元济曾有“党会二字，当时视为蛇蝎”④之语，其低调沉稳、不偏不党的性格可见一斑。
张元济似乎一直都不是情绪昂扬的人。
这种性格与理性思维方式是互为因果的。
他与康梁维新变法的思路虽然大致相同，均认为变法需要鼓动人心和培植人才，但康梁热衷前者，创办报刊社团，著书立说，鼓动思想激进的人；张元济则倾向后者，留心学校，热心教育，力主转变思想，培植人心。
不同的行为方式，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策略。
受光绪帝的破格召见之后，与康有为慷慨激昂投身变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元济不但未被这一殊荣冲昏头脑，反而产生了更多的忧虑。
他的忧虑不仅来自他对时局情势的理性分析，也与他一贯坚持的教育主张有关。
他曾力劝康有为，利用光绪皇帝谕令各省办学堂的机会，离开北京返回广东原籍创办学堂，韬晦一时。
等到将来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之时，再图出①参见费正清著，《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编，第十二章。
费正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7~1923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②《张元济年谱》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③张、许结婚时，许庚身已过世，但许身居清廷枢垣30年，仕途通达，人情谙练，部属门生众多，人脉丰沛，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作为“莠言乱政”之人，未被严究，先得光绪帝的“隐有保全之意”，后得李鸿章眷顾、盛宣怀扶襄，冥冥中似有许庚身的佑护。
④《张元济诗文》第58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山。
①可见，风气未开、新进不盈、人才未起，是他对时局的基本判断——变法缺乏赖以成功的人心基础。
莫如扎扎实实做点基础工作，办教育以开官智②，才是形成变法气候的惟一途径。
不惟如此，这一时期张元济的许多言论，与梁启超、严复、汪康年等好友的通信，甚至在同僚、上司的评价中，都有“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③、“留心学校，办事切实”④之类的表述，不必一一列举了。
正是张元济认定“教育救国”的理性，才不被激情和主义左右，而将这一理性视天职和信仰，终其一生的思维与行为，均以此为圭臬。
这或许就是张元济理性思维的早期形态。
它为后来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而加入商务印书馆，进而为其现代商业理性与士大夫情结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三、张元济的理性思维与士大夫情结的交织戊戌变法之前，张元济一直倡导教育，呼吁兴学，曾创办西学堂、通艺学堂，参与组建京师大学堂等，身体力行而不辍。
这一阶段力主精英教育的他，将教育视为开启“官智”的手段，而开启“官智”，培植人心，则是推动变法取得成功的途径。
这是张元济于彼时彼境之下的“工具理性”。
纵观中国历史，不惟张元济，孔老夫子以降两千多年的传统士大夫（余英时先生谓之“知识人”），又何尝不是把兴教办学视为“兼济天下”这一“价值理性”的工具呢！“士志于道”（《论语·里仁》）——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立下的规定。
用现代的话说，“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
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其实现的；唯有如此，“天下无道”才有可能变为“天下有道”。
所以“士”在中国史上甫一出现，便有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进而发展为“修齐治平”的一整套道德理念和行为准则。
⑤我们耳熟能详的、堪称知识人道德追求与精神境界的说法还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说明中国知识人自始便以某种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
换句话说，他们要用“道”来“改变世界。
”清初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李颙“答顾宁人先生”也说：“如明道定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二曲集》卷十六《书牍上》）。
“救世”“经世”都是“改变世界”的事。
这一精神上起先秦下及清代，始终在中国知识人的传统之中。
⑥余英时先生所指的“精神”，我以为正是中国知识人“兼济天下”的价值理性。
而知识人不能扛枪打仗，不善耕稼工贾，除入仕之外，兴学施教就成了“兼济天下”的主要工具，是“明道救世”的另一种路径选择。
时至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人阶层痛切反思皇皇大清败给蕞尔小国的深层原因，发现单纯引进西方技术、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并不足以拯救国运之倾颓，开始在社会制度改良、文化心理重塑的层面寻求救国经世之道。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对先生（张元济）刺激极大。
自始倾向维新，学习西学，以图救亡”。
⑦张元济的感受，可以代表当时知识人阶层层的普遍心态，不少人由此致力于西方人文社科著作的译介，西学东渐蔚然成风。
可见，张元济的兴教办学，传播西方文化，在当时既是经世救国的工具理性，也是中国知识人的价值理性，体现着理性主义与士大夫情结的交织共生。
另一个事例也证明了这一点。
①同上，第57页。
②这个时候张元济是持精英教育思想的。
③《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675~16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④徐致靖：《保荐通达时务人才折》，1898年6月13日，载《大清德宗景帝实录》第38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