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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思维差异学习英汉思维差异学习汉语语义流程：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最后，强调从整体直观出发，属于后重心。
句尾封闭，语义由后向前延伸。
英语语义流程：先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最前面，信息呈现按“倒金字塔”逐次减弱，先概括后细节，先一般后具体，先判断后阐述，属于前重心。
一、英语思维特点1、英语思维受“主客二分”思想影响，具有分析型、逻辑性、外倾式、抽象化、个体性、写实性、细节化、直接性等特点，属于“法治化”语言，具有“理性”特点。
英语重形合，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语言，句法完备，逻辑严密，用词求异，表意精确，富有变化，具有“显山露水”的特色。
英语句子必须有主语，句尾可无限延伸。
2、英语名词性结构多（句子呈现静态特征），介词结构多，物称结构多，被动结构多。
静态结构多，抽象性表达多，长句多，从句多，用抽象的词表达具体的事物和现象，体现了英语的形式化和逻辑化特点，用介词表达比较虚泛的意义。
3、英语句子呈现“焦点式”特点，句子组织结构是树状或葡萄型结构。
即句子的主谓结构，尤其是谓语动词，是全句的焦点和出发点，其它修饰、限制、补充附加成分的配置都要根据主谓框架而搭建，好似主干上的旁支，借助各种关联手段（关联词、语法手段）进行空间搭架构成一种树状结构。
在表达复杂意思时，主要通过增加结构层次，旁支延伸，叠床架屋的办法，是一种空间构型的复杂化。
二、英语的布局谋篇以直线为主，段落通常是以一个主题句开头，然后再按照一条直线展开，在以后各句中发展这一中心思想，属于直线式的篇章结构。
三、1、英语：描述事物大致可以分为按时间顺序描述和按空间顺序描述。
从时间上来说，美国人崇尚一种“人文序列”，习惯“开门见山”，从自我出发，描述时总是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先点出来，然后是次重要的，他不考虑这个东西在时间上按什么顺序发生。
2、而中国人习惯“按部就班”地描述事物，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后。
从空间上来说，美国人总是由我及外，由里及表的，而中国人通常是远远地走来，一步步贴近自我。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论英汉语言与思维的共性与个性[摘要]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
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
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
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
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关键词】英汉语言的相似性；英汉语言个性；思维的共性；思维个性；中国人人格研究关于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也即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包括汉语和英语的异同问题，在语言学界长久以来存在着两派对立的观点或对立的研究思路。
一派孜孜以求语言的普遍性或共性，以美国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为代表，力求找出语言的普遍规则，这一点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他们致力于研究二者的不同，强调语言的民族性。
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又有一些国内学者热衷于寻找语言之间的普遍性，比照英语研究的一些“普遍性”，汉语研究积极向其靠拢。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英汉语的异同？导致二者异同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本文首先对求同和求异两派观点做一概述，然后从思维的角度探究英汉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一、语言的共性与个性（一）语言共性研究目前关于语言共性问题，有两条代表性的研究思路。
一条是以美国乔姆斯基(chomsky)为代表的生成语法，主张通过对一种语言做深入的研究找出蕴含在语言中的普遍“参数”。
普遍语法假说为其整个理论的基石。
普遍语法认为，在人类成员的心智/大脑中，存在着由生物遗传而天赋决定的认知机制系统。
chomsky把这些认知系统称为心智器官。
决定构成人类语言知识的是其中的一个系统，他称之为语言机能(languagefaculty)。
这种研究思路，将语言从本质上定义为心智实体，它是对实在于大脑中的语言心智机能抽象地研究和刻画，最终是对大脑机能的研究和刻画，所以生成语法走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子[1]。
英汉并列结构的语法共性与个性
“英汉并列结构”是一种混合语言结构，在文学作品中被广泛使用。
它以英语作为主要组成部分，而中文只是一种次要的、辅助的语言元素，以突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丰富文学内容。
英汉并列结构是一种以英式英语为基本结构，结合中文语言文字构造成的双语并列结构，它以中英文字句混搭形式，贯穿文章的结构进行表达，有效融合了英语及中文的属性，使文章的表达更加生动而具有艺术性。
英汉并列结构的语法共性表现在它具有双语特征的特点，即英中文混合的结构。
其语法特征表现在英言的主要成分总是具有更强的语意表达力，而中文则多在句子中出现在其他句子成分之前，充当一种背景性的补充，将文字更加生动有趣。
此外，英汉并列结构的语法个性也被表现出来。
首先，英汉并列结构的语言特征主要表现在它具有复杂双连语法系统的特点。
它的主要特征是混合使用双语，英语与中文可以自由转换使用，从而营造出更多的让人深思的语句，使文章更加丰富多彩。
其次，英汉并列结构具有较强的口语性，它将英语句子中灵活的口语表达方式与中文场景性的表达方式相结合，从而展示出意象丰富，富有浓厚氛围的口语表达。
最后，英汉并列结构可以表现出文章的多样性。
英汉双语结构不仅可以表达出多种主题，还可以创造出多种语言环境，使文章看起来更加丰富多彩。
总而言之，英汉并列结构是一种独特而多样的语言结构，它不仅可以体现出英汉双语的特点，而且还能体现出一种个性的表达，从而
对文学作品的表现力和表达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英汉并列结构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性，使文学作品更丰富多彩，使作品更具有口语性，使文章更有意义，正因如此，它才具有如此重要而丰富的表达功能。
汉英思维模式差异（形合与意合）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各民族的观念、语言、思维习惯、情感和意志等的构成要素都有差别。
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往往潜藏于讲该语言的人的思想深处，这种隐蔽的机制常常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只有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人们才察觉和意识到。
就英语与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形合与意合的差异。
英语重形合（hypotaxis），句中各意群，成分之间都用适当连接调（Connectives）组成复句，形式上比较严谨，缺乏弹性;汉语则重意合（parataxis）即更多地依靠语序直接组合复句，由于其句子成分用逻辑意义贯穿起来，结构灵活、简洁，不会引起误解。
英语注重运用具体的连接手段以达到语法形式的完整，这些句子组织严密，层次井然有序。
在单个句子内，往往以一个主谓结构为核心框架，借助众多的形态变化来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形成一种主句套从句、结构复杂的复合句。
如：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这句谚语用Where连接，逻辑关系较为清晰；而汉语相对应的表达方式“有志者，事竟成”则未用任何连词传达了相同的意思。
汉语很少使用连结手段，句子看上去松散，缺乏明显的外在逻辑联系。
通过句子内在的意义将句群连在一起。
如汉语古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这些隐含丰富内蕴的词句末用任何连结词，却带给人们无穷的意境和无尽的遐想。
将汉语无主句的唐诗译成英语，翻译家则需根据英语习惯加上主语，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两句，许渊冲翻译为：Looking up，I find the moon bright；Bowing，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英语句子加上了主语I，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
这些差异反映了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英民族重理性．重逻辑思维；汉民族重悟性，注重辩证思维。
掌握了上述差别，翻译工作者在构句上就有了基础。
英语和汉语的语言思维差异汉语和英语语言思维的差异摘要语言是符号系统，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同时它也是思维的工具，是认识成果的贮存所。
思维能力是全人类共有的，没有民族性，但思维方式具有民族性，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对汉英语言的表达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汉语；英语；整体思维；个性思维：H030 ：B ：1671-489X(xx)24-0109-02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Thinking Differences//Li NanAbstract Language is a symbol system, is a product of the human mind, it is a thinking tool, to recognize the oute of the store. Thinking ability is mon to all mankind, nationality, has a national character, but the way of thinking in the Western way of thinking 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ery important.Key words Chinese; English; overall thinking; personality thinkingAuthor’s address Qiqihar Medical College, Qiqihar, Heilongjiang, China 161000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文化塑造了这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又不可避免地在其语言中有所体现。
按语言谱系分类，汉语和英语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由于它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各自用独特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形成各自独特的民族语言体系。
英汉语言思维差异
1.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
英语→汉语可省逻辑连词
汉语→英语要加逻辑连词
2.英语多物称，汉语多人称
英→汉：抽象名词换人称主语
汉→英：人称主语换抽象名词
3.英语重心在前，汉语重心在后
英语→汉语好戏在后头，先修饰，后中心词
汉语→英语开门见山，先中心词，后修饰
4.英语多被动，汉语多主动
英→汉：被动转主动
汉→英：若不强调发出者，就适当使用被动表达
5.英语偏静态，汉语偏动态英语→汉语
翻译：包含动词意思的词（名词/形容词/介词/副词）可以转化为中文的动作表达
汉语→英语
写作：把主动作当做谓语动词，剩下的考虑用名词性结构（名词/非谓语/从句）来表达。
中英文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直观与逻辑：汉语倾向于直观，在描述一件事物时倾向于用身体可以感受到的动作或表象来直接描述，而英语则倾向于透过现象描述事物的本质。
2. 主观与客观：汉语主观性强，英语客观性强。
汉语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我认为”、“我觉得”等主观色彩浓厚的词汇，而英语则更注重客观事实的陈述，尽量避免主观臆断。
3. 整体与局部：在句子表述顺序上，汉语倾向于从整体出发叙述问题，先整体后局部，先次要后主要；英语则倾向于从局部出发叙述问题，先局部后整体，先主要后次要。
4. 松散与严谨：英语句子结构严谨，汉语句子结构相对比较松散。
这是因为英语需要通过各种语法手段来表达意思，而汉语则更加注重意合。
此外，中英文思维方式的区别还体现在文字起源和语言结构上。
汉语属于自源型文字，以象形字为主，强调字形与物象的对应；英语属于他源型文字，以拉丁字母为主，强调音节和音素的对应。
这种差异使得中英文在表达方式、词汇选择和语法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总的来说，中英文的思维方式差异主要源于语言和民族思维方式
的差异。
语言是思维最有效的工具，既是思维的主要载体，也是思维的主要表现形式。
因此，理解中英文思维方式差异对于提高语言交流能力和促进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英汉并列结构的语法共性与个性
英汉并列结构是英汉两种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
它是指将英文和汉语句子并列，组成一句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句子。
英汉并列结构通常用于书面语中，它有一种复杂而又高雅的气质，也被用来表达文学效果。
本文将探讨英汉并列结构的语法共性与个性，以期更深入理解英汉并列结构的语法特点。
首先，英汉并列结构的语法共性是它的精确性和准确性。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本质差异，可以在一句话中更准确地表达某一意思，以便使用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
由于英汉并列结构能够将英文和汉语两者精确地结合起来，所以它有更快的表达速度和更加精准的表达程度，是用于书面语中的精确性最高的表达形式之一。
其次，英汉并列结构的个性特点是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英汉并列结构能够通过汉语和英语的并存，使句子的表达更加复杂，可以表达出更多的信息。
它还可以使书面语更加丰富多彩，增加文学效果。
此外，英汉并列结构还可以更好地表达句子的思想深度和情感，从而让讲述更加生动活泼、灵活多变。
综上所述，英汉并列结构虽然表面上复杂，但其内在的逻辑精确、思想深刻、表达准确，使其成为书面语中最受欢迎的表达形式之一。
然而，在使用英汉并列结构时，一定要注意语法准确性，避免出现语法错误。
所以，当使用英汉并列结构时，应该谨慎操作，以便使句子表达更加准确、通顺，从而表现出更加高雅的书面语言效果。
- 1 -。
思维的共性和语言表达的个性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可归结为三点：一是语言的内部结构不同，外国人之所以发不好zh、ch、sh三个辅音是因为他们的语言里没有这样的音位；二是民俗文化不同，外国人很难理解怎么“他妈的”“滚蛋”成了詈语，而“再说吧”却是中国人委婉拒绝某件事的表示方法；三是思维与语言形式的转换。
前两个问题另文分析，本文着重谈谈思维和语言关系的问题。
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是个老问题了，多年来学者们对此各抒己见却始终不能一致，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说，弄清思维的共性和语言表达的个性两者的关系对于教学效果有较大的影响。
比如说，韩国语、日本语在语言类型上不同于汉语，就这一点而论，韩日留学生学习汉语比欧美留学生并没有多大优势，然而韩日留学生在思维习惯上接近于中国人，他们学习汉语时碰到的母语干扰远比欧美学生少。
语言是一种信息载体，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人有语言能力。
任何动物即使有一些初级的信息传递方式，但绝没有语言，这是不容置疑的。
人的语言能力包括两方面，一是抽象思维的能力，二是能够发出各种复杂的音的能力。
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是人的先天性特点。
世界上各民族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尽相同，有的先进，有的后进，但是绝不能说民族有优劣之分。
同一民族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发展程度的差别，我们也不能认为古代人“笨”一些，现代人“聪明”一些。
只能说，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程度不同而已，他们的认知能力应该是一样的。
拿数量关系来说，1、2、3、4、5……以至于无穷，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对此都有共同的理解，这种理解有一定的客观基础。
十进位制同样如此，因为人有10个手指头，原始人用扳手指头的方法计数，扳完10个手指头，余数继续扳下去，十进位制就这样形成了。
但是，数量关系用语言表达就显现了民族个性。
一件商品原价100元，现以70元出售，汉语说是打七折，英语则说30％off，汉语说的是原价中保留的比例，英语说的是原价中减去的比例，两者内容（思维结果）相同而语言表达则有留去之别。
英汉语言的思维差异辨析一、汉英两种语言的思维支持在汉语和这两种语言中,思维基础是不同的,在汉语中基础思维支持为“辩证法”,而在英语中的思维支持为“形式逻辑”。
(1)辩证法汉语语言的主要思维模式是来自于辩证法,而辩证法是我国古代着作《易经》中的主要思想,其是我国传统文明之一。
在我国古代思想中,“阴阳对立”是主流思想,在《易经》中很多文字和语言思想都是阴阳对立的。
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太极、阴阳、道”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于自然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总结, 因此,不难看出,在我国古典哲学思想中,“阴阳两气交感运动为基础的对立统一就是世界”的观点成就了我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
同时,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很多古典思想的来源都是农业生产活动,人们在自然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就形成了一种“天人合一”思想,这也表现了我国古代思想的直接来源是人们的生活。
(2)形式逻辑英语语言形成的思维基础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的提出者是西方古代着名学者亚里士多德,这种形式逻辑在西方思想系统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 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我们东方人,他们利用便利的海运,商业开展得非常早,因此,数字逻辑对他们来说异常重要,他们往往是“以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因而,逐渐形成了逻辑思维,在语言的构成中,这种形式逻辑的表现也是非常明显的。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是用来辨别句子陈述与事实是否相符的一种体系,其就是我们中接触到的三段论,三段论的重点在于概念的外延,从外延再进行各种关系的演绎和推理,最终得到客观真理。
正是由于在东西方这种思维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就导致了在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模式。
中国是以“两点论”为主要的思维模式,而西方是以“三段论”为主要思维模式。
二、思维根源差异对汉英语言的影响(1)汉语语言同辩证法的关系在汉语语言中,无论是句子组成结构,还是语言组成模式都存在着辩证思想的影子。
首先,汉语的两分结构。
汉语是一种语义句法,力求一句话能够把思想完整的表达清楚,在汉语中,一个句子通常都是由话题和说明两个大部分组成的,而构成话题和说明的内容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短语,这要看所表达的内容而定。
[摘要] 文章从英汉两种语言书面语词汇、句法及语篇层面分析汉语思维与英语思维的一个显著差异,即“整体性”与“个体性”差异。
分析两种思维方式在语言上的差异对了解两种文化、学习两种语言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汉语思维;整体性;英语思维;个体性一、引言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语言及文化,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
不同类型的文化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文化心理特征的主要因素,起着沟通文化与语言的桥梁作用。
同时,思维方式又制约着语言的风格、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
汉民族思维方式以整体性为主,直觉为先,忽视个体,强调天人合一。
汉民族从整体角度出发,综合分析事理。
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取向,传统中国文化是群体取向,注重维护群体利益,保障群体团结,将集体主义视为价值取向的核心。
这种价值观体现在语言上表现为汉语注重由大到小,从强到弱,由国到家的表达方式,强调语言的排比、对仗等修辞手法。
而英民族思维方式以个体性为主,依赖抽象理性,强调个人力量。
英民族习惯于从个体角度出发,把事物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
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是个体取向,重个体的天人两分,强调维护个人利益,发挥个人潜力,实现个人目标,以个人主义、人本主义为价值取向。
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之下,英语里常常是由小到大,由个人上升到群体的表达方式,英语中“I”在句中总是大写, individualism 和egoism非贬义词。
[ 1 ] ( P37)汉语注重内在意念,整体印象,不受形式的约束,用词造句成章的最大特点是采用意合法(parataxis) ,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让读者和听者从整体上将句与句联系起来,领悟其中的意义,汉语对语境依赖较多( high - context) 。
“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 2 ] ( P141) ,这个“弹性”,体现了从整体出发,依赖语境的人的悟性。
与汉语相比,英语是一种更为形式化的语言。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摘要]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
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
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
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
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关键词] 英汉语言共性; 英汉语言个性; 思维共性; 思维个性; 汉语个性研究关于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也即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包括汉语和英语的异同问题，在语言学界长久以来存在着两派对立的观点或对立的研究思路。
一派孜孜以求语言的普遍性或共性，以美国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为代表，力求找出语言的普遍规则，这一点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他们致力于研究二者的不同，强调语言的民族性。
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又有一些国内学者热衷于寻找语言之间的普遍性，比照英语研究的一些“普遍性”，汉语研究积极向其靠拢。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英汉语的异同？导致二者异同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本文首先对求同和求异两派观点做一概述，然后从思维的角度探究英汉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一、语言的共性和个性（一）语言的共性研究目前关于语言共性问题，有两条代表性的研究思路。
一条是以美国乔姆斯基(Chomsky)为代表的生成语法，主张通过对一种语言做深入的研究找出蕴含在语言中的普遍“参数”。
普遍语法假说为其整个理论的基石。
普遍语法认为，在人类成员的心智/大脑中，存在着由生物遗传而天赋决定的认知机制系统。
Chomsky把这些认知系统称为心智器官。
决定构成人类语言知识的是其中的一个系统，他称之为语言机能(language faculty)。
这种研究思路，将语言从本质上定义为心智实体，它是对实在于大脑中的语言心智机能抽象地研究和刻画，最终是对大脑机能的研究和刻画，所以生成语法走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子[1]。
1957年他的第一部专著《句法结构》出版，标志着这种学说的诞生。
最先起来响应的有语音学家M.哈利，语义学家J.卡茨，句法学家P.波斯塔尔，心理学家J.A.福多等。
这个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学派，在几年内就一跃而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要流派，引发了语言学界的革命，至今仍然在语言学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乔姆斯基1965年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生成语法系统，包括语类、转换、音系、语义4个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有一定的顺序关系。
每个子系统都有一套规则，规则之间有一定的使用顺序，像用数学公式一样，逐步推导出句子来，不同的规则推导出不同的句子。
这样，生成语法系统好比一部机械装置，运转起来能够生成某种语言中的一切合格的句子，而且只能生成那些合格的句子。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生成语法的发展经历了初期理论、标准理论及其扩展条件理论、原则参数研究方式，一直到最近的最简方案，不断发展，甚至完全推翻了一些过去的理论。
另一派以格林伯格（Greenberg）为代表的语言类型学研究思路。
他们从研究多种语言出发，主要采用归纳的方法来发现语言的共性。
语言类型学的特征在于“数据-统计-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范式。
具体来说，语言类型学是通过跨语言比较，通过大量的语言考察、统计和对比，观察存在于这些语言背后的起制约作用的普遍性因素。
这些普遍性因素造就了人类语言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通过这些普遍性因素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语言形式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些语言形式却不能被接受。
虽然生成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研究思路不同，但在“语言的共性主义”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甚至在把语言的最终解释归入生物方面这一点上，他们具有更高目标的一致性。
以上介绍的语言共性说曾经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但近年来关注普遍语法，语言普遍性似乎又开始热起来了，出版了一些有关语言共性的论文和专著，如程工的《语言共性论》，从生理学、心理学、儿童语言习得、生成语法等角度论述了语言共性[2]。
有的文章论述了语言普遍性的多维度存在。
语言普遍性并不仅限于句法和语用两个方面，事实上还存在于语言的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各个维度中[3]。
（二）语言个性研究与语言共性相反，另一派学者着力强调语言的差异性、民族性，持此观点的学者同样很多，尤以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为代表。
他提出语言世界观的思想，即“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
他说：“我们在研究中就必须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结构的差异上，而这种差异并不能追溯到一个语系最初的统一性。
事实上，这样的差异首先要到语言方法与语言有限的努力之间最紧密的联系之中去找。
”[4]后来的人类语言学者沃尔夫提出了著名的“沃尔夫-萨丕尔假说”，这一假说包括语言相对论和语言决定论两个内容。
基本思想就是语言影响甚至决定人的思维，不同的民族语言决定着不同的民族思维。
尽管这一假说遭到了很多批评，但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语言和思维的密切关系。
而后来，随着生成语法的式微，逐渐兴起的在我国以申小龙为代表的文化语言学，在俄国兴盛的“语言个性”研究，都强调了语言的差异性。
潘文国教授专门撰文指出“语言学是一门人学”[5]，他所倡导的对比语言学研究思路要以求“异”为主。
而关于探讨语言差异的文章可谓不计其数，不少学者探讨了中英语言的文字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篇章等等各个层面的差异，其差异目前被语言学界普遍概括为形合与意合的差异，即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
对于英汉语这种重要区别，王力的总结可谓一语中的：“西洋语的结构好像连环，虽则环与环都联络起来，毕竟有联络的痕迹；中国语的结构好像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的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
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
[6]由此看来，语言学界历来对语言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观点：一派强调语言共性，一派重视语言的个性研究。
这两派观点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分歧，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语言观不同。
根据潘文国教授的分析，从最本质的方面看，语言学界有史以来所有的语言定义可以划归为四类语言观：自足系统观、交际工具观、天赋能力观和文化语言观（或语言世界观）[7]。
众所周知，语言甚为复杂，即包括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
上述不同的语言观就在于对语言属性的侧重不同。
侧重语言社会属性的是语言的交际工具观，主张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侧重自然属性的是语言的自足系统观和天赋能力观，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文化语言观强调人类的文化属性，主张用人文的方法研究语言。
在这四种语言观中，最看重语言个性的当属文化语言观。
他们坚持用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着重联系民族文化去研究语言。
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差异之大，有目共睹，因此他们对语言个性的强调是理所当然的。
与此相反，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其他三派观点，特别是自足系统观和天赋能力观，由于语言观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客观性”，自然会强调语言的“共性”，发现语言的普遍性。
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语言的共性还是个性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世界上的语言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那么我们不仅要问，语言之间究竟是共性大于个性，还是个性大于共性？我们该如何看待语言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密切，要理清语言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只能从语言背后更深层的思维来看。
二、思维和语言（一）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思维和语言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于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长期以来，普遍认为二者紧密联系并互相影响。
在关于谁占主导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认为语言决定思维，该派代表性观点是“沃尔夫-萨丕尔假说”。
另一派观点认为思维决定语言，代表性观点是著名的“认知假说”，认为认识先于语言，思维决定语言。
我们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首先，某些思维活动并不依赖语言，如艺术家的形象思维活动；其次，在英汉语当中都有一个出现新词语的语言事实，例如汉语中最近出现的“房奴”、“奔奔族”等词语正是因为有了对这些现象的思考以及表达的需要才创造出来的词汇，而不是先有这些词汇，才有这种现象和思考。
国内比较权威的思维语言关系研究专家曾经撰文指出，语言和思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离，存在非语言思维的事实[8]；再次，在语言产生之前，难道人类就没有思维活动了吗？所以，“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思维”[9]。
还有很多学者也是持这一观点的，如张思洁、张柏然、齐荣军等[10-11]。
（二）思维的共性和个性对思维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缺少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当讨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这里说的思维个性，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民族思维”。
关于“思维”和“民族思维”二者的区别，很多学者并没有加以明确区分。
笔者稍作分析将有利于澄清各种争论。
我们知道“思维”指的是基于人脑机能之上的认识世界的能力和过程。
它是思维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人脑对信息的加工、输送、存储和使用而产生的各种思维过程、思维环节和内部结构，也包括这些环节在实际思维中的组合模型和演化过程。
这种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包括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这两种思维确是人类的共性，没有民族性。
而相当一部分人所提到的“思想方式”、“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等，其内涵属于“思维的个性”或“民族思维”，即在民族的文化行为中，那些长久地稳定而普遍起作用的思维方法、思维习惯及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众所公认的观点。
这种民族思维体现了该民族的心理特点，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近年来对英汉思维差异的研究成果也很多，如整体综合与个体分析，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引者注），直接与间接（直线与曲线——引者注），主静求同与尚变求异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两种语言相应的有所不同[12]。
其中整体综合与个体分析的差异尤为根本和显著，这也正是导致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深刻原因。
季羡林先生在《神州文化集成序》中认为：“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
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重综合，西方重分析”。
[13]很多学者对此也做了大量研究，赞同这样的看法。
其实东西方思维差异可从各自第一哲学中找到答案。
作为中国第一哲学的道论，从诞生时起就打上了实物的烙印，而不是从纯粹形式的逻辑方面去规定的。
“道”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合一”，这也是主宰东方文化的最高思想范畴[9]。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汉民族倾向于把世界看作一个综合的整体，崇尚“天人合一”的信念，不喜将事物割裂开来看待，而习惯于从总体上融会贯通、辩证把握。
这种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思想观点在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已逐渐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成为了汉民族所习惯的整体思维框架。
而综合型的思维方式使得汉语无词形的变化，语法形式的表达主要依靠词汇手段，组词造句中完全依据语义逻辑和动作发生的时间先后决定词语和分句的排列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