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新中国：《中国文学》英译中国文学考察（1951-1966） 倪秀华（广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摘 要： 1951年创刊的《中国文学》是中国国内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学的综合性刊物，但至今学界关注不足。
通过分析《中国文学》的创办动机、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其与同时期文学思潮和国家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探讨《中国文学》与冷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新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这一刊物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国文学》；翻译选材；翻译策略；文学思潮Abstract: Chinese Literature launched in 1951 is the only journal in China aiming at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English worl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urpose, the choices of translation material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is magazine,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literary poetics and foreign policies during 1951 to 1966, in an attempt to reveal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gazine and the nation-building project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magazine at the time.Key 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material; translation strategy; literary poetics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 （2013）04-0035-06一、引言中国的汉籍外译自古有之。
据马祖毅和任容珍（1997：698-704）考察，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国人从事的对外翻译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此后的中国文学外译活动一直延续并发展至今，尤其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有计划地对外译介中国文学。
然而，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主动把自身文学“送出”（季羡林，2004：1）的种种努力，目前翻译研究的关注度明显不足，尤其是建国17年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翻译几乎是研究的盲点。
在笔者看来，造成这种研究的缺失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否定倾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在西方启蒙话语的影响下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是政治的附庸，没有文学价值，同时期出现的中国文学外译随之也一并被否定，而被视为无研究价值；其次，翻译研究，尤其是描写翻译研究大多关注于目标语社会主动发起和/或生成的翻译现象或活动，而对源语社会出现的翻译现象或活动则关注不足；再次，史料等材料的匮乏也进一步阻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探讨。
建国17年的中国文学外译活动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生的民族国家主动对外翻译介绍本国文学作品，以响应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诉求和召唤，意图在国际社会中实现自我合法形象的塑造。
收稿日期： 2013-03-10作者简介： 倪秀华，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对外翻译、中国翻译史2013年9月Sep. 2013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第20卷第5期Vol. 20 No. 51951年创刊的英文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便是这一努力的见证。
本文从《中国文学》的创办动机入手，分析1951-1966年间的翻译选材及其与同时期文学思潮和国家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并探讨《中国文学》与冷战时期新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这一刊物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文学》的创办动机《中国文学》是为了对外宣传新中国，重塑新中国形象而创办的综合性刊物。
原中国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吴旸在谈到《中国文学》的创办动机时提到，身居英国的叶君健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不满国外有关中国的书籍，认为国外读者只能看到赛珍珠的《大地》中所描述的贫穷落后的中国以及林语堂笔下悠闲而古色古香的中国形象，而不能读到反映新的中国、新的人民的作品。
因此，叶君健向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和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副局长洪深提议创办《中国文学》。
在周扬等人的支持下，《中国文学》创刊号发行于1951年10月1日，成为“文化部对新中国第三个国庆节的献礼”（吴旸，1999：490）。
在创办初期，《中国文学》为不定期出版，选题较为随意。
1952年前《中国文学》为年刊，1953年改为半年刊，1954年改为季刊，1958年改为双月刊，1959年改为月刊。
1953年下半年《中国文学》正式并入外文出版社，开始系统地译介中国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由中国作家协会直接领导，是作协的对外刊物。
作为当时中国社会唯一一份专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期刊，《中国文学》在成为国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及其动态的最主要窗口的同时，也在国家政治体制内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由时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的茅盾担任主编的安排以及时任国家副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曾于1959年和1963年两次对《中国文学》所作出的讲话指示来看，这份期刊重要的政治地位可见一斑，成为官方通过对外翻译文学作品展现国家自我形象的专门刊物。
三、翻译选材作为文艺类综合刊物，《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刊登的作品主要有文学类和艺术类，其中文学类作品的体裁众多，既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节选）、散文、游记等，也包括文艺评论和文艺短讯。
刊物以有限的选目反映出建国17年文学界的主潮，再现了彼时新中国建构自身文学经典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新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政治文化外交的开展，从而展现出新中国的自我形象。
1 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对外翻译，尤其是由官方组织的对外翻译活动，是把符合自身意识形态以及诗学观的作品对外进行翻译、介绍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再现了源语社会将本国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努力。
《中国文学》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诞生，在这一时期译介了古典、现代和建国17年文学，体现了一个新生民族国家通过对外翻译文学的手段进行形象自塑的自觉意识。
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选材标准贴近当时中国的主流诗学观，主要译介的是被视为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充分彰显出国家文学的形象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是1932年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大会提出的文艺原则。
这一原则在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后一路向文学典范奔进。
在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确立为新中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扬，1984：248），极大地影响并制约着《中国文学》的选材。
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所登载的大都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
古典文学方面，刊载了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起源的《诗经》部分作品，如描写人民生产斗争和反抗统治阶层的诗作（《君子于役》、《伐檀》、《硕鼠》等），杜甫和白居易等部分诗歌（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及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等）以及被认为是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萌芽的唐代传奇（《任氏传》、《刘毅传》、《李娃传》等），还有宋明时期的话本（《错斩崔宁》、《碾玉观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以及志怪小说等。
《中国文学》体现经典化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通过刊发作品来纪念作家。
1953年是屈原逝世2 230周年纪念，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这一世界范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学家、知识分子的朋友等多重形象，尤其塑造了一个连接五四时期的民主主义和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家形象，为对外确立新生的新中国的合法化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学》的宗旨是对外展现新中国的新形象，这也决定了解放区文学和建国17年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解放区文学作为实践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创作与之后的建国17年文学充分展现了解放区时期以及新中国初期的社会政治文化面貌，是塑造新中国形象的主要载体，并成为《中国文学》主要译载的对象，其中以革命历史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两大类作品为主。
在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方面，《中国文学》几乎同步登载了解放区文学和建国17年文学中主要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铜墙铁壁》（删去前7章）、《火光在前》、《平原烈火》（节译）、《保卫延安》（节译）、《小城春秋》（节译）、《林海雪原》（节译）、《红旗谱》（节译）、《青春之歌》（5~10章）、《红日》（3~5，10~11，14~17，21章）、《三家巷》（1~15章）、《红岩》（4，14，18~20，29~30章），而短篇小说方面译载了《七根火柴》、《百合花》、《三人行》等作品。
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通过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历史来表现党的丰功伟绩，对外阐明和展现新中国政权的由来，以确立共和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对立的英美世界中的合法地位。
在农村题材小说方面，《中国文学》主要登载了一些表现农村土地改革和合作社运动的文学作品，如《太阳照着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上卷7~17章）、《三里湾》、《山乡巨变》（8，19~20章）、《创业史》（第一部1~17章及第二部2章）等长篇小说节选以及《太阳刚刚出山》、《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短篇小说。
这些作品无不表现出中国的农村政策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主人的幸福生活。
2 政治文化外交作用除了发挥着向外展现中国文学经典化过程，再现中国主流文学思潮和风貌的作用外，作为代表国家利益的《中国文学》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政治文化外交作用。
而因杂志刊物类的及时性特点，《中国文学》尤其在国内或国际形势出现动荡和变化而需要作出迅速反应之围的纪念活动一方面使人重新认识作为伟大诗人、正直的政治家和爱国者的屈原的个人价值，另一方面也让中国政府重新思考作为文化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影响，以及传统文化在现代国家扮演的角色问题。
”（戴燕，2002：122）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决议，争取国际地位，中国文化部适时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