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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谦抑性的实现途径——以“郝欣等案”为例论刑法谦抑性的实现途径——以“郝欣等案”为例刑法是国家维护社会正义、保障公民安全的重要手段。
在执行刑法时，如何体现谦抑性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本文将以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郝欣等案”为例，探讨刑法谦抑性的实现途径。
“郝欣等案”是指2021年2月上海一起网上敲诈勒索案件。
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郝欣等人以发布虚假信息、盗取他人个人信息等方式，威胁受害人转账赎回，涉案金额高达1.8亿人民币。
法院在审理此案时，通过下述三种实践途径体现了刑法谦抑性：一、坚持公正司法，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本案中，法院认真听取了被告人的陈述和辩护意见，充分尊重和保障了其诉讼权利。
法院依法对被告人进行了量刑，并对差异化量刑进行了探索。
对主要犯罪嫌疑人郝欣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对其他犯罪嫌疑人均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相应罚金。
这样的判决既能够维护社会公正，又能够适度体现刑法谦抑性。
二、突出矫治教育，关注罪犯的人性尊严为体现刑法谦抑性，法院将矫治教育贯穿于整个执行过程中。
针对这些犯罪嫌疑人，法院开展了心理矫治工作，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和责任，从而改善被告人的心理状态，促使其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尊严得到维护。
三、注重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保证执行合法与人性化的统一在执行判决时，法院注重遵循法律的人道主义原则，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把人性化作为执行的要求。
针对被告人特殊情况，法院可以采取相应的特别措施。
例如，在郝欣等人被拘留期间，法院为其提供适当的心理疏导和医疗救助。
总之，在执行刑法时，谦抑性是司法过程中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体现刑法谦抑性需要在公正司法、矫治教育、人道主义等方面不断探索，以突出法律的人性化、合法化特点。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权益，并逐步实现刑法谦抑性的最终目标。
除了“郝欣等案”外，国内外还有很多经典案例也体现了刑法谦抑性。
例如：1、日本著名法律事务所“雪松”的教导书尽忠书禁书案2、美国境内反恐战争期间关塔那摩监狱中的审判义务案3、新加坡向自由派人士胡者彬发出强硬指责并搜查公寓之案等等。
对刑法谦抑性的思考作者：张倩来源：《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3年第05期[摘要]刑法是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法典，是平衡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法律体现。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贯彻新刑诉法的关键时期，检察机关反思刑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理念，对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刑法谦抑性；检察机关；刑法一、刑法谦抑性的价值内涵（一）刑法谦抑性的价值定位刑法谦抑理论是舶来品，它诞生于欧洲。
1789 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由此，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和刑法人道主义在当时已经被广泛接收，并且逐渐开始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1]对人性解放和人权自由的普遍追求使得个人利益对国家利益产生了制约，此时的刑法制度开始兼顾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
积极的社会因素为刑法谦抑性理论的正式形成和完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一大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具有初步体系的刑法谦抑性思想也逐渐成为刑法学界的主流研究方向。
通常所称的“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刑法谦抑性应当是刑法原则的上位概念，它可以涵盖刑法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
刑法谦抑性应当定义为一种法律精神或者法律理念更为合适。
现代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没有纠纷，从某种意义上讲，和谐社会也是拥有完善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中，刑法解决纠纷的机制代价最大。
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和谐社会所希望的是，对于被打破的和谐要用最小的代价加以迅速恢复，并且不使这种恢复产生其他的不和谐，因而刑法的介入往往是最后迫不得已的手段，这体现着刑法的谦抑精神。
[2]（二）刑法谦抑性的内涵刑法的功能具有双重性，即保护功能与惩罚功能，当过分注重其保护功能时，刑罚就变得宽松、随意，国家与个人的利益不能够得到保障；若是过分注重刑法的惩罚功能，则刑法很可能会沦为暴力统治的帮凶，以国家强制力的形式侵害个体的正当权利。
刑法谦抑主义的渊源及理论基础2019-10-18⼀、刑法谦抑主义的渊源所谓谦抑，系谦让抑制之意。
刑法的谦抑主义，⼜称刑法的谦抑原则、刑法谦抑性，在欧洲⼜叫刑法的辅助原则。
作为源流，来⾃于罗马法中“法官不理会琐细之事”（Minimanon curatpraetor）的刑法格⾔，其字⾯含义是法律不规定和处理过于轻微的事项，相反，只是规定和处理较为重⼤的事项。
奴⾪制刑法和封建制刑法尽管也存在着谦抑思想的⽕花，但是以罪刑擅断主义和严刑峻法为其主导思想，恣意性、⾝份性和残酷性仍是其刑法的主流。
为了反对封建刑法的残酷性，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刑事古典学派学者⽴⾜于理性主义、⾃由主义和个⼈主义，提出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刑罚⼈道三⼤原则，刑法谦抑性的思想已蕴含其中。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从体现⼈类理性的⾃然法精神出发，指出“过于严酷的法律，反⽽会阻碍法律的实施”，“酷刑能够有效制⽌⼀般邪恶的⼀些后果，但是它不能惩罚这种邪恶本⾝”，主张“治理⼈类不应该⽤极端的⽅法：我们对于⾃然给予的统帅民众的种种⼿段的使⽤应该慎之⼜慎”。
近代刑法学⿐祖贝卡利亚也指出应以社会契约论为刑罚权的根据和约束，从源头上限制刑罚权，主张刑罚对公民⽣活尽可能少的⼲涉，进⽽反对残酷、不⼈道的刑罚；他还认为预防犯罪⽐惩罚犯罪更⾼明，并从树⽴法律权威、传播科学⽂明、促使法律的执⾏机构严肃执法、奖励完美道德和完善教育等⽅⾯开出了预防犯罪的药⽅。
英国哲学家边沁有⼀句名⾔，称“温和的法律能使⼀个民族的⽣活⽅式具有⼈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
”这句话可谓刑法所以要奉⾏谦抑原则的法哲学基本理论。
上述先哲们对刑法的论述，⽆不闪烁着刑法歉抑思想。
⼆、刑法谦抑主义的理论基础刑法谦抑性原则在刑法领域被提出来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合理根据和正当理由的。
综合各种材料，笔者认为具体可从以下两⽅⾯来分析：1.刑法的内在性质需要刑法的谦抑性⾸先，刑法的谦抑性来源于刑法机能的双重性。
论刑法的谦抑性文献综述刑法的谦抑性，指刑法的最后性和不可替代性，在现今轻刑化趋势的指导下，刑法的谦抑性日益成为倡导的主趋势，这在最新修改的刑法修正案九中也较为明显的体现出来。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刑法谦抑不等同于完全的摒弃，应当保障报应与预防、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两者的平衡，所以说如何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界定刑法谦抑的范围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刑法谦抑性的理论诠释(一)刑法谦抑性的含义最早的刑法谦抑性的提出者是甘雨沛、何鹏中认为“谦抑就是意味着缩减。
”①并采用列举的方式阐释了谦抑思想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并以此来为谦抑的理论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这里面，有一些学者觉得，要定义刑法的谦抑性应该以最后手段为着重点。
例如著名教授陈兴良认为，相关的立法者应当通过最小的支出，甚至是不需要刑罚，来换取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并以此来对其他的犯罪进行有效的控制与预防。
而张明楷教授则主张，刑法所具有的谦抑性，其实指的就是，刑法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应当依据一定的规则，来对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进行严格的控制，也就是说，所有的通过运用其他法律就能够得到有效抑制的行为，并且能够对合法权益进行充分保护时，就不要把它规定成犯罪。
②与上两名学者相似思想的梁根林教授则主张，所谓的刑法谦抑性，指的就是应当将刑法当做社会抗制违法行为的最终防线，对于那些可以通过使用其他手段来进行调整的，应当尽量避免运用刑法的手段来对其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可以运用较轻手段的时候，就尽可能的避免运用较重手段。
③还有一部分学者是以国家的权力为着重点。
例如林山田认为刑罚虽然也体现了最后手段，但是却明示了主体即为国家职权的行为。
王明星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贯穿整个的刑事领域当中，国家需要根据相关的规则，来对刑法的调控程度与范围等进行严格的控制。
④对于抑制性含义的论述，许道敏博士主张，刑法的抑制性主要包含了以下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国家在运用刑罚的过程中，必须要根据刑法来进行自我压抑，两一方面，就针对于人民而言，其有权通过运用刑法，来限制国家对于刑罚权的行使。
论刑法的谦抑性刑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目的和功能，为社会稳定和法治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与其他法律领域相比，刑法具有一定的谦抑性，这种谦抑性对刑法的制定、解释和执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刑法的谦抑性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对于司法秩序和社会的影响。
首先，刑法的谦抑性体现在其目的与功能上。
刑法的首要目的是维护法律秩序和社会稳定，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
然而，相比其他法律领域，刑法更倾向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对于刑事罪行给予严厉的处罚，以警示他人，维护社会道德秩序。
与此同时，刑法也注重保护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以确保刑罚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刑法制定和执行的谦抑性，使得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犯罪行为，又能兼顾对犯罪分子的人权保障，保持了相对的平衡。
其次，刑法的谦抑性还体现在对量刑的谨慎与慎重上。
刑法量刑是刑法实施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犯罪分子的利益和社会的公正。
刑法在量刑时，通常遵循的原则是刑相适应，即犯罪的刑罚必须与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相适应，既不能太轻也不能过重。
这就要求刑法的量刑必须慎重和平衡，不能过度惩罚，也不能过度宽容。
刑法的谦抑性还表现在对犯罪责任认定的审慎和公正上。
刑法追求的是对犯罪分子的公正审判，以确保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合理关系。
刑法在确立犯罪责任时，要求严格审查证据，确保指控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这有助于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保护被告人的权益，维护司法的公正和公平。
刑法的谦抑性还体现在对处罚方式的选择上。
在执行刑罚时，刑法通常首先考虑非刑事方式（如缓刑）或替代刑事方式（如社区服务等），以减轻刑事惩罚对犯罪分子及其家庭的不利影响。
只有在非刑事方式和替代刑事方式无法恰当适用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刑罚方式。
这种谦抑性体现了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充分尊重和保护犯罪分子的人权。
然而，刑法的谦抑性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对犯罪行为的谦抑性，可能导致刑罚过轻，无法有效震慑犯罪行为。
其次，对量刑的谨慎与慎重，可能导致个别案件的公正和公平受到挑战，引发争议和不满。
谦抑主义原则
1、谦抑主义原则：
又称“刑法谦抑主义”。
是指刑法的机能不可能是无限的，刑法的适用必须谨慎和适度。
理由是：①刑法只是惩治犯罪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惟一和决定的手段；②刑法适用范围有限，不适用于所有的违法行为。
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上，刑法谦抑原则要求考虑：(1)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在其他法律不能发挥保护法益作用时才能适用刑法；(2)刑法不能介入公民生活的所有方面，只有当公民的行为触犯刑律构成犯罪时，刑法才能介入；(3)刑法的宽容性，虽然犯罪行为存在，从维护社会方面考虑亦可不适用刑罚的则不适用刑罚。
在刑事立法中，确定科刑条件需遵循刑法谦抑原则，对一种行为适用刑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这种行为必须是大多数人认为对社会有明显的威胁性和不可容忍；(2)对这种行为处以刑罚符合刑罚的目的，且不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3)对这种行为能够进行公平的处理，不存在代替刑罚的适当方法；(4)对这种行为进行刑事诉讼上的处理不会产生质与量的负担。
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正确解读及其适用谦抑性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
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
一般而言，下列情况没有设置刑事立法的必要：第一，刑罚无效果。
就是说，假如某种行为设定为犯罪行为后，仍然不能达到预防与控制该项犯罪行为的效果，则该项立法无可行性。
其二，可以他法替代。
如果某项刑法规范的禁止性内容，可以用民事、商事、经济或其他行政处分手段来有效控制和防范，则该项刑事立法可谓无必要性。
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称“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
这句话可谓刑法所以要奉行“谦抑性”原则的法哲学基本理论。
故而，那种将人民群众的违法行为动辄规定为犯罪的立法法，不是立法在民的表现，殊不可取。
其三，无效益。
指立法、司法与执法的耗出要大于其所得收益。
西方国家有“不合格磅秤罪”的规定，这在中国，显然会“无效益”。
实在说，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对“不合格磅秤”行为，即便逐一施以一般违法处分，都无效益，更甭说将其设定为刑事犯罪行为了。
由此可见，所谓刑法的谦抑性，主要发生在立法环节。
然而，实践中，有人却误认为，当某种经济违法行为因其情节或后果严重而同时触犯刑法时，可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直接适用经济行政制裁，毋须启动刑罚。
例如，曾有来自刑事实务部门的人士谈及，称现在全国各地发生了近百余起滥砍电缆的行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屡禁不止。
其中有的人已触犯刑律，本可适用刑法。
但是，既然有关电信行政管理条例已经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设置；其他经济行政法也对其作出了相应的行政罚则规定，那就应当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可以适用经济法、其他行政法的时候，不要动用刑罚。
据此，按照此种观点，对此类人等，仅由有关电信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理即可，毋须再动用刑法，既然效果都一样。
我们认为，此一观点可谓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重大误解。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名词解释作为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利益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刑法中，谦抑性原则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它对刑法的适用和实施提出了要求。
谦抑性原则是指刑法在适用过程中追求的稳定和谦抑的特性。
它要求刑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设计刑罚标准、裁判一个案件以及执行刑罚时，应当保持审慎、克制的原则，以避免对个人自由权力和人权的过度侵犯。
在现代刑法中，谦抑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刑罚的合理性：谦抑性原则要求刑罚的确定应当考虑到个案的具体情况，避免过度严厉的刑罚对被告人权益的损害。
刑法制定者应当依据罪犯的社会危害程度、犯罪动机、犯罪后果以及个人背景等因素，确定适当的刑罚，确保刑罚在合理范围内。
2. 社会效益与人权保护的平衡：谦抑性原则要求刑法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要保护被告人的人权。
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要确保罪犯的人格尊严受到尊重，避免对其进行残酷、不人道的待遇。
同时，刑法的实施应当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的平安，以平衡社会效益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3. 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谦抑性原则要求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公正性和公正程序的保障。
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对案件进行裁决时应当遵循谦抑性原则，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公平和透明。
司法决策应当基于法律和事实，绝不应受到个人或其他压力的干涉。
4. 追求刑事政策的合理性：谦抑性原则也要求刑法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受到短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左右，而应当依据长期社会利益和公正原则进行考量。
刑法的修订和实施应当基于对犯罪现象的科学分析和对刑罚效果的评估，以确保刑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谦抑性原则的目的在于保护法治精神和人权原则，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与和谐。
在刑法的适用和执行中，谦抑性原则的遵循可以有效地权衡社会秩序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关系，确保刑罚的合理性、公正性和有效性，以实现法治社会的目标。
因此，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之一。
刑法谦抑性是如何被搁浅的基于定罪实践的反思性观察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刑法谦抑性在定罪实践中的现状及其被搁浅的原因。
通过对定罪实践的反思性观察，分析刑法谦抑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及其面临的挑战。
文章首先介绍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然后结合具体案例，揭示出刑法谦抑性在定罪实践中被忽视或弱化的现象。
接着，文章从法律、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深入剖析导致刑法谦抑性被搁浅的原因，包括立法缺陷、司法不公、社会舆论压力等。
文章提出了改善刑法谦抑性在定罪实践中应用的建议，以期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本文的探讨，希望能够引起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重新审视，以更好地发挥其在定罪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二、刑法谦抑性的理论基础刑法谦抑性，作为一种法律理念，其核心在于强调刑法的适度性、节俭性和补充性。
这一理念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背景。
在理论上，刑法谦抑性主要源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该原则要求，在适用刑法时，应尽可能保持克制和审慎，避免过度扩张刑法的适用范围。
这一原则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刑法谦抑性还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价值。
这种价值强调，刑法作为社会控制的最后手段，应当在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无效时才被动用。
这既是对刑法功能的合理定位，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实践上，刑法谦抑性的提出，是对传统刑法观念的反思和超越。
传统的刑法观念往往强调刑法的严厉性和惩罚性，忽视了刑法的适度性和人道性。
而刑法谦抑性的提出，则是对这种观念的修正和补充，使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更好地保障人权和尊重人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刑法谦抑性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的实践价值，但在实际的定罪实践中，这一理念却往往被忽视或搁置。
这既是由于传统刑法观念的影响，也是由于定罪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困境。
因此，我们需要对定罪实践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改革，以更好地实现刑法谦抑性的理念。
刑法的谦抑性研究论文•相关推荐关于刑法的谦抑性研究论文【摘要】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刑法的谦抑性价值在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因此，立法者以及司法者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刑法谦抑性的价值，从而更好的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
鉴于此，下文针对刑法谦抑性价值和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进行论述，并分析了刑法谦抑性价值在我国社会问题中的体现，以供相关工作者参考。
关键词刑法谦抑性刑法原则刑事政策犯罪引言刑法谦抑性理念和原则在防止冤假错案、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为确保刑法正确实施，相关立法者以及司法者需要对刑法谦抑性的涵义进行辨析，对其理论基础进行明确，并发现该原则适用中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1 刑法谦抑性价值与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契合刑法的谦抑性是一种刑法理念，虽然在刑法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其也贯穿于刑法的全部，而不是只是适用于刑法中的某个部分。
1.1 刑法谦抑性价值与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契合。
我国刑法第三条中明确指出：犯罪行为属于法律明文规定范围内的，则应依照法律定罪处刑；而犯罪行为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范围内的，则不能进行定罪处刑。
通俗地来讲，所谓罪刑法定原则其实是指公民、法人的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处以何种刑法，都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且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如果该行为不涉及刑法中的某一条例，则不能够对该行为进行定罪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法人以及公民的切身利益。
该原则既不涉及类推，更不允许进行法外定罪，这也就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所在。
1.2 刑法谦抑性价值与我国刑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契合。
我国刑法第四条中明确指出：对任何犯罪行为，在法律使用上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没有逾越这条红线的权力。
这一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对宪法原则的体现。
通俗的来讲，该原则就是：对于任何犯罪行为，不论犯罪实施者的政治面貌、社会地位、家庭背景、财产状况以及才能如何，都必须接受刑事责任的追究，并依法接受制裁，任何人没有享有超越法律之外的权力。
论刑事程序法的谦抑性作者：李志峰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02期摘要谦抑性一词进入法学领域主要是运用在刑法的有关论述当中，以“刑法的谦抑性”的形式出现。
刑法的谦抑性是人们对刑法的一种价值诉求。
对于刑事程序法即刑事诉讼法的谦抑性却没有人具体论述，大多是在论及刑法的谦抑性的同时提及刑事程序法的谦抑性。
对于刑事诉讼法来说，谦抑性也是人们对于该法律的一种价值诉求，相比于刑法来说，谦抑性更体现为刑事程序法的一种特性。
谦抑性在形式程序法中的体现和要求主要在以下方面：不起诉制度、无罪推定原则和刑事强制措施的谦抑性三个方面。
关键词刑事程序法谦抑性刑事诉讼作者简介：李志峰，湘潭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1-018-02谦抑性总是和刑法联系在一起，但在“刑法的谦抑性”这一词语中，“刑法”不应仅仅局限于刑事实体法，也应该包括刑事程序法，而且与谦抑性联系最多的也应该是刑事程序法，之所以现在的论述大多以刑事实体法去为主：一是因为刑事实体法的谦抑性问题较多，也复杂，实践起来更难；二是因为刑事实体法的问题出现较早；三是谦抑性一词出现的背景及目的也决定了其更多的是在实体法中论及，当然，重实体轻程序也不得不考虑在内。
为了论述的方便和不引起冲突，以及人们意识的统一性，文章中对于谦抑性概念的论述还是在“刑法的谦抑性”这一语境下使用，但此处的“刑法”更侧重于刑事程序法。
一、谦抑性思想的历史渊源和概念谦抑，在汉语词典里是指缩减或者压缩，也有许多人解释为谦和、抑制之意。
但谦抑一词正式进入法律领域，并成为刑法学者津津乐道的时髦用语究竟始于何时已难以搞清。
但可以肯定的是谦抑性在刑法学中的地位已受到了国内外法学家的高度重视，逐渐在现代的刑法制度中得到了体现。
与谦抑性有关的思想和法律制度比比皆是。
尤其在刑法领域论及刑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或基本价值的理论及法律制度时，谦抑性更是一种时髦用语。
（一）谦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西方的刑法谦抑性发展肇始于其经济的逐步发达。
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人们对刑法的机能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终成就了刑法的人权和社会保障机能走向统一，形成了刑法的谦抑性理念。
具体来说谦抑性思想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之后的启蒙运动人文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西方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价值理念之一。
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目的的学说，是人类对于人性、人身价值和尊严的一种反思。
在刑法中如果刑罚被滥用就最有可能造成对人性的任意践踏，因而刑罚的适用就需要慎之又慎。
在这个时期反对封建刑法及其罪刑擅断主义最为著名的乃是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贝卡里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它和罪刑均衡主义和刑法人道主义共同组成了刑法基本原则。
这三大刑法基本原则充分彰显了刑法本身的谦抑性。
（二）谦抑性的含义通说认为谦抑性作为刑法学中的概念最初是由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提出并传入我国，对于其理解，我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其中有代表性的对谦抑性的定义主要有三种。
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即使刑法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用其它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
可以说，只有在其它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或者其它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动用刑法。
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
”并以此为基础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包括刑法的补充性、不完整性以及宽容性，故谦抑性应视为刑法的法律性质。
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具体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它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与刑事立法的明确性、协调性原则并驾齐驱。
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它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豏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蕴含，是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
尽管各个者对刑法谦抑性的定义不相，但基本上都包括两个方面：限制处罚范围，降低处罚程度，以此来实现刑法的谦抑性。
同时，对于谦抑性的性质的理解我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是人们对刑法的一种价值诉求，正如张颖杰所说的“对刑法谦抑性的本体思考，需要划清‘事实’与‘承诺’的关系。
‘刑法本身是谦抑的’（本体论的事实）与人们‘认为刑法是谦抑的’（本体论的承诺）是根本有别的两码事。
人们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将‘事实’与‘承诺’相混淆，并进而试图以‘承诺’来替代‘事实’。
所以说，‘谦抑性’究竟是刑法自身的抱负．还是人们需要刑法具有这样的抱负，笔者认为显然是后者。
严格说，刑法谦抑性实际上是一个规定性的而非描述性的术语。
是关于刑法应当是什么的理论，而非刑法实际上是什么的理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事程序法的谦抑性的基本含义是：第一，刑事程序法的经济性。
刑事程序法的经济性，又称刑事程序法的节俭刑，就是用最少的支出获取最大的收益。
刑事程序法的经济性来源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所要解决的是适用刑罚的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矛盾，目的是实现刑事程序法效益的最大化。
资源的有限性迫使人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高效利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法律也必须有这种价值追求。
每一种社会控制方式的运行都需要付出成本，刑罚适用也不例外，司法资源投入过多会引起刑罚对社会成员的自由权、财产权等其他权益的过度的限制和剥夺，会超出刑罚需要的限度，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这都是违反正义理念的，所以刑事程序法的适用必须考虑经济效益，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众所周知，刑事程序法主要规定了国家运用刑罚权的程序，是对国家运用刑罚权的限制，是国家对犯罪所付出的成本，因此对刑事程序法进行经济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第二，处罚方式的宽容性。
处罚方式的宽容性，从整个刑事法律来看，主要是指刑罚处罚方法的宽容性，但在刑事程序法中则主要是指刑事强制措施的宽容性。
这一问题在后面将会详细论述。
刑事程序法的宽容性要求刑事程序法既有其“刚性”的一面，同时，更要有“柔性”一面。
当然，这里所说的刑事程序法宽容性，并非单纯减少刑事程序法中强制措施的适用，更不能为片面追求刑事程序法的宽容性而使社会和个人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刑事程序法保护。
二、谦抑性在刑事程序法中的体现（一）刑事程序法本身的谦抑性刑事程序法的谦抑性首先从大体上来说，可以从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的关系中界定，刑事实体法主要规定的是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是围绕犯罪规定的，侧重于对犯罪分子的惩罚。
而刑事程序法则是规定惩罚犯罪的程序，为作为强势主体的国家机关设定各种限制，防止其任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尤其是刑事程序法所体现的法制原则旨在将诉讼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以防止国家机关滥用职权，任意妄为。
甚至我们可以说，刑事实体法是刑罚权的扩张，刑事程序法则是对刑罚权的限制，尽量缩小刑罚权的实施范围，所以刑事程序法从其制定的初衷来看就是谦抑的。
从刑法谦抑性的程序意义来看，刑法谦抑性必然要求刑事“正当程序”理念和原则在司法过程中的全面贯彻和展现。
因为犯罪(嫌疑)人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关而言毕竟是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漠视正当程序的价值意义，单方面仅仅去追求刑法实体正义，那么像无罪推定一样的诉讼基本原则也只能沦为书本的理论而已，没有正当程序的保障，罪刑法定等刑法基本原则的作用和机能将大打折扣，刑法也难以真正成为保护犯罪人合法权利的大宪章，最终刑法的谦抑性精神也难以得到体现和维护。
（二）刑事程序法各项制度的谦抑性谦抑性在刑事程序法中的各项制度中也有深刻体现，这些制度是刑事程序法的基本制度，也是刑事程序法谦抑性的具体体现。
由于刑事程序法从本体来说就是谦抑的，其很多制度对谦抑性都有所体现，主要体现在不起诉制度和无罪推定，而刑事强制措施的谦抑性则主要是刑事程序法谦抑性的要求。
1．不起诉制度。
所谓刑事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的，以及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做出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一种处分决定。
“不起诉体现的是检察机关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
因此不起诉的处分决定就表明刑事诉讼将不会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审判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这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本意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防止给他们带来不应有的后果。
在犯罪情节轻微或证据不足不能证明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充分尊重被指控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做出不起诉，则避免了刑事诉讼中的非理性，可以尽早地使被指控人恢复人身自由以及获得精神上的解脱，真正实现程序上的正义。
检察官通过不起诉权的运用，可以针对每个具体案件中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实现个案的实体正义。
2．无罪推定制度。
无罪推定源于古代罗马法的“有疑，当有利于被告人之利益”，基本含义是对于疑难案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或裁定。
但无罪推定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思想，最早是由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家、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来的。
确认无罪推定原则可以最大范围内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
在面对疑难案件时，究竟是选择错判还是错放，涉及到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问题。
现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个案公正。
错案率对于司法机关来说也许只有千分之几，但是对于被冤枉的犯罪嫌疑人来说确是百分之百，遵循疑罪从无规则，必然会放纵某些罪犯，但如果我们把疑罪按有罪处理，则会冤枉众多无辜的人。
权衡利弊，如果采取“宁纵勿枉”的原则，则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是现代司法理念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付出的代价。
参考文献：[1]［日］平野龙一著．赖正直译．刑法总论I．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5.[2]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现代法学．1996(3).[3]张明楷．刑法的谦抑性．法商研究．1995(4).[4]赵秉志．刑法基础理论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6]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