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分析框架(管理学院)

2010年第6期下旬刊·总第460期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主要包含四个核心概念，即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和政策之窗。

从这四个概念入手对广州市的“禁摩”政策过程加以应用分析。

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的存在以及“政策之窗”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以“多源流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剖析中国政策过程具有一定适用性。

“政策之窗”的打开需要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的共同存在。

但同时，该理论作为源于西方的公共管理政策分析的工具，应用于分析中国特有国情、政治制体和管理体制下出现的具体问题时，其对政策过程的解释力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所谓政策过程理论，是指政策研究者基于一定的经验事实，在一定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某个或多个维度对政策的逻辑过程或过程中的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形成的一组本质上相互联系的概念或命题，以及一个逻辑结构严整的框架体系。

西方已经发展了许多较为成熟的政策过程理论，而其中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多源流分析框架和支持联盟框架属于较有代表性的三种。

一、多源流分析框架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主要讨论了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问题。

他所采用的是对组织选择的科恩-马奇-奥尔森（Cohen-M arch-Olsen）“垃圾桶模型（garbage can model）”1的一种修正形式。

金登认为，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中存在着三条过程“溪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和一个“政策之窗”。

问题、政策和政治这三条过程溪流主要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它们各自都是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发展的。

这些分离的溪流往往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汇聚在一起。

解决办法与问题连接起来，而且他们二者都与一些有利的政治势力连接起来。

而这种连接只有当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s）———竭力提出最得意的政策建议或关于问题的想法的机会———打开时，最有可能出现，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一个总体框架邓毅;毛焱;蒋昕;夏宝国【摘要】Losing the top-lever planning, the experimental schemes of China’s National Park System comes across with many problems. As the main unit of the reform, local government thereby would hardly generatea stable system, which lead to more conlficts and cause the reform deviates from their principle of protection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nection among the absence oftop-lever planning, the motiv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co nsequences concerned with China’s National Park experiment. And then bring forward an overal framework thereof, including the systems of unit management, the systems of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the ifnancial mechanism.%目前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缺乏顶层设计，作为改革主体的地方政府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加剧了其博弈和策略行为，使国家公园试点实施方案偏离了“保护第一、永续利用”的原则。

评析政府战略管理三角模型2010-01-11 清华领导力培训中国机构网政府战略管理三角模型的提出为政府管理者提供了新的管理思路与分析框架，对其进行评析和展望将为我国政府战略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大规模的政府改革运动，政府部门的职能、角色、组织结构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场“新公共管理”运动对西方政府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私人部门战略管理模式的示范效应下，战略管理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政府战略管理随之兴起。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战略管理作为一门新学科诞生，出现了首批论述政府战略理的着作和教科书。

其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马克·莫尔教授在此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他在所着的《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一书中，提出了政府战略管理三角分析模型（下文简称三角模型），这一模型的提出为政府管理者提供了新的管理思路与分析框架，对其进行评析和展望将为我国政府战略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政府战略管理三角模型介绍及拓展三角模型是由美国学者马克·莫尔提出的一种分析政府战略管理的模式和框架。

该模型确立了政府战略管理的核心目标-创造公共价值，分析了政府战略管理三大基本要素-使命管理、政治管理和运营管理（如图1所示）。

莫尔教授认为，政府管理的终极目的是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因此三角模型的核心是公共价值。

为了创造公共价值，政府管理者必须首先确定政府组织究竟要创造何种公共价值，即对政府组织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定位。

在完成对组织职能的精确定位后，管理者继而要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和大胆进行组织创新，争取最大程度地实现组织的公共价值。

因此，政府战略管理者的工作主要包括三项内容：确定组织工作目的；积极争取外部支持，使自己的工作目的具有合法性；提高组织能力，以真正实现工作目的。

这三项工作内容构成了三角模型的三大基本要素：使命管理、政治管理和运营管理。

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研究一个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构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并构建一个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深入解析路径依赖对产业变迁的影响机制。

本文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该分析框架进行应用，以期为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路径依赖，作为演化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描述了产业或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受到历史因素、技术锁定、制度惯性等因素的制约，从而难以改变原有发展路径的现象。

在产业变迁的背景下，路径依赖对于理解产业演进的轨迹、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回顾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分析了路径依赖在产业变迁中的表现形式和影响机制。

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将路径依赖作为核心变量，从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等多个维度对产业变迁进行综合分析。

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该分析框架进行应用。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变迁过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产业变迁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深入探讨路径依赖在中国产业发展中的具体表现、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本文还将结合中国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实践案例，分析如何克服路径依赖的制约，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本文将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实践启示。

通过深入剖析路径依赖在产业变迁中的作用机制，本文旨在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和升级。

二、理论框架构建在产业变迁的研究中，路径依赖现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路径依赖，指的是某一产业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原因、制度设计、技术选择等因素，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发展路径，这种路径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自我强化效应，使得产业或系统难以摆脱原有的发展轨迹，即使面临更好的选择也难以改变。

因此，对于路径依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产业变迁的内在逻辑，也能够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操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教学1．课程教学2002年10月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原农业经济系）工作期间，讲授《中国国情分析》、《农村金融学》、《中国农村现代化》、《农村发展概论》、《农产品期货市场》（《期货、期权与衍生证券》），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本科生课程2001年1-12月:清华大学博士后期间，协助胡鞍钢教授讲授《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MPA课程（副教授）1997-2000: 华南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华南金融研究》副主编，讲授《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西方货币理论》、《中央银行学》、《外汇买卖》等课程2．专题讲座2007.10至今：在政府、高校、CCTV等相关会议上，讲授《农村金融体系》、《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极化效应与全球性大危机》、《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当粮食遭遇发展主义时代》、《生态文明、粮食主权与人类发展模式》、《农村政策金融、合作金融与草根金融》、《新农村建设模式》、《中国国情分析》等2006.9-2007.9 ：在美国访问期间，做报告“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Creation of Rural Financial Systems in China”（2007.5 UCLA）；“Formal and Informal Financing in rural China”（美国东岸社会科学年会ESS2007，费城2007.3）；“中国农村金融与乡村发展”（UCLA中国学生沙龙）2000,9-2006.7 ：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研究生学术沙龙，讲授《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中国金融发展地区差距》、《欧洲见闻》等专题；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讲授《中国国情与经济发展》、《衍生品市场投资》、《“三农”问题研究》等专题；为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讲授《当前农村尖锐问题透析》、《新农村建设》等专题。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11月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Phi&Soc Sci) Nov.2023　 收稿日期:2023-05-27 作者简介:赵娟娟(1992-)女,讲师,法学博士㊂主要从事政党政治研究㊂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西方民主模式的治理效能比较研究(22CZZ008)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党在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优势与战略框架赵娟娟(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　要:政党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导性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㊂近代中国面临的主权不独立㊁政权分割以及政治组织的缺失不仅是晚清帝国的危机遗产,也赋予了中国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历史合理性㊂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政党权威㊁有效的社会化动员以及为处于混乱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提供的制度供给,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失败和社会分裂的基础上承担起了主导与实现国家建设与政治建制的使命,并成为国家的合法性来源㊂在现代国家得以建立有效政权的基础上,建设以政党为主轴的国家执政体系㊁国家权力不断理性化的法治体系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统一的价值体系等战略框架,是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证㊂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家建构;实践优势;战略框架中图分类号:D231;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23)11-0030-05On the Presenc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tate :the Practical Advantages and Strategic Frame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ZHAO Juan -juan(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 450001,China) Abstract :The party is the leading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state,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of China is the choice of history and the people.The independence of sovereignty,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lack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are not only the crisis legacy of the late Qing Empire,but also endow China with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of establishing a country led by political parties.Limit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effective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upply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chaos brought by the revolution,the CPC has assumed the mission of leading and realizing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failure and social division,and has become the source of na⁃tional legitimacy.On the ba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political power in modern countries,building a national ruling system with political parties as the main axis,a rule of legal system with continuous rationalization of state power,and a value system that or⁃ganically integrate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s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the CPC to carry out modern state construction and realize the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tate building;practical advantage;strategic framework 政党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作为西方社会的 内生物”在制度体系内 合法”生成的㊂基于国家已于政党之前存在,西方政党因此就没有国家建构的任务与使命㊂但在众多后发国家则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建构,政党在后发展国家建构中扮演着核心能动者的角色㊂如若没有强有力的政党,国家的触角将难以伸及领土的各个角落,也就很容易发生国家分裂与民族冲突,激烈的权力之争最终会迫使原有的制度化结构难以承受现有的矛盾而导致政治的碎片化㊂为此,一党制不仅带来了政党执政下的国家权威,而且保证了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㊂与西方国家将政党视为一种整合和表达各社会群体利益的机制不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党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承担着重要使命㊂同时,强有力的政党在传统国家的失败和社会的崩塌之后,承担了主导与实现国家建设与政治建制的使命,并成为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作为国家建构的主体在国家形成后规范着国家结构与政治秩序,以一种 非国家公权”的组织和社会政治角色合法地进入国家㊂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国家与社会组织起来,重建了政治价值,稳定了社会秩序㊂一、中国由政党主导国家建构的历史合理性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㊂西方国家的入侵和晚清统治权威的弱化在客观上为现代政党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建构创造了必要条件[1]㊂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提出的,是在外来的压迫与传统国家和官僚体系的解体与崩溃下,软弱的社会力量无法通过移植和模仿西式政党制度与议会民主实现救亡图存而构建的政治思想,并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身上得以阐释㊂政党产生于危机之中,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历史合理性来源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多重危机㊂20世纪中后期,中国被迫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㊂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国能够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开始学习和移植西方的器物㊁制度和思想㊂即使中国有着政治一体化的传统[2],但依旧难以抵抗现代化带来的现实性问题,而使中国遭遇着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㊂面临前所未有的 国家主权不独立”㊁ 政权分割”和 政治组织缺失”的国家危机,且这些危机同时发生而无法从建立在有持久生命力的儒家世俗伦理观念的传统帝制中发掘和借鉴解决危机的本土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代中国(晚清)已经无法再通过一种 闭关锁国的政策”来重塑昔日的辉煌㊂而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多重危机作为晚清帝国的危机遗产,为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思想提供了历史合理性㊂(一)帝国危机遗产:主权的不独立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年代,基于自上而下严密的官僚系统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使历史中国达成了一种政治一体化和政治超稳定的状态,从而维系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㊂但19世纪中后期,中国开启现代化的时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和殖民的时候[3],当古老的中国与现代化的世界体系发生碰撞时, 天下体系”的中华帝国古典国家形态已经发生变化 旧的中华帝国领土控制力大为减弱,以前中国的一些附属国,例如暹罗(泰国)㊁高丽(朝鲜)㊁缅甸㊁琉球等,都与中国结束了宗藩关系,或自立为帝,或成为了别的国家的殖民地和保护国;殖民扩张的外来挑战者也不再是古代中国时期的边陲夷狄,而是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㊂随着西方经过工业㊁科技和政治革命,不断向外扩张并建立资本主义体系,与过去尊重中国礼仪㊁接纳汉学的姿态截然不同,殖民者们开始桀骜自居,不再尊重和承认中国的文明中心位置,而是把西方国际关系中的法规和外交惯例强加给中国,直接冲击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国开始出现主权危机㊂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土地达三百多万平方公里,通商口岸的开放㊁关税自主权和治外法权的获得,使中国逐渐沦为 两半”社会㊂中国对外独立主权的丧失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一些具有政治意识的有识之士希望通过研究㊁宣传和实践西方的政党政治来实现救亡图存,政党因此在中国产生了㊂但 西方学说作为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社会观和哲学观受到动摇后的替代品”,其与中国国情与社会性质截然不同,因此中国推动政党政治的直接后果就是 削弱大一统官僚机构的组织基础”[4],加剧了社会的分散化状态㊂民国初期民主政治实验的失败推动了孙中山从 政党政治”向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思想的转变,正如孙中山所说, 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5]㊂作为承担重建现代国家重任的现代化力量,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㊂(二)民国政治权威危机:政权分割下的地方主义政治历史中国的政治体系虽然具有严密的中央集权传统,但事实上 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6], 皇权不下县”㊁ 县官治县㊁乡绅治乡”的权力格局使国家权力难以有效渗入乡土社会,官僚中国治理实际上是 无根的统治”[7]㊂尤其是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清王朝权威跌落,政权岌岌可危,社会的分散化状态日益加剧,加之于对外独立主权的丧失,国家权威下移,军阀割据一方,内部派系林立㊂因此,民国时代的现代国家成长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政权的分割问题㊂实际上,军阀主义的种子早在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招募地方军队时就已埋了下来,即使孙中山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也未能弥合南北方的对立;政治强人袁世凯在夺取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后,虽然争得了最强大的军队的效忠,但表面上统一并控制着国家的政治情势却埋下了军阀主义全面割据的祸根㊂袁世凯去世后,掌控中央政局的北洋集团彻底分裂,直㊁奉㊁皖等各大军阀派系陷入混战,这是国家政权的内部分割㊂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政权内部分割的重要原因就是帝国体系缺乏能够支撑帝国体系转型的阶级力量,缺少一个拥有全国领导权的政治组织或者 国家”,故难以弥合日益激烈的权力之争,从而使原有的制度化结构无法承受现有的矛盾而使政治碎片化日益严重㊂各地的军阀势力也越来越大,他们控制着所在地区的各种权力,国家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军阀割据和长期分裂的状态㊂而且国家政权内部分割的军事集团被外国势力所操纵,因而使得中国缺乏一个社会整合的中心,使社会整合无论是载体还是能量都面临着严重的缺失与不足㊂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需要集合一种超越于军阀武力之上的新的政治力量来引导国家走向统一和团结,结束四分五裂的状况,这一力量就是政党㊂因此,中国社会对政党的内在需要为政党的出现以及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历史合理性提供了内在依据㊂(三)主导性力量缺乏:政治组织的缺失通过上述对近代中国国家危机在 主权不独立”和 政权分割”的分析中发现,近代中国面临的全面危机已不仅仅是政治资格的丧失,更表现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政治组织和主导性力量的缺失,即缺乏一个核心且具有领导力的政治组织的存在以促进社会整合㊂正如亨廷顿所说, 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8],只有政治组织才能永久填补国家的权力与权威真空㊂因此,这个政治组织不仅是能够作为体现公共意13　第11期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党在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优势与战略框架志的现代性政权组织的存在,还能够作为国家建构的主导性力量或国家权威一般的存在㊂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体系中, 治乡”的乡绅是碎片化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但其与混战中的军阀结盟使基层传统社会趋于解体㊂此外,无论是接受西方新思潮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是在政治上无发言权的新兴工商业者,都极力倡导变革㊂即使在政党组织之间,也难以挣脱 朋党政治㊁集权和崇尚权威思想的羁绊”[9],从而蜕变为政治官僚组织㊂因此,在人心涣散的碎片化社会中,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主导国家建构的社会阶层㊂即便是萌生的政党组织,也要么蜕变为官僚组织,要么不能代表民众利益的诉求㊂要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一个列宁式组织严密的现代政党不仅能够代表民众利益诉求,而且具有动员和整合各种社会力量㊁从 横向”上融合社会群体㊁从 纵向”上同化社会和经济阶级的功能㊂如何整合分割的政权?如何让中国人凝聚为一个坚固的团体?孙中山给出了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答案㊂这个答案源于当时深刻和复杂的历史背景㊂晚清时期国家主权的丧失㊁军阀林立下的政权分割以及主导性力量的缺乏促使近代中国陷入全面危机㊂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思想就是在晚清帝制覆灭㊁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大环境下产生的㊂在当时四分五裂且缺乏政治共识的旧中国,少数具有政治意识的有志之士希望通过一个强大的政党来整合歧见和掌控国家权力,这不仅是革命形势的内在要求,而且对于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㊂二㊁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优势:中国共产党何以能政党作为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与转型的主导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国民党就奉行了由政党建立国家与治理国家的政治理念㊂ 把党放在国上”是孙中山放弃西方政党政治转而模仿俄国革命者建国的思想核心㊂建国是治国的前提,而要将党建在国上不仅需要确立建构足以建国的超级政党的架构和组织原则,还要建立起运用政党力量动员社会的政治运作机制[10]㊂但事实上,国民党在执政大陆时期,在名义上是个全国性政权,但真正实行有效控制人口不及全国人口的一半,主要是东南地区,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只能算是偏安一隅的政权㊂并且,国民党所建立的政权仅仅是国家政治体系的上层框架,也没有将先进的政治理念和代表党组织的意志和政策灌注到政党组织内部和社会的最底层,政权对基层的渗透力极弱,尤其是对广大的农村地区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国民党政权仅仅是弱势的城市政权,不仅没有真正发挥政党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更没有实现其所追求的由政党治理国家的目标㊂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最终实现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并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权力体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的优势以及其作为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的说服力㊂如果说政党主导中国国家建构是中国 政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之路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主导制度建设则是实现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㊂(一)结构性因素:革命带来的政党权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是以群众利益的代表身份在中国人民急于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提供了进行抗争的政治性组织㊂作为一个 社会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靠选票 进入”了国家方才获得 运作”国家的资格,而是靠革命手段 缔造”了国家,于是成为国家的灵魂,构成了国家最深刻的内容[11],从而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㊂中国共产党一开始是 地下活动”,并受到持续的扼杀和消灭,因为没有获得进入政治体系中的 合法”身份,所以几乎没有对当时的政权体系施加制度化影响的渠道和机会,也难以获得合法性的政治支持和资源供给㊂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法在政治体制内依靠既存的机制开展政治动员来增强政党权威,而必须从体制外谋求社会改造以推动政治发展㊂ 革命”是在主权不独立和政权分割问题之下最好的获得政党权威的手段, 这种革命性的动员不仅是解决共产党资源匮乏的手段,更是满足了当时民众利益诉求的唯一手段,因为民众唯有通过革命才能翻身做主人㊂”[12]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斗争扩充自己的组织容量,实现对社会的深度整合㊂与国民党将 统一”放在首位,因在抵抗外敌的斗争中作了妥协,并暂缓国内社会整合与社会矛盾的解决而最终加剧了国内社会的分裂有所不同,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代表劳动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所凝聚的是普通劳动阶级的力量,其以国民党执政时期 边缘政党”的身份,依照建党纲领并通过较小和较易的方式实现纲领而获得了更多基层民众的支持㊂这个过程不仅是共产党向基层社会的深入而获得基层民众认同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权威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社会整合的有效性带来了对政党的认同性,这种认同又增强了政党的权威㊂另一方面,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将先进的观念贯彻到政党组织和政党活动中去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发展倾向,对于长期面临无法解决的主权危机和政权危机的中国社会来说,是时代提供的最好选择㊂”[13]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㊁落后的 两半”社会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尤其是关于政权和族权问题㊂这种观念形态所产生的物质性力量,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权威形成的重要元素㊂(二)制度化因素:政党的制度供给从外部层面来看,革命及革命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政党权威;从内部层面而言,政党作为社会的整合器,使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制度化的状态,这种制度化不仅表现为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同时也推动了国家的制度化建设㊂对近代的中国来讲,基于革命运动的高涨与政治意识的提高所带来的急剧扩大的政治参与,最终造成的还是民族混乱与政权的分割㊂那么就需要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来减少因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而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㊂政党制度作为实现政治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中国共产党将群众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纳入到党的运行机制中,并实现了政党制度的有效运作㊂一方面,从政党本身的制度化来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严密的组织架构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㊂共产党在当时由国民党主导的政治制度框架中难以形成自身发展的政治空间,使其难以 合法”地嵌入当时的政治体系,建立与公共权力相对应的政治机构㊂作为列宁主义式的先锋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基础有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坚持民23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主集中制,广泛吸纳共产党党员,使共产党从严格挑选具有极高革命觉悟成员的集团转变为能赢得更多人支持并积极发展外围组织的政治组织㊂另一方面,政党从纲领和理念层面推动了国家的制度化建设㊂从政党力量来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共产党很难将推动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变为政治生活的现实,但政党组织的运作不可能脱离国家制度体系的规制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不断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总结革命的规律,以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从而为革命的成功与国家㊁政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南㊂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的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14]㊂(三)主体性因素:有效的社会动员动员”对于近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㊂就政治生活的现实而言,中央权威的下移与社会力量的分散化使社会整合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社会动员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前提㊂而政党作为进行社会动员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政治组织,为近代中国社会动员提供了组织载体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 通过将民族主义的要素楔入政党中去,以民族主义来动员社会资源以解决民族所面临的危难”[15]㊂ 三座大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为取得民族国家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通过宣扬民族主义来凸显民族解放的伟大意义㊂但 民族主义”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价值追求,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社会动员的工具或手段㊂ 在中国,共产党利用了民族主义者的局限性和优柔寡断,举起民族主义和革命这两面大旗,把农民动员到他们自己的一边”[16]㊂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政党的动员功能,重构了失败国家的政治形态与碎片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㊂如汤森所言, 对中共精英所说,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者行政管理,而是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17],最终革命胜利的到来以及现代中国的伟大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进行社会动员的意义所在㊂三、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国家的战略框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践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概念与实践开始,中国政党从放弃英美政党政治模式到选择苏俄经验,中国政治和社会经历了遗弃旧的政治秩序但没有就新秩序达成政治共识的历史时期,甚至清末王朝遏制并粉碎了推进新思想的㊁反体制的精英时,帝国制度的耐久性依旧引致了全国性危机的加深,使中国政党在国家失败与社会分裂的基础上承担起了建构现代国家的重任㊂可以说,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理论的重要元素,由政党主导国家建设的实践理性源自于近代以来历史主体的无能㊁政党的本体化意义及其救亡策略和逐渐形成的政治话语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㊁土地革命战争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最终推翻了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实现了从争夺革命领导权到建立国家中的最高政治权威的转变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意义的大胜利[18],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奠定了基础㊂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年代的边缘性政党向建设年代的核心性政党的重大转变,为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最为基本又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基础㊂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说,建立新中国是实现国家建构的第一步,进行政治和社会建设是不断更新的国家发展课题㊂因此,现代国家得以建构和发展要在建立独立国家和有效政权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战略框架,以凸显执政党主导性政治力量的意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㊂(一)建设以政党为主轴的国家执政体系中国政党产生于帝国危机时期,从借鉴英美的政党政治模式到转而寻求苏俄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实践经验,中国最终走上了一条 政党中心主义”的制度变迁之路㊂中国共产党主导国家建构的过程也是逐步掌控国家权力的过程,因此,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领导的根本方式㊂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驾驭整个国家机器的领导力来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又必须在执政过程中以领导人民运行国家政权的具体执行者来体现出政党的国家性㊂党在整合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基于领导地位所形成的权力体系与党执政所掌握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协调与处理,直接关系党对国家的整合与治理㊂就党和社会的关系而言,党对国家的领导决定了国家全面主导社会的政治关系,也就是说,国家全面主导社会所依据的是党对国家的全面性和深刻性领导的逻辑㊂党对国家的领导为国家主导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组织和体制资源,例如央地关系和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㊂党对社会的领导除了通过国家这一介质外,其所建立的系统的组织网络同样组织和领导着社会组织,如党员和党员干部在社会组织中的分布㊁通过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等㊂对于党全面领导国家㊁国家全面主导社会㊁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领导社会所形成的权力关系体现了中国的政治形态㊂此外,人民大众作为国家的主人和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其赋予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领导力量,从而使作为体制外力量的党,虽然不是国家制度内的权力实体,却依旧能够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㊂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而言,对于建设以政党为主轴的国家执政体系涉及到了政党㊁国家㊁社会以及人民大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国家建构的历史发展结果,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与国家运行的整个体系的相互衔接㊂(二)建设国家权力不断理性化的法治体系中国国家建设始终贯穿了一个课题就是权威性与民主性的关系,即国家权力的问题㊂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大众的领导力量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㊂就政党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主导者地位而言,中国政党政治从孙中山效仿西方国家实行的多党制㊁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到由国民党㊁共产党㊁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的代表组成临时中央政府,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其实也是政党权力向执政党权力的演变过程㊂当前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权威性,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中国共产党以武装革命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民主党派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能33　第11期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党在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优势与战略框架。

中国视角公共管理的发展、意义与问题论述作者：寇玉慧来源：《国际公关》2024年第04期作者簡介：寇玉慧，女，汉族，河南禹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摘要：在中国持续深化改革背景下，将公共管理学知识本土化成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点，目的是发现中国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薄弱环节，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管理体系。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与历史过程，分析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的概念及其两者相异之处，确定公共管理学的属性，将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向转为解决中国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本土化；公共管理；发展；概念；属性一、研究中国公共管理发展的意义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习俗、文化，将学科本土化能够产生1+1>2的效果，即一种知识本土化运用一个国家，就会产生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充实理论的结果。

第一，研究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意义在于明确学科研究方向，有助于根植我国基本国情探索符合自身要求的公共管理模式；有助于推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系统化、本土化，改变国内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马首是瞻的局面，引导国内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形成中国学派；有助于正确对待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为中国公共管理科学发展和运用奠定夯实的学理基础。

第二，有助于总结提炼中国公共管理发展规律，坚持行之有效、科学合理的方法，进一步发挥体制优势，同时按照公共管理的一般要求兴利除弊，不断改革创新，使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和推动国家治理水平及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有助于培养和增强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

学者应具备活跃的思维水准、较强的创新意识，学习过程中保持扬弃和批判的学术精神，始终保持一种学习西方文化是为了完善本国的理论的责任感。

理论必须对现实进行概括、抽象，以理论特有的方式表达对现实深沉的观照，努力将理论服务于本国现代化建设。

二、中国公共管理的前身：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是为满足我国发展需求而出现的理论。

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一个分析框架关于《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一个分析框架》，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在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当今时代，随着我国各项改革不断深入，政府创新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内部，它越来越多地与公民社会发展、地方治理成长发生着关系。

从实践上来看，地方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创新的一种趋向，建立起“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分析框架对地方治理的基本内容、社会根基，政府的主导作用，可能出现的异化问题以及实现路径选择进行了论述。

下载论文网关键词：和谐社会；政府创新；地方治理；地方政府中图分类号：D625；D033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1.00821世纪初，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社会建设”被明确地提出来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去。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各级地方政府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心任务，大力开拓创新，将视野投向政府之外的社会系统，更加关注民生需要和社会发展。

从学理的角度来看，政府创新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创新正趋向于地方治理。

因此，建立起“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这一分析框架，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势。

一、地方治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各项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府组织开始主动地在观念、体制、行为等方面进行创造性地变革，政府创新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

由于地方政府直接面对地方的公民与社会，地方政府的创新就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总体上来看，无论是从创新的方式、内容还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已不再局限于政府体系内部，它越来越触及到政府以外的社会系统，并且随着创新在深层次上的展开，在广范围上的进行，政府和社会的运行方式被深刻地改变着。

一、引言管理学科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与自然科学的明显差异，管理学科和管理行为与价值观传统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在开放的环境中，由于子组织系统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可能建立普遍的法律和因果规则。

由于管理的本质包括价值的合理性，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中，很难理解和评价这一价值本身的历史和变化。

管理理论的构建不仅深刻反映了现有管理研究科学与世俗化的传播和管理理论的普遍性，而且还探讨了世界管理理论的真实性，实践性知识。

加强国际影响力，引领中国商业行为的必要性是大国崛起的必然选择和历史使命。

在过去的30年里，特别是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本土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总结和继承组织管理从业人员的困难经验，还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概述，进一步促进管理理论的发展。

二、中国本土管理理论（一）中国本土管理的内涵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现象，有必要在理论上探索中国独特的区域管理现象，这一观点得到了商界学者的一致认同[1-2]。

TUSI将“本土管理”定义为“利用本土语言，本土研究主题，本土意义构成对本土现象进行科学研究”。

总体而言，“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是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的独特管理现象或其自身管理要素的研究，使用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工具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一个特色的管理研究系统，处理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实践。

（二）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现状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前20年，软件和硬件的基本框架是在学习，参考，模仿的初始阶段。

我们目前面临的是未来二十年如何进行，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正处于历史转折点。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其使命还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的本土管理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与此同时，现有的研究成果要么是中国的商业实践，要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往往具有特殊性，忽视了对本土管理中共性的追求。

中国本土管理的独特性得到了认可，但缺乏将理论从个性提升到共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