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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思远藏《南宋拓⽯⿎⽂》考证⼀安思远碑法帖珍藏品回顾 ⼆⼗世纪⼋⼗年代末⾄九⼗年代初，在纽约的中国美术品拍卖市场上，很多珍贵的碑法帖善本与中国书画同时展出拍卖。
现以佳⼠得拍卖⾏的藏品为主，列举数件引⼈注⽬的经典名品如下： 《旧拓晋唐⼩楷》苏富⽐，⼀九⼋九年。
《旧⽔拓瘗鹤铭》苏富⽐，⼀九⼋九年。
《吴云旧藏宋拓圣教序》佳⼠得，⼀九九⼀年。
《南宋拓⽯⿎⽂》，佳⼠得，⼀九九⼆年。
《明拓天发神谶碑》佳⼠得，⼀九九⼆年。
《宋拓黄庭经》壮陶阁旧藏，佳⼠得，⼀九九⼆年。
《南宋拓麓⼭寺碑》佳⼠得，⼀九九⼆年。
《宋拓孤本怀素草书千字⽂》佳⼠得，⼀九九⼆年。
《王铎旧藏明拓礼器碑》佳⼠得，⼀九九四年。
《宋拓⼤字⿇姑仙坛记》佳⼠得，⼀九九四年。
《北宋拓⼗七帖》佳⼠得，⼀九九四年。
《北宋拓淳化阁帖卷四》枣⽊原刻孤本，佳⼠得，⼀九九四年。
《明拓未断曹全碑》佳⼠得，⼀九九五年。
《北宋拓枣⽊原刻淳化阁帖第六、七、⼋》佳⼠得，⼀九九五年。
明陈元素题《⽯⿎⽂》(安思远本) 以上⼗四件拍品中，⼀九九⼆年、⼀九九四年、⼀九九五年出品的善本最多，此后较少。
其中的《宋拓黄庭经》《宋拓孤本怀素草书千字⽂》《北宋拓⼗七帖》《明拓未断曹全碑》《北宋拓枣⽊原刻淳化阁帖第六、七、⼋》是民国年间有正书局、商务印书馆、⽂明书局等以珂罗版刊⾏的影印本的底本。
《宋拓孤本怀素草书千字⽂》作为宋刻《阅古堂法帖》中的⼀部分，是宋拓孤本、天下名帖之⼀。
《北宋拓⼗七帖》为王羲之草书《⼗七帖》刻本中最出⾊的法帖之⼀。
这⼀时期纽约市场上出现的碑法帖善本多被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所藏。
这⾥列出的⼗四件也都是他的藏品。
⼆○○三年上海博物馆以四百五⼗万美元从安思远处同时购回《北宋拓淳化阁帖卷四》和《北宋拓枣⽊原刻淳化阁帖第六、七、⼋》，两件拍品⼀九九四年、⼀九九五年在纽约市场的成交价格是四册共计三⼗余万美元。
此后，上海博物馆把卷四、六、七、⼋四册作为北宋拓孤本《淳化阁帖祖刻最善本》⽽隆重展出。
关于明代大收藏家安国的十种石鼓文拓本的文章明代大收藏家安国的十种石鼓文拓本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人物。
其中，安国就是一位备受赞誉的大收藏家。
他以其丰富的收藏品和卓越的鉴赏眼光而闻名于世。
在他众多珍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十种石鼓文拓本。
石鼓文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种重要的文字形式，它以其独特的形态和深刻的内涵而备受推崇。
安国对石鼓文情有独钟，他不仅广泛收集了各种石鼓文碑刻，还亲自进行拓本制作，并将其珍藏于自己的收藏室中。
这十种石鼓文拓本分别来自于不同地区和时期，每一件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北宋时期岳州岳阳楼所刻《岳阳楼记》、南宋时期江西九江所刻《九江石鼓记》、明代时期江西南昌所刻《南昌石鼓记》等。
这些石鼓文拓本不仅保存了原始碑刻的形态和文字，更重要的是它们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
通过对这些拓本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民的思想观念、社会风貌和历史事件等方面的信息。
同时，这些拓本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其独特的笔法和艺术风格而备受赞誉。
安国对于这些石鼓文拓本进行了精心保护和修复，他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专业知识，使得这些拓本得以保存至今。
他还将这些珍贵的文物向公众开放，并举办了多次展览和讲座，以推广中国古代文化和书法艺术。
安国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收藏家，更是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传承者。
他通过收藏、保护和展示这些石鼓文拓本，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书法艺术的机会。
他的努力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习和研究资源。
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欣赏到这些石鼓文拓本所展现出的千年古韵和艺术魅力。
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见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瑰宝。
感谢安国这位伟大的收藏家，他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宝贵的遗产，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化。
石鼓文发展历程
石鼓文，又称为石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一种文字形式。
它最早出现在南朝梁时期，即公元6世纪。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最早的石鼓文是用来纪念死者的碑文。
这些石碑上刻有人的姓名、年代以及一些纪念的文字。
在隋唐时期，石鼓文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字形式，并且被广泛用于各种场合。
它不仅用于纪念碑上，还用于建筑物，如佛塔和寺庙的碑文。
石鼓文的形式也逐渐丰富多样，文字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化。
到了宋代，石鼓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宋朝的文人开始将石鼓文与诗词相结合，创作了一些富有艺术性的碑文。
这些作品独特的风格和韵律使得石鼓文更加受到重视。
明清时期，石鼓文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其应用范围。
除了用于纪念碑和建筑物，它还广泛用于刻印文献，如佛经和史书的刻本。
到了现代，虽然石鼓文不再是主要的书写方式，但它仍然在文物保护和研究领域中被广泛使用。
石鼓文作为一种古代文字形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石鼓文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石鼓文》善本举要小天籁阁藏本第二鼓（汧殹鼓）拓片（局部）《石鼓文》善本举要仲威《石鼓文》——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刻石文字，是现存最早铭刻于鼓形石体上的“史籀之迹”和四言体叙事诗，史称“刻石之祖”。
石鼓共有十件，每件各刻四言诗一篇，形成前后连贯的十首组诗，原文应有七百余字，今仅存二百七十二字。
每件石鼓高90cm，直径60cm，圆顶平底，因其形状略似鼓，故俗称“石鼓”。
但“石鼓”并非其原有自称，唐初最早著录“石鼓”的苏勖就将其称为“猎碣”。
乍原鼓原石故宫博物院藏有关石鼓的刻制年代，有五种观点：一、宋人巩丰、近人郭沫若提出，在秦襄公时期（前七七七—前七六六）；二、清人震钧和近人罗振玉、马叙伦、杨寿祺等主张，在秦文公时期（前七六五—前七一六）；三、近人马衡提出，在秦穆公时期（前六五九—前六二一）；四、宋人郑樵、近人罗君惕提出，在秦惠文王至秦始皇时期（前三三七—前二二一）；五、唐兰提出在秦献公时期（前三八四—前三六二）。
近年来，唐兰的《石鼓文年代考》一文在学术界影响较为广泛。
唐初，石鼓在宝鸡与凤翔两县交界的南原西端被发现。
南原是秦国故都之地，西临汧水，南面渭河。
唐宪宗时，石鼓曾经存放在凤翔孔庙，后经五代之乱而散佚。
北宋，凤翔知府司马池（司马光之父）在民间找回九鼓，第六鼓遗失。
宋皇祐四年（一〇五二），向传师重获遗失之鼓，虽然凑齐十鼓，但该鼓已经被民人凿成米臼。
宋大观年间（一一〇七—一一一〇）石鼓从凤翔迁到汴京（今开封），先置辟雍，后入宫中稽古阁，宋徽宗宝爱之，命人用金填入字口，以绝摹拓之患。
金兵破汴京后，将石鼓掠走，运往燕京（今北京）国子监，此后明清两代，石鼓存放地一直未变。
抗日战争期间，石鼓被迫南迁，最后转移至四川峨眉县（今峨眉山市）西门外武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石鼓重新运回北京，现存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石鼓文》在中国文化史、书法史、金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石上诗文，千古长鸣，这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密码，也是古老文明的长歌。
石鼓文鉴赏
石鼓文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之一，是一块石刻碑文，收录了南朝
齐时期的各类文字和刻纹。
石鼓文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石鼓路，
因此得名。
该碑文为石质长方形碑体，高336厘米，宽181厘米，厚
20厘米。
石鼓文记录了南朝时期政治、军事、地理、历法等各个方面
的内容，它的出现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石鼓文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南朝时期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的发展情况。
在历史记录方面，石鼓文为后人提供了
重要的史料。
在地理方面，石鼓文也为后来的地图绘制和地理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帮助。
在文化方面，石鼓文也记录了当时南朝各地的语言
方言和习惯风俗，可谓是历史文化瑰宝。
从碑文的文学价值来看，石鼓文是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代表之一。
碑文内容的多样性，包括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诸多不同书体，且书法工整，细腻柔美。
其中，“长沙刻像”部分书法尤为精妙，堪
称一绝。
总之，石鼓文作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之一，不仅记录了南朝时期
的时代变迁和社会情况，而且对于后来的政治、文化、地理、历法等
多个方面产生了重大作用。
同时，它的书法艺术也无愧于南朝时期书
法创作的代表之一，并被誉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珍品。
明代大收藏家安国的十种石鼓文拓本明代大收藏家安国是中国古代文物收藏界的巨擘，尤其以其珍藏的十种石鼓文拓本而闻名于世。
这些石鼓文拓本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安国的十种石鼓文拓本包含了《十三经》、《尚书》、《左传》、《穆天子传》、《易传》、《礼记》、《大戴礼记》、《孝经》、《论语》和《史记》等经典文献。
这些文献经过精心的拓本和整理，保存了它们的原貌和价值。
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尚书》和《左传》的石鼓文拓本，因为它们是古代经典的重要典籍，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石鼓文拓本的生成过程可谓异常困难，需要收藏家本人具备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
首先，他们必须找到真实的石鼓文物，并进行详细的考证和研究。
然后，通过细致入微的拓本技巧，将石鼓上的文字完整地拓下来，以保留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最后，他们需要对拓本进行整理和修复，以确保其保存和传承的完整性。
这些石鼓文拓本的出现为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通过对拓本的研究，人们可以深入了解明代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政治制度的演变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
同时，这些石鼓文拓本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安国的十种石鼓文拓本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宝贵财富，也是学术界的瑰宝。
它们的存在极其重要，不仅为我们搭建了通向古代历史的桥梁，还为我们履行文化传承的责任提供了典范。
通过研究和借鉴这些珍贵的文物，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我们的历史和自身。
因此，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些文物，将其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受益于其中，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析明安國所藏“石鼓文”北宋拓本之真偽（陳榮清）（初稿）明安国所藏《石鼓文》北宋拓本之辨析石鼓文自唐初被发现以来，拓本之辨是学者们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石鼓文的学者，有的未见过十件石鼓原件，有的未见过原石拓本，更未将原件和所见各种拓本进行仔细认真的研判和解读，多是依据典藏古籍文献而度之，对古籍文献中一些相互矛盾或以讹传讹的信息也未加辩证。
其中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有学者认为，明安国所藏《石鼓文》“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下文简称“安国三拓”）是“北宋拓本”。
最早提出“安国三拓”是“北宋拓本”的，是安国本人；最有影响、最权威认定“安国三拓”是“北宋拓本”的，则是郭沫若先生（下文简称“郭老”）的《石鼓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一版，下文简称“郭书”）。
在没见到“安国三拓”原拓之前，我们只能从现存文献“郭书”中对“安国三拓”作间接了解。
2006年4月4日、5日，在由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日本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上，笔者有幸亲眼鉴赏了由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下文简称“三井”）送展的“安国三拓”原拓局部（见附图一）和由三家主办单位联合署名出版的《中日古代书法珍品集》中由“三井”提供的“安国三拓”部分图版（见附图二）。
在“三井”送展的拓本中，“先锋本”的原拓本展有“速、君、子、止、求、牸、角、寺、兹、以、寺、吾；天、走、马、鸡、其、一”等字，送展的印刷品中，有“ 吾、既、君、子、员、猎、员、游、鹿、”等字。
“中权本”、“后劲本”的原拓本均展有“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等字（对“三井”送展的“安国三拓”原拓样本为何只展局部几字的质疑，笔者另作探讨）。
2008年6月，笔者又购得日本二玄社法帖彩色影印的“安国三拓”。
不可否认，“安国三拓”是至今为止国内外有关《石鼓文》拓本中保存字数最多的拓本，最古的拓本，最好的拓本。
但“安国三拓”是否就是“北宋拓本”呢？笔者经过认真解读“三井”提供的原拓局部和图版，对照日本二玄社法帖彩色影印的“安国三拓”（“先锋本”《听水阁墨宝》，平成二年十一月五日第一版；“中权本”《听水阁墨宝》，平成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一版；《周宣王石鼓文十鼓斋“后劲本”原色法帖选》（日本株式会社二玄社出版，昭和60年12月一版；平成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二版）和《石鼓文研究》辑录的“先锋本” ，《周宣王石鼓文“中权本”》，辻本胜已编著，日本《昭和新选碑法帖大观第一辑、第六卷》（参见西泠印社法帖丛编《石鼓文》，1996年11月1版），参见《秦石鼓文》（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1版），并结合自己拍摄制作文化专题片《石鼓文》（获国家广电局一等奖，第四届“五个一工程”奖）和续集《国宝石鼓文》所见原件和有关图书馆馆藏的其它宋、明、清有关拓本，进行比较鉴别研究后发现，将“安国三拓”界定为“北宋拓本”存在一些疑问。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五大书法一、序言在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中，书法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藏有许多珍贵的书法作品，其中五大书法更是被誉为国宝级的文物。
本文将对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中的五大书法进行介绍，并对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进行评析。
二、王羲之《兰亭序》王羲之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兰亭序》更是脍炙人口。
这幅作品用草书书写，行草卷轴，举世无双，极具收藏价值。
王羲之的《兰亭序》以其意境深远、笔法独特而闻名，被誉为书法艺术的典范。
三、颜真卿《祭侄文稿》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大家，其代表作《祭侄文稿》收藏于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这幅作品之所以令人称道，正是因为其雄浑有力的笔触，以及婉约柔美的线条，展现了唐代书法的独特魅力。
四、米芾《石鼓文》米芾是宋代著名的书法家，他的《石鼓文》更是被誉为书法史上的珍品。
这幅作品笔力遒劲，气势磅礴，展现了米芾豪放洒脱的艺术风格，被誉为宋代书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五、文征明《蘅塘退士帖》文征明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他的《蘅塘退士帖》以其潇洒飘逸的笔触而著称。
这幅作品书法精湛，气势恢宏，充分展现了文征明的艺术境界，被誉为明代书法中的艺术珍品。
六、黄庭坚《庐山谣》黄庭坚是宋代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庐山谣》展现了他细腻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幅作品以其清秀俊逸的笔触、洋溢着书卷气的艺术表现而备受称赞，被誉为宋代文艺复兴的杰作。
七、总结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所藏五大书法无疑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瑰宝，它们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沉淀和传承。
这五大书法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历史意义，成为了我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对后人的书法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八、个人观点作为书法爱好者，我对这五大书法作品深感敬佩和钦佩。
它们不仅在艺术上展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机会。
希望这些珍贵的书法作品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研究，为传承和发扬我国书法艺术做出更大的贡献。
独领风骚的《石鼓文》（中）《石鼓文》与石鼓歌本心书法2020-08-15 15:00:00《石鼓文》是我国石刻文字之祖，为世所重。
在文字史、书法史、金石学史甚至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介绍了石鼓文的发现及当时篆书的大概发展，我们则来看一看石鼓文对后世诗歌及书法的影响：《石鼓文》局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石鼓文是史籀留下笔迹概念的人是苏勖。
这一看法得到李嗣真的附和张怀瓘的论证。
于是“石鼓”、“石鼓文”从此便得了名，文字被判定为史籀所写，石鼓便被认为是讽谏周宣王畋猎而刻制的东西了。
唐朝初年，石鼓被发现后，因其上所刻之字无人能识，文人墨客纷纷为之吟诗作对。
有“诗圣”之称的大诗人杜甫就曾作《李潮八分小篆歌》：“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
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
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
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
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
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拏肉屈强。
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
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
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
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诗中“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这大概是石鼓发现后，文人对它最早的看法吧。
此后，唐朝专门作诗记石鼓的则是韦应物和韩愈两人。
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诗中“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表明了韦应物认为石鼓是周至宣王时期的产物；“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开启了石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
石鼓文[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石鼓文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
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
、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
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
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基本信息中文名石鼓文出现时间先秦类别秦刻石文字由来九大镇国之宝·秦石鼓文石鼓文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
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
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
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
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
----《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
《石鼓文》原石历代简介主周说“主周说”起始于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说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
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
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安国旧藏《石鼓文》三种鉴藏流传考略茅子良近日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中，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提供的安国旧藏《石鼓文》三种为存世最古的石刻拓本，特别引人瞩目。
一、关于石鼓文石鼓文为春秋，一说战国时代，秦国刻于似鼓形石的籀文四言诗文字。
该石鼓十件，唐初发现，系我国刻石之祖。
原在天兴(今陕西凤翔)三畤原。
前曾委弃于陈仓之野，故称“陈仓十碣”。
又因其地在岐山之阳,也称“岐阳十鼓”。
因文字内容记狩猎事，又称“猎碣”，始见于窦 《窦 <述书赋>注》，当时已有打本。
唐末以来多次移置，现藏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花岗岩石质，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
有一石(《作原》)在宋时已改凿为臼，另一石文字已无存。
清乾隆时别选贞石摹勒鼓文，利人拓印，石鼓文遂有新旧二种。
石鼓所刻四言诗为十首一组，一般依《诗经》体裁取各件起首字作篇名，有《吾车》《 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但于各篇名、排列次第尚有异议。
关于石鼓的时代，唐代以来学者见解分歧，旧时包括明代安国旧藏《石鼓文》三种的题名，多认为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时制作。
至近代渐趋一致，公认为东周时秦刻石，但仍有郭沫若先生之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即周平王元年)说，马叙伦、震钧先生之文公(公元前765-前716年)说，唐兰先生之战国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即周烈王二年)诸说。
石鼓之名始于张怀瓘《书断》。
原文七百字以上，现存二百七十二字。
在书法史、文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
传世最好拓本，为安国旧藏三种北宋拓本，称为十鼓斋“先锋本”(旧时误称“前茅本”)、“中权本”和“后劲本”，现藏日本三井文库。
郭老1936年在日本以黑白照片考订所著《石鼓文研究》一书，影印有先锋本，并另二种夺字补及安国诸跋缩印，于1939年沈尹默先生以“孔德研究所丛刊”之一出版，有沈老专论。
此前1935年，唐兰先生以购得《石鼓文》“后劲本”照片，并邀马衡先生考论，王福庵先生题签，由中华书局影印行世。
当时限于条件，印记有所模糊或逸失。
在清乾隆时代，张燕昌(1738-1814)据“天一阁”藏元赵孟頫“松雪斋”旧藏拓本，杂采他本摹刻上石，存字四百六十二，较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所载少三字。
不久天一阁原拓本毁于1860年火灾，世间遂以为更无第二本。
后来世人将张氏刻本，连同嘉庆二年(1797)陆元(1764-1849)又据此并校明清诸本重摹上石的刻本，视为“天一阁本”真传。
其实已愈益走失本真。
郭老一书出版，真相得以大白。
一般认为，石鼓文书体近于《说文》所载籀文(大篆)，系当时秦国使用的文字，笔势圆劲，结体严谨，略带方形，气韵高古，是秦朝标准小篆的前身。
为历代书家视作籀文之圭臬，深所珍爱。
清代以来，如邓石如、孙星衍、杨沂孙、吴大澂、吴昌硕、王福庵、邓散木诸家，皆法乳得力于此。
安国旧藏《石鼓文》“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三种传世最古。
如此命名，实因墨兵笔阵，各有千秋，以“示并重也”。
作为“古书奇物”，欧阳修所记“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
而安国藏本，重文不计，合残字及仅存一二笔数之，分别为四百八十字、四百九十五字和四百九十一字。
三种参合，可得五百零一字。
清末吴昌硕擅书，最精石鼓文，开一新境界新风气，其跋注明系阮元重刻本，惜当时无缘结识。
近代最早撰著《石鼓文研究》的史学大师郭沫若，当年也仅见照片。
据郭老考证，先锋本、后劲本所拓上限在皇祐元年(1049)。
中权本经安国考定，为政和二年(1112)赐本，何时拓本，安国未言；笔者意见，不会迟于欧阳修《集古录》十卷成书的嘉祐八年(1063)，因为多三十字。
近期有幸担任《法书至尊——中日古代书法珍品集》责编之一，我得先睹为快。
兹就《石鼓文》三种之收藏家、鉴赏家存有款印者作一考略。
二、关于“后劲本”及浦源《石鼓文》后劲本，每行四字。
安国亦称为“浦本”。
上有浦源“丙寅新秋东海生源记”：“……内监王寿康得此《十鼓》于故内废帖堆中，历年虽久，纸墨如新，若手未触。
观其装制，乃旧贡本也。
因余笃好，慨然见贻。
感受持归，条分为册。
装成浏览，觉其布墨之精、存字之多，绝无仅有。
不审校之韦(应物)、韩(愈)二公，当日所见者为何如也？”下钤“浦源之印”白文印、“长源”朱文印，起首“东海”朱文长方印，及帖末“浦氏家藏”朱文印记。
此处“丙寅”年款，安国于裱边以小篆题注：“丙寅为洪武十九年，正先生授舍人时也。
”是年为公元1386年。
浦源正是在这一年，将“贡本”《石鼓文》整幅拓本，剪条裱册，题记于上，成为其后安国所藏的后劲本——三本中所得最早者。
“搨墨之精、存字之多，均出余所藏各本之上。
其为五百年前物确然可信。
若非贡本，焉得如此尽善尽美乎？客秋挽华舜臣会，合以寒字号良田五十亩易归。
素愿获偿，割产奚惜，督工潢治，三复摩挲。
”安国是跋以小篆书于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季冬六日题曹本成后三日，赓续题此。
当得于客秋即1532年。
关于浦源，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收有“浦源”条：[明]字长源，号东海生，无锡人。
举授晋府引礼舍人。
工诗，与福建林鸿为诗友，号十才子。
尤善画山水，为倪瓒弟子。
检张慧剑先生《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著录无锡浦源事项计有五处：1373年任晋王府引礼舍人；1375年顷入闽收买书籍，访福建诗人林鸿，加入鸿所结文社；1379年出使陕西，道经淮河落水死，年三十六。
1640年福建徐 辑浦源遗集《舍人集》成；1693年，无锡张夏以手写明浦源《东海生集》四卷寄与山东王士禛。
由1379年上推三十六，浦源生于1344年。
但据《石鼓文》后劲本浦源亲笔题记，以及安国题识，可证1386年浦源尚在世，且任晋府舍人年份要迟十三年，卒年至少也要晚七年以上。
晋王即朱 (1359-1398)，明太祖第三子。
洪武三年(1370)封晋王，十一年就藩太原。
钤有“晋府书画之印”朱文印记于唐人摹《王羲之草书上虞帖卷》、本次展品元赵孟頫《楷书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卷》等。
清沈辰《书画缘》记浦源：“长洲人，至正间仕至大中大夫封京兆郡侯。
文章弘博，字画遒劲。
”(《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此处“长洲”不确。
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记浦源：“字长源，号海生，无锡人。
举授晋府引礼舍人。
倪瓒弟子。
……卒年三十六。
”此所记号海生，前夺“东”字，享年数则同上，惜生卒年仍未详。
此处存疑待查，谨请识者赐教。
此本除了安国钤印，尚有“缪诜之印”、“眉轩”白文印，“觐班群后含化万物”朱文长方印，“华夏”朱文印、“中甫”和“东沙心赏”白文印、“真赏斋”朱文长方印(华夏为安国同乡好友，明代收藏家，活动于1489年至1557年，室号东沙草堂，著有《东沙集》，同文徵明等交谊颇深)；明末“高攀龙印”(高氏1562-1626)、“东林学道人”白文印，以及清代同治“沈梧之印”、“伯庭”白文印记。
三、关于“中权本”及徐良夫、盛颙《石鼓文》中权本，每行五字。
安国也称为“顾本”。
并考定为北宋政和二年(1112)赐本，为“存字最多之本”。
曾经顾翊周藏，上钤有“顾氏家藏”、“顾维镐印”白文印，“翊周”朱文印记。
因盛冰壑与顾有通家之谊，知安国十鼓之集已得八九，其册后有倪瓒题字，与安国所得浦源本有师弟渊源，因此成人之美，使安国得以珠联璧合。
安国于十鼓搜罗二十年，耗费万金，终于墨缘有份。
此本题识于嘉靖甲午二月中旬，即公元1534年，也就是安国病故这一年。
元代画家倪云林观款为：“癸丑中秋观于耕渔轩，倪瓒。
”下钤“云林子”朱文印记。
倪生于1301年，卒于1374年，癸丑为公元1373年，他幸运地见到中权本，次年就离开了人世。
该耕渔轩主人即徐良夫，著有《耕渔轩杂缀》，并记载此鼓及《大观帖》一同得之于某相国后裔，册上钤有“徐氏良夫”朱文印记，已极模糊。
循此“良夫”，经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徐远左”条：[明]字良夫，号渔耕子，一号松云道人。
吴县(今苏州)人。
元季隐邓尉山。
洪武(1368-1398)中授福建建宁训导，卒于官。
工书、画，书法隶多，正、行颇窘涩。
洪武二十二年(1389)游武夷九曲，二十四年作武夷九曲棹歌图卷。
著《金兰集》。
检《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等书可知，“徐远左”系“徐达左”之误，“良夫”为其字。
该年表著录徐氏事项计七处：1371年得《苏轼村醪帖》；1375年刻所辑《金兰集》三卷；1389年在建宁任县学训导，游武夷九曲；隔年作《游武夷九曲记》；1395年卒，年六十三，上推可知生于1333年。
1760年吴县徐坚据所得抄本，重订徐达左所辑《金兰集》，并附以新增一卷刊行。
其中有一处引人注目：1373年倪瓒于耕渔轩还观赏过《怀素酒狂帖》。
查《大观录》卷二，时在八月十一日。
至于中秋那天，倪瓒还同王季耕(耕云)于耕渔轩同观《东坡村醪帖》并题(见《铁网珊瑚•书品》卷四)。
此前“八月七日偕耕云叟访耕渔隐者，风雨寂寥中为留三日，日有图书笔砚之乐。
九日耕渔赋诗见赠”，十日复赋诗《题耕渔轩》。
(并见朱仲岳编《倪瓒作品编年》，图版八三《题徐耕渔诗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十五日又次韵耕渔诗奉答，有句云：“身同孤飞鹤，心若不系舟。
……居吴二十载，未及兹山游。
君才如鲍谢，摛辞亦云优。
……”可见徐达左同倪云林均为隐逸高士，气息相通。
倪云林于一年前的壬子“中秋夜，月明胜常年，良夫与景和携酒至耕云轩酣饮，及二更乃就寝。
……十八日暮雨作，至十九日不止，因赋”《中秋夜欢饮》诗。
(见《大观录》元贤法书卷九)隔年甲寅即观赏《石鼓文》的次年三月，倪瓒又“邂逅耕渔居士于开元精舍，因征余画，为写”《小景》并赋赠七绝，有句云“此日一杯成邂逅，淋漓醉墨气如云”(《六研斋笔记》卷一)，从此诀别。
以上活动，可证倪云林与徐良夫同为“友契”(倪氏语)的知己之遇。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据《苏州府志》记徐达左：一字良辅，一号松云生。
少受《易》于鄱阳邵宏道，又受《书》于天台董仁仲。
值时局多故，隐居光福山中，耕渔轩在光福镇。
吴宽《题东坡遗张平阳诗真迹》“旧藏光福徐良夫家，所藏高编大册甚富，今不存矣”。
任建宁训导，系应乡人施仁守建宁之请，六年卒于学宫。
俞贞木撰《建宁府儒学训导徐良夫墓志铭》记“卒于洪武二十八年”，可证其卒年无误。
徐达左斋号“耕渔轩”，取意并非耕田打渔，而是朝耕夕渔，爰读我书；唯古是嗜，名贤往焉；其乐在轩，以老于轩。
凡以上内容，可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缺误之处。
言及盛氏，中权本钤有“冰壑”朱文长方印、“盛颙之印”白文印记。
查《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和《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系一人。
盛颙(1418-1495)，著有《冰壑集》。
安国同乡。
字时望，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以劾宦曹吉祥(？-1461)而出知束鹿，成化间(1465-1487)累迁陕西左布政使，1485年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为官数地救荒尚能得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