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制社会历史阶段不容否定

中国的封建制社会历史阶段不容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决不是受“古典进化论”影响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单线、多线的矛盾或不一致。

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和规律应是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任务。

抛开唯物史观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性质来判断社会历史阶段的共性标准，而以布洛赫对于西欧封建制的个性特征的归纳作为标准否认中国封建制存在的观点缺乏说服力。

从历史事实可以看出中国的封建制社会历史阶段不容否定。

作为一个晚辈，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我这样一个机会，向各位专家、前辈请教，也包括向侯建新先生请教。

我的文章的副标题就是与侯建新等先生商榷。

侯建新先生的《“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认为，在我国将西欧的feudalism社会视为具有适用于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封建制度”或“封建社会”，最初源自严复受西方“古典进化论”影响而作的误译；继而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人们把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包括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在内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概念，特别是斯大林的“封建制”概念视为普遍规律，运用于中国历史分期。

“从此西欧和中国有了相同的‘封建社会’”。

然后，侯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论说“显然受到古典进化论的影响”，而且存在着“单线”和“多线”的差异；而斯大林的“封建制”概念更是“教条化”的产物。

由此造成了混乱。

侯先生遵循马克·布洛赫的观点，强调西欧的feudalism社会有四大特征：其一，非血缘、非集权的封君封臣制度。

其二，庄园制。

其三，尚武的武士等级是统治阶级。

其四，领主附庸关系中具有“原始契约因素”。

他认为，相比之下，中国秦至清代的社会却具有相反的特征，是实行“皇权专制制度”的社会，不能与西欧的feudalism社会混为一谈。

侯先生主张，秦至清代不应再称“封建社会”，有的学者已提出“专制官僚社会”和“王权主义”等称呼，可以讨论那种称呼更合适。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第一，侯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概念是受到西方“古典进化论”影响的结果。

这一论断是难以成立的。

因为达尔文首次发表《物种起源》是在1859年11月，把达尔文首创的进化理论运用到人类学而形成人类学中的“古典进化论”（以主张“单线进化”著称）的代表人物泰勒、摩尔根等人的著作都是在1860年以后才问世。

而马克思、恩格斯提到“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在1845至1846年间写成的，比《物种起源》早14年；马克思在其中提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在1859年1月写成的，也比达尔文的书早十个月。

可见，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那些发展阶段“显然受到古典进化论的影响”，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侯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理论存在着“单线”和“多线”的差异。

事实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本是马克思同一时期的著作，甚至可以说是同一部著作中的不同部分，因为前者是从后者抽出一部分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来出版的。

怎样理解马克思所作的以上三种“发展阶段”或“社会形态”的论说的差异呢？庞卓恒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做的依次演进的发展阶段都是只就西欧而言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大形态”或“三大阶段”的论说则是就全人类而言的，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其中包括了“家长制的关系”，从《资本论》等著作来看，马克思所说的“家长制的关系”主要就是指“亚细亚形态”或“东方社会”。

可见，马克思所做的那三种演进阶段的论说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从人的生产能力和与之相应的分工和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演进规律来划分不同的演进阶段或社会形态的。

他注意到东西方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但肯定发展规律是相同的。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演进阶段或社会形态论说里并不存在“单线”和“多线”的差异或矛盾。

第三，侯先生说斯大林的“封建制”概念是“教条化”产物，我们认为，从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去揭示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根本属性，这个方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斯大林关于封建生产方式和整个“五种生产方式”的论说，后来被一些著作当作普遍适用的公式，是不对的。

但是，把它视为对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发展规律的一种概略性的表述，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把它贬为“教条化”产物而根本予以否定，绝非科学的态度。

第四，马克思主义学者划分社会形态或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准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性质来判断某种社会形态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历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划分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历史发展规律。

而这条演进的主线应该是生产力的解放以及人自身的解放。

在这方面，马恩有许多论说。

具体到封建社会，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什么呢？是在的小生产的基础之上，自然经济占优势地位，封建主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劳动者本身，以榨取地租（不管是劳役地租、实物地租或是货币地租）为主要剥削方式，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

马克思虽然不止一次提到具有农奴制、庄园制和领主附庸制的封建制度是西欧独有的，但并不否认其他国家存在过与西欧封建制度本质相同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

这突出表现在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经历“三大阶段”或“三大形态”的论说中。

文章中这段论述比较长，我们认为有不少西方学者也赞同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判断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准，在这里不详细谈了。

第五，中国秦汉以降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及其体系构成，不仅构成我国这一历史阶段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各主要特点的重要根源，而且也涉及到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标准判断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性质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辩析。

侯建新先生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作过这样描述：“皇权俯视下的苍生，除辅佐他的王公大臣士大夫外，几乎全部都是国家编户制度下的小农，即“编户齐民”。

齐民，无差别之意，这里主要指政治等级上的无差别。

小农对土地拥有低度的或有限的所有权，而中央王朝拥有最高和最后的所有权，明显的标志就是朝廷向每一个编户民征收田租和赋役，“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

在中国漫长的中古时代，皇权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和对民众的广泛支配权，是西欧封建制从未拥有过的。

”我们认为这种论断并未对中国秦汉以后各历史阶段的土地所有制作动态深入的考析，而从文中的字里行间简单地推论为在中国漫长的中古时代实行的是一种“土地国有制”甚至是“君主土地所有制”这与西欧的土地所有制不同，从而进一步论证中国皇权“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欧封建制的不同。

其实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

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所有制必须以动态、发展的视角去把握，如果笼统地一概而论。

商鞅变法“废井田，民得买卖”，标志着完整的土地国有制被打破；从商鞅变法至唐中叶均田制被破坏之间的这段时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法律意义上讲国有制还曾占过支配地位，比如说魏晋时期的屯田、占田，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的均田。

但到唐中叶均田制被破坏为止，地主私有制与土地国有制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土地私有制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空间维度上讲，有“公田”与“私田”的区别。

中国历代王朝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国有土地，然而，“国有土地”和“土地国有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中对土地私有是有明文规定的。

另一方面，国有土地与皇帝私人占有的土地也是有区别的，从秦汉以来，在设官分职上历代都有不同的系统分别管理国家土地和皇帝私有土地，如“大司农”和“少府”之类，而且这种国有和私有的区别不是某一个朝代的偶然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因此，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如果简单地将国家权力与皇权划等号，恐也有失察之嫌。

还有几点需说明，一、田租与赋税的区别，国家从“公田”上收取的一般是国有土地的地租；而从“私田”上收取的是国家赋税，从历代的收取比率上看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决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

我们的文章举出了历代租赋的不同比例。

在侯先生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述中，似乎还只字未提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好像在中国除小农以外，只有中央王朝或者更直接说只有皇权具有土地所有权。

如果将地主向封建国家交纳的课税也笼统地说成是“田租和赋税”，而非“国税”的话，那么，除了封建国家（或君主）之外，在广大人群都应被视为受着它的剥削的同一阶级了。

而这似乎与两千多年间，农民与地主阶级长期斗争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二、国家权力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

土地所有权受到国家权力的干涉，并非中古时代的中国所特有。

古希腊、罗马一般被认为是依法律保护土地私有制，可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的雅典，庇西特拉图没收反对派贵族后裔的土地，在农民中分配。

公元前八八——八二年的罗马，苏拉派取得胜利后，为镇压马略派的反抗，一批批公布“剥夺名单”，被列名者，可以任人杀死，其财产出一部作为杀人者的奖金外，其余由政府没收拍卖。

即使是近代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1862年美国会授权总统可以没收南部同盟各州文武官员的庄园财产。

恐怕我们也不能据此说美国的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制吧。

三、土地国有制与中央集权没有必然联系。

唐宋以后，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而中国正是在此后中央集权政治得到了大的发展。

所以想当然地把土地国有同中央集权挂靠在一起，也难有说服力。

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入手，我们可以进一步剖析，地产的经营、地租形态、人身依附程度、超经济强制等，就会发现它们正是依赖于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封建历史阶段所共有的生产关系。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把战国秦汉以后至鸦片战争前的社会称为“地主封建制”社会，是有道理的。

第六，近代先贤们在翻译西方学术用语时，大都有意“挂靠”一些多少有点“牵连”的中国古词语，但其实际含义已有根本的区别，这本是大家都早已明白而且认可的事。

日知先生很早就对“封建”一词的译法提出过异议，但他在结语中的态度是“‘拂特封建’译名问题，正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关系而发生的，译名是次要的了。

”只要“研究西方中世和中国中世，各从历史实际出发可也，这样，feudalism 与我们的“封建”或“中世封建”的对译就可以有利而无害了。

”其实对于名和实的关系，即概念与现实的关系，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现实是第一性的，概念是第二性的。

如果抛开“封建”社会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不顾，却以译语不符合中国古词语原意而加以否定，如此说来，像“民主”、“共和”这类采用中国古词语的译名是不是都该否定了！那确实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次地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