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赵树理笔下的乡村题材小说之比较湖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0701班韩琼
摘要：鲁迅与赵树理小说都表现出了对中国农村现状和农民命运的极大关注。在致力于农村题材创作的发展上,他们前后相承,同时又都具有各自的特色,其主要表现在深沉的农民情怀、反封建的主题内涵、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塑造、对中外文化的批判继承等方面。本文将结合以上几点，对鲁迅和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
关键词：鲁迅赵树理乡村小说比较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农村题材文学的创作成果或许是最为坚实和发达的。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鲁迅便以现实主义来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在他的引领下,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派”作家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家及部分京派作家,都着眼于描写农村题材方面的小说。四十年代解放区新的政治环境及文化价值取向,无疑为作家提供了农村题材文学深化发展的良好契机,成长于解放区本土的农民型作家赵树理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的又一拓荒者。从这一视点出发,鲁迅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无疑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本文试图从农民情怀、主题内涵、人物形象、文学通变等方面,对鲁迅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进行总体比较。
一、农民情怀的一致性
把农民放在作品的中心位置,这不仅仅是一个题材问题,更是同作家的立场观点紧密联系着的重要问题。鲁迅与赵树理,都用各自的文学作品展示了他们关注农村现实的创作思想和深沉的农民情怀。古老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的生存形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虽也存在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但留给后人的,多是诗歌中对于“自然美”的抒写或“农家苦”的悲悯等浮光掠影式的印象。唐宋以后叙事文学的兴起,也未能彻底改变农民在文学中的边缘地位。《水浒传》引入了农民作为描写对象,但作者并没有较多付诸笔墨于现实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也难以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这场农民运动的意义及其局限性。《红楼梦》中有个具有农民气质和农民眼光的乡下人刘姥姥,但不过是偶尔闪现于大观园的“天外来客”,成为贾府上下酒足饭饱后的笑料。
农民被文学拒之门外的命运,终于在二十世纪有了改写的机会。“五四”之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的现代化带来了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学也第一次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整合。文学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当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代作家以现代化的目光回眸于昔日的乡村生活时,他们突然“发现”了农民这个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存在主体。他们从最熟悉也最有感触的生活出发,
如实地描绘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理智地审视中国农民问题。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夹击中急速衰败,农民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鲁迅怀着对农村的深沉关爱和对农民贫困与苦痛的深切同情,使自己的小说真正融会到乡土人生中去，具有很强的农民情怀。鲁迅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1](P.398)然而这种农民情怀与赵树理的又有些许不同，他站在先觉的知识分子立场上,将这种人文情怀上升为人文批判,以现代意识视角去穿透农村生活的表象,审视乡土人生平静的外表之下隐藏的封闭与愚昧。而这种立场的确立则是根源于对建立在分散、个体、落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帝国的深刻认识，针对中国近、现代特有的国情和麻木的国民性的魂灵，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巨大沉痛，以极大的热忱关注一代旧式农民的命运，描写和反映一代旧式农民的不幸，提出旧中国拯救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以引起世人的警觉和革命者的注意。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最富开拓性，最有当时那个时代特征的题材趋向。这个趋向，把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带入了一个可以堪称为那个黑暗、穷困、落后、愚昧的旧中国农村的一面镜子的辉煌境地。“五四”新文学的成就，在很大程度和基本意义上，则是指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描写这种黑暗、穷困、落后和愚昧的旧中国农村面貌，及带有悲剧色彩和训戒意义的农民形象的成就。同时，尚需指出，由于当时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特有的文化素养和生活条件，使得他们的这种艺木表现，带有浓重的思辩色彩和事实上又不为广大农民所读懂的欧化的知识分子腔调。或者说，他们的这种艺术表现，则是一种高层次和小范围的求索。他们在事实上，不把农民作为其作品的主要读者。在这个特定的题材领域，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进步作家，一方面主题深邃，用心深长，而一方面在事实上影响面却又不够广泛，只局限在知识界的狭小圈子，而没能深入到广大农民心中。《故乡》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农村题材小说,既流露出对闰土的人道主义同情,也掩饰不住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之间存在文化隔膜的悲哀。《风波》看似是对“无思无忧”的“田家乐”的速写,实则表达了对农村社会的闭塞守旧以及人际关系冷漠的怨愤。
如果说在鲁迅一系列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意在暴露和批判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妥协性，总结其失败的历史教训，那么，在赵树理的系列反映解放区农民问题的作品中，则时时告诫掌握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几千年的封建余孽、残存的封建势力与农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绝对不会在一个早上消失殆尽。农村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还是艰巨的。这样，鲁迅和赵树理两人都在各自的时代上，各自一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同样提出了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农村问题，农民间题，是中国旧、新民主革命整个历史时期，革命的中心课题，是检验革命彻底与否的试金石。此外，赵树理从鲁迅手中接过革命文艺这个“照亮国民精神的火炬”，继续沿着“革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的方向和道路上迅跑，并且进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个方向和道路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如果说，在鲁迅笔下，反映的是旧的封建专制时代中，农民沉睡，麻木，愚昧的魂灵，与事实上无力摆脱的悲惨、黯淡的生活命运结局相关有沉重的氛围;在赵树理作品中，展现的是在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条件下，农民依然被头脑中固有的种种旧的封建意识、观念、礼教所困扰。他们是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迈入新社会的门槛。在新文学的历史上，赵树理用天才的笔触，第一次正面展现了这种固有的腐朽、落后的思想和行为，
与新生的、先进的蓬勃向上的思想和力量的冲突，以及这种占支配地位的革命思想和力量，一定或最终战胜那种守旧、没落思想和行为的新的命运结局。因而使他的作品带有昂奋和向上的基调。因此，就创作的指导思想来说，赵树理和鲁迅一样，都是要“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引自《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都表现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审视，以及农民精神、思想状况的深刻思考。而赵树理和鲁迅不同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一代农民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农村，虽然也有种种落后思想负担和社会问题，但是，却具有和鲁迅笔下旧时代农村、被压迫农民所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命运结局。简言之，若说鲁迅作品更多地带有一种苍凉之气，而赵树理作品却卓然的带有一种明朗之慨。他的成功,得力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政策的鼓舞,更得力于他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情怀的深厚积淀。赵树理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农村生长环境给他带来了极度高涨的农民求解放的义愤,非常丰富的农村生活的知识,熟悉与爱好农民艺术的热忱,就是他后来创造作品的不尽源泉。”[2](P.12)赵树理从北方地区特别是山西农民古朴的道德情操和生存方式出发,对农民文化心态中闪光的东西诸如质朴、坚韧、坦诚和斗争性给予了充分开掘,对传统宗法制度影响下农村家庭中的尊卑、婚姻、婆媳等伦理关系的历史演进作了充分展示。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从思想、情感、习惯、气质到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特质。茅盾说:“他笔下的农民是道地的农民,不是穿上农民服装的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那种‘多愁善感’,‘耽于空想’的脾气,在作者笔下是没有的。”[2](P.193)赵树理的小说,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大大开拓了我国农村题材小说的表现领域。
二、主题内涵的相通性
鲁迅与赵树理尽管所处的时代不一,所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不一,但是他们用笔勾画乡土中国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反封建”作为自己小说的主题。“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3](P.26)别林斯基如是说。王富仁把鲁迅的小说称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而赵树理的小说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清醒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使得他们的小说“镜子”般地烛照着各自的时代和地域。鲁迅说:“说到’为什么’要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4](P.512)数千年超稳固的封建社会体系、封闭的生活环境、僵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广大民众精神的病态以及国民劣根性的深层积淀。鲁迅悲哀地发现,“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已经“衰朽到毫无精力了。”[5](P.44)鲁迅选取了启蒙的视角切入中国农村现实,抓住国民精神的弱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进行了整体批判。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茅盾就深刻地指出:“《呐喊》中间有封建社会崩坍的响声,有粘附着封建社会的老朽废物的迷惑失措和垂死的挣扎,也有受不住新思潮的冲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老中国的愚昧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老中国的儿女们。”[6](P.151)闰土甘居奴仆的等级观,祥林嫂“从一而终”的节烈观,九斤老太的保守尊古心态,爱姑对封建包办婚姻的不自觉认同,都是农民群众被奴役的精神创伤的体现。鲁迅以深广忧愤之心,写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启发人民摆脱蒙昧的束缚,追求“真的人”的地位。与鲁迅由启蒙视角切入反封建的主题不同,赵树理另辟蹊径,也找到了适合自己与时代的突破口。赵树理曾把他的创作经验归结为一种“问题”意识。他说:“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7](P.1651)写“问题”是作家关注现实、忧
国忧民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在创作主题上的折射。鲁迅批判地吸收了“问题小说”能揭露病痛的长处,并“开出反省的道路”,启发读者进行深沉的思考,找到问题的答案。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继承了鲁迅开创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密切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项运动,在人民群众改革现实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家本人也自觉地意识到了其作品为革命政治服务的目的性,他把这一特点概括为“政治上起作用”。“一般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尽管有极其浓厚的反抗意识,可是对久已形成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又多是习以为常的,有的甚而是拥护的。”[2](P.147)赵树理正是在这种反省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小说在用“问题”切入现实的时候,指出了“反封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因此,封建迷信思想、宗法社会的家长制、官本位思想及官僚主义等封建残留思想成了他批判的目标。二诸葛、三仙姑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实行封建包办婚姻;李如珍等封建家长称霸乡里,广大农民苦不堪言;老秦受官本位思想毒害,对老杨同志的态度发生过几次转变。这些情节,无不揭示了农村民主革命的复杂性、尖锐性。王富仁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两种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种是伴随着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需要发展起来的”,“一种是伴随着中国的社会政治革命的历史需要发展起来的”。[8](P.201)前者以鲁迅为代表,后者以茅盾为代表,赵树理的小说自然应该归于后者。尽管都是现实主义的文学,都反映了反封建的深刻复杂性,但鲁迅选择了思想启蒙的视角观照农村社会现实,注重向历史深处开掘国民精神,意在使农民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追求人性的解放。鲁迅思想的张力与认识的穿透力使他的小说获得了不朽的价值。赵树理选择了从政治的问题视角切入现实,用革命运动历史进程的描写取代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重在讴歌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但作品中冲突方式的设置简化了封建思想与民主社会的对峙,因而人物心理层面缺乏历史的厚重感。
三、人物形象的继承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个塑造农民形象的作家,成功地写出了一批旧中国被奴役的农民。被誉为写农民的“铁笔”、“圣手”的赵树理,也塑造出了诸如二诸葛、三仙姑、福贵、小飞蛾、老秦等一系列旧式农民形象。这是一群正在告别传统的奴性心态、软弱性格,在现实革命斗争中逐渐得到思想改进的农民,他们虽然带有强烈的时代地域色彩,但从精神上说仍然未能摆脱闰土、阿Q等典型的历史印记。或者可以说,正是闰土、阿Q们沿着历史的轨迹走到了新的现实环境中。尽管赵树理小说的背景与阿Q、祥林嫂的时代已产生极大差别,但封建宗法制度依然笼罩着农村社会的一些角落,农民身上的残余思想依然有所留存。鲁迅对国民精神的昏庸、麻木、逆来顺受等的批判,也出现在赵树理的笔下。福贵与阿Q,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流浪农民,他们的经济基础、社会地位相差无几,秉性都不坏,同时又都在精神上受到封建思想的毒害,养成了“二流子”的懒惰性。但与阿Q“精神胜利法”的生存哲学相比,福贵所受的封建落后思想的挤压似乎要小一些,因此又比阿Q多了几分敦厚正直,少了几分狡猾自欺。阿Q受了别人的欺侮,会转而向比他更弱小者发泄;福贵却尽量独自承受起全部苦难,“不愿叫老婆孩子跟着他受罪”。阿Q对自己的偷盗、赌博行为毫无道德评判;福贵却坦承“我知道我的错”。因此,阿Q只是走向毁灭性的“大团圆”结局,而福贵却敢于向恶势力讨回自己做人的尊严。闰土与二诸葛,都有中国农民淳朴、善良的美德,在封建思想的腐蚀下又表现出一种相类似的迂腐气。但同为被封建思想扭曲了的人物,处于历史沉滞期的闰土,其性格和命运具有浓重的悲剧性,而处于农村大变革时代的二诸葛带有更多的喜剧性。鲁迅以启蒙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女性时,常借
她们婚姻的曲折不幸来凸现悲凉的命运,祥林嫂、爱姑便是如此。无论她们具有多么勤劳的秉性,多么泼辣的性格,也无论她们是否有了觉醒的萌芽,都逃脱不了封建婚姻和专制压迫,在专制主义的淫威下走向肉体或精神的毁灭。鲁迅是自觉站在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的高度来思考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小飞蛾在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祥林嫂、爱姑们生活道路的延续,是历史条件正开始改变时期农村妇女悲剧命运的写照。首先,她们都生长在旧社会,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其次,她们都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不满,但又无力改变命运,只能做着消极盲目的反抗。尤为重要的是,她们都未能真正认识到自己悲剧命运的真正根源,所做的反抗其实只是建立在对于“从一而终”的节烈观和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自觉认同基础之上,因此免不了悲剧性结局。相比之下,三仙姑的反抗方式最为特殊。她以畸形的变态作风充塞生活,沾染着游手好闲、贪图享乐的恶习。赵树理对她从外表到言行都进行了丑化和批判,意在揭露封建专制压迫对人们的精神残害。但这一否定性审美评价也暴露了赵树理作为一个农民作家的局限性———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他难免对现代文化的理解带有小农气息和封建习惯意识。三仙姑的变态性格,其实是出于对现实婚姻的极端无奈,更是出于对自由爱情、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比起祥林嫂、小飞蛾等人忍气吞声甘愿做封建伦理道德的祭品来,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小觑的进步。鲁迅和赵树理都写了农民的落后性,但他们各有侧重。鲁迅注重从社会、历史的纵深处挖掘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他对待落后农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赵树理不再为农民的不觉悟而感到心境沉重,他着重写了农民克服自身落后面的过程,怀着美好愿望奉送他们光明的前程。鲁迅和赵树理同时还写到了农村中的觉醒青年形象。《故乡》《祝福》《一件小事》《社戏》存在着一个叙述人“我”,作为小说故事的目击者或参与者,他们又是十分完整的艺术形象。《祝福》中,“我”是与“鲁镇社会”格格不入的异己者,未能与劳苦大众融为一片,也拒斥鲁四老爷封建大家庭的现有秩序。因此在祥林嫂的再三追问下,只好选择以中庸之道逃避现实,显尽了“我”灵魂深处的软弱和浅薄以及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故乡》中的“我”面对苍凉凋敝的故乡景象以及“辛苦麻木”的闰土,惶惑之中只能树起“希望”的“偶像”。由此看来,鲁迅笔下的“我”与广大农民群众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精神代沟,他们还需要在现实中不断磨砺才能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者。赵树理有意把新型农民置于民主与封建的冲突范畴,刻画他们敢于反抗邪恶、心地善良、富有韧性和乐观精神。《小二黑结婚》中,在强大的封建势力挤压下,小二黑和小芹毫不示弱,喊出“送到哪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等个性解放的呼声,最终争得了婚姻自主的权利;《李有才板话》中“老槐树下的’小字辈’”,在恶霸地主面前,表现得有勇有谋,他们的机智勇敢给阎恒元及其狗腿子以沉重回击;《李家庄的变迁》中铁锁、冷元等人主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带领全村人民与恶势力斗争到底。总之,他们有倔强的性格,有藐视权贵敢做敢为的精神,在生活中取进取的姿态,较之鲁迅笔下的新式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积极主动的参与历史创造的豪情,是他们促成了作品中矛盾的转化、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农村社会革命性的巨大变革。就人物形象塑造的整体而言,鲁迅笔下的形象系列具有更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更深远的艺术生命力,他们已超越了具体的时空,即使放在世界文学形象画廊中也毫不逊色。赵树理小说中,时代政治在人物身上的投影浓重,而人物“内宇宙”的开掘显然不够,有着外界灌输的过多理想化的色彩。
四、文学通变的异质性
任何国家、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否则,它只能在自我
封闭中走向衰亡。“当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9](P.95)发轫于外来思潮激励的新文学便是引入异质文化的结果。“五四”以来,伴随着民主、开放的时代态势,“19世纪到20世纪这百多年来在西欧活动过了的文学倾向也纷至沓来地流入到中国。鲁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号召作家们“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西方文化“尽量地吸收”,[11](P.200)“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12](P.140)他本人就坦承:“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13](P.212)鲁迅的小说创作实践活动本身是受了外国文学的推动而开始的。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诸如果戈理等,都对于鲁迅暴露国民精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产生过巨大影响。鲁迅在坚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原则的同时,积极地涉取世界文学中其他艺术流派的有益成份,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境界。鲁迅个人十分推崇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安特莱夫的“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
[14](P.185)他吸纳象征主义的合理成分,形成了自己冷峻凝重的独特艺术风格。《狂人日记》、《长明灯》以及《药》的结尾,都凝结着象征的诗情。此外,在他的小说中,也有着十分明显的浪漫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和印象主义等创作方法的痕迹。当然,鲁迅对于外国小说的借鉴绝不仅限于创作方法。茅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6]在艺术结构上,他借鉴西方小说,截取人物生活的片断来展示人物悲惨的命运,创造了许多“横切面式”小说,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喜欢采用的线性艺术格局;在叙事角度上,他引入旁知、次知、自知等多种独特的叙事视角,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全知全能视角。与鲁迅面向世界的“拿来主义”相反,赵树理则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及民间说唱艺术传统。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和新诗一样,在农村中根本没有培活。”[2](P.95)因此他很早就立下了做“文摊文学家”的愿望,自觉地无所顾忌地“先向群众学习,深入体会群众的文学艺术兴趣,然后从这个基础上运用自己的艺术本领,为群众造出既合口味又有进步意义的艺术品。”[7](P.1545)赵树理沉入民间,在古典小说和传统，评书“话语”形式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民族形式———“评书体”小说,为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劳动农民所喜闻乐见。
长期以来,中国的民间文化培养熏陶了农民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故事叙述力求原原本本、线索分明。赵树理一生几乎都执著地留守在故乡本土,形成了以民间审美为主的审美品格。他的小说情节总是依着时间顺序,线索明晰,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连贯性。他还善用“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使故事情节尽量生动曲折,这也即古典小说及评书当中的“扣子”手法。《三里湾》中如何解决“刀把地”的归属是悬念,就是很明显的“扣子”。他也克服了新文学语言欧化或半文半白的倾向,从“群众的话海里吸取丰富的养料”,提炼方言土语,用富有乡土色彩的大众化语言,“把自己要传达的思想感情百分之百地传达给读者。”
[7](P.1813)最能突现鲁迅与赵树理对于民间、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态度分野的,当属二人在各自的文本世界中呈现出来的或悲剧或喜剧的色彩。沉痛于“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沉痛于国人千方百计求得“暂时的安稳和做奴隶的时代”,鲁迅坚决反对文学创作中美化现实、涂抹太平的“大团圆”写法,反对中国古典悲剧“冥冥中自有安排”的“瞒和骗”。“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15](P.241)因此。鲁迅以悲剧的理念方式表现社会人生,探究了人生价值的毁灭。赵树理的小说几乎篇篇都有“大团圆结局”,充满着喜剧的情感基调及理想主义色彩,《小二黑结婚》及《三里湾》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小二黑结婚》故事中的男主人公生活原型岳冬至原
本是被封建习惯势力迫害致死了,但赵树理在创作时改写成了花好月圆式的“大团圆”。他自己有过这样的解释:“要把小二黑写死,我不忍。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的艰苦环境里,要鼓舞人民的斗志,也不该把小二黑写死。”[2](P.315)由此看来,“大团圆”结局是他长期以来对农民美学观念自觉追求的结果,更是与解放区文学以革命理想的激情烛照现实、表现光明、歌颂新生力量的创作大背景分不开的。当然,赵树理小说的团圆式喜剧结尾,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粉饰生活,它有着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特殊时代背景,也有着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根源。鲁迅由于取法“异域文术新宗”创获了其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并为新文学提供了很高的范型。赵树理坚守在中国民间和古代传统文化的厚土上也创获了独特的“民族形式”,更是宏扬提升了民间艺术的品位。但他对外国艺术经验近乎偏执的拒绝,使得艺术视野不够开阔和开放,因而妨碍了他的创作朝更博大精深的路向发展。创建具有宏大气势的民族化文学是中国新文学一贯的努力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力倡从文言走向白话,由此迈开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坚实的第一步。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文学仍只局限于城市知识分子的范围之内。“某种意义上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学的实践,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变革,为小说创作的民族化、群众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6](P.9)农村题材小说以其内容上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最能体现新文学创作的这一历史趋向。“五四”时期的鲁迅与解放区文学时期的赵树理作为该类文学题材的写作先驱,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不仅创造出了各自时代的思想艺术高峰,而且在他们的垂范作用下崛起了影响一代文风的“乡土文学派”和“山药蛋派”,不愧是“走向民族形式的里程碑”。
中国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急需新一代农民作家去占领，中国农民的精神领域，急需新一代农民作家去充实。农村，这个中国最大的文化市场，农民，这个中国最多的读者群，十年来，似乎被人冷落和淡化了。中国文坛“精英”纷纷喊着走向世界，而却闭着眼睛无视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殊不知，中国文学必须先走向农村，然后才能走向世界。因为，恩格斯早就有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农业国著称，那么，中国文学，也只有以农民文学方能走向世界。现代化历史条件下的农村环境，农民现状，提出了新一代农民文学的要求。而历史的全部经验与教训表明，要实现这种新一代农民文学的目标，就必须开拓新的农民文学方向。这种方向，就是建立在鲁迅和赵树理互补基础上的，现代化、民族化二大众化方向。
综上所述，鲁迅和赵树理都对我国农村、农民题材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二人在对农村题材小说的塑造时，同中有异，异中又见同，总之各具特色，又缺一不可。毫无疑问，中国文学要开创它的未来。但是，它只能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沿着其先辈们既定的方向和道路，去开名创它的未来。鲁迅和赵树理，之所以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两座奇伟的高峰，正在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这方面做出了为举世所瞩目的非凡的实绩。他们以热烈和深沉的爱僧，用清醒的现实主义笔触，勾画一代农村的真容，再现一代农民的苦乐和风貌。这一点上，二人又各有所长。就文学素养和功底来说，鲁迅显得更为宽泛和深厚。他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学精神为主导，同时也吸取、借鉴了外国文学中的有益成分，用他特有的“拿来主义”的胸襟和气度，显现出一个兼收并蓄的开放体系。他作品的思想感召力量，显得更为警辟，独到和绵长。而就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实际影响力来说，赵树理则显得更为广泛和实际。他的土生土长，他的以农民的语言写农民，以农民事实上能接受的方式说故事，这本身就决
定了他的作品更易在农村扎根，更易在农民这个最广大的读者群中传播，更易成为最为广大农民所熟知和欢迎的作家。于今，我们一切志在突破和创新的作家，应当从鲁迅和赵树理各自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悟，把二人的各自所长融为一体，并且使之适应今天现代化条件下的农村环境和农民现状。或许这会给时下陷入困顿中的农民文学，展示一种方向，一种生机，一种走向新的繁荣的发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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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炎.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前言[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86.
浅析鲁迅笔下梦与夜的意象 ——以《野草》为例 摘要：一部《野草》可谓一部鲁迅精神世界缩影的略图。鲁迅的精神世界不但广博、深沉，而且繁杂多样，这部如鲁迅自称的“随时的小感想”凝聚了鲁迅最深刻体验与哲思。在《野草》里边，虽然是小感触，但是隐含着一个启蒙思想家在沙漠里走来走去那种孤军奋战的痛苦和沉思，是一种内在的感情哲理化的结晶。在《野草》之中大量表现出来的夜与梦的意象，构成了鲁迅鲁迅精神世界的独特内涵。鲁迅说“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这就是鲁迅的哲学。《野草》运用了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创造者就是鲁迅。他那种独特的追求，造成了艺术传达的幽深和审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成就之一。 关键字：鲁迅野草反抗绝望意象梦与夜 一、“绝望”之中的“希望”与“希望”之中的“虚妄” 鲁迅说《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小花”，然而就是这些“惨白的小花”在“废弛的地狱边沿”不断地折射着绚烂的光彩，但这光彩更多是用“梦”与“夜”的意象来展示的，正是由于这样，鲁迅给他笔下的“梦”与“夜”赋予人格，赋予人生哲学。 在《野草》完成之后写《题辞》之前，也已“不愿追怀，甘心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呐喊>自序》）。在《野草》完成之后的《题辞》则一再宣布“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与过去的惜别很坚定，不管过去的生命能不能追怀，毕竟《野草》已经成为过去生命的一部分。但是过去的生命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鲁迅给过去的生命赋予了怎样一种意义？ 作为《野草》中“夜”与“梦”的意象，鲁迅通过这种手段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这时，我曾经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怎么写》）。正是这种欲罢不能的徘徊在“沉默”与“开口”之间的话语构成了《野草》的核心部分。鲁迅已经将自己的人生哲思具体化了，抽象的语言显现为和“开口”经验有关的内心感受——“过去的生命”残留的“梦”与“夜”的意象。 “我沉静下去了。静到浓如酒，令人微醉。望后窗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黒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怎么写》）。正是在这“丛冢”之中出现了“过客”的身影，而“过客”正是鲁迅心境“希望”与“虚妄”的产物。尽管没有人能听得懂那“召唤”的语言，但毕竟有一个人已经从“还记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走了。鲁迅给这“走”是赋予了生的希望的，但是只是给予希望，却无法忽略一个跟本的事实：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因而“过客”无法停留，只得行走。正是这不停地行走让“血不够了”、“力气
鲁迅小说集1000字读后感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小王子住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那个星球很小只能容下一个人。 小王子有一朵玫瑰花，一天他和玫瑰花发生了感情冲突，赌气离开了星球。从此，开始了 他的旅行生涯。最后小王子来到了地球，还驯养了一只狐狸，后来在小王子就要离开狐狸 的时候，狐狸告诉了他许多人生的真谛。再后来，小王子就遇见了“我”。他向“我”讲 述了关于他自己的许多事情，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终于有一天，小王子离我而去我很 想念他。 提起鲁迅，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在黑暗势力面前，他恶魔般地矗立着;在人民面前，他忠实如牛。他就是鲁迅，本名周树人。他是乃民族魂，他用他的笔挥洒着中华民族的良知，在他五六十年的战斗生涯中，他创作了大三万余字的着作，显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 实绩，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 一个梦的缘来，是鲁迅致力于救国救民的一个理想和愿望。他曾经为之欢欣，却又因 为梦的破碎而迷惘、惆怅。《呐喊》来由与此密切相关。 《狂人日记》是《呐喊》中的一篇代表之作。这篇小说是以狂人的十三则日记的片段 连缀而成。这些日记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互相之间“略显联系”而已。 小说里的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症的人，患者对外界的事物格外敏感，并且不 由自主地产生错觉与幻觉，感到自己时时处于被-迫-害的境况下，于是不断产生疑虑与恐惧，心绪不宁。 鲁迅小说里的狂人正是这样的。他时时刻刻全神贯注于“吃人”，觉得别人要吃他， 于是便惶惶然，不可终日。 他们是天上108位星辰，来到人间替天行道。他们豪气冲天，为了兄弟赴汤蹈火在所 不辞。在宋江的带领下，他们打倒贪官污吏，济世救民，颠覆了我们心中所谓的“义”. 何为真正的义，谁也说不清。但他们却说明了一点善、正即义，民心所向即义。他们用自 己的义，反对朝廷的腐败 这篇小说不长，却高度揭露了沉重的封建压迫，表现了潜藏于人民之中的吃人的旧时 代的深广忧愤。 不幸，在学习生活中，简。爱仍然是承受着肉体上的受罚和心灵上的催残。学校的施 主罗可赫斯特不但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诋毁她，而且把她置于耻辱台上示众。使她在全校师 生面前丢尽了脸。但简。爱仍坚强不屈，化悲愤为力量，不但在学习上飞速进步，而且也 取得了师生们的理解。
论鲁迅《野草》中的意象与象征 院系：科技学院 班级：07汉文一班 姓名：马梦婷 学号：2007185424
论鲁迅《野草》中的意象与象征 内容摘要： 《野草》是鲁迅的一部散文诗集，里面包含了鲁迅的思想，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以及他对残酷世界的批判，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在写这些散文诗的时候，作者不想太明显的表现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让读者一读就懂，因此他在文章中多次运用了意象和象征的表现手法，来向世人展现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内心世界。《野草》这部散文诗是成功的，它让我们更加了解鲁迅丰富的精神世界，让我们了解他不为人知的感情生活，让我们向他的世界迈进了一步。 关键字：《野草》意象象征 《野草》是1927年北新书局出版，收入1924～1926年所作23篇散文诗，书前有题辞一篇。以曲折幽晦的意象和象征手法表达了20年代中期作者内心世界的苦闷和对现实社会的抗争。通读《野草》，里面有一个支配全书的主题，第一是韧性战斗的哲学，第二是反抗绝望的哲学，第三是向麻木复仇的哲学。这些人生体验的哲学，就构成了鲁迅在《野草》中孤军奋战的一个启蒙思想家那种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 鲁迅将沉积在自己生命最深层的生命体验寄寓于《野草》的意象世界,正是意象富于隐喻、暗示、多义的特质,为鲁迅渴望表达的生命体验找到了最适合的诗化形式。《野草》用一种特殊的结构把意象世界组织和建构起来,既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又作出自己对于生命的回答和选择。在这些回答中,意象成为将体验外在化的特殊结构方式。它比普通的叙述语言更能体现现代人体验和精神的繁复深邃。 《秋夜》是《野草》的开篇，诗人通过自己所寓秋夜的描写，创造了一个复杂的意象群。《秋夜》中有很多意象即：1枣树的意象：墙外的两株枣树，不但是鲁迅寂寞孤独感的体现，也是他对自己婚姻不满，沮丧无奈的复杂心情的形象体现。那株被着力描写的枣树，是诗人的自喻，表现了诗人的睿智、坚韧、顽强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精神；而另一株未被提起的枣树，则是暗示诗人的妻子。2秋夜的意象：这是诗人对封建传统婚姻的批判。在秋夜意象中，喻体的“使人们仰面而不再看见”“奇怪而高”的天空，所喻指的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封建婚姻。包办婚姻从外表看郑重其事，大摆筵席好像是对青年男女婚姻的一种关心，
鲁迅- 鲁迅作品鲁迅作品 短篇名章 《而已集》文选《鲁迅传略》《伪自由书》文选《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二心集》文选《阿Q正传》《白光》 《端午节》 《风波》 《故乡》 《孔乙己》 《狂人日记》《明天》 《社戏》 《头发的故事》《兔和猫》 《一件小事》《鸭的喜剧》《药》 《彷徨》文集《祝福》 《兄弟》 《在酒楼上》《伤逝》 《离婚》 《孤独者》 《高老夫子》《示众》 《长明灯》 《肥皂》 《幸福的家庭》《坟》文集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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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鲁迅的作品深受喜爱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热风呐喊）
第一讲鲁迅小说崇高的历史地位 鲁迅最初是以他杰出的短篇小说震动文坛，显示出“文学革命”的伟大成就的。从我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他的《呐喊》、《彷徨》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 中国的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山海经》中即记载有大量的神话，可说是小说的萌芽。到魏晋南北朝有了相当的发展，小说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文学形式。有名的如干宝的《搜神记》等。文笔简炼，情节离奇，已初具小说的规模。但整个看来它们只是一些短小的故事传说，艺术上较为粗疏简单。我国小说的发展到唐代传奇的出现，是一大变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小说亦如诗，到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之传奇与六朝志怪小说相比，一是有意为小说，二是题材内容较为现实，三是艺术上较为成熟。特别是唐传奇写出了人物性格。但是它也有明显的不足，虽是短篇作品，内容或情节酷似压缩了的中篇或长篇。此后，到明清之际，我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举世闻名的杰作。但就短篇小说而言，获得最高成就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它继承六朝志怪及唐代传奇的传统，“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所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聊斋志异》是以狐鬼妖精、畸人异行为内容，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将幻境与现实融为一体，通过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从而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质方面。 从六朝志怪小说到清代的《聊斋志异》，虽然它们在中国小说的发展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作者对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些方面，作了程度不同的揭露和批判，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人物，但总的看来，这些作者们的基本立场是为了“补天”，“补”封建主义社会之“天”。因此在作品内容上都有明显的局限，精华、糟粕混杂，封建的伦理道德、因果报应、色情描写时有所见。所写的人物不外乎神鬼妖狐、达观显贵、英雄豪杰、才子佳人，很少写平凡生活中普通劳动人民的真实形象。在艺术形式上，有的过于简略粗疏，有的短篇好似长篇的浓缩，而且大都采用顺叙方式，从头道来，有头有尾形成流水帐似的固定套子。 中国小说的发展，到“五四”时代才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质的飞跃。鲁迅的短篇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将短篇小说和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彻底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将小说的社会功能、艺术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补天”，却是为了砸毁这封建主义的“铁屋子”。他的作品中画出了现代中国人的魂灵，反映了现代中国下层民众的痛苦与不幸、愿望与要求。尤其是用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件、情节，塑造了普通农民与劳苦大众的真实形象。面这正是我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被誉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一声春雷，是反封建主义的宣言、声讨封建礼教、仁义道德的檄文。因此，《狂人日记》成为划时代的杰作。一篇短小说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这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以及《聊斋志异》等所无法比拟的。 鲁迅的小说真正称得上是现代化的文学作品。 这首先表现在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上。其标志是“人”觉醒。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尊重“人”，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尤其是普通民众。“狂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觉醒了的“人”的形象，正因为他有了“人”的觉醒，懂得了“人”的价值，他才感到“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正因为有了“人”的觉醒，他才认识到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仁义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 鲁迅先生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小说给后人们带来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鲁迅先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阶级观念、生动的文学性以及丰富的艺术特点。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本文就鲁迅先生小说的艺术特点展开讨论。 一、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真实。鲁迅先生主张文学创作用“白描”的手法，也就是主张文字简练单纯，不加渲染烘托。但这里的简练并不代表简单，而是用一条条细线勾勒出事情和事物的真实面貌。比如说在《祝福》中，小说一开头写“送灶的爆竹”，这既是点了“祝福”的题，同时也表现了鲁镇当时浓厚的节日气氛。这几句话也借自然环境写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揭示了当时的中国农村依然充溢着迷信的思想。接着，作者又进一步比较简要地写了一下“福礼”的过程：“拜的却只限于男人”、“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也自然如此”。这些描写充分说明了在“祝福”中充斥着封建礼教、“三纲五常”的内容，还点明了封建迷信在农村的流毒之久，影响之深，以至于在辛亥革命成功多年之后，还“家家如此”。最后，作者还对“祝福”的现场作了几笔描述“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这寥寥几笔的环境描写，既渲染了浓烈的“祝福”气氛，也和下文中祥林嫂凄凉悲惨的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反衬了祥林嫂的悲剧命运。鲁迅先生曾说，作文章要有真情，去粉饰，少做作，勿买弄。而在其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场景、水乡风情、民俗风貌、城镇景致、人物的言行姿态，确实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使人犹如身临其境。 二、鲁迅先生也十分擅长于发掘蕴涵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来集中突出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并没有对人物的生平作过详细的描绘，甚至不注意故事情节的完整性。通常在人物出场的时候来一段外貌描写，像《孔已己》中的“孔已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带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寥寥数笔，就使读者对孔已己有了一种大致的印象。接着通过情节的发展使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与原先的印象相互叠加。于是乎一个生动的人物就诞生了。我们从孔已己的破烂长衫，接着联系到他的所谓“君子固穷”，以及知道“回”的四种写法，可以清晰地看出孔已己是个穷酸迂腐的落第秀才，而这使人们对孔已己最后的“大约的确死了”没有太大的意外。又如《故乡》中也没有对闰土的具体生活状态作出过详细的描写，而是通过闰土少年时“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了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和闰土长大后的“灰黄的圆脸，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很薄的棉衣”作对比。闰土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在海边种田，终日劳苦的人，这很明显地写出了闰土的近况不佳，从而使他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也写出了但是的社会背景是十分严峻的。鲁迅小说的这个艺术特点，使这些短小的篇目得以展现出更加丰富的社会内涵，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给予人们强烈的艺术感受。 三、鲁迅先生擅长用“画龙点睛”的手法描写人物形象，运用具有特征性的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像《药》中用夏瑜被狱卒打了嘴巴反而说打人者可怜的细节，突出了革命者夏瑜大义凛然的品格。又如《阿Q正传》用阿Q被闲人们打了，说是“儿子打老子”或是认为“自己是能自轻自贱的第一人，除去这‘自轻自贱’便是‘第一人’了”等等细节描写，鲜明地表现了阿Q自欺欺人的性格特征。再如《风波》中的九斤老太一次又一次地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来反映出辛亥革命后农民的愚昧无知没有发生改变，又说明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没有联合起真正受苦受难的底层百姓。鲁迅先生用“画龙点睛”的艺术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使小说的内涵更加明白无误，令人难以忘怀。 四、鲁迅先生是现代文学语言大师，他的文学语言纯净、简洁、生动，富有感染力。他善于根据作品的内容，调整语言色调，营造艺术氛围，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有的作品鲁迅先生运用抒情的笔调。像《社戏》中“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地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这段优美的环境描写是为了写出孩子们当时轻松的心情，与下文中难以看下去的社戏作对比，也写出了孩
浅析鲁迅小说中月亮意向的运用 月亮的意象在我国文学发展的长河里历来被多情的文人们所惯用，在不同的心境，阐发出不同的韵致，因着阴晴圆缺的轮回，变幻出不一样的喜怒哀乐。读罢鲁迅的全部小说，发现月亮在其小说里面作为一个独立的意象被反复运用，究竟是什么力量让鲁迅对那片月光情有独钟，而又是什么样的情愫，让他的月亮超越时空超越文本而卓显出一种独到的深刻？本文将结合鲁迅小说在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所赋予的深刻主题来揭示月亮在此丰富的内蕴。 一 在鲁迅为数不多的小说中，提到月亮的就大致占了三分之一，比如说《故乡》里面，少年岁月夜晚瓜田里的记忆里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狂人日记》里一开篇就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从一片澄静里道出一段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又比如《弟兄》里面，“经过院落时，见皓月已经西升，邻家的一株古槐，便投影地上，森森然更来加浓了他阴郁的心地”，通过月光的皓然对比显现出沛君“兄弟怡怡表象下隐藏极深的自私”1。如是种种，我们便不难看出鲁迅先生对于月亮所投注的深厚感情，在小说的文字里展现地淋漓尽致。 但是，这些月亮在不同的篇目里面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亦有着差别。下面，我们将就其中的部分例子进行浅近的分析探讨，总结出三种鲁迅小说中月亮的特殊意义。 首先，要说到的第一类是月亮作为鲁迅童年宁静幸福生活的缩影，就像《故乡》和《社戏》当中，“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这里的月，是鲁迅关于人生初年无邪岁月的一种追忆，是为时不多的干净记忆的代表，我们亦可以说是他“童年世界的精神回归”2。可以看出，月亮在当时的鲁迅眼里，是美的象征，是人对于善和美的出于本能的追求。自然的美，被灌注了生命最初的活力与纯净，散发出乡土气息里浓浓的温情。 另外要补充的一点就是鲁迅先生因为怀着对故乡的一种深深的眷恋，而这轮月，恰恰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明月寄乡愁的观念。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在千百年里一直被人们所颂道，如李白在《静夜思》里面写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难看出，月亮已经成为了传统意义里对于故乡情感的一个被模式化了象征意义符号。这些观念在无形中对鲁迅思乡情结产生着影响，冥冥中，让鲁迅在浓重的思乡情绪里把眷恋投注到了月亮之中，而显出别一般的钟爱来，浓重的乡思和乡愁得到了舒泄，即所谓“怀旧情结的外化”3。 正是因为童年时期月亮给自己的恬淡的回忆，月亮也便成为了一种力量和希望的象征，这是月亮的第二层内涵。在成年之后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曾经的记忆始终占据心灵一角，成为足以温暖心田的一股力量和精神上的寄托，支撑着鲁迅在革命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在身后的光辉里照耀着前进的方向而不至于迷失。此类的代表有《孤独者》中的月亮。文中说“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明月，散出冷静的光辉”，还有“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 1王景山著《孤独的战士——<彷徨>心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2李明著《鲁迅自我小说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3李明著《鲁迅自我小说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鲁迅小说全集》读后感1000字 一支笔，一把剑——读《鲁迅小说全集》 月明星稀，夜深人静。岁月流转之间，我仿佛看见灰暗的屋子中，坐着那位一生都在执笔如剑的集大成者。空对着一豆灯火，对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进行深深的思索。他，鲁迅，一支笔便是一把剑，直刺入旧中国的腐烂皮肉中，刺入旧中国行将老矣的心脏里。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带血的呼唤，都是沉重的叹息，都引领我们去了解那个水深火热的混乱年代的死气沉沉、麻木凋敝。 初读鲁迅的文章，或多或少总是有些不懂得、不理解的地方，而这些在常人眼中的怪癖之处，大概也就是先生的令芸芸众生望尘莫及的文字的魅力、思想的高度。于是，渐渐地，一读再读，再读复读，便觉得先生的文笔，仿佛都是精心挑选过一般，缺一不可，否则便失去了他笔锋之犀利与不羁。也许有人说，鲁迅先生的文章已经过时，在新的时代里过于有冲击力。我想，先生的一生上下求索，执笔如刃，
若无这锐利的锋芒，怎可引领有志之士走出无边无际的黑暗与彷徨？若无这非同一般的冲击力，怎可指引无数热血儿女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鲁迅，不可不谓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先驱。 用心走进鲁迅笔下的那些人物，他们似乎都是平凡无奇的市井白丁，而这些人，带给我内心的，是可怜、可恨与可笑。 是独树一帜的“精神胜利法”吗？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吗？是思想上的“高人一等”吗？阿Q，这个一生都在游荡与流浪中度过的底层雇农，初觉他的行为滑稽可笑，后感他的结局悲哀潦倒。“打 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吗？”虫豸者，底层之轻贱者也。阿Q受人欺侮，非但不作抵抗、捍卫自己的尊严，反而自轻自贱，以践踏自己的人格来求取别人的饶恕，最后还“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而在他受到欺侮后，反把怨气施于小尼姑，这更体现了他精神上的愚钝麻木与人格上的分裂，他似乎已是行尸走肉一般了。其实，于宏观来说，那个时代，如阿Q一般的无赖数不胜数。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鲁迅先生实借阿Q一人映射那个时代所有具有民族劣根性的人。
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Ｎｏ．６，２０１１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总第２１９期 Ｓｕｍ Ｎｏ．２１９ 小说史如何讲授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片论 鲍 国 华 摘 要：作为鲁迅在西北大学系列学术讲演的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专著、讲义和演说的缝隙之间体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文体特征，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文本。 关键词：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小说史；西安 １９２４年夏，鲁迅应国立西北大学之邀，赴西安讲学。自７月７日启程，至８月１２日返京，历时一个月零六天（含旅途时日）。鲁迅对于此次西安之行并不看重，除在自家日记中做“流水账”式的简要记述外（鲁迅的日记历来如此），日后在其著述及与友人的通信中也很少提起。①倒是几位同行者和陕西方面的接待者，以及聆听鲁迅讲学的几位当事人对此颇为重视，通过回忆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后世研究者对此则更为关注，分别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奉献出不少精彩的学术论断，使“鲁迅在西安”成为一个学界内外竞相讨论的热门话题。有趣的是，这次讲学由国立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合办，获邀者甚众，其中不乏李济、蒋廷黻、陈钟凡、夏元瑮、吴宓（受邀请而未至）等知名学者②，与鲁迅同行赴陕的也有十余人之多③，而其中唯有鲁迅受到密切关注，一言一行均获得记述、追忆与研究，这显然并非取决于鲁迅西安之行自身的重要意义，而是时代症候使然，取决于鲁迅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和政治领域中如日中天的崇高地位。这也使后世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述、追忆与研究普遍高调，不无政治色彩。④ 对于鲁迅西安之行的记述、追忆与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话题：与军阀的斗争，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之创作计划的终止，以及讲学的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相对而言，论者更为关注前两个话题，对鲁迅此次西安之行的“正业”———讲授“中国小说史”———反而着墨不多。鲁迅赴陕讲学，选择小说史作题目，自有在北京各高校开设的相关课程作基础，可谓驾轻就熟，但也不乏周密审慎之处。讲学之余受邀为陕西督军刘镇华的士兵演讲，内容仍是小说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８－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０８ＣＺＷ０３１）。 作者简介：鲍国华，天津师范大学（天津３００３８７）文学院副教授。 ①鲁迅涉及此次西安之行的著述，主要有杂文《说胡须》和一封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私人通信。《说胡须》探讨中国文化及国民 性，西安之行只是引发议论的一点由头，并非主旨。书信中虽然披露“关于唐朝的小说”这一写作计划的终止，但也未详细记述此次行旅，而且记错了赴西安讲学的具体时间。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１８３—１８７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鲁迅全集》（第１４卷），第２７８—２８０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②受邀者名单详见《暑期学校简章》，参见单演义：《鲁迅在西安》，第２１１—２１４页，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资料组１９７８年印。现藏于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料室，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③与鲁迅一同赴陕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在其《陕西旅行记》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同行１３人的名单，见前引《鲁迅在西安》，第 ２００页。 ④对于鲁迅西安之行的记述、追忆与研究，除孙伏园《长安道上》作于１９２４年８月回京后不久，且主要记述自家观感，对于鲁迅只是偶尔提及 外，其余大多完成于１９３６年鲁迅逝世后，而又以１９５６年鲁迅逝世２０周年之际尤为集中，对于鲁迅西安之行的政治意义屡有过甚其辞之处。
鲁迅（1881－1936）小说的特色，可归纳为取材于病态的现实社会，旨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他喜用白描的艺术手法，是集思想性、艺术性和战斗性高度统一的典范。 、 一、自觉选择反映时代风云的题材鲁迅称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遵奉的命令。 ??五四?前后文坛上的作家描写男女恋爱、风花雪月的小说占绝大多数。 鲁迅把他所见所闻的农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景况再现于笔下，?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鲁迅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深刻发掘题材的内在意义，突出一个或几个与社会和人民有关的问题。 如《药》、《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等，是以辛刻革命、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为背景，反映这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借以表现主题。 《孔乙已》、《祝福》、《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明天》、《离婚》等，作者把人物的悲剧原因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出这些人物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 可以说《呐喊》和《彷徨》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从辛刻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鲁迅在回顾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 ?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又说：
?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福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小说中所写的农民或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 有孔乙己受酒店里顾客和掌柜的嘲笑，后挨打伤残致死（《孔乙己》)；阿Q求爱被断了生计，进城当了小偷，最后要?革命?，被枪决了（《阿Q正传》）；祥林嫂一生勤劳，夫死，子被狼吃了，最后被赶出鲁四老爷家，沦为乞丐，死在除夕夜的街头（《祝福》）。 这些人的死亡悲剧，是旧社会封建统治势力的迫害、封建迷信和礼教对人们的毒害所造成的。 鲁迅把短篇小说比作大宫殿中的雕栏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能够?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 《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反映了人民在受苦和挣扎，中国要革命和解放，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精神。 《故事新编》中有八篇小说。 鲁迅只是取神话、史实中的?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所以?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 可见鲁迅着力于发掘神话、史实素材中与现实斗争有密切关系的东西，提炼出有?为现在抗争?的题材。 《补天》、《奔月》、《铸剑》三篇取材于神话传说。 《补天》歌颂了劳动和创造，对?古衣冠的小丈夫?这种封建卫道者作了辛辣的讽刺；《奔月》刻划了羿这个古代英雄在艰难环境中的挣扎，也揭露了以怨报德、趁火打劫的逢蒙一类人物的嘴脸；《铸剑》歌颂了眉间尺、黑衣人两个英雄的复仇精神。 《理水》、《非攻》、《采薇》、《出关》、《起死》五篇，对大禹、墨子、伯夷和叔齐、老子、孔子和庄子等给予适当的评价，借历史上的人和事，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293494071.html, 鲁迅小说中动物意象的文化阐释 作者：杨李昕 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17年第10期 摘要：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并非平行而毫无交集。其笔下的“人兽纠葛”草蛇灰线，脉伏千里。这些或凶猛、或孱弱、或“中庸世故”的动物构成了其文学世界的独特肖像，也映射着人性的善与恶。通过这些动物，我们能窥得到一条走进鲁迅内心的心灵通道，并在人类和动物的相对视野中来厘清鲁迅的思想发展历程。 关键词：鲁迅；动物世界；原始野性；文化阐释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30-0006-01 鲁迅的文章向来以飙发凌厉、针砭时弊的风格见长，他的作品形象真实地记录了现代中国特有的民风、民俗、民魂，被称为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同时，这部“人史”又建构出一个异常丰富奇特的“动物世界”。其中，“人”形象塑造，常常是在与“兽”的关联和比照中进行的。鲁迅的文学世界有一隅是属于动物的：有油蛉、蟋蟀、赤练蛇，有兔子、鸭子和猴子，有蚊子、苍蝇、叭儿狗……人的世界与兽的世界在鲁迅艺术世界相互渗透，这不只是一种艺术手法，更寄寓着作家改造国民性的理想追求。 1.鲁迅的动物意象系统实际是一个象征隐喻的系统，其背后隐含着一个“人的世界”。不同的动物意象暗示各异的精神人格，大致可分为三大系列：一是由狼、猫头鹰等猛兽恶鸟象征的具有反抗精神的角斗士；二是蕴藏鲁迅怜爱之情的幼雏，如小刺猬、小鸭一类；三是叭儿狗、苍蝇等，象征维护传统和现实的“奴才”代表。 在描写诸如“猫头鹰”“饿狼”一类猛兽时，鲁迅常以背离主流审美的方式大加歌颂。与其说是在独辟蹊径赞美猛兽，不如说是在呼唤人的原始生命力的回归。“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鲁迅笔下的猛虎，寄托着共产主义者对革命后代的殷切希望，他无限关怀新生革命力量的成长。希望新生的一代像“小於菟”一样，有敢于造反的勇气，这与鲁迅的自我反叛精神契合，因此他热烈呼唤猛虎一类猛禽的“真的恶声”。“龙”与“凤”作为华夏民族的精神图腾，寄寓着民族的浪漫精神。作为“民族脊梁”，鲁迅又在“孤狼”“猛虎”上发掘了国人缺少的造反精神，形成有着深刻历史性的意象群体。 在鲁迅看似荒凉坚毅的硬壳下，依旧蛰伏着充满柔情的温柔一隅，暗藏在他对“幼雏”一类小动物的描写中。鲁迅“五四”时期的作品《兔和猫》《鸭的喜剧》都流露出鲁迅醇化的怜爱。《免和猫》写了养兔之乐，也写了兔子失踪的失意，而《鸭的喜剧》中动物的形象更为丰富：“蟒蚂游泳、嘻戏、渐渐长出脚了，小鸡遍地跑，啄完了铺地锦的嫩叶，小鸭遍身松花黄、瞒姗地走、泼水翻筋斗”。对于幼雏的喜爱，是源于鲁迅对于新手一代的希冀，也是与他呼唤野性的战士精神相反相成的。
从《中国小说史略》看鲁迅的小说观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他有宏博和深邃的学养,治学的领域 也相当宽广,他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而且是中国现代学术的 开创者。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与鲁迅相比的,只有唐代的一个韩愈。他们两人性格相同,文章写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也是相同的,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第二个和他 比拟了。”鲁迅给近代人的印象之深、文章传播力之强劲、感染力之深沉、描绘事态笔锋之犀利、对现实的透视力,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领袖群伦的。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后来经过整理修 订出版就是《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文学观念和理论方法研究评述中国古典小说的产物。通过对中国小说起源、发展、演变的进程的考察与梳理,来探求中国小说的发展规律,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倒行错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古典小说发展史的专著,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先河。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指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中回顾了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的发生和演变，如《庄子》的小说观、桓谭的小说观、《汉志》的小说观、《隋志》的小说观、胡应麟的小说
观、《四库》馆臣的小说观，等等，他虽然没有正面归纳自己的小说观，但从其所述“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以及《汉志》小说“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等语来看，鲁迅也有着自己的小说观念。在 1924 年 7 月的西安暑期讲学中，他对自己的小说观作了明确阐释，他说：“《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这才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他进一步指出：“在文艺作品的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源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咏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鲁迅受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小说起源于休息，这一结论透露出了鲁迅的小说观念。这与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叙述中国小说的历史从“神话与传说”开始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小说观念成为了鲁迅确定小说史叙述对象、评价古代小说作品的历史价值的核心思想和重
杨二嫂
了”的悲凉世态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窒息，令人忧愤，不能不留给人深沉的思考。 鲁迅的小说如此震撼人心，而其散文《从百草园到二味书屋》同样通过作者对“百草园”生动细致的描绘，一切都那么新奇，确实是儿童的乐园。这正合“三味书屋”呆板而枯燥的生活形成对比。在“百草园”中那“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鸣蝉在树叶中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这些都不必说，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油蛉低唱、蟋蟀弹琴、斑蝥喷雾，何等惬意；拔何首乌、摘覆盆子，听长妈妈讲美女蛇的故事，引起人们无限遐想。至于冬天，仍然可以和小伙伴闰土雪地捕鸟等等，真可谓“乐园”。然而“三味书屋”中，童年鲁迅出于求知和好奇，提问有关“怪哉”一事，去卩得到先生的怒色“不知道！”只得单调枯燥地背书，这同快乐自由的百草园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三味书屋后面的一个园，远不如百草园多彩有趣，学生却玩的有滋有味，这更从正面衬托了儿童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对圭寸建教育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不满。 总之，鲁迅作为现代为学的伟大旗手，他通过文学手段，运用对比的手法，使它作品熠熠生辉，可以说，鲁迅，在文学的创作技巧的娴熟、技巧运用的多样，是他成为文学巨匠的一个重要因素。揭示社会的黑暗，冋情民众的疾苦，歌颂劳动人民的美德，并且急切呐喊，呼唤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以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走在斗争的最前列，一直向前，向前！ 四、阅读训练题（17分） 逍遥游聂鑫森 贺先生是江南大学中文系一位久负盛名的老教授，他的专长是《庄子》研究。 贺先生的样子，尤其是五十岁以后，极似一棵瘦矮枯黄的杂树，一点儿也不起眼。他的个子也就一米六高，背有些弯，平头，脸色蜡黄，唇上蓄两撇八字胡，说话时露出两颗大门牙。他喜欢着青色的衣裤，加上布鞋布袜，乍一看，俨然一乡下农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文系的办公楼，立在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小庭院里，是彼此相连的双层木结构小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有一天黄昏，不知何故，起火了，电铃骤响，让所有的教职员迅速撤离。贺先生当时正在办公室撰写讲义，同室的年轻教师陶淘慌忙丢下手中的书，往门外奔去。陶淘是教现代文学的，自己也写小说，在文坛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贺先生一声大喝：你跑什么？如果我跑，是因为我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这么好地讲《庄子》了。”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中学语文教材选用过《社戏》、《故乡》、《孔乙已》、《药》、《祝福》、《阿Q 正传》和《狂人口记》等。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使青少年一代受到感染和教育，永远不能忘怀。本文试从题材、人物、结构、思辩、讽刺和语言等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自觉选择反映时代风云的题材 鲁迅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深刻发掘题材的内在意义，突出一个或几个与社会和人民有关的问题。如《药》、《阿Q正传》、《风波》等，是以辛亥革命、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为背景，反映此政治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孔乙已》、《祝福》、《伤逝》、《孤独者》、《明天》等，作者把人物的悲剧原因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出这此人物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可以说《呐喊》和《彷徨》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从辛刻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鲁迅小说中所写的农民或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有孔乙己受酒店里顾客和掌柜的嘲笑，后挨打伤残致死(《孔乙己》)；阿Q求爱被断了生计，进城当了小偷，最后要“革命”，被枪决了(《阿Q正传》)；祥林嫂一生勤劳，夫死，子被狼吃了，最后被赶出鲁四老爷家，沦为乞丐，死在除夕夜的街头(《祝福》)。这些人的死亡悲剧，是旧社会封建统治势力的迫害、封建迷信和礼教对人们的毒害所造成的。《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反映了人民在受苦和挣扎，中国要革命和解放，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精神。 二、以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 鲁迅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采取许多内在的神貌相同或近似的人物，突出其性格的本质的、主要的方面，塑造成为一个新的典型人物形象。 鲁迅采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来。例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娟生……等，还有《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封建顽固派人物，成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上第一流的艺术形象。请看《阿Q正传》中的阿Q，头戴破毡帽，拖着黄辫子，长着癞疮疤，他遭打后不敢反抗，贴上酒钱后骂:“儿子打老子。”这就把一个落后的农民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写得活灵活现。《孔乙己》中写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满口“之乎者也”，偷书被打，申辩说:“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揭示了一个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悲剧的性格。 二、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 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 1、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肥皂》围绕着“肥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而目。 2、两条线索结构。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反革命者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
鲁迅小说散文集名释义 莱芜四中段希刚 鲁迅的小说、散文、散文诗集均为自行编稿并自拟集名。这些集子的命名，或比喻，或象征，或写实。精辟深沉，意深味浓，内涵丰富。弄清这些集名的含义及由来，对于了解鲁迅的思想，学习鲁迅的作品不无裨益。今将这些集名释义撮于一处，亦可见鲁迅标题艺术之一斑。 《呐喊》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写于1918年至1922年。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蓬勃发展，鲁迅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激流中去。作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呐喊几声”，目的在于“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用鲁迅的话说，是“喊几声助助威。”由此则可以看出，《呐喊》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惊醒精神麻木的人们，使他们起来抗争，而发出的战斗呼喊，一是为勇猛的革命前驱助威帮阵呼喊，使他们无畏的前进。 《徬徨》鲁迅1924年至1925年所写的小说集。“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化，正像作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写这些小说的时候，“五四”时代的战士，“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因此使自己产生一种“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觉，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他说：“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徬徨》，愿以后不再折模样。”作者后由题《徬徨》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可见
鲁迅当时这种心境的由来和本书题名为《徬徨》的含义。 《故事新编》历史小说集，写于1922年至1935年。它们都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是“故事”“新编”为演义，演义则为历史小说，所写的是古人古事，但又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是借古人古事为当时的现实斗争服务，在古人古事的基础上，又表现了新意义，故名为《故事新编》。 《朝花夕拾》散文集，收鲁迅1926年2月至11月间散文十篇。原名为《旧事重提》，结集出版时给为《朝花夕拾》。鲁迅在本书《小引》中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的。”这里的意思是指作者中年以后回忆青少年时代的往事。 《野草》散文诗集，写于1924年至1926年。1927年4月26日由作者编辑成集。其实正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的半个月，面对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势，鲁迅表现了极大的愤怒。他把自己的作品比作野草，虽受尽“践踏”和“删刈，”但还是顽强的生长。鲁迅盼望新的革命运动重新起来，箱底获从地下喷出一样，烧尽地面上旧有的一切，包括他的“野草”在内，去迎接地下火的到来。他说：“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鲜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由此可见，集名《野草》歌颂了革命者顽强的斗争及其为了革命而自我牺牲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