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乡土中国共25页

《乡土中国》由费孝通先生所著，这本书，不是对一个乡村的具体素描，而是提炼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的特具体系，这个体系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中的，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可以说，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创作。

第一部分，乡土本色。

说乡下人“土气”，暂且不说这话的褒贬成分，就这个“土”字却是极好地说明了乡下人的特色。

这个“土”基本意义指的是泥土，泥土是乡村人最珍贵最亲密的所在，他们依赖着泥土而生活，祖祖辈辈都向土地讨生活，这种与土地的联系深深根植在乡村人的血液中。

农民的孩子，即使洗脚上田了，也舍弃不了这种向土地讨生活的传统。

因为土地不能移动，所以种地的农民就像半身插入了土里，行动不得，一代一代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

当然，就像一棵老树的种子会被风带到其他地方开始新的生命过程一般，这块土地上的后代，也会找到新的土地，开拓新的家族殖民地，而老祖辈就像老树一样，根扎在最初的那块土地上。

中国农民大多聚村而居，一是耕作的需要，如修水渠灌溉需要合作。

二是安全的需要，人多易于保卫。

三是家族繁衍的结果，兄弟继承祖上家业，一代代发展起来一个村落。

这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很多乡村村落都是整个村的人同一个姓氏，因为都是同一个宗族的。

由于人口流动率小，村落之间往来疏少，各自成一个相对孤立的社会圈子，所以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这种社会圈子，是一个充满熟悉人的社会，人们平素接触的都是从一出生就认识的人，就像我们的父母兄弟般。

而这种熟悉，是从时间、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

这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

这里可以用《论语》里的一句话来概括“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感觉，“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

因为这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从这种熟悉里面得到信任，这种信任是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候的可靠性。

这也是“土气”的一种特色。

因为只有根植于一块土地上不轻易迁移的乡村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里，从容地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就像母亲熟悉自己的孩子一般。

‚差序格局‛的消解和‚团体格局‛的创造—傅斯年心中的个人和社会一、传统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型的社会。

根据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卓见，传统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型的社会。

所谓“差序格局”，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格局中，人与人的关系就像石头扔进水中形成的同心圆波纹。

费孝通说：‚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二十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了。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论市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25页）在这样一个波纹型的格局中，“己”是中心，是伦理关系的出发点，这里的“己”对应于儒家伦理中的“修身”，顺着修身，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像是水纹一圈圈往外推。

而“己”就是在推的过程中与家、群、朝廷发生关系。

儒家的伦理纲常基本上可以反映在这样一个“等差格局”中。

孔子讲“仁爱”，其实是一种有等差之爱，而不同于墨子的“兼爱”。

例如，礼记祭统中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等差。

并且，从字义上看，“伦”就是指“相次的水文”。

因此，儒家的伦理就是人与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

尽管如此，儒家的差序概念是有一个中心的，这个中心便是家庭。

儒家五伦中，父子、兄弟、夫妻三伦均与家庭有关，而君臣、朋友二伦可视为父子、兄弟关系的泛化。

金耀基也指出：传统中国其实是一个家本位的社会，他引用哲学家冯友兰的话说：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制度中，所有一切社会组织，均以家为中心，所有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须套在家的关系中，在旧日所说五伦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于家的伦理已占其三。

其余二伦，虽不是关于家者，而其内容亦以关于家庭的伦类推之。

费孝通《乡土中国》赏析费老离开尘世已有经年。

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东方赤子·大家丛书”中曾有《费孝通卷》，卷中有《乡土中国》。

书的封面印有费老的头像，雍容富态，宛若活佛。

记得第一次从图书馆借来此书时，塑封的书皮已是纸膜两开，鼓皱纵横，足见阅者甚众。

依然记得初次的阅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根本就没有我预想中读名著的那种惬意。

《乡土中国》中的第一篇《乡土本色》，让我找不着感觉。

文章一开始就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的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

”（《乡土本色》）“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开门见山，突兀其来，已让我猝不及防。

接着的叙述我感到了一种不畅：“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一句中用了两个“上”字不说，而且“社会”用了“长出”来表述，且加了“曾”来限定。

这段让我头疼的文字后，正想看这“很特殊的社会”特殊在哪儿，不料文章按下不表，笔锋一转，“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

并说“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然后娓娓叙述乡下人的土气、泥土、种地和“向土里讨生活的传统”。

由种地而农业，“农业和游牧业或工业不同”，由于“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侯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读到这里，我的感觉是在看一篇散文或者随笔，这与我几乎成型的对学术论文的看法相去甚远。

该文随后论及并提出一个在学界影响很大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又以社会学为据将社会两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后，进而指出，“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

这样才发生法律。

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

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大家小书”序“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

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

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

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

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

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

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

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

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

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

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

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

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

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

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

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 后记》 里已经交代清楚。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11-05订阅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在江苏吴江。

这位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曾经回忆过一个童年的细节，说自己小时候出门是提灯笼的，灯笼上总有一面写着“江夏费”。

后来从母亲那里得知，江夏是他家那支费姓的郡名，他的祖先曾是江夏望族。

费孝通在母亲怀中。

前排左起：大哥费振东、二哥费青、姐姐费达生、三哥费霍年幼的费孝通曾经在族谱上见到过三国时蜀汉重臣费祎的名字，这令当时正痴迷《三国演义》的他很兴奋。

费孝通的祖父也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读书人，不过家族到祖父这代已经开始变卖田产，有了衰败的迹象。

即便如此，望族的背景以及与之匹配的交谊网络，也令费孝通有机会在一个精英氛围里成长。

而费孝通的父母都受到了清末民初西学新思潮影响，这使得费孝通从小就在中西融合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为以后的求学发展奠定了人生的底色。

1916年到1920年费孝通在吴江读初小，后来家里搬到苏州，就近在振华女校读完了初小和高小，并升入附中。

1928年，费孝通在东吴大学的医学预科就读；于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先生，后遇到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派克（Park）教授，派克教授带学生们到北京的天桥、监狱、八大胡同以及各种居民区去探访。

那些费孝通从未深入接触过的市井生活是如此真实而淋漓地展露在他面前，令他震撼不已。

如何理解这些社会现象？类似的疑问在他的头脑里生出了探索的萌芽。

同时，在震撼与思索之余，派克教授这种实地调研的研究方法也让费孝通大开眼界。

他一下迷上了人类学，并开始翻译西方社会学著作。

1933年，燕大毕业的费孝通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来自俄国的学者史禄国（Shirokogorov）教授。

1935年费孝通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并获得奖学金留学名额，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院继续深造人类学。

这些经历使得费孝通有机会接触到先进的西学，眼界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