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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作者： 吴晓林
作者机构：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071
出版物刊名：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02-107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4期
主题词： 政治整合;阶层分化;社会结构;阶层关系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破了过去刚性的政治整合机制，为阶层分化和社会发展释放了广阔空间。
随着阶层的持续快速分化，我国政治整合先后经历了“无意识容纳”和“选择性整合”两个阶段。
这一过程显示出“从服务于阶级斗争到服务于经济建设”、“从直接整合到间接整合”、“从机械整合到有机整合”等特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新整合机制的发育却比较缓慢，显示出总体滞后的状态。
要构建与社会分化相适的整合体系，就必须处理
好“扩大执政基础”与“调整阶层关系”、“控制”与“服务”、“直接整合”与“间接整合”等三组关系。
政治学研究范式对政治学学术研究的作用一、概述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范式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政治学领域，研究范式不仅影响着学者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论，也对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和学科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概念和特征入手，探讨其对政治学学术研究的作用。
二、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概念和特征1. 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概念政治学研究范式是指影响政治学研究方向、方法和理论发展的一种思维模式和研究取向。
它涵盖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内的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是政治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时所遵循的一种范式。
2. 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特征（1）理论导向性：政治学研究范式具有明显的理论导向性，其核心是一套相对统一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框架。
（2）方法论规范性：政治学研究范式对学者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定的规范要求，包括研究逻辑、数据采集和分析调查等方面。
（3）研究领域的界定：政治学研究范式往往围绕固定的研究话题或领域展开，例如国际关系、比较政治、政治思想史等。
三、政治学研究范式对学术研究的作用1. 研究方向的指导作用政治学研究范式对学者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它们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
传统的政治思想史范式注重对政治思想传统的梳理和解读，而比较政治范式则关注不同政治体系的异同和相互影响。
2. 理论和方法的规范作用政治学研究范式对政治学界的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学者们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推动了政治学理论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在现代政治学研究中，实证研究范式的兴起促进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定量化趋势，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3. 理论产生和交流的促进作用政治学研究范式对政治学理论的产生和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不同的研究范式代表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它们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推动了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和演进。
通过相互之间的辩证对话，各种研究范式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促进了政治学理论的多元化和综合性发展。
2009年第4期社会主义研究No.4,2009 (总第186期)SOCIAL ISM STU DIES Serial No.186政治理论与实践政治整合研究:概念逻辑、问题论域与研究展望吴晓林 戴昌桥【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如何通过政治整合化解矛盾和冲突、促进融合与合作、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文章系统地梳理了政治整合研究的概念逻辑、问题论域、变量认识、实现路径与研究不足,从而展现出政治学界对整合议题研究的学术图景。
政治整合的研究从无到有反映了学术界对社会实践的高度敏锐性和开放度,同时政治整合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在概念界定、理论发展、研究方法、研究逻辑、研究独立性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 政治整合;社会结构;阶层分化;整合机制【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527(2009)0420082204【作者简介】 吴晓林(1982-),男,山东莱阳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整合与公共服务研究;戴昌桥(1978-),湖南武冈人,广东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博士,主要从事地方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化格局,各阶层在寻求具体利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给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带来了新挑战,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整合,将各种社会力量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旗帜下,继续推动改革和发展,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政治整合研究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脉络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原有的“两阶一层”迅速分化和组合成许多新的社会阶层。
阶层分化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亘古未有,政治系统通过自身限权不但给社会变迁以空间,还基本容纳了阶层分化这个事实,基本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阶层的普惠格局受到挑战,阶层之间的差距扩大并衍生了基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基层治理秩序面临重构2013年08月25日 16:40来源：凤凰网大学问作者：吴晓林分享到：21人参与03条评论0吴晓林在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会议发言吴晓林：中国基层治理秩序面临重构编者注：2013年8月17-18日，“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由清华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政治学者30人，以及杰出青年政治学者代表15人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凤凰网作为特邀媒体全程报道此次会议，现以凤凰网大学问特别版刊发部分学者发言。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吴晓林以《中国政治整合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为主题发言，他认为社区政治整合在当今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基层治理秩序面临重构，同时，社区本身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连接点，“政权建设只有扎根社区才会有生命力”。
但是，现有社区整合面临困境，吴晓林指出，第一，原有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现在面对的不是整合起来的集体单位组织，而是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的个人；第二，社区整合机制落后，社区工作行政化趋势明显。
为了解决现有社区政治整合困境，吴晓林建议应在顶层设计中侧重建设区域性整合，给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制度空间，同时，引导民众参与建设社区的积极性，培养共同体意识。
以下为发言实录我今天主要跟大家汇报三个内容，首先，城市社区政治整合何以成立？有两个原因：第一，基层治理秩序的重构，需要构建一种动态稳定的社会体系。
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剧变，达到51.27%，而英国完成城市化是180年前，美国是90年前，日本是60年前，所以我们比这几个国家晚了这么多年。
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我们也同样遇到。
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城市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城镇需要吸纳1300万市民，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事务、社会矛盾和阶层冲突一定是会激增的，城市化也面临许多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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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库恩的“范式”概念：科学家集团的基本研究假设、理论视角、概念术语、解题模式、研究方法的综合一、瑞泽对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划分（70年代）（一）.社会事实范式：实证主义方法论。
特点：定量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组织社会学、宏观研究（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科学方法论。
特点：把人作为动物，运用刺激反应、理性选择模式（扩展到经济学）。
由微观到宏观研究。
（三）社会定义范式：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
特点：关注人的主观意识、行为意义、文化、宗教、价值观念。
从理解个人和集体的文化观念、语言、动机来阐释社会行动和社会现象。
社会事实范式：外因——行为、社会现象社会定义范式：观念——行为、社会现象社会行为范式：社会生物学、经济学的出发点个人本能、需求、利益——行为、社会现象瑞泽的范式只是反映了西方70年代的研究倾向，并且忽视了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批判性社会研究。
二、佩里90年代对社会研究的五种范式的划分：实证范式、社会定义、社会机制、社会生态、社会创造范式。
前三种与瑞泽的范式类似。
社会生态范式强调在研究中注重社会与环境、社会各组成部分（城乡、区域、男女、种族、群体之间）的协调，结合自然科学、其他学科的方法。
社会创造范式类似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假设，强调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认为研究者应当对未来发展提供创造性建议，在研究中结合哲学思辩和人文学科的方法。
三、范式的特点与互补性①影响研究范式的因素：(1)、科学发现。
(2)、社会、政治、经济因素。
(3)、社会结构变迁、如美国40-50年代研究范式发生很大转变：市场舆论调查、抽样调查盛行。
委托人是大企业、政治家、政府部门。
80、90年代世界性的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兴起，以及与语言学转向相联系的意义研究、交往研究、网络研究都反应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②多元性并存：社会人文科学中存在着多种范式并存的状态，这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目的的多重性有很大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社会进行技术性控制，而且还包括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包括对社会的批判、反思。
社会学研究范式社会学研究范式是指社会学界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的一种共识，它是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共同认知和共同行动方向。
社会学研究范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理论范式、方法范式和社会学研究的三个主题。
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它包括结构功能主义、社会行为主义、符号互动主义等。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由各组成部分相互依存而形成，通过分析社会机构和其功能来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
社会行为主义认为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基础，通过研究个体行为来理解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
符号互动主义认为人类行为是通过符号的交互和解释来构建的，通过研究人际互动和社会意义来理解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
方法范式是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它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方法。
定性研究注重对社会现象的深入理解，通过观察和访谈等方式获取数据，并通过描述、解释和理解来分析社会现象。
定量研究注重对社会现象的统计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数据，并通过统计模型和数学分析来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
社会学研究的三个主题是社会结构、社会行动和社会变迁。
社会结构研究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制度，如社会层级、社会关系、社会规范等。
社会行动研究个体和群体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和互动，如社会心理、社会网络、社会动因等。
社会变迁研究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过程，如社会进步、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等。
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是社会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社会学界对社会现象的共同认知和共同行动方向。
通过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学研究范式可以更全面地把握社会现象的本质和本质问题，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依据。
同时，社会学研究范式也面临着挑战和变革，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涌现，社会学研究范式也在不断演变和完善中。
吴晓林：结构依然有效：迈向政治社会研究的“结构-过程”分析范式作者简介：吴晓林，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升华猎英学者，中央编译局在站博士后。
一、引言：结构分析真的失效了吗？在政治社会研究领域，结构功能主义具有长久的影响力。
二战后的二十年里，结构功能主义几乎占据垄断性主导地位，随后遭遇了持续的批判走向势威，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有所更新和复兴。
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国家社会关系等主导性视角，一定程度上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延承。
但是，在行为主义研究大行其道的学术生态中，明确使用结构主义分析范式的研究并非十分讨喜。
在我国，除了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引介和应用外，最引人瞩目的，当是对结构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近年来，有学者将制度主义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提出“结构-制度”分析范式[1]，却随即遭受挑战，批评者集中火力批判结构的不可见性、静态性，进而提出“事件-过程”范式，试图摆脱传统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2]，这种分析范式近来受到较广泛的关注与应用；还有学者提出要用“制度与生活”的视角替代“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的静态视角[3]，尝试在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关系中分析社会力量和权利意识的发育和成长过程[4]。
凡此种种，反映出学者们对结构分析的反思与超越。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结构分析真的失效了吗？真的如批评者所讲的那样过时了吗？批评者的批评真的完全等合事实吗？回顾历史，现有的一些批评与历史上的批评何其相似，一定程度上就是“许多早期先驱者提出的未决问题的某种反响”，这种不断重现的博学与原创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5]。
因而，有必要进行充分的理论回顾，才能避免循环往复的争论，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更新。
那么，学界历来对结构功能主义有何批判，批判能否成立，是否存在放大歧见的倾向？继而，能否在吸收各自合理性、扬弃不合理性的基础上，迈向一种新的分析范式？这是一个需要系统分析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社会研究确实亟需方法论层面的更新。
本文就将分析限定在政治社会领域，力图把握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及其批判、修正的历史，挖掘隐匿其中的对话，尝试构架一种更加兼容的分析范式。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社会领域以国家权力为分析核心，但是并非脱离于社会整体，它特指国家与社会发生关联的领域。
二、回到结构功能主义分析的本源政治社会领域的研究曾经长期停留在思辨层面，经典论著最愿意在“何种制度能够达成良治”上面花费笔墨。
伴随工业化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迁，人们开始转向实证社会科学的建构，并且较早选择了结构分析范式。
可以讲，实证主义的政治社会研究就是以结构分析开篇的，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结构功能主义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耀眼的领跑者。
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将社会变迁看作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将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分别研究社会静态的结构及其秩序、揭示人类自然进步的一般理论[7]，开创了结构主义的先河。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认为社会中的结构和活动是由它的单元的特质决定[8]，没有各单元的实质性改变，社会就不会产生实质而永久的变化；埃米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则将个体视为整体的一个部分[9]，强调职业伦理、道德在联结个体、群体与国家的重要性。
早期的政治社会研究者都注意到结构的影响。
在涂尔干等人思想的影响下，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于1937年推出了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将社会类比为生物有机体，认为社会由有机体系统（系统生存的环境）、行动者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组成，一个社会只有发挥A－G－I－L（适应、目的、整合和模式维持）[10]四个功能，才能维持社会的和谐运转。
帕森斯的学生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另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主张从经验层面切入结构功能的分析，批判功能的普遍性，认为不同系统中的功能可能不尽相同[11]。
他对结构与功能的互动关系认识，为结构功能主义注入了一定的动态因素。
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一种结构取向的政治系统理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登场。
1951年，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将不被人注意的利益集团引入到政治分析中来，分析了其如何“接近”或“深入”到政府中去。
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引入却不盲从帕森斯的理论，在批评“均衡分析忽略了系统对付其环境影响的可变能力”的基础上，将政治生活解释为社会性要求输入、政治系统转换输出并且对社会系统产生反馈的过程[12]；1960年，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中首次阐述其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学理论，在《比较政治学》中，他强调政治体系是由相互作用的结构构成[13]。
与帕森斯等人“去政治化”的分析相比，政治学家的分析更加侧重于政治系统，实际上成为“政治中心主义”的结构功能论者。
直至“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领域被明确出来，“去政治化”和“政治中心主义”的不同视角才得以融合，结构功能主义在政治社会研究领域的地位得以确定。
总体而言，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留下的遗产主要在于：强调结构是“一系列相对稳定和规范化的社会或具有相对持久的规范的系统”[14]，各系统发挥的功能受社会平衡这个目的支配，规范和价值在社会结构中发挥一种决定性的作用，结构与功能互赖共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畴有所集中，但仍未突破只提供类型学概念的局限，对各系统之间、单元之间如何发生关联，仍未有清晰的解释。
三、结构功能主义的“三重”挑战结构功能主义从属于规范性理论范式，具有整体性的偏好，因此容易将各个系统单元降格为弥散性的因素。
一旦应用于研究问题分析，就会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在理论与现实之间遗留下巨大的“间隙”。
（一）结构均衡遭遇社会冲突的挑战二战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让一部分人更关注社会秩序何以不可能，这在本体论层面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批评。
冲突论者率先扯起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大旗，批评其“只看到均衡，看不到冲突”，进而主要以“失序”为研究阵地，对结构和功能进行“解构”。
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最早使用了“冲突理论”这一术语。
他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对冲突的漠视，认为冲突不但有负面作用，还能建立和维持群体结构，促进和保持社会整合以及强化族群[15]。
拉尔夫·达仁道夫（Gustav Dahrendorf）则否认社会组织是寻求均衡的社会系统，他发现因为存在“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整合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16]，社会结构中固有的不平等权威的分布导致冲突丛生；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 ）批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共同的价值体系并不意味着内部冲突不激烈”[17]，认为社会处于均衡的焦点通常是一种例外而不是常规，分层的结构生来就不稳定。
现实情况是，只要社会存在分化并且分化严重，社会内部就会高度紧张和冲突不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质疑更加有力，他指出“在最近150年间，西方社会的紧张是由于趋向平等和科层主义的矛盾冲击造成的”[18]。
由此，在现实世界中，结构变化往往产生冲突问题而非结构主义的均衡命题。
（二）整体主义遭遇个体主义的挑战结构功能主义往往被贴上静态分析、整体主义的[19]标签。
其实，结构功能主义阵营的默顿已经对此有所认知，他批评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过于抽象，强调结构功能的经验性，但是这种反思仍未向解释层面迈出实质步伐。
同样是结构取向的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也批评结构功能主义实为“将行动者打发去度假的机械结构主义”[20]。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也批评结构主义“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整体主义。
诚然，关注行动者个体是破译社会运行密码的关键。
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行为主义研究运动就将行动者及其行为视为优先于整体结构的研究对象，要求重新发现“有目的的公民的作用”[21]。
他们甚至建构起关注日常生活实践的微观政治研究领域，“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22]。
总体来看，个体主义认识论推崇小事件因果关系，更多地从“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事件”来理解社会运作的意义[23]，冲击着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主义”取向。
（三）宏观主义遭遇微观方法的挑战即使是后帕森斯时代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也从宏观主义立场逐渐退缩，将宏大的社会整合目标套现为“个体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支持”或“适应日常社会条件的能力”[24]，从心理、个体行为等小视角切入，进行微观研究。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流派，其理论法宝就是超越系统分析方法，以微观方法来进行政治社会分析。
日常生活成为把脉政治社会的具体场景，个体的行为成为观察日常生活的焦点。
人们质疑，如果宏观主义的社会目标有效，那么为何会出现集体行动“搭便车”的问题？日常生活的世界到处可见个体行为与整体目标相悖的个体失范行为，日常生活的世界貌似与客观目标相距甚远。
直到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使得微观主义的日常生活研究成为一种时髦。
微观研究者认为集体行动起源于个体行为和互动，他们强调观察微观生活，力图打破宏观研究的“黑箱”，通过客观事实来解释个体行为[25]。
微观主义研究更少强调结构，批评结构功能主义将组织、结构为视为一般的、理所当然的。
由于微观主义研究者成功的努力，宏观研究在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态势退居到辅助地位（secondary status）[26]，整个1980年代的研究好像就是归于微观。
从区别来看，微观主义解释个体自主性，宏观主义强调社会决定论。
表1 日常生活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区别差异微观研究宏观研究范围小大层次个体宏观系统结构指向意味着行动宏观结构行动者属性个体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