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预算——浙江温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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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恳谈”到“参与式预算”——公民参与的温岭模式陈奕敏民主恳谈是温岭市原创的新型基层民主形式。
自1999年创建以来,民主恳谈致力于探索构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层地方治理模式,并取得成效,2004年3月,温岭民主恳谈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其后,试图探索民主恳谈的制度化途径,尝试将民主恳谈引入基层人大体制。
2005年,在新河镇开始探索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关注。
本文试从民主恳谈的八年发展历程,勾画民主恳谈的运行发展轨迹,揭示民主恳谈对于基层民主化的标本意义和示范价值。
民主恳谈的起源温岭市是县级市,面积920平方公里,辖11个镇5个街道,人口116万。
温岭市依靠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和私有经济的强劲驱动,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2006年全市生产总值351.82亿元,财政总收入33.3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445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167元。
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在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居第32位,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居第11位。
温岭是浙江省经济活跃、发展最快的地方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发展乡镇企业,1983年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艰难创业,已经形成了高度市场化和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格局。
市场经济无疑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治的温床。
在经济市场化和私有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中,搏击商海多年的温岭人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小生产意识的樊篱,逐渐地孕育生长出了自主、竞争、平等、公开、民主等等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现代新观念,并将此渗透和延伸到他们的政治生活领域。
这种示范效应的扩展,使农村群众的民主、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且日益增强,要求参与村、镇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愿望也日渐凸显。
市场经济不仅改造了社会经济生活,也改造了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态度。
私有经济的崛起,也促使社会群体开始分化,产生了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劳动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导致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2005年7月25日,温岭市·新河镇为了探索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财政预算编制与确定机制,启动了参与式预算改革。
本项目主要通过公众参与政府预算编制、人民代表审议修改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的监督,使财政资金的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并以此为平台进一步推动基层人大改革。
一、背景(动因)(一)、财政预算编制需要有制度约束以前,我镇的财政预算和使用没有强有力的约束,因此,需要有一个能约束政府财政使用的随意性,控制、削减财政赤字的制度。
(二)、探索公众制度化参与财政资金分配本项目旨在通过公众的充分参与,使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更符合公共利益,并维护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的利益。
;二、目标将民主恳谈制度引入预算审查、监督过程,以民主恳谈激活人大作用,在保障公众的预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同时,促进人大和人大代表更好地依法履行权力。
二、基本做法(程序)(一)、公众与政府对话协商,参与政府预算编制。
▲在人代会召开之前,镇政府召开预算编制民主恳谈会,组织本镇公民自由、平等参与。
▲将参与者分成经济、社会、城建三个小组,讨论政府编制的预算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召集全体参与者与政府咨询、对话、协商,对预算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人代会预算草案审议6个步骤:1.镇政府向大会作预算草案(包括预算细化方案)报告,并报告公众参与者提出的预算修改建议;2.人大代表通过两轮的分组与集中审议,对预算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镇政府答复和解释人大代表的询问;3. 镇政府和人大财经小组参加,讨论人大代表就政府预算草案提的意见和建议,镇政府据此修改预算草案,并向人大提交预算修改方案;4.人大代表分组讨论、审议镇政府提出的预算修改方案,若仍有不同意见,人大代表五人以上联名提出“预算修正议案”;5. “预算修正议案”的大会辩论及投票表决;6. “预算草案”投票表决。
(三)、公众参与预算执行和监督▲在镇人代会闭会期间,镇人大财经小组对镇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开展经常性监督;▲在预算执行中期,人大主席团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和自愿参与的公民对半年来政府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和讨论;▲镇政府若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提出预算调整案,则需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审议和批准三、实现路径浙江省温岭市下属泽国、新河等五个镇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建立在“民主恳谈”基础之上,其主要载体为镇民主听证制度,议题范围包括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要政策,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办法的制定和修改,政府重大公共基建项目投资工程,群众普遍关注或反映强烈的重要事项等。
我参与的参与式预算作者:马蔡琛来源:《新理财·政府理财》2009年第07期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对于关注中国预算改革和基层民主建设的朋友们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
两年前我就在自己编撰的教材中介绍了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对此,我不陌生。
近日,《新理财》杂志邀请我撰写一篇关于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文字,我却颇为踌躇。
主要是面对国内各类相关报道和学术文章,我总有些“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
不过,好在我曾因机缘巧合,分别在2007和2009年两次到过温岭,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他们的预算改革进程。
我想将这两次亲历亲为中的一些所见、所闻和所思,和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或许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温岭乃至国内其他试点地区参与式预算改革的理解。
初探温岭2007年初,北京的一家研究机构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温岭一行。
由于此前一直对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比较关注,我遂欣然应邀前往。
不过,在抵达温岭之前,我还是有些困惑。
因为在此之前,致力于温岭参与式预算问题的研究者,主要是基于政治学背景的,他们关注的焦点也是参与式预算与基层民主的关系等话题。
而预算圈内的朋友都知道,基于曾经在省级财政预算部门工作过的经历和兴趣所致,我在预算领域内的研究重点在于公共预算的相关技术问题。
他们为什么请我这样一个不擅鼓吹预算民主的技术专家去,我当时确实有些搞不明白。
到达温岭后才知道,原来2007年温岭某乡镇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有些波折。
由于某些缘故,在当年1月份的镇人大会议上,既没有采用民主恳谈的方式,也没有采取参与式预算的形式,而是用以前的老方法,审议通过了财政预算草案。
春节过后,当各路人马准备就参与式预算进行深度报道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人家在没有搞“参与式”的情况下,就已经把预算搞定了。
后来,我们在温岭停留的几天中,经过反复斟酌权衡,终于在技术方案上达成了共识,选择了启动预算调整法定程序,重启参与式预算的具体操作方案。
地方治理中的参与式预算———关于浙江温岭市新河镇改革的案例研究陈家刚1,陈奕敏2(1.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032;2.中共温岭市委宣传部,浙江温岭317500)摘要:参与式预算是一种公民直接参与决策的治理形式,是参与式民主的一种形式。
实施参与式预算,能够促进公共学习和激发公民的权利意识,通过改善政策和资源分配,实现社会公正,以及改革行政机构。
在这种直接的、自愿和普遍参与的民主过程中,人们能够平等讨论和决定公共预算、各项政策以及政府管理。
在充分吸收国外参与式预算实践的基础上,浙江省新河镇基于国家既有的法律框架,以及民主恳谈的制度平台,开始实施预算改革,扩大了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广度和深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
在理论分析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初步探讨了参与式预算在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兴起与发展,力图为中国地方治理,以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参与式民主;治理中图分类号:D62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62(2007)03-0076-08收稿日期:2007-05-11作者简介:陈家刚(1969-),男,河南省固始县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现为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
1参与式预算的概念及背景参与式预算是一种创新的政策制定过程,是公民直接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的决策过程。
公民可以借助各种论坛、会议等平台,确定资源分配、社会政策优先性,以及监督政府的公共支出等行为[1,2]。
实施参与式预算的目标是:(1)促进公共学习和激发公民的权利意识;(2)通过改善政策和资源分配,实现社会公正;(3)改革行政机构。
在这种直接的、自愿和普遍参与的民主过程中,人们能够平等讨论和决定公共预算、各项政策,以及政府管理。
随着低收入、弱势、以及边缘群体等传统上受排斥的社会群体获得参与决策的机会,社会与政治排斥将会被逐渐消除。
案例5:参与式预算——浙江温岭模式温岭市是浙江东南沿海的一个县级市,从1999年以来,持续不懈地推行以公民参与为特点、以公共事务的公开决策为主要内容的新型民主形式——“民主恳谈”。
2005年,温岭市将乡镇的财政预算编制和审查列入“民主恳谈”的内容,在新河镇率先开始探索,温岭模式的参与式预算由此产生。
参与式预算在新河镇施行3年后,2008年,温岭市把新河镇的做法和经验推广到薯横、泽国、滨海、大溪4个镇,并且在前三年的基础上又作出了颇有价值的新探索。
温岭市的“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曾高票入选“十大地方公共决策实验”;2010年1月荣获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提名奖。
5月和7月,省人大常委会先后来温岭调研参与式预算,6月14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在《关于温岭市参与式预算做法的调查》专报上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温岭市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做法,是扩大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公共财政规范化建设的有益探索,对于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希望温岭市认真总结完善。
各地乡镇基层可结合实际加以借鉴,省人大要多加关注,加强指导,使之不断取得新成效。
”一、温岭模式溯源2007年4月4日,温岭新河镇公开政府“钱袋子”的做法再次吸引了外界的关注。
人大代表围绕财政预算调整问题大大方方地参与讨论并投票表决,这个曾经在中国绝大多数乡镇基层群众中遥远而神秘的事情,现在在当地人看来已经是很平常的一件。
从借鉴巴西榆港市的地方参与式预算改革经验,到新河“民主恳谈会”,中国乡镇在预算过程中引入民众的参与,已经称不上是新鲜事。
但从1999年在温岭开始的民主恳谈到现在每年要做的参与式预算,思路来自哪来?如何能不断发展到今天,这当中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民主恳谈”第一次温岭市是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的一个城市,根据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指标,温岭在全国百强县中分别位于第32和15位。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创新和尝试一直是温岭人引以为豪的事。
在温岭做了7年民主恳谈的陈奕敏已经算得上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
从1999年的民主恳谈最初尝试,到现在的参与式预算和其他重大项目决策的民主恳谈,陈奕敏不光是一个见证人,还是民主恳谈的开创人、实践者,他经历了这当中的所有曲曲折折。
陈奕敏是温岭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温岭市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由于为人诚恳、善于交际,熟悉他的人都管他叫老陈,“官一点都不大,可认识他的人和他认识的人,来头都不小。
”一位当地基层代表对记者说。
谈到温岭的民主恳谈,陈奕敏已经滔滔不绝。
而温岭为什么会成为民主恳谈的试验田,还得从1999年浙江省委发文要求各地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开始。
陈奕敏说,我们当时就想到,单纯搞灌输式的教育可能效果不好,能不能搞得有点新意。
要让老百姓愿意参与而且积极参与,就要形成互动,就要有老百姓关心的话题。
“按照这个思路,我就想到了这个学习一定要搞成双向的,”陈奕敏说,这样一来,其实就偏离了当初的学习班,成了和群众的对话。
紧接着老陈开始设计方案,在方案中陈奕敏特别强调三个要求:“第一,开会前5天发出通知,把确定的主题告诉大家;第二,全镇干部要参加;第三,群众提出的问题要认真回答并及时处理。
”这也成为温岭民主恳谈的第一个方案。
刚好,当时有一个小区居民反映每户交了100元修路钱,结果路一直没有修。
于是大家就决定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讨论。
“没想到,效果非常好,群众畅所欲言,一些提出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落实。
”陈奕敏说。
虽然这样的对话会经常被争论的农民代表搞得乱哄哄的,但群众还算满意,因为能解决问题。
于是,这种对话的方式开始在温岭市蔓延,不少乡镇都搞了类似的对话,但名字还不叫民主恳谈。
财政预算“恳谈”试水“大家都在搞,五花八门的,所以就急需把名称统一起来,”陈奕敏说,原来叫论坛,但农民说搞的像专家教授在开国际研讨会一样,一点也不贴切,这其实就是老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决策自己的事情,后来就取名为“民主恳谈”。
在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家刚看来,“民主恳谈”作为一种民主形式,意味着政府和公民之间围绕公共事务的平等、自由、公开的对话和讨论。
不仅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合法性,还为公民参与基层公共管理提供了渠道。
“民主恳谈还增强了决策的透明度,有助于防止违背大多数人意愿的决策。
类似‘暗箱决策’、‘拍脑门决策’、‘少数领导决策’的传统决策模式已经逐渐转变为充分吸收民众智慧的‘阳光决策’。
”陈家刚说。
民主恳谈在基层得到了肯定也迅速引起媒体和专家的注意,台州有关领导也认为这种做法也值得尝试和推广。
于是,1999年,台州专门召开了一个关于基础民主的研讨会,不少大学教授和专家来到温岭后就对民主恳谈产生了极强的兴趣,有的教授甚至就留在温岭,放手开始做起了研究。
群众的满意和专家的肯定让陈奕敏做基层民主恳谈的信心倍增,“下一步就是如何完善、深化,如何让这种做法更加制度化。
”陈奕敏说,那次研讨会后,他就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尽管作为一种初创的民主形式,他已经发现了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他相信,只要不断总结经验,虚心向专家学习,就可以通过实践逐步完善起来。
曾经有一个案例,牧屿镇要修建一座牧屿山公园,镇政府思前想后,觉得这么大一件事情,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把镇政府的难处和想法都拿出来给群众沟通一下,搞个恳谈会,就即便是以后公园没搞好,也事先让群众参与,以免留下口实。
“万万没想到的是,熟悉当地情况的群众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主意,包括路从哪里开始修,公园开几个门,这些主意比镇政府此前请的武汉专家的方案还要好。
”陈奕敏说。
集体的智慧让民主恳谈充满了活力,也让民主恳谈顺利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重大的项目、事务都要搞民主恳谈。
”不过,随着民主恳谈的深入发展,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怎样将民主恳谈与发挥乡镇人大的作用结合起来;二是怎样保证民主恳谈结果的有效实施。
公开的招待费专家的介入给民主恳谈带来了新的活力。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凡给记者讲述了这当中的一个故事。
“2004年以前的时候有人给我说过,让我来看看这里搞得究竟怎么样,我说我没兴趣。
”李凡说,后来,陈奕敏和他们的宣传部长到北京去,和他们见了面以后,我发现这两人是很开明的人。
但是,限于各种体制的原因,当时的民主恳谈有些限于僵持状态,继续深入一时没有抓手。
2004年10月份,李凡正好在宁波开会,我在温岭转了一个礼拜,跑了七八个镇,实地了解情况。
“我一直在考虑,拿什么问题来作为基层民主改革的突破口,我就在各个镇里和他们领导交换意见,我和他们谈,你原来的恳谈是在民主体制外,能不能把体制外搬到体制内。
”“再就是你选一个什么样的题目,让所有的人都感兴趣,而不是政府感兴趣的东西就拿出来谈,不感兴趣的就不谈。
”李凡说,但不管如何,恳谈一旦形成多数,结果就必须算数。
不能说100个老百姓参加恳谈,99个持统一意见,政府觉得不对,就耍老百姓。
由于省县之间特殊的财税关系,浙江省的乡镇在控制财政方面一般都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新河镇也不例外,而预算恰恰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同时,把预算通过乡镇人大来恳谈,就能把体制外的东西搬到体制内。
”李凡说,后来大家一合计,“干!就这个意见了。
”“在搞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李凡说,有人还问我,预算能拿出来谈吗?“行政开支、农业、工业,大家看来看去觉得都可以,就一项不行:招待费。
一年100多万的招待费,这个拿到人大去不被骂死嘛,有人坚决不同意把招待费也公开。
”“后来我就死磨硬泡,我说其他都可以了,这个有什么不能啊。
后来还找到镇书记去征求意见,书记也很开通,说,要公开就全公开,”李凡说,得到同意后,大家就照着做了,结果在招待费这个问题上,老百姓没有任何人有意见,其实大家都理解,因为在一个1亿多元的预算中,招待费才100万元,其实是非常少的。
其实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招待费他们是不会介意的。
限制了谁权力?“我们不是简单地为了做预算而做预算,是想通过人大代表参与公共预算,真正唤起基层人大对预算的监督作用,同时,也让温岭的民主恳谈有了法律的保障。
”陈奕敏说。
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陈奕敏还不敢向市里面汇报。
“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做这项工作,我们也没有汇报,为什么了,因为怕汇报后,他们一研究时间就拖长了,事情就拖在那里。
”“但是同样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市里面的命令,就只能靠我到下面镇上去说服,这个难度就大了,”陈奕敏说。
但并不是所有的乡镇都能理解这样的做法。
“就在温岭也有一些乡镇不愿意做,他们连民主恳谈都不愿意做,”陈奕敏说,“后来市里面发了文件,要求每个乡镇每年至少要搞4次民主恳谈,有的乡镇就应付了事。
”“比如,他们把不需要决策的事情拿出来,搞虚的,像什么文化发展恳谈会啊、理论研究恳谈会啊,完全是在应付。
”陈奕敏说。
“有的乡镇不愿意做,完全是出于怕自己的权力被约束,”陈奕敏说,正如河南、安徽有些市县过来观摩,听了我们的事情后,他们也感慨万千,但他们说,“这套东西在我们那里做不成,镇上哪里愿意放权。
”“原因就在于参与式预算能限制镇长的权力,”陈奕敏说。
还有一个原因,李凡说,“现在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有一个行为模式,做事就做第一位的东西,决不抄别人的。
所以你温岭搞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即使你搞得再好,也没有人愿意去直接抄回来。
要做就要做天下第一。
”二、温岭模式的主要分类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是指公民以民主恳谈为主要形式参与年度预算方案讨论,人大代表审议政府财政预算并决定预算的修正和调整,实现实质性的审查监督。
温岭各地以民主恳谈为基础形成了不同特点的做法。
主要有:1、以人大预算审查监督为主的新河做法。
其特点是围绕人代会前初审、大会审议和会后监督开展工作。
会前初审。
在镇人代会前,召开预算初审民主恳谈会,分工业、农业、社会事业三个专门小组进行讨论,除人大代表外,各协会、社会团体、各界代表和公民自愿参与,会后各小组形成预算初审报告。
大会审议。
人代会期间,代表进行预算报告集中审议,镇政府负责人回答代表提出的询问。
随后,镇人大主席团和镇政府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代表提出的意见形成预算修改方案,再经代表分组审议后大会表决。
5名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预算修正案,若大会票决时获得全体代表半数以上支持,则通过成为预算的一部分。
会后监督。
人代会闭会期间,镇人大财经小组作为财经监督常设机构,对政府预算执行情况实行监督,并参与下一年的财政预算编制。
2、以公民协商建设项目为主的泽国做法。
其特点是用协商形式,公民直接参与城镇建设项目资金预算安排的决策过程。
一是讨论提出建设项目资金预算草案。
政府首先选出一批属于本级行政范围且事关民生问题的城建项目,组织专家组对项目可行性进行研究,提出各项目的资金预算,编印预算项目民意调查问卷。
二是就项目进行民主恳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