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今天和小编一起谈谈“方皆与证对应”小编说：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常言：“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关键就在于方证是否对应。
可以说，方证对应是准确运用经方的一把金钥匙。
那么什么是方证对应，又如何做到方证对应，避免机械死板、生搬硬套？现摘选胡希恕医案一则来谈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周某，男，8岁，北京市房山县人。
1978年12月10日初诊，主诉：手足扭转2年。
患者于1977年拉小提琴时感右臂屈曲不利，后又发现左下肢外翻，走路时左腿拖地抬脚困难且逐渐加重，4月于本市医院检查谓“平足”，到某医院，予多巴胺治疗不效，又在某医院诊为“痉挛性扁平足”和“锥体外系病”，称此病无法治。
颈椎X片报告正常，头颅相正常，脑电波图检查正常。
既往有间歇性头痛伴呕吐证。
现症见：左足外翻，右手屈曲费劲，有拘挛震颤，不能用右手写字，自己站不稳，站则欲跪，走路时重心前移，左腿肚石硬伴疼痛。
口流清涎，每有呕吐时头左额部疼痛。
头向左斜，手足凉。
脉浮紧弦。
与吴茱萸汤、大黄附子汤合芍药甘草汤，两方交替服用。
处方一：吴茱萸10克，党参10克，生姜10克，大枣4枚；处方二：大黄6克，附子10克，细辛6克，白芍30克，炙甘草15克，当归6克。
二诊（1979年1月15日）：上两方交替服各12剂，头痛呕吐清水6剂已。
现右手能写字，左下肢症状有好转，但右下肢反较不利。
脉弦。
再予方二原方，十剂。
三诊（1979年1月28日）：下肢症状继见好转，予大黄附子汤合芍药甘草汤合桂枝茯苓丸。
处方：大黄6克，附子9克，细辛6克，白芍20克，桂枝9克，茯苓15克，桃仁9克，丹皮9克，炙甘草9克。
四诊（1979年3月25日）：左下肢完全恢复，左脚尖稍向内，行路基本好转，头向左歪已，脉细缓。
予大黄附子汤合芍药甘草汤。
处方：大黄6克，附子6克，细辛6克，赤白芍各18克，炙甘草18克。
五诊（1979年4月8日）：左腿肚稍痛，上楼梯爬山皆正常，最近几天食纳较差，苔薄白舌尖红。
经方学法：方证对应我临床使用经方，受当代经方名家江尔逊老中医的熏陶与启迪，遵循“方证对应”的原则。
方证对应，即'有是证用是方”。
江老强调，临床证候只要与仲景的描述相契合(有时“但见一证便是”)，放胆使用而不必强求脉、舌、症面面俱备，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仲景当年的治病实践，颇有执简驭繁，驾轻就熟之妙，而效验必彩。
方证对应是准确运用经方的一条捷径，江老认为，初业医者慨叹经方难用，其实是不熟悉仲景的原文。
他本人善用经方，其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熟背原文。
如他曾治某患儿，麻疹后阵阵心烦，初认为疹后余热，予养阴清心之方罔效，烦躁益频。
每见家人进餐即索食，甫入口，则烦躁顿作，须臾自动停止。
江老玩味经文，忽然悟曰：此乃蛔厥，因《伤寒论》厥阴病篇描述蛔厥的特征是：“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
”遂按方证对应，予乌梅丸去辛温之品，加驱虫药。
服一剂，大便下如污泥。
便内挟虫，从此烦躁止矣。
他所治愈的不少蛔厥，均是既不腹痛吐蛔，亦不厥逆，却与“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的描绘相合。
故信手拈来乌梅丸，方证对应，敏收捷效。
本人临症治愈过不少顽固性头痛。
只要头痛伴恶心或呕吐涎沫及清水者，均投以吴茱萸汤原方，而能迅速止痛止呕，且较长时间不再复发;即使偶尔复发，病情亦较轻，投以原方，仍收捷效。
投方依据见于《伤寒沦》厥阴病篇“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值得玩味的是，不少患者并不具备肝胃寒凝、浊阴上逆的全身症征及舌脉，有的还伴见一些热象。
若不走方证对应这一条捷径，断难毅然使用吴茱萸汤原方。
方证对应有助于发掘运用高效经方，如《金匮要赂》“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的古今录验续命汤，后世罕有用之者。
江老尝叹曰：是临床确无此证乎?非也。
他初学医时，曾治唐某，男，年五旬，体丰。
一日，忽然四肢瘫痪，但神志清楚。
江老业师陈鼎三先生曰：“此《金匮》风痱证也，宜用古今录验续命扬。
如何运用“六经多纲、方证对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伤寒名家刘渡舟高度赞赏胡希恕先生的伤寒临床水平：“群贤会诊，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立方遣药，效果非凡！”中医大家任应秋教授则评价胡希恕先生“临床善用经方，出神入化”。
当代名医任继学教授也曾在与谢海洲教授谈话中，追忆胡希恕先生的经方疗效，称赞不已。
而身为伤寒大家的陈慎吾先生，在其母亲高龄患病之时，数次邀请好友胡希恕先生诊治，胡老运用经方，药到病除，传为美谈。
那么，让诸多中医名家对其临床疗效称赞不已的胡希恕先生，其“经方理论与临床”有哪些突出特点呢？和很多常见的经方应用体系不同的是：胡希恕先生在经方应用时，舍弃了“脏腑经络辨证”，走出了一条和以刘渡舟先生为代表的“学院伤寒派”不同的经方之路：胡希恕先生认为：经方临床的核心，是“八纲六经”以及由此细化的“方证对应”。
具体来说：“八纲”是指表、里、寒、热、虚、实、阴、阳。
其中，病位主要在于八纲中的表里。
胡希恕先生提出：其实表、里的中间还应有个“半表半里”。
病情主要在于八纲中的阴、阳（具体包括寒、热、虚、实）。
那么，胡希恕先生认为：上述病位（表、里、半表半里）和病情（阴阳）的结合，则构成了“万病的总纲”——六经。
胡希恕先生认为：“其实六经即来自于八纲，乃万病的提纲”。
所以，胡老不赞同“六经缘自经络”的观点，认为六经与经络、脏腑、气化无对应关系，只与八纲密切相联。
从更深的理论层面来看，胡老提出振聋发聩的观点：《伤寒论》六经并非《内经》经络概念，《伤寒杂病论》并非依据《黄帝内经》撰著，而是张仲景主要依据《汤液经法》、《神农本草经》撰成。
有些人临床上运用经方不能得心应手，可能与其把《伤寒》、《内经》硬要“结合”的缘故。
因为《伤寒》、《内经》作为最为优秀的中医经典之一，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而各有所长，犹如火车和飞机各司其职，很难于“有机结合”。
经方家刘渡舟谈什么是“方证对应”凡是学习《伤寒论》需要讲求方法，然后得其门而入，才能做到登堂入室，事半而功倍。
因此，对学习来讲，就有远近之分，难易之别了。
记得子贡说过，“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 《伤寒论》这堵墙很厚，怎样才能穿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不遗余力地为之上下求索。
有一次看到晋·皇甫谧的《甲乙经·序》，才得到了答案。
序文说：“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
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我从“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两个“本”字中悟出一个道理，要想穿入《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
为此，我要先讲一讲《伤寒论》的方证大义：《伤寒论》的方，叫做“经方”，来源于伊尹的《汤液经》，而被西汉的太仓公淳于意和东汉的长沙太守张仲景继承而流传至今。
“经方”的特点，药少而精，出神入化，起死回生，效如桴鼓，而为方书之祖。
《伤寒论》的证，又叫“证候”，乃是用以反映疾病痛痒的一个客观验证，证有客观的规律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可供人分析研究，综合归纳等诸多妙用。
“证”不是捏造出来的，它是生理病理客观的产物，它同病可以分开，而又不能绝对地分开。
所以证之于病，如影随形，从“取证”的意义来讲，它优于近代医学之上。
由于病不能离开证而孑然独存，所以我不承认辨证而与辨病的距离有天渊之别。
“证”的精微之处，古人则称之为“机”，凡事物初露的苗头都带有机义。
昔日张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日：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
仲宣嫌其言仵，又“贵且长也”，受汤勿服。
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
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
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
以上的记载，反映了张仲景预知生死可谓神乎其神，但是他说出了“色候固非服汤之诊”，还是通过色脉之诊而知其必然的。
第四讲方证对应第四讲方证对应要与辨证论治相结合前面我们深入讨论了方证对应的优越性，其一，方证对应是准确运用经方获取高效的一条捷径；其二，方证对应有助于发掘运用几近埋没的高效经方，如《古今录验》续命汤和侯氏黑散。
侯氏黑散，江老治验不多，我只在治疗脊髓炎后遗症时用过一次，无反馈。
今天我们接着前面的话题，讨论方证对应与辨证论治相结合。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方证对应与辨证论治一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有短板，也有困惑，也有捉襟见肘之时。
比较极端的笑话发生在日本。
就是“小柴胡汤吃死人”。
大家都知道的，真是笑话！这就是机械的方证对应，死板的方证对应，照葫芦画瓢的方证对应，一句话，对号入座！国内也有医者用这样的话来批评我。
2007 年 11 月 2日的《中国中医药报》第 5 版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方证辨证≠ 方证对应”。
文中写道：“仲景辨方证的’证’ ，多被理解为’特征症’ ，即有是’症’ ，用是方。
近来阅读余国俊先生著《我的中医之路》，见其所持观点即为此，如第35页的’江尔逊的方证对应观’，文中说：’ 方证对应，又称方证相应、方证相对、方剂辨证、汤证辨证等…… 江老强调，临床证候只要与仲景的描述相契合（有时但见一证便是），即可信手拈来，而不必受八纲、脏腑、病因等辨证方法的限制。
’确实，运用经方时，若对张仲景书中条文烂熟于心，很容易抓住主症，做到方证对应也并非难事。
但令笔者心生疑惑的是，若说这种’方证对应’ 的方法即是’方剂辨证’ 似乎不妥。
若果如此，这种’方证对应’ 与’对号入座’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试想：难道临床上的病证，都有如此典型的’特征症’ 吗？这种提法也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若未见典型的特征症，或者症状太少时，就无法应用经方了？而且，有时虽出现某一症状与某方的适应症相似，但若不分清病机，或不认真辨析症状的条件性，总难免误诊误治。
”对于这种批评，我一直没有公开回应。
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批评者引用的拙文中，这个问题已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全面辨证方证对应今天的主题是“全面辨证，方证对应”。
既是文章标题，也是我诊疗疾病的准则和方针。
初看类似口号，实则是一个中医老兵数十年的医学心路和不断寻找诊疗最佳方法的过程蕴含其中。
（一）、伤寒渊薮。
一说起《伤寒杂病论》，基本上学中医的就是两种声音，一种是我看过，有点难看不懂，算了。
一种是看那干啥，都是两千年前的东西了，古方又不能治今病，中医要现代化，要用科学发展认识中医。
对于这两种观点，我从来都不是其一。
从一开始知道伤寒学的重要，便留意搜集伤寒之学有关书籍达百余册，手抄数遍原文，然而仍不得其门，我始终认为是自己还没有找到好的学习方法。
故而数十年“朝于斯、夕于斯、流离于斯、颠沛于斯。
”从医数十年我看到的是这样，各家解伤寒，把易经、五运六气、道学、佛学、心理学、物理学引入伤寒学，结果是只能是越学越多，还不明白晓畅。
结果就是都说经方好，但是大部分中医又不用经方思维使用经方，甚至不用经方，而是用时方、经验方、自拟方、而六经辨证体系证明最好最直接的解读伤寒学，就是着眼于伤寒论本身，以经解经，踏踏实实通过对六经八纲病位病性的学习，通过条文之间的对比，体会方剂之间的药味剂量不同意义，总结出方证药证，这才是最直接有效的学伤寒的方式。
（二）、六经八纲因为自身学习针灸和《黄帝内经》学说在先，所以在伤寒门外徘徊多年，随着“内经思维与脏腑辨证”的用药思路走到了岔路口，我开始接触《胡希恕伤寒论讲座》，其中胡希恕先生明确提出“内经是医经思维，伤寒是六经思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体系” “三阴三阳不是经络脏腑，而是部位” “经方的病位不是疾病病变的部位，而是症状反应的部位”，有如雷霆一喝之感，以前从未有过区分内经思维和伤寒思维的想法。
加上匡伟老师的不断鼓励，渐渐地使我得以明白“六经八纲”才是学伤寒用伤寒之正路，以此认识最直接，使用最有效，是临床辨证诊疗最可靠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三）、全面辨证从《胡希恕伤寒论讲座》相关书籍文章中，通过深入体会学习对比，得以了解到李冠杰老师的《康平本伤寒论讲座》和“经方病理辨证体系”是对“六经八纲”理论进一步发展最有成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