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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的划分标准
侵权行为的划分标准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主要包括：
1. 按构成要件划分：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
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基于过错直接致人损害，因而适用民法上一般责任条款的行为；特殊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虽无过错，但依民法特别责任条款或民事特别法应承担责任的行为。
2. 按侵害对象划分：分为侵害财产权行为和侵害人身权行为。
侵害财产权行为包括侵害物权及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行为；侵害人身权行为包括侵害他人身体和心理的行为。
3. 按致害人的人数划分：分为单独侵权和共同侵权。
单独侵权行为是指致害人仅为一人的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是指致害人为二人以上的侵权行为，致害人应负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
4. 按行为性质划分：分为积极侵权和消极侵权。
积极侵权是指致害人以积极作为的形式致人损害的行为；消极侵权是指致害人以消极不作为的形式致人损害的行为。
此外，根据商标法，商标侵权的形态包括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等7种情况。
在赔偿方式上，侵权赔偿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等多种方式。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如有需要，建议查阅相关法律法规或咨询专业律师。
民法中的四种行为范畴关系探析--以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为中心张平华上传时间:2006-3-24摘要: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已几成定论,以此种体系安排为中心或枢纽,法律行为、法律上的行为、侵权行为与中间行为之间展现了特定的冲突与关联。
这些冲突与关联所包含的理论和立法上的突出问题,在民法典体系化要求的思想框架内得到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法律行为;法律上的行为;侵权行为;中间行为;民法典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已几成定论,这对传统民法典编纂模式既具有创新意义,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以此为中心或枢纽,法律行为、法律上的行为、侵权行为与中间行为之间展现了特定的冲突与关联,实有必要加以探讨。
一、法律行为对传统潘德克顿民法典编纂模式的意义1.法律行为对传统潘德克顿民法典编纂模式的积极意义首先,法律行为是潘德克顿民法典编纂模式的“公因式”。
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全面涵盖了私人行为的主观(意思)、客观要件(表示),并直接将私人行为与法律效果相结合,科学地描绘了理性人的生活样态,起到了贯通民法各编的“公因式”的作用。
①将各编的共同事物进行统一规定(债编、物权编、亲属编、继承编均存在债权行为、物权行为、身份法上的行为、继承法上的行为,与法律行为相对应),有助于形成潘德克顿民法典编纂模式所具备的“总则——分则”结构,避免了立法上不必要的重复,增强了法典的“惟理化”效应。
其次,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相结合的工具。
法律行为理论是负载私法自治价值的工具。
民法总则是对法律行为的集中规定,而法律行为承载了市民社会的基本价值,例如平等、自由等;同时,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欲发生预期的效果,必须建立在特定的国家政治框架内,符合社会的基本道德制度与宪法秩序,[1](P368～369)故法律行为也必然是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相结合的工具。
法律行为将上述两方面的要求集中体现在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要件上,依有效的法律行为内容行事就是依法办事,故学者认为法律行为具备规范性格。
编者按：本刊2012年第1期发表了杨立新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媒体侵权责任案件法律适用指引》之后，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认为这不仅是研究媒体权利保护和媒体责任法律界限的重要成果，而且也是法学研究的一种创新形式，体例新颖别致，内容丰富多彩、切合实际，被誉为中国的侵权责任法重述的内容之一。
杨立新教授在继续进行这个课题的研究，力图构建全面的中国侵权责任法重述，将侵权责任法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指导有机地结合起来。
本期继续刊登杨立新教授撰写的中国侵权责任法重述之《中国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法律适用指引》，继续推动这个重要的研究工作，并将这一研究成果奉献给各位侵权法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
侵权行为形态和侵权责任形态研究，是当今世界侵权法研究的重点问题，是在侵权法研究中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
对此，我国侵权责任法学者的研究独具特色，并不逊于英美侵权法研究和大陆法系侵权法研究的水平。
期待学者关注这一课题的研究，并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法律适用指引———中国侵权责任法重述之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100872）中图分类号：D9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75（2013）05－0013－15*序言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这两个概念，是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最为复杂、最具有挑战性的范畴，是侵权责任法理论和规则科学化、系统化的典范，关系到侵权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分配的公平、科学、合理，因而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特别值得研究，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的侵权法的研究重点，受到世界各国侵权法学家和法官的重视。
对此，在大陆法系侵权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有多数人侵权行为及责任的理论及规则；在英美法系侵权法理论和实践中，有责任分担的理论和规则；在中国侵权法理论和实践中，则有侵权行为形态和侵权责任形态的理论和规则。
在上述这些侵权法的理论和规则中，尽管有范围宽窄的不同、着重点不同以及具体规则的差别，但其主旨都是着眼于不同的侵权行为与不同的侵权责任的相互衔接，构建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合理、完美的逻辑结构，寻求更加科学、合理地在侵权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分配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之规定和工程侵权责任类型化2009年，我国单独制定侵权责任法，该法是在民法通则将民事责任单独规定，并在其中详细规定“侵权的民事责任”的基础上，单独制定的民法单行法。
这一立法背离了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立法传统，改变了侵权责任之债的性质，使侵权责任脱离债法而归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
经历多年的立法发展，最终发现这种立法方法并不妥当，不仅民事责任统一规定的做法不当，而且否定侵权责任之债的属性亦属不当。
民法典对此作出了全面的改变。
首先，民法典总则编将侵权责任回归债法，在“民事权利”一章，规定“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和“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确认侵权行为是产生债的原因，确认民事责任之债的性质，而在“民事责任”一章，只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则，不再规定侵权的民事责任。
其次，民法典分则各编虽然将侵权责任编独立于合同编之外，但是在总则编上述规定的指导下，一是，将“造成损害”增加规定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改变了侵权责任法为了兼顾八种侵权责任方式而在第6条第1款和第7条中删除损害要件，淡化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功能的做法，在第1165条和第1166条规定，无论是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都须具备损害要件，确定侵权责任的主要功能是侵权损害赔偿；二是，将第二章的章名直接规定为“损害赔偿”，全面规定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则，突出了侵权责任主要是损害赔偿之债的属性，突出了侵权法就是侵权损害赔偿法的属性。
再次，民法典通过其他各编规定物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身份权请求权和违反债的二次请求权等做法，厘清民事权利保护方法体系的固有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的体系和两种请求权的界限与不同功能，确定侵权请求权是保护民事权利的方法之一，与固有请求权一道，构成民事权利保护方法的体系，共同保护民事权利。
最后，民法典通过固有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债的二次请求权例外），侵权请求权须受诉讼时效限制的规定，确定侵权请求权包括损害赔偿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和不登记的动产返还财产请求权，对应损害赔偿、恢复原状和返还财产的民事责任方式，形成侵权请求权与侵权责任方式的完整体系。
侵权行为法的一般化和类型化(一)今天讲侵权行为法一般化和类型化结合的问题，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我们在起草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怎么样来处理侵权行为法的一般化和侵权行为法的类型化的问题？这是在起草民法典侵权行为法这一编当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那么我们的民法典侵权行为法这一编可能就编的比较好，要是解决的不好，侵权行为法这一编就有可能就搞砸了。
所以这个问题在起草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这一问题我们作了尝试，现在我们在起草民法典侵权行为法这一编当中基本上是按照侵权行为法的一般化和类型化结合的思路来进行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来说效果还是可以的，我就把这些问题主要的内容向大家介绍一下。
一、关于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和侵权行为一般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涉及到一个一般化、一个类型化，实际上说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编制的方法和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编制的方法，现在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陆法系关于侵权行为一般化的最基本的做法。
中国民法现在的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思路的大陆法系的思路，集中表现在《民法通则》当中关于侵权的民事责任这一部分，法律立法的思想还是大陆法系，走的还是侵权行为一般化这样一个套路。
那么什么是侵权行为一般化这样一个民法侵权行为法的编制方法？它基本表现在侵权行为法当中首先要有一个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大陆法系在制定侵权行为法是按照侵权行为一般化的方法来编制，它首先要有一个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这个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概括了主要的或者全部的侵权行为，然后对侵权行为的具体规则再做一个规定，它对侵权行为不作类型化的规定。
《法国民法典》在1804年起草的时候，侵权行为法一共是五个条文，在这五个条文当中，1382条、1383条规定了过错侵权责任；然后在1384条、1385条、1386条规定了特殊侵权行为；这五个条文把社会生活当中形形色色的侵权行为都概括进去了，它的立法就是侵权行为一般化的做法。
评侵权责任的独立成编与侵权行为的类型化尹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关键词: 侵权行为/侵权责任/侵权法内容提要: 民事责任的派生性、各种具体的民事责任的内容缺乏共同性以及民事责任非为法律关系的要素或者发生根据等, 决定了民事责任在传统的民法典中无其独立地位。
我国《民法通则》所创设的“民事责任”单章规定的立法模式, 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但侵权责任可否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应当取决于有可能导致法典体系冲突的某些技术障碍的克服。
而现行侵权法理论的最大弊端, 便在于扩大了侵权行为的范围和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
因此, 重新建立以损害赔偿为基础的侵权责任体系, 是解决有关体系冲突的唯一出路。
现行侵权法草案将侵权行为尽可能类型化并予以列举规定的做法, 不利于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的全面保护。
一、民事责任独立成章与侵权责任独立成编的评价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将“民事责任”独立成章, 提供了后来的侵权责任独立成编之最初的基本立法模式。
“民事责任”概念的运用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含义。
从严格意义上讲, 民事责任应指违反法律义务的民事惩罚后果(如侵权责任、违约责任) , 但在很多情况下, “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两个概念又可相互替代(如合伙人的连带责任、债务清偿责任) 。
而在一些特别的场合,“民事责任”又可成为某种法律现象的借用性描述(如投资人的“有限责任”) [1] 在传统的民法典体系中, 作为义务违反之效果的民事责任, 并无其独立的地位。
无论松散式的《法国民法典》还是体系化的《德国民法典》, “权利”均为法典编撰的逻辑基础。
有所区别的仅仅是, 《法国民法典》系以所有权为财产权之中心, 将债权置于所有权的附属地位(债权为取得财产的方法之一种) 。
而《德国民法典》以抽象化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 为基座,对物权与债权以及身份权予以完全的类型化处理, 并赋予三种权利在法典中并列的同等地位。
但无论如何, 法国式或者德国式的民法典乃至其他任何一种样式的民法典(如《瑞士民法典》) ,都不能不在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基础之上展开其逻辑体系。
论侵权责任法中一般条款和类型化的关系(一)关键词: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类型化内容提要:大陆法系侵权责任法的特点在于，其采一般条款模式。
我国学界也普遍认为，侵权责任法应设计一般条款。
但是，一般条款的抽象性特点决定了它无法适用法律可操作性的要求，因此，要求类型化的规定予以配合。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应当妥当处理这两者的关系，这不仅仅是立法技术的要求，涉及到侵权责任法内容体系的建构，而且，也会影响到侵权责任法的具体适用。
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从具体列举到一般条款一般条款和类型化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侵权责任法的体系构建，因此，在构建侵权责任法体系时，必须处理好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和类型化的关系。
所谓一般条款，是指在成文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成为一切侵权请求权之基础的法律规范。
1]所谓类型化，是指侵权责任法在一般条款之外就具体的侵权行为作出规定。
我们所说的类型化，是指在一般条款之下的类型化，其与一般条款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因为其针对的往往是一般条款无法适用的情形。
古代法主要采取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例如，罗马法采取决疑式的方式，对于侵权行为采取具体列举的方式，并没有形成一般条款。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立法技术和理论研究水平所限。
近代民法典受罗马法的影响，仍然主要采取了具体列举的方式。
例如，1794年《普鲁士邦普通邦法》关于各种具体民事关系的法律条文达万余条。
自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采用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以来，以后的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大都效仿该模式，设置了以“过错责任”为主要归责原则的一般条款。
德国学者耶林曾言:“使人负担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
”2]作为19世纪三大民法原则之一的过错责任原则，在法典中被确认是民法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法律文明的产物。
大陆法国家民法中关于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的模式，主要有三种:1.法国的概括模式。
2019年程啸《侵权责任法》知识点梳理篇一：程啸《侵权责任法》知识点梳理第一章导论一、侵权责任法的概念与特征狭义：仅指以“侵权责任法”或“侵权法”为名的某部法律。
大陆法系不存在。
大陆法系的民法中，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皆属于概念债的发生原因。
民法对侵权行为的规定分为两部分：构成要件和责任承担。
构成要件规定在债编分则中，责任承担规定在债编总则中。
广义：实质意义上的侵权责任法，即所有规范侵权责任之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的规范的总称。
在我国，除了《侵》，广义的还包括《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用航空法》等。
私法：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关系特征强行法：与合同法、物权法相比，具有更多的强行法色彩。
对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规定属于强行性规范，不能任由当事人协商改变。
二、侵权责任基本法与侵权责任特别法基本法：《侵权责任法》。
第6条确立的过错责任。
凡是《侵》或者其他单行立法没概念有特别规定时，均适用该规则。
第2、3章的基本规定同样。
特别法：《侵》第5条：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规定。
不得随意规定各类侵权行为。
只有当某些侵权行为不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应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时，才有必要由特别法单独加以规范。
适用关系：《侵》第5条的关系。
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其他法律”指的就是侵权责任特别法。
即，优先适用特别法。
《侵》生效后，凡是明确修改了旧的立法规定的地方，一律应当适用《侵》。
对于某些侵权责任，原来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侵》对其未置明文。
对此，不可做出硬性规定：《侵》取消了原规定，或不方便作出。
三、侵权责任法在民法中的地位独立成编：不同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将侵放入债法中，而是单独成编。
一是有利于侵权责任法的发展；二是我国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并不局限与损害赔偿。
八种之多。
侵权行为并非单纯的债的发生方式。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体系解读与立法评析一、本文概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体系解读与立法评析》一文旨在对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编进行深入的体系解读和立法评析。
侵权责任编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将从侵权责任编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创新点以及立法评析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解侵权责任编的视角。
本文将概述侵权责任编的基本框架，包括其结构、章节设置以及主要条款等。
通过对侵权责任编的整体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内在逻辑和体系构成。
本文将详细介绍侵权责任编的主要内容，包括侵权行为的认定、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等。
这些内容对于准确理解和适用侵权责任编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本文将分析侵权责任编的创新点，包括其在立法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创新之处。
这些创新点体现了我国民法典在侵权责任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
本文将对侵权责任编进行立法评析，包括对其立法质量、法律效果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评价。
通过立法评析，我们可以发现侵权责任编的优点和不足，为未来的法律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旨在通过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体系解读和立法评析，帮助读者全面、深入地理解侵权责任编的内容和意义，为推动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体系解读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系构建体现了对侵权责任制度的全面整合与深化。
侵权责任编在民法典中的位置，彰显了其在民事权利保护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这一编不仅关系到个人权利的维护，更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
从体系构成上看，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涵盖了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构成要件、责任形式、免责事由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内容丰富的责任体系。
这一体系既吸收了传统侵权法的精髓，又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对侵权责任制度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在责任原则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坚持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原则体系。
评侵权责任的独立成编与侵权行为的类型化尹田一、民事责任独立成章与侵权责任独立成编的评价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将“民事责任”独立成章，提供了后来的侵权责任独立成编之最初的基本立法模式。
“民事责任”概念的运用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含义。
从严格意义上讲，民事责任应指违反法律义务的民事惩罚后果(如侵权责任、违约责任)，但在很多情况下，“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两个概念又可相互替代(如合伙人的连带责任、债务清偿责任) 。
而在一些特别的场合，“民事责任”又可成为某种法律现象的借用性描述(如投资人的“有限责任”)在传统的民法典体系中，作为义务违反之效果的民事责任，并无其独立的地位。
无论松散式的《法国民法典》还是体系化的《德国民法典》，“权利”均为法典编撰的逻辑基础。
有所区别的仅仅是，《法国民法典》系以所有权为财产权之中心，将债权置于所有权的附属地位(债权为取得财产的方法之一种)。
而《德国民法典》以抽象化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 为基座，对物权与债权以及身份权予以完全的类型化处理，并赋予三种权利在法典中并列的同等地位。
但无论如何，法国式或者德国式的民法典乃至其他任何一种样式的民法典(如《瑞士民法典》)，都不能不在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基础之上展开其逻辑体系。
由此，至少以下原因决定了民事责任不可能在这些民法典中被予以单独规定：(一) 民事责任为民事义务的派生物依照其产生的根据，民事责任系由权利义务所派生。
一般而言，如无权利，则无与之相对应的义务;如无义务的违反，则无责任的发生。
由此，民事责任为民事义务的派生物、附属物，二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
在一种讲究逻辑性的规范体系中，断无将民事责任与民事权利义务进行割裂并分别规定的理由。
所以，将各种民事责任规定于各种权利的体系之中，顺理成章。
(二) 各种具体的民事责任的内容缺乏共同性法国法式样的民法典不讲求规范的高度抽象化和体系化，故自然无需归纳和抽象权利义务的一般规则。
但是，在以“抽象化偏好”著称的《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中，为什么也不存在有关权利义务的完整的一般规定? 其原因在于，各种类型化权利义务之具体内容和具体法律效力之间存在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其相互之间严重缺乏归纳抽象其共同性的具体材料。
事实上，除去“不可侵害性” (权利之通性)之外，就权利本身而言，实难抽象提炼出适用于各种具体权利的一般规则。
相反，具体权利的各种基本差异(以物权与债权为例：前者为对物权，后者为对人权;前者为支配权，后者为请求权;前者为绝对权，后者为相对权;前者对排他权，或者无排他性，等等)，恰恰是将之类型化的必要条件。
正因如此，《德国民法典》总则编无法合乎逻辑地就权利的一般规则作出规定。
既然如此，抽象提取出稍具规模的形态各异的各种民事义务本身的一般规则，亦无可能。
正是由于民事权利的一般规范无法在民法典总则中合乎规律地独立存在，故民事义务的一般规范在民法典总则中的独立存在，亦属不可想象，故抽象提炼出与民事义务密切相连的民事责任的一般规范并使之在民法典总则中独立存在的设想，自然也是不可发生的。
(三) 民事责任非为法律关系的要素或发生根据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民事责任为法律关系运动的结果而非法律关系的要素或者发生根据本身。
如果从民法典规范得以展开的逻辑基础出发，可以发现，只有构成法律关系的要素或者发生根据的事物(主体、客体、内容以及法律事实) 及其相关规范，才有可能在民法典总则中的体系中独立存在。
而民事责任并非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在一个“原生的”、静态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不存在民事责任。
只有当发生阻碍法律关系的实际运行之正常效果的“事故”(义务之违反)时，民事责任方可产生。
与此同时，在一个“原生”的法律关系的正常运行被破坏的情况下(如物权关系被侵权行为所破坏)，民事责任亦非新的法律关系产生的原因或者法律事实(如侵权责任非为侵权行为所生之请求权关系的原因而为其结果) 。
但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责任”单列一章(第六章)予以规定(包括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二节“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第三节“侵权的民事责任”、第四节“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这一做法，完全突破了传统民法的逻辑体系。
从民法规范的体系化安排来看，将具有相同属性的规范集中处理，理论上是可行的。
因此，把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并列规定于一处，凸显民法对于民事违法行为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似乎并无不妥。
但《民法通则》的缺陷首先在教科书理论体系的安排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以《民法通则》提供的体系范本为模式所撰写的民法教科书中，由于不可能在尚未交待各种权利义务之前谈及义务违反的后果，所以，民事责任不可能被安排在民法总论部分，而由于民事责任必须自成一体，故在物权法中不能涉及侵犯物权的后果，在债权法中不能涉及违反合同的后果，在知识产权中也不能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后果，有关各种权利的法律救济即民事责任，只能被安排在教科书的末尾。
由此以来，民法理论的“总—分”结构即被打乱。
而如果说各种绝对权的侵权责任尚且可以脱离具体权利而被并合规定的话，那么，在合同法制度的阐述进行到合同义务履行时，被忽然打住，然后在远离合同法理论的教科书末尾再去论及违约责任，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就合同法的立法和司法而言，将违约责任从合同法中予以剥离，自然也是不可理喻或者极不方便的。
由此，《民法通则》所创设的“民事责任”单章规定的立法模式，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而中国的民法教科书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尴尬之后，也终于悄悄地将合同责任重新归位到合同制度。
尽管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官方草案和个别学者建议稿仍然试图在总则中保留“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但此种努力，显然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
然而，《民法通则》的失败创新，却衍生了独立的侵权责任理论，并促使侵权责任在民法教科书中独立成章，从而形成为一种体系习惯。
伴随学者从“侵权行为的结果既是一种债务也是一种责任”到“侵权责任根本就不是一种债务”的不断深入的论证，侵权责任(侵权法)的系统理论终于形成，侵权责任在民法典体系中的独立成编，遂成定论。
笔者认为，在大陆民法的思维方式框架下讨论“侵权行为的后果是债务还是责任”的问题，其答案应当是明确的。
就所发生的争议而言，导致不同结论出现的原因仅仅在于对同一法律现象所采用的完全不同的观察角度：如果立足于“惩罚性后果”的观察角度，则基于侵权行为对于行为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赔偿或其他负担)，侵权行为的后果自当被视为一种责任。
但是，如果立足于权利(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立足于“法律关系”)的观察角度，则侵权行为的效果即为在当事人双方之间所产生的请求权关系，而依照债权关系的既定特征，此种请求权关系当属债之一种。
而何种观察角度谓之正确，并非取决于对该种观察角度本身的评判，而是应当取决于其角度选择所遵从的逻辑依据。
鉴于大陆民法尤其是德国式样的民法，其规范系统设置之逻辑起点为“权利”而非为“义务”或者“责任”，即一切民法规范原则上均以权利为其展开基础，以“权利”为中心的法律关系的解构(法律关系三要素以及法律事实) 为其体系建构的技术工具，因此，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被合乎逻辑地纳入了债权体系予以规定。
但在这里，可以发现，作为德国民法最为重要的一种抽象成果的法律关系的一般理论以及债权体系的构成，在逻辑上并非无懈可击，而有关“侵权行为的效果不是义务而是责任”的论述，反而有可能更加合乎逻辑性：首先，如果将权利受侵害的效果视为新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产生，则显而易见的一种“逻辑循环”必然会使相关结论陷入逻辑困境。
如果权利本身即表现为法律关系，而权利的侵害即必然产生新的法律关系(权利)，则该新的权利受侵害之时势必又将产生新的权利。
比如，所有权为一种法律关系，所有权之被侵害则当然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如损害赔偿所生之债权)，而该债权的受侵害(债务人拒绝履行债务)则又当产生新的法律关系(新的请求权)……如此反复演进，当漫无止境。
相反，如将权利受侵害所生之后果统统视为“责任”而非一种新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则法律关系之生生不息的链条即可被斩断。
其次，有权利，斯有法律关系。
此种从无到有的权利，被称为“原权”。
而侵权行为所生之请求权，实为原权之救济，故称为“救济权”。
物权、契约债权等均为原权利，非基于权利受侵害而发生，可谓“原生之法律关系”，而侵权行为所生之救济权，当谓“原生法律关系所派生的法律关系”，两者并不在同一平台，亦即侵权行为所生之“债权”，与合同所生之“债权”，并非居于同一层面，将其予以并列，其实是违反逻辑规则的。
进一步讲，如果侵害绝对权即发生侵权行为所生之债权，那么，侵害相对权(侵害合同权利即违反合同义务)亦应发生权利受侵害所生之债权。
既如此，为什么将侵害绝对权的后果视为侵权之债，而将侵害相对权(侵害契约所生之债权)的结果视为责任(违约责任)呢?据此，不将侵权行为的效果视为一种请求权(债权)而视为一种责任，亦即将任何因“原生之法律关系”遭受侵害而产生的效果统统视为“责任”，其实有可能更为符合逻辑。
事实上，有关侵权行为的效果是一种“债务”还是一种“责任”的讨论，已经触及民法思维方法在民法典规范体系中的具体运用，而德国民法理论所使用的逻辑技术的某些特征，亦因此而得以显露。
依笔者所见，德国民法理论对于形式逻辑方法的运用，其实并非如其所声称的那么严格，在必要的情况下，基于形式对称以及体系化建构的需求，其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都适度背离或者超越了严格的逻辑规则。
因此，在立法可供选择的诸多方案中，最为方便适用、最为符合立法目的的方案，即为最佳。
而与严格的逻辑规则之吻合程度，并非判断法律理论与立法之好坏的唯一标准。
简言之，德国民法理论在安排民法典规范体系时，将损害赔偿之请求权以及同样应当作为或者视为救济权的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所生之请求权作为债权之种类规定于其债权制度，而将侵害合同权利的后果作为违约责任规定于合同制度，或者说，其将作为“原权”的契约请求权与作为“救济权”的前述其他请求权并列规定但同时又将所谓“物权请求权”排除在外，并没有严格遵守规范编撰的逻辑准则。
但是，如此一来，在契约请求权的基础之上，债权体系因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以及无因管理所生之请求权等的“加入”而得以构成和丰富，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因此而得以明晰，以权利类型化为基础的民法典体系从整体上因此得以形成。
此种做法，虽未严格讲求逻辑，却有助于德国式民法体系的完整建成。
既然如此，中国民法典中侵权责任是否独立成编，不应当取决于概念分析结论的正误判断，也不应当取决于体系建构是否必须固守传统的逻辑基础，而应当取决于能否提出一种不会严重影响民法典结构体系内部和谐、不会发生规范冲突、有利于法律的正确理解和方便适用的具体方案。
二、侵权责任独立成编的技术障碍及其克服既有理论对侵权责任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所做的价值分析，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而在有利于权利保护以及法律规范正确适用的目标之下，适当改变民法典体系赖以建构的逻辑基础(即“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亦非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