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者

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者作者：王朝元来源：《大学教育》2012年第07期［摘要］哈贝马斯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理论界，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社会最伟大的哲学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贡献和影响巨大。

人的行为是在思想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当下主要有经济、合理性、合法性和动机等四种危机。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从批判性到规范性，最后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

哈贝马斯区分劳动和相互作用（交往行为）以期解决对“生产力崇拜”问题。

他走向一条与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思路相反的交往行为理论之路，从而达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关键词］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2）07-0032-03尤尔根·哈贝马斯（Habermas, Jürgen 1929—）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处于关键位置，标志着社会批判理论的转型和新生。

一方面，他一改早期批判理论排斥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的态度，吸收其他理论的长处，着手理论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在理论旨趣上，他不再坚持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走向为现实制度合法性的辩护。

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是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现代性规划的规范性社会理论。

哈贝马斯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理论界。

他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哲学、解释学、历史科学等领域中有着深厚的造诣。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雷克斯认为，哈贝马斯的造诣之深可与黑格尔相媲美。

哈贝马斯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社会最伟大的哲学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贡献和影响巨大。

一人的行为是在思想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换成哈贝马斯的术语就是：正确、有效的实践依赖于对既存社会现实的充分认识。

哈贝马斯认为，批判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危机理论，即对社会危机进行反应的批判理论。

马克思采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

显然，这是一种社会进化论的观点。

哈贝马斯的目的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正本清源，而是重建。

对他来说，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批判理论的自我反思；第二，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这是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逻辑。

为重新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对危机做了谱系学的考察。

对这一部分的表述集中在1973年出版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

他指出，当下的危机概念不足以反映社会现状，故而要求在改进后的系统论基础上重建危机概念。

所谓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

[1]具体来讲，主要有四种危机：第一，经济危机。

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是由国家控制的，危机的爆发是由于国家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干预。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身是一种合法化的危机。

换句话说，经济危机是因为政府调控有限，国家不能对产权结构进行实质性干预。

而且，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不同。

在后者，经济危机是一种威胁到社会一体化的产出危机。

这是一种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在晚期资本主义里，可以通过调节政府行为和机制来解决经济危机。

具体规则就是交往行为规范。

关键的问题是，哈贝马斯把资本主义的危机视为能够通过制度调节来克服的。

这就否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所作的客观性结论。

第二，合理性危机。

所谓合理性危机就是指政治系统的产出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

[2]原因在于：首先，国家无法有计划地协调个体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即晚期资本主义的计划模式存在着结构上的障碍。

其次，由于产生了不属于系统本身的结构，使行政系统不能作出合理的决策，即制定商业策略的有效条件在由公共部门和垄断部门组织起来的市场中发生了变化。

第三，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指出，所谓合法性，就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人们认同。

合法性危机就是指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3]也就是说，政府不能满足人们的希望，辜负了群众的信任，从而引起自身地位合法性的危机。

合法性危机就是认同危机。

第四，动机危机。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机危机，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系统的危机。

动机危机是其他危机产生的根源。

“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投入，具体表现为可以购买的能够满足机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社会保障等。

其他两个系统（经济系统和管治系统）的危机同时也就是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

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

”[4]哈贝马斯认为，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摆脱纯粹的经济性质，而成为社会危机，因此，合理性危机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

社会危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可以具有普遍主义的结构，并且呼吁普遍化的利益。

这是因为所有制秩序已经抛弃了政治形式，转变为一种似乎能够使知识合法化的产生关系。

哈贝马斯是从危机角度来探讨完全资本主义的。

这一点是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背景。

二很明显，哈贝马斯持一种进化论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促使他形成这样的社会发展观的原因有二：其一，哈贝马斯理论成型于相对稳定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对现代性即理性持道德理想主义的看法；其二，他看到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前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局限性：“它隐身在抽象的工具理性批判中，对我们这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只做了微乎其微的经验主义分析。

最后，它没有替自己的基本准则和地位提供一条确凿的理由。

”[5]从逻辑上，哈贝马斯必须对批判理论进行重建。

否则，只能重复前人做过的工作，再次陷入抽象性批判。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从批判性到规范性，最后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

（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哲学和实证主义之间的一种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前人一个显著不同就是：他积极吸收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尤其不排斥实证主义。

在他看来，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反应。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他强调，马克思是从社会劳动的辩证法出发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来理解危机的。

同时，由于社会劳动辩证法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特点得到解释后才被人们所认识。

因此，马克思采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

从这一点出发，哈贝马斯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原本意义上的危机理论。

在上述立场上，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时间的意图拟定的社会理论。

这种理论避免了传统政治和近代社会哲学的互补的缺陷，所以，它把科学性的要求同一种实践相关的理论结构相联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实践品质哈贝马斯主张非教条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抛弃了旧的历史主义的总体性的唯心主义假设，把自己的落脚点置换在实践之上。

在他看来，历史的思想，只有当人类准备从实践用意志自觉地去使它们不断创造着的历史时，才能从理论上得到理解。

由此，他肯定马克思是通过与无产阶级的联系而实现这一点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哈贝马斯得出此结论不在于他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历史革命活动的关系，而是从认识兴趣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推出的。

所以，他对马克思的诸多“批评”是一种抽象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由于他站在认识兴趣与实践的关系的角度上，促使他必然会走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三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包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都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甚至，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所研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相适应的局部理论”。

[6]相反，他断定：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进化理论”，而不是“启迪学”，“是同革命的理论和战略联系在一起的”。

乍一看，似乎他的观点并不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其实，哈贝马斯意图通过理论的反思到达对现实的和解，即在不断的改良中期待统治的合理化。

哈贝马斯区分劳动和相互作用（交往行为）以期解决对“生产力崇拜”问题。

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定为技术理性，比如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马尔库塞等人的技术批判。

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通过重建理性，肯定理性，尤其是交往理性，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主义肯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所以，看不到交往行为的巨大作用。

当然，哈贝马斯面临着一个难题：除非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否则不可能谈人类的解放，而法兰克福学派从否定的辩证法揭示了从生产力角度中得出的资本主义统治的必然性。

为解决这一难题，哈贝马斯回到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即对劳动和交往行为的区分上来。

显然，这也是对不同认识兴趣的具体运用。

首先，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辩证范畴替换成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范畴。

两个子系统遵循不同的规范。

前者以交往理性作为自己的原则，后者以目的理性作为自己的原则。

这是一种强硬的“对接”，修改了客观意义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政治系统的交往理性系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经济系统以工具理性即劳动行为实现的。

以此理论看，现代社会的问题出现在交往行为方面，而非劳动层面，即生产关系方面或民主方面而非生产力或技术方面。

这样，哈贝马斯就走向一条与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思路相反的交往行为理论之路。

在阐述了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的基本含义后，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很好理解他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了。

他从规范结构视角出发，将社会划分为三个子系统：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应的规范结构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生产方式。

在此基础上他对社会类型进行了不同于马克思的划分，即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第一次把自行调节的经济增长加以制度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哈贝马斯坚持经过调节交往形式，合理控制经济运行方式的社会进化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因。

［参考文献］［1］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前言.［2］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5.［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5.［4］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6.［5］包亚明.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7.［6］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