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_邹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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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经济中的腐败现象及原因摘要:本文主要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角度来尝试分析当今经济运作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把腐败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活动进行分析,解释。
从经济学的角度给腐败下一个经济学定义。
大家都知道,权利,有时候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它可以驱使人们干预我们社会的经济运作,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故本文章认为,由于权利的可交换性及其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无弹性,致使权力总是倾向于腐败,从而形成一个公权与私利交换的市场的可能性。
根据“经济人”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可以认定官方就是所谓的“经济人”之一,也面临这选择的诱惑,让公权与私利的交换具备了主体,权利运行的制度及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信息的不对称等情况的分析,认为这种种因素构成了腐败产生的诱惑性原因。
如阻碍市场经济发展、造成贫困差距的扩大、造成潜在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损失、造成政府信誉的丧失、增加信用交易成本等。
关键字:经济人腐败经济学基础理论对策尝试分析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结论。
它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他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
”(1)对腐败问题进行经济学的考察和分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腐败的经济学定义腐败是什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
”(2)一个较为广义的定义是:腐败乃是通过关系而有意识地不遵从,以图从该行为中为个人或相关的个体谋取利益。
迈克尔·约翰逊采用广义的腐败定义,认为腐败是指对公共角色或资源的滥用,或公私部门对政治影响力量的不合法的使用形式。
戴维·H.白利认为,腐败一词意味着不正当地使用权威以得到个人利惠,这种利惠不一定是金钱。
一些学者认为:“腐败是党和国家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违反当时社会公认的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并形成一定社会危害的一种畸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通过从腐败产生的根源寻租活动进行分析,认为其实质就是官僚阶层设租和抽租的过程。
鉴于寻租等腐败活动会造成资源误置、增加成本、妨碍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对如何预防腐败提出相应的经济学措施。
标签:腐败;租金;寻租1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从形式上来看,腐败主要表现为贪污贿赂、以权谋私、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兼职经商、渎职以及徇私舞弊等多种形式。
尽管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实质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即“权钱交易”。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模仿,出现“权力泛化”现象。
于是,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或者交换资源的资源,“权力上市”最终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
那么,权力是如何完成利益交换和资源掠夺这一腐败的过程呢?从经济学上来看,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控制着政治市场和经济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僚在个人私利最大化的刺激下,因为制度的欠缺,出现了机会主义行为——“设租”与“寻租”,和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行为。
1.1租金和寻租对腐败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明确租金和寻租。
租金一词作为特定意义上的术语是20世纪70年代才在应用经济学理论中出现的,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租金是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出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的一部分”,因此租金是超出机会成本的收入,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超出资源或商品正常价值的价值,即“垄断利润”。
寻租就是寻求租金,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是狭义的寻租,是指利用行政、法律等手段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经济交易自由竞争,从而达到获取和维护即得利益的行为。
从经济学本质上来看,寻租及腐败是非市场经济(non-market economy)或政府失败(government failure)的一个基本类型,寻租是政府干预的副产品。
腐败行为及其动机的经济学分析(一)摘要:从经济学视角看,腐败行为的发生是基于“预期成本—预期收益—风险”的权衡分析,腐败的预期成本越小,预期收益越大,被查处的风险越小,腐败分子就越容易作案。
因此,提高腐败的预期成本,抑制腐败的预期收益,增大腐败分子被查处的风险,是打击与治理腐败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腐败;预期成本;预期收益;风险我们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视角上研究腐败,可以认为腐败行为是一种非法经济行为,它也符合一般经济规律,即它在取得收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可能的成本和风险。
笔者认为,腐败分子作案时可能一时糊涂,但作案后不自首不退赃,甚至继续作案,证明他们或多或少进行过成本与收益估算,对可能遇到的风险也是有一定分析的。
在我们实际上还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做到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也不能保证在现有遴选教育管理机制下,所有干部都德才兼备、绝无私心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将腐败分子作为理性经济人来对待,从经济学的“预期成本—预期收益—风险”角度对腐败行为进行研究,以便对腐败案件层出不穷的现象做出一些解释,并寻求打击和治理腐败的有效途径。
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在其《控制贪污腐败》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关腐败问题的公式:腐败动机=贿赂-道德损失-(被发现和被制裁的机会×所得处罚)>薪金+廉洁的道德满足感1]。
以此为参考,笔者认为腐败行为动机大小是一个关于成本与收益的函数:p=f(g*r1-c*r2)(其中,p代表腐败行为发生几率,g代表腐败预期收益,c代表腐败预期成本;r代表风险)一、腐败行为的简单发生动机分析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
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
可见,逐利行为是否发生,是可以简化为成本、收益与风险相互权衡的结果的。
(一)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环境分析在我国社会体制转变过程中,政府、金融、国有企业等领域有较多的机会腐败,有机会腐败的人较多,反腐环境总体情况不够乐观。
作者: 邹薇[1]
作者机构: [1]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出版物刊名: 经济评论
页码: 56-64页
主题词: 腐败;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因素;制度性努力
摘要:腐败既是一个古老的现象,也是对当代经济发展进程具有显著影响的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腐败既可能通过官员间的竞争而扩散;也可能通过消费者之间的竞争而扩散;在缺乏严明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腐败现象就会滋长。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具有其特殊性质,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腐败长期蔓延的制度基础。
腐败具有巨大的外部不经济性,腐败活动的社会成本远远超过其私人成本,腐败的社会收益又远远低于私人收益,私人把腐败活动的风险和成本转嫁给社会,是腐败猖獗和造成严重危害的根源。
(原文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00年12月) 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An Economics of Corruption)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一. 引言 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它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不像经济学既有的分析对象那样可以实证地度量和统计,以致实证研究机构例如“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不得不采用“腐败感(perceived corruption index)”这类指标。
尽管有如此的实证研究方面的限制, 腐败(不论是隐蔽的还是公开的),人们对腐败的切实感受,以及腐败对社会政治经济肌体的侵蚀,仍然是最受公众关注的社会科学研究题目之一。
因此,对腐败的研究文献(主要分布于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内)自1990年代以来迅速积累,至今已经颇有“浩如烟海”之感。
在西方传统中,‘腐败’一词来自拉丁文动词‘corruptus’,意思是“毁灭”、“破坏”。
它的希腊词根διαϕθ-意味着丑陋地死去或毁灭(页191,Liddell,1889)。
不难判断,罗马人从希腊文化中借来了这一语词的负面含义,用以指称官员的违法行为。
凡是有组织的地方就必定会有腐败,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无法免除腐败的侵蚀。
不同的是,后者建立了大规模的帝国组织而前者从来没有机会和欲望以个人自由为代价去建立罗马式的组织。
当组织规模扩大时,权力在组织成员之间的配置可能失去均衡,权力可能迅速集中到少数成员或少数公职那里,于是腐败就成为大规模组织的生死存亡问题,它往往导致整个组织的瓦解。
其次,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腐败’不同于作为感受的‘腐败’。
前者要求概念的可操作性,可观测性,以及与学科其它概念定义的逻辑自恰性。
一般意义上的‘腐败’如同这一语词在汉语中的含义那样广泛,它泛指一切形式的‘腐败(有机体的分解过程)’。
即便人们已经将腐败按照它发生的领域划分为‘立法的’、‘司法的’、‘行政的’,等类别,它仍然太过宽泛。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的分析腐败行为的经济学的分析-职教文章论文分析经济学行为腐败职教在严格的经济学分析中,行为分析的基础和出发点只能是个体。
巴泽尔指出,一切行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所谓“组织”的行为最终不过是众多个人行为的整合。
因此,如果我们以经济学为基础展开对腐败行为的分析,就必须从个体分析入手,某些所谓的“集体腐败”、“群体腐败”现象只不过是多个个人腐败行为的结果或行为组合。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所定义的腐败仅是指公职人员的一种个人行为。
一般而言,腐败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
美国着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把腐败定义为:“腐化,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化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
”。
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
”这里所谓的政府财产是指政府“生产”的“物品”,包括执照、许可证、通行证、签证以及其他一些禁止或限制“私人”提供的“物品”。
换言之,已有研究中多将腐败的基本形式或内容定义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
此外,由于寻租行为更多、也更容易产生腐败,因而国内部分学者将腐败定义为权力寻租。
这是不准确的。
寻租是指厂商或其他组织、个人为获取政府特许以获得额外的或垄断的利润而向政府官员施加各种影响的努力。
其中尽管包含了“钱—权交易”的可能,但这种活动在更多情况下是对利益的一种合法再分配活动,更多地是采取法律允许的方式和针对集体,如院外游说。
进一步地讲,政府的“设租”行为与腐败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政府被定义为,在一定地理区域内拥有专有的权力来强制执行一些行为规则的机构,其基本任务被认为是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
一般而言,政府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有两种基本方式:其一,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将使政府的租金最大化;其二,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政府税收增加。
换言之,不仅调整“租”的分配是政府固有的职能之一,而且“设租”以制造更多的“公共领域”是政府增加其收入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