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经济学的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
（一）制度性缺失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寻租型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制度性缺失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三）寻租型腐败将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主要腐败类型。
（四）治理寻租型腐败是一项从个体到政府制度再到外部法制的系统工程。
（五）了解腐败行为选择及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对治理寻租型腐败很有帮助。
（六）治理寻租型腐败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通过对腐败行为可能发生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腐败的成本与收益，权力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问题——需求性腐败和供给性腐败，并分别对其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探讨。
最后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各有侧重、综合治理的措施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腐败腐败经济学腐败可能性函数需求性腐败供给性腐败
一
腐败（权力腐败），用经济学家樊纲的话说，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1）。
腐败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腐败行为如何将公共品——权力作为投资，低成本或0成本地谋取利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以最低成本取得反腐败的最大收益的途径。
影响腐败行为发生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腐败的成本与收益，同时包括社会公众的容忍度和心理预期，以及反腐败所带来的收益（如“警示作用”）等等。
假设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T，T=f（Y，
P，Q，G……）。
Y代表腐败收益，即腐败者通过权力投资得到的好处，腐败的收益就等于腐败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净损失（即不包括给社会造成的精神损失，如司法精神的“磨损”，制度缺口的打开，权力规则的破坏，以及给市场秩序带来的混乱等等）。
显然，腐败收益越大，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
P 代表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它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成反比，即查处的概率越小，腐败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反之。
Q代表腐败查处的力度，或惩治腐败的程度。
而腐败行为的成本C应包括个人成本C1和社会成本C2，个人成本C1为腐败查处的概率（可能性）与查处的惩罚力度二者之乘积，如果P为0或接近于0，则个人成本也为0或近接近于0。
由于腐败者并不是权力的所有者，当其进行腐败投资时，只有“使用权”，投资后也不会马上（有可能一直不会）被剥夺权力，故个人成本实质上是一种风险性成本，或“预期成本（机会成本），而社会成本C2则是个人成本的“外溢”，实际上等于收益，即Y=C2。
也就是说，腐败行为造成的净损失部分构成腐败收益的来源。
那么，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可能性）越高，则个人成本越高，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腐败惩罚的力度越大，个人成本越高，其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与腐败查处的概率和惩罚相关的现实因素是制度（包括司法制度）的完善性，执法的规范性、公正性，监督防范措施的严密性、前瞻性等等；当然，各些因素之间也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
G代表社会（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容忍度越大，就越可能发生腐败。
另外，民众对社会前景的心理预期，治理腐败的决心等都构成腐败可能发生的原因。
从上可以看出，要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必须对与之相关的因素进行研究并采取相对应的措施，例如制度建设，民众的监督权力的增强，个人行使权力的透明度的提高，严格执法与加大惩罚力度等都能提高腐败的个人成本，从而减少腐败的收益，取得反腐败的社会收益。
但是，反腐败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的，如制度具有某种很强的稳定性；不但如此，制度的完善与改革常受到腐败的破坏和阻碍。
所以，无论什么样的腐败，归根结底都是腐败者在腐败成本与收益，权力与收益之间进行比较后作出的选择，那么，在一定环境因素（包括制度）下，最关键的就是权力，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腐败可能性。
二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腐败分为“需求性腐败”和“供给性腐败。
”“供给性腐败”就是腐败行为的主体在职权范围内或一定（不变的）权力条件下，对使用这种权力要求易对方给予一定的“好处”或“补偿”，它是权力单位不变，腐败收益随成本（个人成本）的减小（增加）而增加（减少）的腐败形式，也可称为“堕性腐败”，用简单的许说就是，“该做的事不愿做”，要求得到“好处”（收益）。
用数学模型可表示如下
(图1)
如图，假设权力对收益的影响一定，影响收益的决定因素是个人成本，L为成本收益，显然，L是一条随成本增加而递减的曲线，（即L的斜小于0）。
M表示单位成本决定的单位收益点，假如成本点A决的收益为OB，则当成本点减少到A’时，收益增加为OB，在有些情况下（即L的斜率的绝对值大于1时），收益增加的程度远远大于成本减少的程度，因此要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类腐败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成本就是指个人的风险性成本，而收益也是比较性收益，即相对于成的增加（降低）的程度而言，腐败收益相应降低（增加）的程度。
从现实情况来看，这种腐败发生的关键是由行政职权的监督制约不严，透明度不高，管理松懈等造成的。
一般来说，虽然其属于“低层
次”的腐败，单位社会成本较小，但范围比较广泛，社会精神损失很大，要制止其发生，根本途径在于提高腐败的人的个人成本，即在加大公众、媒体、司法监督力量的条件下，增加被曝光、查处的可能性，使其在成本与收益的之间的比较中感到“无利可图”或“不合算”，采取更多的预防性措施，减少腐败的社会成本。
这种腐败模型的典型特点是权力者的“渎职”“失职”，影响其发生的动机在于利用职务范围的保护性，认为可以通过化减风险成本从而索取“好处”，有较强的隐蔽性。
如工商部门对应该发放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不予以发放或故意拖延时间，以捞取好处费。
所以，规范权力执行程序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需求性腐败”是指腐败者已经假定腐败的成本（预期成本）一定，在超过职权范围外进行“权力寻租”（2）或权力扩张，直接获得权力的“超支”部分的收益（一般为“超额利润”）。
用简单的话说就是“不该做的事也做了”。
权力的延伸单位越大，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多，因为这种腐败行为中权力是“超支”使用的，具有主动“寻租”和扩张动机，故而又可称为“积极性腐败”。
显然，“需求性腐败”中收益量与权力的扩展量成正比，显示出这种权力高度集中对社会的极大危害性，数学模型如
图2
假设成本对收益的影响一定，权力的单位量对腐败收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L为权力收益曲线，显然，L的斜率大于0，M为单位权力决定的单位收益点。
当权力点A移至A’，则收益由OB增加为OB’。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权力是指权力的“超支”部分，它与收益成正比关系。
在特定情况下（L的斜率大于1时），收益的增加程度要远远大于权力的扩展程度，因此要特别关注。
在现实生活中，需求性腐败，常常表现为权势的集结和相互利用，要么“生死度外”（即所谓的成本假定，“无所谓”），要么层层保护，其风险性预期成本不会因收益的扩张而有明显增加，常构成“大案要案”，一旦有此情况出现，其受到的惩罚必定是“十恶不赦”的；也正因如此，一旦做出这种腐败的第一步，一般来说，这些权力者会“丧
心病狂”，“腐败透顶”。
制度对这种类型的腐败的约束力有限，甚至会被操纵和控制，例如将司法执法等部门牵扯进去或直接控制；在关键问题上还会与市场规则对立起来，形成特殊权力层，破坏和阻碍市场秩序和新的改革。
这主要是由于改革不力、不深造成的，与市场机制的脆弱有关。
“需求性腐败”的根源是权力膨胀，不能一味归咎于制度和监督的约束不力。
因此，必须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削弱，“减少公权的数目”（3），让市场机制代替“超支”权力的相应的部分职能，减少行政权力配置资源过程中造成的巨大社会成本和规则混乱。
“需求性腐败”的典型特点是“滥用权力”。
比如利用权力走私，私自审批“项目”，将国有企业“改制”成为“民营企业”等。
这类现象如果再得不到根本的改革和惩治，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后果；我们必将要为此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
当然，两类腐败类型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但定性过程中还是要加以区分；另一方面，以成本、收益与权力的关系为核心的分析方法，同样要在反腐败行为中加以考虑，探索以最低的代价取得反腐败收益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