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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话语权与社会影响媒体作为一种传媒工具，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除了提供各种新闻、信息、娱乐等服务外，媒体还扮演着引导、塑造社会意识、传达价值观等重要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话语权成为了媒体发挥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因此，媒体的话语权与社会影响的关系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首先，要理解媒体的话语权，需要知道话语的本质是什么。
话语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权力，能够影响人们的看法、态度、行为和信仰等方面。
媒体的话语权指的是媒体的意见和声音能够影响到公众、政府、社会机构等各类力量。
它的来源主要包括媒体的观点、报道的内容以及语言和表达方式等方面。
比如，一家新闻媒体报道了一个关于某政治事件的新闻，而这个新闻的报道方式和语言表达对公众的影响力就是媒体的话语权。
媒体的话语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问题，它还与社会影响密切相关。
通过传播各种信息，媒体能够进一步加深赋权和控制机会给掌握话语权的人或组织。
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的话语权和权力与社会影响密不可分。
例如，在一些社会热点议题上，媒体的报道和观点可以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甚至对原本的立场进行逆转。
由此可见，媒体的话语权已经成为了一种对其他权力的竞争和较量，以取得人们的支持和认同。
但是，媒体的话语权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媒体的话语权可能受到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干扰和压制。
某些情况下，政府或其他组织可能会干预媒体的报道，影响媒体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
此外，媒体本身的形式和运营模式也会影响媒体的话语权。
例如，商业化的媒体容易受到资本的影响；而公共媒体则需要遵循一定的公共服务准则，保证话语权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除了上述问题外，媒体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例如，英美传媒理论家哈伯马斯指出，媒体的话语权必须更多地关注公众参与和话语平等的问题。
他认为，媒体不仅仅是话语传递的工具，更应当扮演着促进民主和公共议题讨论的角色。
只有通过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有序的话语空间，才能真正发挥媒体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
大众传媒与公共话语权的探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媒行业也越来越盛行。
网民、观众、读者开始关注自己所看的内容是否真实可信，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损害自身的风险。
传媒对于社会的影响和话语权开始受到了普通民众的关注和关注。
在这个背景下，大众传媒应该如何探索公共话语权的问题。
一、传媒聚焦公共话语的重要性传媒作为社会的重要角色之一，对于公共话语权的探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传媒是向外传递信息的渠道，对于各种社会事件、文化传承、国家政策等等都有着重要的传递和宣传作用。
因此，传媒对于公共话语的聚焦和塑造应该负起应有的责任。
在传媒行业内部，对于舆论的引导和塑造应该先从自身出发，建立和完善企业的传播道德规范，保证真实、可信、公正、客观的信息传输。
此外，传媒对于观众、读者扮演着重要的教育作用。
传媒的内容和态度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公共利益、社会正义和人权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大众舆论，让公共话语权在传媒领域中得到更好的展现。
二、传媒与公共话语权的互动关系公共话语权并非单方面实现的，传媒和普通民众应该有着更加密切的互动关系。
传媒应该适应现代社会的多样性需求，探索更多的沟通交流渠道。
传统的电视、报纸等方式仍有其固有应用性，但是面对新生代观众，互联网新媒体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在这个背景下，传媒应该更加注重源头造血，积极倾听大众的需求和声音，融入新时代的生态环境之中。
公共话语权的探索过程就如同传媒与大众互动的过程。
建议传媒也可以利用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直播、在线讨论等方式进行广泛交流。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应用人工智能理念，甄别观众、读者的声音，以此为基础进行多维度的信息发布和分析。
同样，大众也应该积极参与和互动，逐步发挥更加广泛的知识和素质优势。
积极地参与自己关注度高的议题讨论，主动投放想法和观点，提升自己的参与感和主体意识。
三、传媒的社会责任与公共话语权的保障传媒的社会责任意味着传媒需要承担起自我管理、社会责任和合规要求。
传媒用以传递的所有信息都应该真实、客观、科学、准确，不向读者、观众施加任何暴力、恐惧、压迫等负面情绪。
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一、本文概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认知世界的重要渠道。
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话语的分析与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旨在探讨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期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理论上，本文将介绍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发展历程。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和评价，揭示大众传媒话语分析在传媒学、语言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研究对象上，本文将重点关注大众传媒中的话语现象，包括新闻报道、广告、社交媒体等。
通过对这些话语现象的分析，揭示大众传媒话语的社会功能、传播效果和影响机制。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介绍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包括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内容分析等。
通过对这些方法的介绍和应用，展示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实证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势。
本文旨在通过对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的全面探讨，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也期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推动大众传媒话语分析领域的深入发展和创新。
二、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大众传媒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领域，其理论基础涵盖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
这些学科的理论框架为大众传媒话语分析提供了深入探究的基石，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传媒话语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
语言学理论为大众传媒话语分析提供了基本的研究工具。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而传媒话语则是这一系统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一理论强调话语的结构和语法规则，帮助我们分析传媒话语是如何通过词汇、句法和语法来传递信息的。
而功能语言学则更侧重于语言在实际社会交流中的功能，它认为传媒话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还承载着社会价值观、文化习俗和权力关系。
社会学理论为大众传媒话语分析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
社会学家认为，传媒话语是社会现象的反映和塑造者。
大众传媒与社会控制———论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章 辉 美 内容提要 大众传媒正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和手段,大众传媒主要通过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建立和巩固信仰、社会暗示及教育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大众传媒既有社会控制的正功能,也有负功能。
大众传媒的负功能将对社会控制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对社会政策的过度干预会削弱正式控制力量、舆论导向的不确定性影响控制效果、不合理的社会暗示容易误导社会成员、公众对大众传媒的过度依赖影响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和谐。
认识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其作用机制,正视大众传媒的负功能对社会控制的消极影响,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控制,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 大众传媒 社会控制 功能 作用机制一、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其作用机制 随着信息网络和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传媒正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于大众传媒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有学者将大众传媒权力称为与传统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并立的“第四种权力”,而大众传媒机构则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
相对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军权等有形的、刚性的权力而言,大众传媒权力是一种无形的权力,也是一种柔性的权力,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推动着人类教育的发展,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于潜移默化中达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有效控制,从而成为现代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大众传媒通过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实现社会控制所谓舆论,是指多数人对社会生活中有争议的事件发表的有一定倾向的议论、意见及看法。
作为蕴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共同心理倾向,舆论通过带有价值判断的社会评价,如对某种具体的价值观或行为方式的褒扬与赞赏或批判与谴责,造成一种社会氛围,从而对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
一般而言,“一个人关于他自己和他的行为的看法,极大地受着公众意向的影响”,①也就是说,在舆论所形成的社会氛围的影响下,社会成员通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舆论的导向与制约。
传媒运作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传媒运作的核心问题是什么？Post By：2005-8-24 14:29:08作者：陆小华传媒作为现代社会中一支特殊的力量，其经营管理显然与一般企业有诸多不同。
传媒运行的特点，决定了如果没有有力地抓住传媒经营管理的特点及内在规律，所得出的结论对实践的影响力显然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引出新的问题。
一、传媒经营管理与传媒运作就传媒而言，仅仅讨论其经营管理显然是不够的，更为有解释力的概念，也许应当是传媒运作。
首先，从整个社会层面观察，传媒及其运作所形成的舆论力量，已经成为影响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行的关键力量或关键因素。
与舆论力量、舆论影响伴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传媒运作，相应地就应包含如何运用传媒力量。
现代社会，人们总是会对特定事物或现象形成相对接近的看法，人们的看法、反应、认识、意见的集合，就构成了舆论。
因为表达途径、质素的不同，分别表现为口头舆论场、新闻舆论场等，或表现为不同群体内部的舆论场。
这些舆论总是会有一定的相交集区域，于是，舆论，特别是新闻舆论场与口头舆论场的汇集，就会产生强烈的影响。
不仅影响着更大范围的人们，强化或是改变着人们的认识，而且会影响到政治的运作。
人们会看到，政治家越来越多地选择通过新闻舆论去深刻而巧妙地影响人们的想法与意见，改变人们的口头舆论，从而获取更大程度的支持。
也就是说，是自觉而又有目的地利用、操控舆论的影响实现自己的目的。
可以说，这样的舆论意识已经是现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和基本支撑。
没有这样的舆论意识，没有对新闻舆论影响的掌控能力，很难完成政治运作。
政治家或领导者的思维方式中就应当体现出舆论意识。
有没有足够高水平的舆论意识，是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志。
这样的过程，对政治家，就是调控舆论而影响人的过程，就是政治文化中所说的舆论影响过程。
让舆论产生所希望产生的影响，即“调制”舆论，是世界各国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
至于其效果是否如其所愿，则是另一回事情。
传播者与控制分析传播者与控制分析⼀、传播者(⼀)定义：传播⾏为的发起⼈，传播活动的中⼼之⼀,是借助某种⼿段或⼯具、通过发出信息主动作⽤于他⼈的⼈。
传播者处于传播过程的起点，对信息的内容、流量、流向、受传者反应起着重要的控制作⽤。
个⼈，即编辑、记者、导演、主持⼈、制作⼈等组织化的职业传播者，甚⾄或是普通的个⼈；从事信息采集、选择、加⼯、复制和传播的专业组织，如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电影公司等。
因其⽣产规模的巨⼤性和受众的⼴泛性，被称为⼤众传媒。
运⽤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段，以社会上的⼀般⼤众为对象⽽进⾏的⼤规模的信息⽣产和传播活动。
（⼆）⼤众传媒特点：1、是⼀种社会组织，具有⾃⾝的组织⽬标和组织结构。
各司其职，组织成员性质，产品组织性。
从业者⼀般需要较⾼受教育和专业训练，是专门从事信息⽣产传播的。
2、是⽣产资料的直接控制者和使⽤者。
⼀般是国家以某种制度⽅式将“稀有”公共资源委托传媒组织专⽤，拥有昂贵机器，先进技术、必要⼿段。
因⽽可以进⾏⼤规模信息⽣产和⼴泛快速的传播。
3、地位稳固，⼀般不与受众直接交流，其传播具有单向性。
地位优越，⼒量强⼤，影响范围⼴。
其传播能⼒和权⼒都远远超出了作为个⼈的社会成员和⼀般群体。
（三）互联⽹取代⼤众传媒作⽤？⼤众传媒是现代社会主要信息来源，很⼤程度上制约和塑造社会信息环境。
严格说互联⽹知识⼀个由硬件和运⾏软件构成的基础设施系统，⽽不是⼀个传播主体，真正的传播主体是那些使⽤设施系统进⾏信息的⽣产、处理、传播的社会组织和个⼈。
互联⽹为众多的个⼈和⾮专业化组织、团体参与社会传播提供了⼿段和机会，同时也为⼤众传媒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前⽹络活跃重要者还是通讯社、电台、专业新闻机构，信息量最⼤，接触利⽤率最⾼点1、专业的媒介组织，其收集、加⼯、⽣产传播信息的能⼒和效率是⼀般个⼈和⾮专业组织所不能⽐拟的。
2、公开可靠的信源，其信息的可信性和确定性要⼤⼤⾼于处于匿名和半匿名状态的其他传播者。
网络流行语：网民自主话语生产的文化景观《今传媒》供稿近年来，网络流行语成为网络传播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从2008年的“打酱油”、“很傻很天真”、“做人不要太CNN”、“俯卧撑”到2009年的“躲猫猫”、“欺实马（70码）”、“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被……”，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并在公众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网络流行语是由网民创造或积极传播的，迅速风靡于网民之中，进而被多数网民认可、接受并使用的语言。
网络流行语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一般网络用语。
主要是以象形、谐音、比喻、缩写等方式表达某种特定意义的词汇。
如互联网诞生初期人们对某些网络名词的形象化表达，像“斑竹”、“大虾”、“菜鸟”等。
近两年出现的“雷”、“山寨”、“囧”、“杯具”等词语也可以归入此类。
第二类是网民自创、流传甚广的网络俏皮话，如“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等，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某种社会情绪的蔓延，体现了网络大众文化的特点。
第三类是基于社会公共事件产生的网络流行语。
如“躲猫猫”、“欺实马（70码）”、“俯卧撑”、“楼脆脆”等，是网民在对公共事件进行自主解读之后创造出来的词汇。
本文分析的网络流行语主要是指第三类。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特殊话语网络流行语是网民创造的一种特殊话语，其本身包含着复杂的意义生产和含义建构过程。
费斯克认为，话语是“一种被社会化发展出来的语言或再现系统，以赋予和传播一整套有关某一重要话题的含义”①。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也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②。
话语生产赋予事件以特定的含义，代表了话语生产者的态度和主张，是权力的体现。
网民从网络媒体中获得强大的话语生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传统媒体一贯拥有的话语霸权地位，在传统媒体话语之外，形成一股制衡的力量。
网络流行语无疑是这种网民自主话语的集中体现。
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内容摘要】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是当代社会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通过其话语生产的“加工性”，以及“话题”、“广告”等特殊的话语方式，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在传媒话语的控制方面，法律、政治、社会、文化及专业等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媒；话语；生产；控制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⑴而传媒文化可以说是通过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而形成的。
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作为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话语生产方式的特征。
一、关于话语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
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
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
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性交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
”⑵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
”⑶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
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
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丁•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⑷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
”⑶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oal 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
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
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6)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
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7)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⑶)，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
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
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
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
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耍。
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
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⑶，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 话语和话语方式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
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
”00)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
以“新式新闻”（the New 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11),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
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
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 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 “话题”与话语开放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_里。
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
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
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
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
⑰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一一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政变’”㈣，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
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
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
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
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
而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
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
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14)。
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
（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
（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
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
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
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
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
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