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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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与我国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作者:田杨群来源:《理论导刊》2012年第11期摘要: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收入划分标准,我国年人均GDP已达到中等收入标准,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既有可能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也面临着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我们必须采取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创新社会管理等措施,为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提供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挑战;对策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16-05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概述1.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
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
它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的一种状态。
世界银行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CNI)将世界各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并每年公布新调整的标准。
根据2010年8月的调整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99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996-12195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1219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以此标准划分,在世界经济体中,中等收入组有104个经济体,主要分布在拉美、欧洲与中亚、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等四个地区。
特别是拉美的33个经济体中,中等收入的经济体高达28个。
至2010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已平均滞留36年,其中阿根廷长达47年。
拉美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最密集的地区。
因而学术界又把“中等收入陷阱”称为“拉美陷阱”。
2.“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特征。
发展中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中,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增长往往会陷入停滞,难以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这一现象不仅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关乎着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稳定。
那么,在发展中究竟该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呢?要理解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明白其产生的原因。
从经济结构方面来看,一些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仍然过度依赖低附加值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未能及时实现产业升级,向技术密集型和创新驱动型产业转变。
这导致在国际竞争中缺乏核心竞争力,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从社会层面分析,教育水平的不均衡和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也是重要因素。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
如果教育体系无法提供足够的创新型和技能型人才,就会制约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从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制度环境也是关键。
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低效的政府治理等,都可能导致企业创新活力不足、市场竞争不充分,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那么,要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其一,推动产业升级是核心任务。
政府应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产业升级的政策,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
同时,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韩国为例,通过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制造业,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其二,加强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各类人才。
不仅要普及基础教育,更要注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并且,要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其三,优化制度环境至关重要。
政府要深化改革,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同时,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减少行政干预,增强服务意识,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Market市场研究0122018年2月 浅析“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解决方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朱春霖摘 要:近年来,我国GDP增速放缓,人均国民收入一直在8000美元左右徘徊,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
针对这一状况,本文从拉美国家的视角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并试图在产业结构、收入差距、人才培养、社会治理等方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 经济发展解决方略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8)02(c)-012-021 “中等收入陷阱”时代语境分析“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一大障碍。
这个概念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总结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时提出的,指的是一些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及时解决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等问题,会较长时间陷入中等收入泥潭。
以拉丁美洲为代表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就坠入其中,之后他们普遍存在有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2010年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近几年来人均国民收入更是达到了8000美元的喜人成绩。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收入分组标准,按照人均国民收入将经济体分为四大类,分别是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如表1所示。
表1 世界经济体分类经济体分类划分标准(单位:美元)经济体数量(单位:个)所占比例高收入国家≥127368037.20%中等偏上收入国家4125~127365324.70%中等偏下收入国家1045~4125 5123.70%低收入国家≤10453114.40%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5年数据。
根据表1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的平均值。
虽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图1 煤炭企业生产积极性随平均产出率变化图2 融资额度随期望产出率变化由图2可以看出,当煤炭产出不确定性风险相对较低,煤炭企业申请的贷款得以全额批准。
2016年9月刊第25期当代经济摘要:本文以发展阶段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通过索洛模型进行要素分析,并结合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等最新理论动态,全面揭示我国目前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并提出规避措施。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创新驱动;转型升级2015年4月24日,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表示,中国在未来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楼继伟的演讲一时引起各方热议。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与内涵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
世界银行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指标,将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①,其内涵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原有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难以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将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衰退。
一些经济学家把“中等收入陷阱”归纳为十个主要问题,即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依照国际经验,我国要想迈向高收入国家,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而要想跨越这些“陷阱”,就不能照搬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必须要转型,要创新,将原来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的不均衡增长模式转变为由消费驱动、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
二、国际经验与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一定时期的快速增长。
1960年曾有100多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经济体,到2008年仅有13个保持继续增长,最终进入高收入国家(地区)行列②,绝大部分经济体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出一些类似的特征。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教训作者:郑之杰来源:《决策探索·下旬刊》 2014年第10期文/郑之杰20世纪60年代初期,有100多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只有寥寥十几个,且大多数是小国。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人认为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很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分析跨越陷阱国家的成功经验和跌入陷阱国家的教训,对中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一、韩国和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验韩国和日本是通过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和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而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典型,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较大。
总体而言,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跨越陷阱实际上是竞争力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日韩持续增长能力的核心是培育出内生增长动力,最关键的是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方式转换,其主要经验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日本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极大地冲击了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
韩国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加速从依托增加资金投入、维持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转为主要依靠增加研发投资和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升竞争力。
韩国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整顿轻纺、纤维、染色等低附加值产业;将汽车、造船、机械等产业的制造工程逐步转移出去,国内主要抓研发、设计等前端工程及营销、售后服务等后端高附加值工程。
这为韩国在全球产业调整过程中抢占先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依靠技术创新立国高收入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均采取各种战略和措施来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此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1982 年,韩国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并明确其主要目标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产业。
浅谈我国经济如何跨越“中等收⼊陷阱”2019-06-26所谓的“中等收⼊陷阱”是指当⼀个国家的⼈均收⼊达到中等⽔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不⾜,经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盾集中爆发,⾃⾝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临界,既不能重复⼜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进⼊中等收⼊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均国民收⼊难以突破1万美元。
进⼊这个时期,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幅波动或陷⼊停滞。
⼤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阶段徘徊,陷⼊所谓“中等收⼊陷阱”阶段。
⼀、“中等收⼊陷阱”的表现形式(⼀)经济增长不稳定陷⼊“中等收⼊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增长,也难以持续。
这⼀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
在963年⾄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6年⼈均国内⽣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
在这45年中,阿根廷⼈均国内⽣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韩国为6.3%。
同样这些国家收⼊⽔平虽然在提⾼,但始终难以缩⼩与⾼收⼊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980年⼈均国内⽣产总值为8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
阿根廷则在964年时⼈均国内⽣产总值就超过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下降到2000多美元。
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三⼗年的努⼒,⼏经反复,但⼀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融体系脆弱表现为⾦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
东南亚⾦融危机为这⼀原因提供了⼀个⾮常恰当的案例。
⾃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起⼤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不良副作⽤,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
就连上世纪的⽇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年”衰退。
(三)收⼊差距过⼤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两国到990年代末上升到接近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平上。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经验借鉴及政策建议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看法和认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最初由世界银行GillandKharas(2007)提出。
近期,GillandKharas(2015)从三个不同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界定:一是从政策和制度与一国经济结构特征是否相适应的角度来定义,即“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处于中等收入的国家由于其经济增长政策无法与其主要经济结构特征相匹配,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二是从实证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给出界定,即如果一国长期处于较窄的中等收入区间内(anarrowincomeband),则认为该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Spence(2011)认为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5000美元至10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即为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是通过判断人均GDP是否收敛于基准发达国家水平的方式来定义“中等收入陷阱”。
AgenorandCanuto(2012)使用相对收入方法描绘了部分国家相对于1960年美国的人均GDP值,研究表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出现了停滞。
基于上述定义,结合当前全球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和特征,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一)金融危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周期性金融危机会导致金融部门出现收缩,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不良影响。
部分中等收入国家不仅金融市场结构单一,而且经济对外依赖性较强。
金融危机的冲击往往导致其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人均收入因此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前期经济增长成果被削弱。
如图1所示,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爆发债务危机,这次危机导致拉丁美洲国家人均收入迅速下降。
巴西、智利人均收入从1980起开始下降,1983年触底回升。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与中国对策作者:常世凤来源:《金融经济·学术版》2013年第03期摘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转型国家面临的一个战略性难题。
目前,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也有所显露。
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初步研究了不同的发展类型与体制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探讨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与基本策略。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结构调整;经济转型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是2006 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 10000 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也就是说,如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把研发和创新能力基础作为长期的政策取向,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水平,转变社会发展模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关键是要加强资源配置效率。
经济学中的陷阱是一种均衡状态,发展陷阱预示着原先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失效,必须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才能实现增长阶段的跨越。
(图1)展示了完成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的完整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打破贫困均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继而进入高水平经济增长稳态所需完成的转型任务。
在完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经济体最初面对的是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人均产出的增长会立即被人口的增加所抵消,人均收入水平被人口的增长摊薄,生活水平充其量维持在生存状态,难以形成足够的储蓄,即使有某种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进步,也不能完成打破均衡陷阱的“临界最小努力”。
在全球化过程中,二元经济发展具备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
而这一过程终结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增长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及对策研究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3000-5000美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2011年我国的人均GDP有望达到5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正处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
按照国际经验以及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建设性地提出了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对策选择。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事业改善民生制度创新历史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国际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这一阶段恰恰是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应对诸多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的关键阶段,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存在较大变数。
处理得当,通常会出现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反之,则可能出现经济震荡,徘徊不前,陷入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境地,故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2011年我国的人均GDP有望达到5000美元,《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排名第26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但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仍然不高当前,我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仍未从根本上转变。
2009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
我国万元产值能耗分别是日本的8倍、德国的7倍、美国的6.5倍,甚至是印度的2.3倍,在过去高速发展的30多年里,每年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估计占到GDP总量的10%。
中等收入陷阱 的理论㊁经验与针对性∗蔡昉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和论证表明:(1) 中等收入陷阱 与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是相容的,因此,它是一个可以借助来分析特定阶段经济发展现象的有用概念;(2)大量国家的经验也证实,的确存在着在统计上的显著性,验证了在中等收入的特定阶段上,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表现出减速甚至增长停滞的趋势;(3)从人口转变㊁资源禀赋变化以及增长方式等一系列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看,中国正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严峻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国际经验和教训,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㊁扩大人力资本积累和深入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㊀经济增长减速㊀全要素生产率一㊁引言鉴于把东亚视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地区这样一个判断,世界银行每隔4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概括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揭示既定时期的问题与挑战.2007年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具有针对性地首次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的警示(印德尔米特 吉尔㊁霍米 卡拉斯等,2008).该报告引用的文献表明: 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 (第5页).从那以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广为经济学界所讨论,被运用来类比拉丁美洲以及若干亚洲经济体的困境,并且常常作为对中国经济前景判断的一个参照点(王庆等,2009;E i c h e n gr e e n e ta l .,2011;霍米 卡拉斯,2011).而这个概念对于中国的针对性,因中国财政部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开展的一项旨在寻求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的研究,而更加引人注目.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不赞成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观点.虽然尚未发现系统论述的文献,但是,仍然可以对这类观点进行归纳,即大致有以下几个论点.其一是认为 陷阱 这个用语不恰当,因为这个词容易使人联想到人为下套,一个经济体怎么会被人为地设下陷阱呢?其二是认为并无现成的经济理论,可以像贫困陷阱或贫困恶性循环理论那样,符合逻辑地刻画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现象.其三是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缺乏经验依据.有人指出,在新世纪的过去十余年中,并不存在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绩效明显逊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其四是质疑这个概念对中国的针对性:是否中等收入陷阱最恰当地描述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否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一个概念或者命题,只要可以用一定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经验证据,并且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就值得提出来,以便推动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出于这个理由,本文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持肯定的态度,并主张把研究真正推向深入.本文拟从回顾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文献入手,首先论证中等收入陷阱完全可以被纳入已有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或者具备形成特有的理论框架的条件.同时,介绍一些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研究和统计证据,尝试概括相关的特征化事实.最后,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对于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借鉴意义.二㊁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其实,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传统中,从来被广泛用来表示一种超稳定均衡的经济状态,即超乎比较静态,一般的短期外力不足以改变的均衡.换句话说,4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c a i f a n g @c a s s .o r g.c n .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水平上面.例如,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悲观观点,就被概念化为 马尔萨斯陷阱或 马尔萨斯均衡 .这种范式与多玛-哈罗德式的增长模型相结合,则是由纳尔森所描述,并将其概念化为一种发展理论的欠发达国家所特有的 低水平均衡陷阱 现象(速水佑次郎等,2009).此外,不仅绝对贫困状态是一种均衡陷阱,经济史学家还针对李约瑟之谜,提出了尝试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 高水平均衡陷阱 假说.可见,均衡陷阱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使用是历史悠久的,也是有特定的逻辑含义的.不仅如此,这个概念也有助于从理论引申出政策含义.基于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假设,发展经济学形成了诸如 临界最小努力 ㊁ 大推动 等解释性理论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又如,舒尔茨(1999)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传统农业也看作是一种均衡状态,并得出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以打破均衡,改造传统农业的政策建议.不过,上述与均衡状态分析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融合在主流的增长理论之中.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都是把经济增长新古典式分析与建立在上述假说基础上的传统发展事实相割裂.然而,H a n s e n&P r e s c o t t (2002)尝试把马尔萨斯式的均衡状态与索洛式的新古典状态融为一体,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他们也观察到存在着一个从 马尔萨斯 到 索洛 的过渡阶段.按照逻辑,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过渡阶段定义为一个富有特征的经济发展时期.事实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就是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到索洛新古典增长之间的一个阶段,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在这个阶段上,经济增长摆脱了 收入提高导致人口增长,继而又把收入水平拉回到生存水平 的贫困恶性循环,进入到随着现代经济增长部门不断吸纳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逐渐迎来刘易斯转折点,蝉蜕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性质,进而具有新古典增长特征的阶段.更加具有特征性和易识别性的发展阶段划分,是青木昌彦(2011)把东亚式的经济发展划分为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阶段(M阶段)㊁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阶段(G阶段)㊁库兹涅茨式的通过结构变迁实现发展的阶段(K阶段)㊁依靠人力资本发展的阶段(H 阶段)和后人口红利阶段(P D阶段).他也承认,库兹涅茨发展阶段也完全可以称为刘易斯发展阶段,或者干脆称其为 库兹涅茨-刘易斯阶段 .上述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其含义在于揭示出一个事实,即每一个阶段向下一个相继阶段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跨越.换句话说,摆脱贫困陷阱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跨越,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或K阶段向H阶段进而P D阶段的过渡,同样是重要的跨越.如果后一跨越有着巨大的难度,导致一些经济体滞留其间,长期不得突破,且这种现象普遍到在统计上也具有显著性,并且其中蕴含了足够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从逻辑上说,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就完全可以成立.人们业已观察到的一些特征化事实,已经帮助经济学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雏形,用以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化.E e c k h o u t&J o v a n o v i c(2007)比较全球化前后各国经济增长表现时发现,在全球化时期,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排列的各国长期增长率,呈现U 字形状.这项研究的解释是,富裕国家劳动者具有更高技术和技能,在全球化调整中管理性岗位增加更快,而贫穷国家虽然不具备这种技能优势,却能增加非熟练就业岗位,而处于中间的国家则两类劳动力优势都不甚明显.G a r r e t t(2004)则更加明确地解释道:当富裕国家因技术进步加快而变得越来越富有,最穷的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甚至增长更快的同时,处于中间的国家则踯躅不前.这实际上就暗示了一个关于 中等收入陷阱 的一般性理论解释,即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国家,因其处于科技创新前沿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全球化中显著获益;而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因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样是全球化的获益者.而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因其两类比较优势皆不突出,因而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少.虽然不尽准确,但是,我们将其概括为 比较优势真空论 ,或许有助于理解中等收入国家面对的这种尴尬处境.此外,根据经济增长条件趋同假说(B a r r o& S a l a-i-M a r t i n,1995),经济增长表现有赖于诸多条件或因素,如投资率㊁人力资本积累㊁政府职能㊁基础设施状况㊁体制和政策环境等等.即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初始阶段上,这些增长条件的改善,推动了经济增长的趋同.然而,这些增长因素的积累或改善同样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性质,在 低垂的果子 已经被摘完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的外生动力5«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便不足够强大了,除非完成了向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驱动力的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而这种假设通常则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已经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所以,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阶段上,必须采取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印德尔米特 吉尔㊁霍米 卡拉斯等,2008).三、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证据依据世界银行近年来的分组标准,按照类似于市场汇率的 地图法 计算,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75美元以下的经济体被列入低收入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76美元至385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组,在3856美元至1190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组,超过11906美元则被列入高收入组国家的行列.当然,这个划分标准是动态的.按照类似这样的动态标准观察,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过足够的长时期增长,却未能毕业而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便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撇开那些完全依靠石油出口的富裕国家的话,实际上,按照这个标准,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跨越中等收入行列的经济体,显而易见的似乎只有日本㊁韩国㊁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㊁香港和澳门地区.而那些曾经与欧洲国家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较早就跻身中等收入行列的亚洲国家,却一直未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员.即使有些拉美国家,人均收入一度越过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组的交界线,却终究回归到中等收入水平上.由于技术进步㊁制度创新和资源动员能力的不断增强,世界范围的产出增长边界也在不断扩大,因此,使用相对的而不是绝对人均收入水平来进行分组,特别是观察作为一种徘徊现象的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更加有说服力.A t h u k o r a l a&W o o(2011)采用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购买力平价法,估算各国人均G D P并构造了作为美国水平百分比的赶超指数(C a t c h-U p I n d e x或简写为C U I).用这种方法,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具体来说,他们把C U I大于55%的国家定义为高收入国家,C U I在20%~55%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国家,C U I小于20%的为低收入国家.在进行比较的132个国家中,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960年有32个,2008年有24个.观察这个组别的变化特点发现,中等收入国家有大约一半的可能性滞留在中等收入陷阱;而在发生了组际流动的情况下,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大于向上的流动;虽然也发生了其他组别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情形,但是,从低收入组晋升的数量是从高收入组降级数量的2倍.一些研究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如归纳各国数据发现,在中等收入阶段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会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因此,关于经济增长通常在哪个阶段上减速的研究,也可以印证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存在.类似的一项研究来自于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的经济学家(王庆等,2009).他们通过观察世界经济史发现,在历史规律和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一个经济体经历过高速增长后终将要减速.而这个减速的拐点,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 D P达到7000美元时.这些作者从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中发现,过去100年间有40个经济体达到7000美元这个人均G D P拐点,其中31个经济体在拐点之后平均减速2.8个百分点.另外一项研究在数据分析上进行得更加深入一些,由艾辰格林等几位学者所完成(E i c h e n g r e e ne t a l.,2011).这项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同样是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何时,即怎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减速.他们从国际比较中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和2005年美元计算,人均G D 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通常遭遇明显的减速,一般来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幅度为2个百分点的年均G D P增长率.也有研究尝试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投行经济学家A n d e r s o n(2011)选择了10个人均收入在8000~10000美元之间 中等收入国家 和10个人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之间的 低收入国家 ,比较两者的长期经济表现.他的发现可以概括为:(1) 中等收入国家 虽然在1990~2000年期间的确遭遇了增长徘徊或停滞,但是,在本世纪前10年中则表现良好;(2) 低收入国家 并没有表现出超乎其中等收入对手的经济增长;第三,两组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几乎一样.由此,该作者得出的结论则是,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正如下面所要说明的,这个数据展示并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作者选取的两组国家,与我们常识中对于收入分组的理解不尽相同.例如,在他的 中等收入国家 中,既包括了原计划经济国家,也包括依靠石油资源的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囊括了所有收入水平较高的金砖国家.总体而言,这些国家是中等收6入国家中处于最高排位的国家.而他的 低收入国家 几乎全部是我们所关心的已经陷入或者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的国家.其次,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历史概念,并不必然与今天的经济表现直接挂钩.本世纪之前,那些撞墙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啻就是经历了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其中一些国家在过去10年中表现优异,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需的增长模式的转变.我们还很难说,那些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需求,而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和初级产业发展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可以有足够的增长可持续性,以致长驱直入而成为高收入国家.不要忘了,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一个国家曾经短暂地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超稳定均衡的力量,终究将其拉将回来.①第三,中等收入陷阱范式并不假定绝对趋同,因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表现没有明显超出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对手,也并无不合逻辑之处,反而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之一.我们使用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无非且恰恰是说,正如摆脱贫困需要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一样,进入富裕国家行列也面临着一个打破中等收入均衡陷阱的严峻任务.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含义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2位的同时,人均G D P达到4382美元,刚刚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按照许多作者采用的麦迪森标准,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过了7000美元这个减速点.如果保持9%的G D P 年均增长率,2015年的中国就符合了更高口径的减速点即17000美元的条件.由于存在诸多经济增长中的隐患和不可持续因素,E i c h e n g r e e ne ta l.(2011)警告届时中国将有70%的可能性遵循这个减速规律.虽然正如有些投资经济学家的评论,这个70%的减速2个百分点的概率 即1.4个百分点,对于一个长期保持9%~10%的增长率的经济来说,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担忧.人口老龄化也被看作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减慢及至绝对数量的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不再提高,继而下降.相应地,经济增长开始丧失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人口红利.1990年,日本的老龄化水平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1.9%,不久之后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就迅速提高了.大约就在人口结构发生这样变化的同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急剧的逆转,从减速开始直到停滞(图1).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9%,也已经十分接近于日本于1990年经济增长减速的老龄化水平了.在大约与 十二五 时期重合的几年内,中国就将像日本一样,经历迅速的人口抚养比提高.㊀㊀图1㊀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与增长减速资料来源: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G D P增长率来自世界银行和T a k e oH o s h i&A n i lK a s h y a p,W h y d i d J aGp a ns t o p g r o w i n g?r e p o r t p r e p a r e d f o r t h eN a t i o n a l I n s t iGt u t e f o rR e s e a r c h A d v a n c e m e n t(N I R A).h t t p://w w w.n i r a.o r.j p/p d f/1002e n g l i s h_r e p o r t.p d f,2011.经济史显示的经验终究是一种概率现象,对未来的预测毕竟不是现实.前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既没有断言中国经济必然发生最悲观的情景,也不意味着在其存在乐观情景的条件下,我们尽可以放宽心了.实际上,以 平均数 为外衣的国际经验,往往掩盖了许多特殊的情景与原因.为了及时进入未雨绸缪的状态,以便避免最坏的结果,需要以史为鉴,探寻如何避免不正常减速的途径.还以日本为例的话,我们不是要看她是否后来的速度不如从前了,而是要探寻为什么在不可避免的减速之后,未能实现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的增长速度.从经济增长模式角度来看,中国也恰好被嵌入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之中.如果我们借用H a n s e n &P r e s c o t t(2002)的分析框架,并在马尔萨斯增长阶段和索洛增长阶段之间加入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㊁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普遍化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转折点,开始向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模式转变.由于民工荒恰恰就是从2004年广为人们所知,7«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同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自2004年开始,一反此前十数年徘徊不前的局面,持续上涨至今,因此,如果一定要指出一个年份,作为刘易斯转折点的话,我愿意把2004年作为这个标志性的时间点.紧接着,我们将迎来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预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3年前后停止下降,并随后迅速提高.这意味着,支撑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中国高速增长的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将发生重大的转折.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增长可持续性难题便悄然而至.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逐渐弱化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一项企业调查显示,劳动力成本提高20%,对那些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来说,因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占比不同,而分别降低企业利润水平20%~65%不等(李慧勇㊁孟祥娟,2010年).这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的外迁.一个方向是劳动力成本尚低的发展中邻国,如印度㊁越南等国家.另一个方向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全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在全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从2004年的88.9%下降为2008年的84.7%,平均每年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要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获得全面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尚有较长的路要走.例如,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10,第420页)的数据,R&D投入占G D P比率,中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56%和世界平均水平的61%;每万人拥有R&D人员数,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77%;每百万人拥有的专利数,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5%和世界平均水平的76%.而从教育水平上看,30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65%和日本的67%.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而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面临着 比较优势真空 的挑战.此外,中国靠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获得了高速增长的良好机遇,而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将会面对更大的难度.这些都是中等收入国家所面临的典型挑战.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吸取相关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五、结语由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可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加以解释的,有丰富且显著的经济发展经验予以验证,而且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其形成并引起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是有意义的.图2展示了完成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的完整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打破贫困均衡陷阱㊁中等收入陷阱,继而进入高水平经济增长稳态所需完成的转型任务.由此,我们还可以观察中等收入陷阱在整个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政策含义.㊀㊀图2㊀经济增长的转折点与突破战略在完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经济体最初面对的是作为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人均产出的增长会立即被人口的增加所抵消,人均收入水平被人口的增长摊薄,生活水平充其量维持在生存状态,难以形成足够的储蓄,即使有某种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进步,也不能完成打破均衡陷阱的 临界最小努力 .直到发生革命性的技术和制度突破,如工业革命成果的应用和市场规模扩大使这种新技术变得有利可图(H a n s e n&P r e s c o t t,2002),这种均衡状态才被打破.对于大多数相对于欧美而言的后起国家,随后的经济增长便是在二元经济发展框架下进行的,这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不仅本身就是有益的生产要素积累,人口红利还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形成.而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产业转移和城乡迁移的经济结构调整,也产生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二元经济发展具备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而这一过程终结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增长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增长8。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策略一、引言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未来或将陷人“中等收人陷阱”,并将2007年颁布和随后实施的《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与灵活性,导致工资增长开始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以至于很多投资人选择离开中国归咎为原因之一;相应地,学者们认为跨越这一陷阱的基本思路应是促进要素的流动和市场的开放,如放弃集体谈判的劳动关系改革,推行促进劳动力流动的租房落户的户籍改革和减少粮食补贴的农业改革,促进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改革,等等。
这些观点和措施很大程度上都是新古典主义的,并且与欧美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提法一脉相承。
例如,更早时候,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就宣称,中国已经走到了“中等收人陷阱”边缘,如果不接受世界银行开出的重大改革意见,经济将会长期停滞,乃至爆发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
问题是,遵循新古典主义而推进贸易开放和要素流动的政策能否摆脱“中等收人陷阱”?进一步地,我们还要探究,“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基本命题?回答这些提问需要分析以下一系列问题: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经济高速增长一般会采取何种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随着收入的提升将会遭遇什么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又应该采取哪些根本措施?等等。
为此,本文尝试对“中等收人陷阱”的历史事实及其成因做逻辑化梳理,并对“中等收人陷阱”的内在机理做深入解析,由此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做全面的审视。
二、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与发展战略选择根本上,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及其在生产中的投人,这是分工深化和规模扩大的基础。
罗斯托认为,一个经济体要起飞必须将资金积累率从5%提高到10%以上。
11)正是基于依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演示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选择,这里逐一加以剖析。
1.如何才有较高的储蓄率以推动资本的积累一般地,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主要取决于全民的储蓄倾向和收人分配状况:前者涉及社会文化和风俗,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后者涉及国家的收人分配政策,是短期内可改变的。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摘要: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首先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及中等收入的界定标准;之后以韩国和巴西为例,分析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最后结合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验教训;策略;十九大1 引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规划。
他指出,既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就必须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之前笔者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接触过这一说法,近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这门课上,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概念和深刻含义,课下也查阅了一些资料,现将自己的一些收获简述如下。
2“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界定2.1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07年发表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
《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工资上涨而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竞争,又因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丧失了比较优势,加之又面临着城市拥堵、收入不平等、腐败等问题,难以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2.2 中等收入的界定“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是对中等收入的准确界定。
确定中等收入概念,对于分析该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判定“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分组法。
在《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在975 美元及以下的国家定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NI达到976~3855美元的国家为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在3856~11905美元的国家为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NI 达到11906美元及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2]。
除了人均GNI之外,还有部分学者使用人均GDP作为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指标,GDP是按“国民原则”计算,GNI则是按“国土原则”计算的,GNI是一国居民所拥有的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总产出量,而GDP则是一国境内的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总产出量。
GDP和GNI有着如下关系:GNI=GDP+本国公民在国外创造的价值总和-外国公民在本国创造的价值总和。
GDP是一个生产概念,而GNI是收入概念,使用人均GNI作为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指标更加科学。
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绝大多数国家的GDP和GNI是高度一致的,且GDP 在数据的广泛性上要明显优于GNI,因此使用人均GDP来界定收入水平也被普遍的接受。
3各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及教训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是国际公认的实现了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
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尼、菲律宾、泰国、南非等国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
现已韩国和巴西为例,分析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经验和教训。
3.1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经验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1953年人均GNI仅为67美元。
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高速增长,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从1961年到1994 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4%,其中1980~1990年年平均增长9%。
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1961年韩国人均DNI为100美元,1970年为270美元,2000年为8910美元,2016年进一步上升到27561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韩国在2002年就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3]。
韩国之所以能一举成为发达国家,首先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转变。
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刚起飞时,韩国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70年代,随着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还有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方面的竞争,韩国利用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钢铁、造船、汽车等重工业;进入80年代,韩国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对传统重化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同时大力发展精细化工、精密仪器、计算机等。
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
面对危机,韩国在积极推进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改革以及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
韩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在于适时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国民收入均衡增长。
贫富分化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头十年,韩国收入分配状况有些恶化,反映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62上升到1980年的0.39。
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出台《最低工资法》,韩国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基尼系数由0.39下降到1991年的0.263。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已顺利实现了社会结构转型,中产阶级和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都超过了70%。
1992年韩国中产阶级在全社会中的比重高达75.2%,城市化率也在1990年达到74.4%[4]。
3.2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教训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提出之前,“拉美陷阱”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谈论。
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开始出现各类矛盾问题,造成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城市化失衡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经济增长停滞不前。
现在以巴西为例总结其教训和启示。
巴西的发展要比韩国更早一些。
“二战”后,巴西就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经济高速增长。
1949~1981年,巴西经济年平均增长7%,其中1968~1974年经济增长年均超过10%。
到1970年,巴西人均GDP就达到450美元,是韩国的1.7倍。
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城市化超前、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导致巴西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缓慢,使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1980~1990年巴西经济增长年均只有2.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虽然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但也只实现了经济温和增长。
到199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790美元,只有韩国的48.4%,2006年巴西人均GNI为4730美元,处于上中等国家收入水平,但此时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NI高达17690美元。
在产业结构方面,巴西越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过早地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发展,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使得资源过分向钢铁、建材、化工、汽车、造船、炼铝、重型机械、航空等倾斜,不但造成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而且还造成很高的失业率。
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巴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既导致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足,又引起社会不稳定。
巴西的国民收入分配极不均衡,一方面国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越来越向富人集中,使得消费倾向很高的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低,购买能力难以提高,结果使工业品增长空间受到限制。
1960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5,1995年更高达0.6。
到1999年,占巴西1%人口的富人拥有社会财富达到53%,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社会财富,当年全国有贫困人口5410万人,贫困发生率34.9%[5]。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卢拉总统上台后,巴西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注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实施零饥饿计划,减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
结果,巴西经济实现了持续加快增长,人均GDP从2000年的3570美元提高到2011年的13167美元,初步跨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治安、贪腐、民粹主义等问题,自2011年开始,巴西陷入了严重的经济下滑当中,至2016年,人均GDP 跌至8650美元,仅与2009年相当,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稍有不慎就有开倒车危险,在中等收入阶段,国家各层面矛盾凸显,更加需要把握好经济航向。
4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策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2016年,我国人均GNI达到826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近年来,我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不断衰减、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现象严重、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等,因此,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受到国内外普遍关注。
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应对“中等收入陷阱”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4.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以人均GNI水平来衡量,当前我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但总体来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式的。
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难以持续的,首先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加剧,而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又难以抗衡,这样的上下挤压很容易使我国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所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也是大多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共同经验。
十九大报告中在总结过去五年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时指出“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可见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已经有了长足进展,在“十三五”规划中我国继续布局“转方式,调结构”,这将对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基本的产业支持。
4.2加强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发展原动力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这是东亚先进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它们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当前,我国主要依靠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资源消耗过度,环境破环严重,这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转变。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自主创新,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