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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市场研究0122018年2月 浅析“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解决方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朱春霖摘 要：近年来，我国GDP增速放缓，人均国民收入一直在8000美元左右徘徊，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
针对这一状况，本文从拉美国家的视角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并试图在产业结构、收入差距、人才培养、社会治理等方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 经济发展解决方略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8)02(c)-012-021 “中等收入陷阱”时代语境分析“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一大障碍。
这个概念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总结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时提出的，指的是一些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及时解决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等问题，会较长时间陷入中等收入泥潭。
以拉丁美洲为代表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就坠入其中，之后他们普遍存在有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2010年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近几年来人均国民收入更是达到了8000美元的喜人成绩。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收入分组标准，按照人均国民收入将经济体分为四大类，分别是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如表1所示。
表1 世界经济体分类经济体分类划分标准（单位：美元）经济体数量（单位：个）所占比例高收入国家≥127368037.20%中等偏上收入国家4125～127365324.70%中等偏下收入国家1045～4125 5123.70%低收入国家≤10453114.40%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5年数据。
根据表1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的平均值。
虽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图1 煤炭企业生产积极性随平均产出率变化图2 融资额度随期望产出率变化由图2可以看出，当煤炭产出不确定性风险相对较低，煤炭企业申请的贷款得以全额批准。
浅析中等收入陷阱摘要：近日，随着复旦研究报告的发布，称未来十年中国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开发银行警告亚洲国家需防“中等收入陷阱”，国内外经济调查员也先后表示，中等收入陷阱多，中国应谨慎规避，并积极给出意见。
在“十二五”初期，从报告中我们也可以明白，国家已着手准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本文在简要介绍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上，分析典型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和原因，提出我们要结合中国现存的三种主要规避方法，积极稳妥有序得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字：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规避方法1、中等收入陷阱概述1.1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1.2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1.3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如不及时解决“中等收入陷阱”，极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
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
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
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目前的“浅度城市化”。
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继续快速增长，导致人均收入停滞或增长缓慢的现象。
这种现象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把握经济发展的机遇经济发展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因此，把握经济发展的机遇，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任务。
首先，需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
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关键。
因此，要加强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和支持，提高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次，需要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人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因此，要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人才的素质和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最后，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调节。
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机制。
因此，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调节，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繁荣，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的结构和布局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因此，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首先，需要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和培育。
新兴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
因此，要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和培育，提高新兴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支持。
其次，需要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
传统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
因此，要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支持。
最后，需要加强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规避这五个“发展陷阱”曾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社《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个基本论断，是在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总结人类历史教训、借鉴各国发展经验、审读全球演进趋势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指引和战略部署，是我党现代化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
纵观人类近现代史，虽然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尽相同，但主要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陷入了各式各样的发展陷阱。
有的国家难以跨越发展陷阱，从而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有的国家貌似跨越了发展陷阱，却将跨越陷阱的代价与成本转嫁给了国内部分群体或其他国家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走出了一条既实现自身跨越发展陷阱又兼顾全球发展包容的道路，必将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探索出新模式，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出新道路。
一、跨越李嘉图陷阱：避免低水平国际分工带来的发展锁定从历史上看，某些后发国家依赖资源优势实现了经济起飞，却落入了“资源诅咒”，最终未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陷入了“贫困化增长”陷阱；而某些国家虽然利用劳动力等资源廉价的后发优势迅速融入全球分工和推进国内工业化，却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加上其他制度性因素，人均经济总量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水平，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两类国家都过于依赖比较优势发展经济，而未能在合适的时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所谓的“李嘉图陷阱”。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全面参与全球贸易分工体系，利用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效释放人口红利，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经济高速增长，即将推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中等收⼊陷阱”的原因和对策分析2019-10-14【摘要】中国已步⼊中等收⼊国家⾏列，与此同时在我国困扰众多国家的“中等收⼊陷阱”也在逐渐显现。
本⽂通过对我国陷⼊陷阱的原因进⾏分析，相信创造“中国之谜”的中国能通过采取推动收⼊分配公平、城市化和⼯业化协调发展等应对措施，成功跨越这道坎。
【关键词】中等收⼊陷阱产业结构收⼊分配⼀、中国是否陷⼊“中等收⼊陷阱”（1）“中等收⼊陷阱”的含义：中等收⼊陷阱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收⼊经济体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的，进⼀步的经济增长会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均国民收⼊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关，从⽽⼀国很容易进⼊经济增长的停滞徘徊期。
（2）中国是否陷⼊“中等收⼊陷阱”表现：这些原因在中国也能找到痕迹。
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历程中很容易看出陷⼊“中等收⼊陷阱”的影⼦。
中国⼈均国内⽣产总值在2001年超过1000美元，完成了贫困期的超越，⼈均国内⽣产总值在2006年超过2000美元，2008年突破了3000美元，2010年更是达到了4000美元上限。
根据世界银⾏2010年8⽉的最新标准“99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996到12195美元为中等收⼊，12196美元及以上为⾼收⼊”，中国已开始进⼊由中等收⼊国家向⾼收⼊国家攀升的加速期。
但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陷阱”的种种迹象也在中国逐渐显现。
表现在：第⼀，⽇益加⼤的收⼊差距导致内需不⾜，从⽽使经济⽆法持续发展。
在中等收⼊的发展阶段上，影响其能否顺利跨越的因素很多，但收⼊分配政策及收⼊分配状况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
成功国家中⽇韩的收⼊分配状况较好。
如⽇本仅为0.23，但与其相⽐，中国为0.474，已超过国际警戒线0.4。
第⼆，城市化发展问题。
城市化是指农村经历城镇化后，逐步在基础设施配备完全后，进⼊城市化的过程。
由于我国地⼤物博，各地经济资源不同，使得各地的发展也不尽相同。
2010年经济：可以预期的上述已知的，对于2010年经济走势意味着什么?分析其涵义或曰后续进程及其效应，当是预期2010年经济的出发点。
在笔者看来，上述已知约束条件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涵义：其一，2010年经济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刺激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
“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此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不说其隐含成本，单是显性成本就很大，最大的显性成本在于耗费的财力巨大。
许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将未来若干年的财政预期收入搭了进去。
其二，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干预政策的“撤出”问题。
撤出政策实施的好坏尤其是全球大国的协调性，将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势。
其三，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也将与政府刺激政策的撤出效应联系在一起。
由于中国经济此前的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撤出政策的负效应当更大。
同样，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宏观政策的政策撤出当更为紧迫，早点撤出比晚点撤出成本要小。
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岁末年初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超高速水平，通涨预期正在“变现”。
经济政策：须直面刺激政策“后遗症”如果将2009年的大力度干预政策比作一剂“猛药”的话，那么它所引出的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
笔者以为，这种猛药“后遗症”，当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一组重要约束条件。
客观地来分析，在所有刺激政策“后遗症”中，最为突出，同时构成2010年政策选择重要约束条件者，大约可归入三个大的层面：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通货膨胀威胁的提前到来。
无论按照经济学常识判断，还是就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状态来看，都不难得出结论：大力度刺激政策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的，而非效率型的。
产业层次，表现为两个过度依赖的强化。
一个是对那些原本调整压缩产业的过度依赖的强化。
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钢铁业了。
2006年起各方就一致认为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过剩，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然而随着年底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
另一个是对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的过度依赖。
房地产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曾定义位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
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目标不仅未能兑现，反而发生了新一轮的涨价潮。
在对外贸易上，是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症。
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外贸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
在国家商务部那里，这种政策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
为此，所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政策工具，则要首推提高出口退税了。
不容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此种政策的负面效应，除了贸易福利流失而外，出口退税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
由此形成如下“怪圈”：出口退税→贸易增长→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出口退税。
这样的政策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上述“猛药后遗症”或曰刺激政策的隐含成本，无疑将是未来一年乃至若干年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
（汤摘自《浙江经济》2010年第5期赵伟/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
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
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
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
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
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
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蕴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我国面临的这些“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尽管有着区别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但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设法加以规避。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邓摘自《光明日报》2010年4月13日乔榛/文）发展方式转型要谨防“三大幻觉”当前，各方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有很迫切的要求。
但我们也注意到，深入到发展方式转型的具体问题上时，不少人仍然还存有幻觉。
如果不能尽快打破幻觉，发展方式转型很可能“只说不做”，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具体而言，有三大幻觉。
幻觉之一，消费旺盛幻觉。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消费不足可能是个伪命题。
近5年（2003年-2008年）我国消费支出年均增长15％，而同期美国的消费支出年均增长仅约6％。
只是因为我们投资率高，所以显得消费率低。
因此，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的消费旺盛。
但现实情况是，无论是与国际水平还是历史比，当前我国的消费率均呈现明显偏低状态，尤其是农村消费潜力尚未释放，消费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幻觉之二，投资潜力幻觉。
过去30年我国的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人认为，未来30年由于巨大的投资潜力，中国还有可能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态势。
例如，我国的城市化还不足50％，城市化潜力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
再如，我国产业升级所需投资巨大，仅在低碳经济方面，我国“十二五”期间至少需要2万亿投资。
其结论是，投资增长潜力足以保障未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
对于这一幻觉，需要提醒的是，无论什么投资，最终需要转化为消费，投资潜力的巨大并不能说明经济繁荣，尤其是在产能过剩的时期，这一点更为重要。
幻觉之三，外贸恢复幻觉。
有学者预期，后危机时代外贸出口形势将很快恢复。
2010年中国进出口将延续增长态势，进出口可能会分别实现超过10％的增长，恢复到2008年的贸易总额水平。
此外，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走高符合世界普遍趋势，不能把外贸依存度等同于经济风险。
但是，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对中长期我国的外贸形势可以作出三点判断。
第一，后危机时代外部需求的萎缩将是中长期的；第二，即使全球市场需求能够恢复，也不是原有规模和结构上的简单恢复；第三，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增长不能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上。
因此，对外部环境抱有幻想，是比较危险的。
（邓摘自《南方日报》2010年4月15日匡贤明/文）购房者群体三重弱势地位形成的原因及破解的关键购房者群体的三重弱势是指房地产的区域寡头垄断结构中的购房者群体的市场弱势，因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存在问题而造成的购房者群体的制度弱势及购房者群体的组织弱势。
三重弱势地位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权力与市场的同向扭曲。
如果我们将群体间利益博弈所呈现出的发展态势视为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将公共政策对于利益博弈过程的干预和博弈结果的矫正视为权力因素的介入的话，我们发现，在房地产市场中二者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即市场导致房地产市场利益格局趋向分化，权力也导致房地产市场利益格局趋向分化。
前者表现为，房地产市场被扭曲为一个“区域寡头垄断”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房地产商拥有过多的市场力量，成为一种“市场权贵”，而与之相对的群体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后者表现为，房地产市场是政府主导的房地产制度改革的产物。
在改革过程中，政府成功地摧毁了旧有的福利住房制度，但是一个成熟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我国现有居民收入分布格局的商品住房制度和保障性住房制度远远没有建立起来。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那些市场力量低下的购房者也不能得到政府的“庇护”，而要经受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
解决购房者群体利益受损地位的关键是公共政策要发挥纠偏功能。
改善购房者群体不合理受损地位的关键在于构建一种公共政策与市场力量异向发展的态势。
让“看得见的手”去矫正“看不见的手”，用制度强势来抵消市场弱势和组织弱势给购房者群体所带来的利益损失。
这需要政府在如下三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是要截断房地产商由信息优势到市场力量强势的发展链条。
这就要建立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机制，解决房地产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市场的透明度。
首先，为了保证信息披露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发挥信息在引导市场行为中的积极作用，可以考虑通过立法，对信息披露的范围、方式、时间、主体和程序等作出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