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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与建安风骨（曹丕、曹植篇）一、曹丕的诗歌成就曹丕（187一226），字子桓，是曹操的次子，曹操在世时先后任五官中郎将、副丞相，被立为魏太子，曹操去世后于220年代汉自立，是为魏文帝，在位六年。
曹丕生活的环境相对安定，交往的对象也主要是文学之士，留守邺城时与曹植、建安七子（不含孔融）、吴质等朝夕游宴，形成邺下文人集团。
他“好文学，以著述为务”（《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今存诗四十馀首，乐府、古诗约各居其半。
曹丕诗的题材相对狭窄，这与其生活经历和个人气度是分不开的，但他在诗歌体裁上却有多方面的尝试，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及杂言无所不有，而尤以五言、七言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曹丕诗歌的题材大致可分三类：一为军事征伐之作，如写军旅之壮，《黎阳作》云：“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
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
”《至广陵于马上作》言：“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
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
”皆颇具声威，有追步曹操的志意，只是笔力嫌弱，难以振起全诗。
第二类是述游宴之作，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等，反映了他与邺下文人游山玩水的雅致生活，清丽华美，深合其“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主张。
第三类是代言游子思妇之情的作品，也是他写得最好的，如《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写新婚之别的痛楚，哀婉动人，又如《杂诗》其二：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
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
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
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
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这首诗不像上述模山范水的华丽之作，运语淳厚古朴，深得汉乐府及汉人古诗真谛，尤其中间几句，重言反复，与诗歌要表达的游子客居畏人而无法排解的思乡之情十分吻合。
锺嵘《诗品》说曹丕诗“惟‘西北有浮云’十馀首，殊美赡可，始见其工”，是有独到的眼光的。
其写思妇的诗可以《燕歌行》其一为代表：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建安诗歌建安诗歌 1、《咏怀诗之⼗九》 阮籍 西⽅有佳⼈，皎若⽩⽇光。
被服纤罗⾐，左右佩双。
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
登⾼所思，举袂当朝阳。
寄颜云间，挥袖凌虚翔。
飘恍惚中，流盼顾我傍。
悦未交接，晤⾔⽤感伤。
2、《杂诗》 曹植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游。
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涂，东路安⾜由。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轻济，惜哉⽆⽅⾈。
闲居⾮吾志，⽢⼼赴国忧。
3、《吁嗟篇》 曹植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
长去本根逝，宿夜⽆休闲。
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
卒遇回风起，吹我⼊云间。
⾃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
惊接我出，故归彼中⽥。
当南⽽更北，谓东⽽反西。
当何依，忽亡⽽复存。
飘周⼋泽，连翩历五⼭。
流转⽆恒处，谁知吾苦艰。
愿为中林草，秋随野⽕。
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连。
4、《野⽥黄雀⾏》 曹植 ⾼树多悲风，海⽔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投罗。
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罗⽹，黄雀得飞飞。
飞飞苍天，来下谢少年。
5、《美⼈篇》 曹植 美⼥妖且闲，采桑歧路间。
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攘袖见素⼿，皓腕约⾦环。
头上⾦钗，腰佩翠琅。
明珠交⽟体，珊瑚间⽊难。
罗⾐何飘摇，轻随风还。
顾盼遗光彩，长啸⽓若兰。
⾏徒⽤息驾，休者以忘餐。
借问⼥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楼临⼤路，⾼门结重关。
容华耀朝⽇，谁不希令颜? 媒⽒何所营?⽟帛不时安。
佳⼈慕⾼义，求贤良独难。
众⼈徒嗷嗷，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6、《杂诗·其⼀》 孔融 岩岩钟⼭⾸，赫赫炎天路。
⾼明云门，远景灼寒素。
昂昂累世⼠，结根在所固。
吕望⽼匹夫，苟为因世故。
管仲⼩囚⾂，独能建功。
⼈⽣有何常，但患年岁暮。
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
安能苦⼀⾝，与世同举。
由不慎⼩节，庸夫笑我度。
吕望尚不希，夷齐何⾜慕。
7、《杂诗》 孔融 远送新⾏客，岁暮乃来归。
建安诗歌代表作建安诗歌代表作建安文学时期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许多作品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养料，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要求国家安定统一的愿望和理想！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建安诗歌代表作，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魏晋建安七子建安年间(公元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
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斯七子者。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
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
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
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
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瑒在建安十三年后。
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
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瑀《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
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
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
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的关系———兼论《涉江采芙蓉》为曹植建安十七年作笔者此前发表了有关《古诗十九首》(以下简称“十九首”)和汉魏五言诗演变历程的系列论文,从各个侧面论证了“十九首”是五言诗在建安十六年“成立”之后的产物。
五言诗在两汉期间,还仅仅是涓涓细流的“发生”时期,而不是“成立”时期。
“十九首”是成熟的具有“穷情写物”审美特质的抒情五言诗,不可能产生于建安十五年之前,五言诗的这种意象抒情体制,是由三曹六子以及曹彪、甄后等诗人所共同创造的,“十九首”的作者范围应该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可以说,笔者此前的论文,都还仅仅是铺垫,从本文开始,笔者将进一步系统考察“十九首”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一、曹植之原罪及其作品的遗失曹植作品的遗失,是一个历史的发展链条:首先与曹、甄之间的隐情有关。
所谓隐情,含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曹植与甄后之间,确实存在着男女之间的爱情;另一个层面,是指曹丕、曹睿父子认为曹、甄之间有暧昧之原罪。
这是两种性质的问题,需要分别清楚。
曹睿由于不能容忍这种暧昧关系对于皇室的侮辱和损害,遂有景初中临终前撰录曹植文集的行为。
以笔者之见,曹甄之间,确有隐情,这一隐情,主要体现在曹植现存的作品之中及《魏书》《魏略》《三国志·魏书》(以下简称《魏志》)等史料中,其中王沈的《魏书》和鱼豢的《魏略》,提供了比陈寿《魏志》更为真实的信息,而此两种史书早于《魏志》,更为可信,这些有关曹魏时代的最早记录,分别体现在甄后、曹植、曹睿、卞太后、曹丕等多人的言行中,散见于各种史料中,史料记载连同曹植诗文作品及散失的曹植作品,就像是一颗颗非常有价值的珍珠,单独来看,似乎不能说明问题,但当把它们使用逻辑的、理性的线索串联起来,同时,摒弃宋明以来学者给予我们先入为主的陈腐观念,重新冷静客观来审视曹、甄之关系,考量曹植文集的重新撰录,我们不难得出“十九首”之从曹植文集中的删除,正与曹、甄隐情有着密切的关联。
详论参见笔者稍后将发表的《论曹甄隐情与十九首的关系》一文。
比较“三xx”诗歌异同“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一、“三xx”诗风比较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
他笔下的题材常与军事活动相联系，这与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观沧海》是曹操的名篇，是他征乌桓时所作。
又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
这些构成了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的总体风格。
曹丕诗多写游子思妇，男女风情，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细腻委婉，情感凄凉哀怨。
如《燕歌行》、《杂诗》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情景交融，思绪绵绵。
《燕歌行》是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作品之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能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
其内容是写女子在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
把少妇独居的孤寂，痛苦的期待，表现得惟妙惟肖。
同时作者也对这类妇女表示深切的同情。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
其诗歌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
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
后期诗歌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情绪低落。
《杂诗》、《赠白马王彪》等篇都很好地表现了曹植后期作品的风格，曹植在这些诗中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声，由于受到排挤和压迫，抑郁不得志，悲怨之情，溢于言表。
但终究不能直接表达，曹植只好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诉说自己怀才不遇，遭谗受害之情，内容深沉。
建安风骨汉末建安时期 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
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
”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
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
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的特征：首先是现实性。
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写道：“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
”“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痛斥了何进误国，董卓殃民。
《蒿里行》则叙述了群雄私争，自相残戕，致使兵祸连绵，民不聊生。
诗歌形象描绘兵祸惨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植在《送应氏》中具体描写了当时洛阳毁败的情景也令人惨不忍睹：“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在这破败的景象中，传达出一种悲凉感，在时直抒作者的惨伤，悲愤情绪：“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论建安文学中三曹的文学特点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七子”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称为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所体现的文学内涵包括强烈的现实主义，浓郁的悲剧色彩，突出的个性表现，并高扬政治理想。
前言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称为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包括强烈的现实主义，浓郁的悲剧色彩，突出的个性表现，并高扬政治理想。
曹操、曹丕、曹植并称为“三曹”，他们整体上君临天下的霸气和建功立业的豪气，称为建安风骨现实主义的核心和精髓。
1建安文学的背景建安时期政局动荡，儒学崩溃，各种思想应运而生。
各种社会文化行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和对问题的思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认识，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增强了人们的个体意识，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欲望。
建安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得不说，建安时期，尤其是汉献帝迁都、曹操定都冀州之后，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
文学学者在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同时，创作了许多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使建安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
2什么是“建安风骨”“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即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
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
辽东学院2009届本科毕业论文论“三曹”诗歌的艺术差异摘要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文坛上涌现出大批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
而“三曹”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色，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各领风骚。
他们总起来，构成了建安诗歌一代繁荣的格局；分开来，又各以其独特成就傲视文坛。
把握了“三曹”，就把握了建安诗歌的核心，把握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把握了五言古诗“彬彬之盛”的一个时代。
本文以文化学的视角分析“三曹”的文学作品，从时代背景、社会生活对个人人格、文学情趣、创作道路的影响揭示“三曹”诗歌在创作形式、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诗歌风格这些方面的差异，充分肯定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价值。
在通过诗歌参证历史或通过历史印证诗歌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文学素养，还能拓展认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一定了解，初窥学术门径。
关键词：“三曹”诗歌；艺术特色；差别；原因建安时期的文学巨匠——“三曹”父子，作为这一时期文坛的领军人物，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中国文学史做出的重大贡献更是不容忽视。
“三曹”诗歌的艺术风格在共同的“建安风骨”特色之上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各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为自己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差别进行深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建安文学总体上说境界比较开阔，自由通脱。
建安诗歌更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三曹”作为建安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诗歌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受到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又加强了抒情性，并向着文人化的诗歌转变。
同时也受到《古诗十九首》的影响。
曹操的诗歌和散文有尚质崇实的特点，其后诗文的总体取向是渐趋工致华美。
除了时代的群体的总体特征之外，也具有很强的个体的个性特征。
在形式上以五言为主，亦有四言、杂言等，而以五言成就最高，为五言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