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我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百年文化论争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各种文化论争。

这些论争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也反映了社会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演变。

在过去的百年中，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多个重要的文化论争，其中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国内与国外文化的碰撞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

首先，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大论争。

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潮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一方面，一些作家坚守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应该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则主张摒弃传统，追求西方现代文化的先进性。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家们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态度，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其次，国内与国外文化的碰撞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论争。

在20世纪初，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这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一些作家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和思想观念，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则担心西方文化的入侵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他们主张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反对过度西化。

这种国内与国外文化的碰撞不仅体现在作品中，也反映在作家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观念上。

此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大争论。

在中国的历史上，文学一直与政治紧密相连。

在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动荡的社会时期，政治斗争对文学的影响尤为明显。

一方面，一些作家选择站在政治的一边，他们通过文学作品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则主张文学应该超越政治，追求纯粹的艺术表达。

这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也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在政治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变革。

总结起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百年文化论争涉及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国内与国外文化的碰撞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

这些论争不仅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也反映了社会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演变。

，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林纾翻译理论：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A. 洋务时期的翻译贡献：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贡献：①译名的统一;②东学西渐代表人物：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贡献：“善译”说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他的翻译思想：A “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B “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 C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D 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瞿秋白：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

事实上开创了白话的运用。

胡适：开创一种文学新体；解放了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其影响；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成。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1)The Confucianism(儒学) is obvious(2) It pu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kills(3)It closely relates with classical Chinese esthetics.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中国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一、中国翻译史上文质之争进程中国传统文学以诗词作为正统的体裁，看中的是其所缔造出来的意境和表现出来的文采，故而其能用少量精炼的词语体现其文采。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频繁，以及现代各国在文化领域方面博采众长的需要，对于原文应该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翻译，中国的译者提出不少重要的观点。

（一）古代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直译和意译之争，最早被称为文质之争，关于它的讨论始于初期佛经翻译。

成书三国（约公元 224 年）的《法句经序》中有维祗难和支谦关于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的最早记载。

以维祗难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佛经的译文表达应用质朴的语言，避免过多修饰。

这一些人被认为是质派的代表。

而以支谦为代表的学派则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因天竺语和汉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从而强调出佛经翻译的困难之处。

他在赞赏先前学者能够在读懂天竺原文的基础上将其译成汉语的同时，又对译文中的语言表达问题提出了异议。

在他看来译文中胡汉夹杂，音译与直译交互使用，语言表达不够优美，用词过于朴素。

支谦倡导有文采的译文文本，属于文派。

在初期的佛经翻译时期，文、质两派都具有各自的优劣之处。

质派的学者能充分领会到原语中的内在意思，但是他们在行文的过程中，译文的表述过于僵化、意译晦涩难懂，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而文派学者则关注译文表达的文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翻译质量进行了提升，但因过分讲究句式的优美而对原文进行了过多的删减，使得原文的意义难以在译文中重现。

在《法句经序》中，支谦将文、质两派的观点记录在案，并简单说明了当时争论状况。

但并非要彻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

另外，因为佛经翻译之时尚处在我国翻译思想发展的雏形阶段，任何人无法也没有能力将文、质两派之间的矛盾妥善解决。

自《法句经序》出世后，文、质两种译法的争论依旧继续，它只是为这一长达千百年的翻译策略问题的研究拉开了序幕，记录了中国翻译历史发展的佛经翻译的阶段。

（二）近代文质之争继续近代的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虽然“信”为第一要义，但“雅”却是更高的追求。

-161-文学交往活动本身就是文学史上充满张力的文学文本，是文学史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书写着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观念。

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以及他们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和文学事件。

瞿秋白是懂文艺的政治家，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和评价，对域外文艺理论的输入与撰述，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思考，对文学批评实践以及文艺论争的组织策划与实施……以上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现代中国百年文学进程的思想潜流与历史背景。

然而这一切都牵扯着大量切实的人事，而鲁迅及其相关交往，尤其是那场旷日持久的翻译论争论战，则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931年上半年，由于过度左倾，“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

a 此刻被从实际政治斗争漩涡中排挤出来的瞿秋白，闲置上海。

一天，瞿秋白在茅盾家初见冯雪峰并读到他送来的报刊。

当读到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时，瞿秋白连声赞叹“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b 瞿秋白言语中鲁迅的“究竟”，当然是他对鲁迅思想立场的同志之感的默契和秘响旁通。

此后冯雪峰回忆瞿鲁“没有见面以前，秋白同志也是一看到我，就是‘鲁迅，鲁迅’的谈着鲁迅先生，对他表示着那么热情”。

c 由于现实的“挤”，1928年5月始鲁迅发愿读译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并热心于译介苏联文学作品，彼时“战斗的*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项目“民国时期广州革命文学研究”（GD18CZW07）、2018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大学生革命文学素养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序号：1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红娟,华南农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傅修海，华南农业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642）。

a 茅盾：《关于“左联”》，《左联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1页。

b 冯雪峰：《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

翻译争鸣纵横谈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都必须通过争鸣的推动才能前进。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竞争才能发展,这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这里所说的“翻译争鸣”是指译作与译论的推陈出新,在译学园地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同志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①一部外文译著,如果有多种译本,我们可以比较它们的质量优劣;各种学派的翻译理论,必须通过争鸣,在辩论、中不被驳倒,又能经得起翻译实践的检验,才有存在的价值。

而正确的译论能用来指导人们的翻译实践,能产生一定的威力,促使人们译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来源：《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88年第06期翻译理论中的一个新旧交替张培基教授等四人于198。

年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教育部委托编写的高校英汉翻译教材。

在新时期的开端来编这样一本教材,自然要有一个新的面貌来开辟一番新的气象。

可是,正如该书“后记”中所说的,有两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困扰着我们的翻译界:一个是“信、达、雅”,一个是“直译与意译”。

对于前者,编者大胆地作出改革,用“忠实、通顺”来代替了“信、达、雅”。

这个改革是好的,从近十年来大家对“信、达、雅”的讨论中可以看得出。

对于“直译与意译”,编者同样是想作出改革,提出:“解放以来,大家对这个间题的看法已逐渐统一道理很清楚,直译和意译都是为了忠实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互不排斥。

如果说是有矛盾,也必须把矛盾统一起来。

”(P.340)怎样统一起来呢?编者说是“把两者结合起来。

”(P .14)从近十年来大家对翻译理论尤其是对翻译方法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个改革—由直译与意译互相排斥到把两者结合起来—是步子迈得小了一点来源：《现代外语》1993年第03期如何看待中西译论研究的差距—兼谈学术争鸣的学风和文风齐雨、赵立先生《中国译论研究和译学建设真的比西方严重落后吗?》〔1〕一文,在推介某位学者及其两部著作时对中西译学历史及现状的评价及其在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浮夸学风,对学术争鸣对方缺乏应有尊重的文风,等等,都存在严重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读书报告作者：王向远、陈言版次：200年5月第1版第1次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简介：政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键尖锐、社会深刻变革的一百年。

在风风雨雨中，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涌现了许多学术观点、学术流派。

由19世纪晚期诞生的翻译文学不断引起学者的关注。

本书序章部分主要讲述了中国翻译文学的艰辛历程，包括肇始、繁荣、成熟、困难、最后到全面繁荣。

从第一章开始讲述了随着时代不同、社会背景、政治情况的不同，学者对翻译展开的争论，其中包括早期的“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异化”与“归化”之争、复译转译之争等。

不论哪种争论，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译者思想的进步，翻译理论不断完善，更加倾向于在译文中结合两种翻译。

主要内容：序章：19世纪晚期，开始了翻译文学。

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长期闭关锁国而被迫打开国门后，开始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

翻译也应运而生。

由于处于初期阶段，翻译文学总体上呈现出探索的、未成熟的特点。

译者普遍地改造原作的体式，而读者在欣赏翻译文学的时候，也不问译文是否重视原文，此时的翻译家主要有林纾、鲁迅、梁启超等；五四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开始繁荣。

革命者企图通过引进外国资产阶级文化来对抗中国的封建文化，因此翻译活动大量开展，翻译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纯文艺期刊，文学翻译变得有系统、有组织了。

“文学研究会”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员最多的著名新文学社团。

此时著名的翻译家有郑振铎、陈独秀等；国民革命时期，翻译文学走向成熟。

这十年中国文学的显著特点是文学的左翼化倾向，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

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我们翻译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登载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译文》。

同时，展开了关于翻译标准问题的讨论；抗日战争时期，翻译文学艰难推进。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我们翻译文学进步不大，对战后德国和日本文学的译介均有减少；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翻译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党和政府将文学翻译及其出版进行了严格的统筹管理，将其纳入社会注意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翻译理论简介中国翻译理论，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

在中国，传同的翻译理论是指不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方法论的翻译理论研究，其具体又可以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型期”等。

这四个时期分别见证了中国的几大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明初的西学翻译及“五四”新文学翻译。

一、发生期：所谓中国翻译理论的“发生期”是指传统译论从无到有的时期，它以支谦224年的《法句经序》为肇始，而以988年的《宋高僧传.译经篇》为结束。

发生期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它对于哲学、综教、文学、音乐和舞蹈都有很大影响。

发生期重要的翻译理论有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颜宗的“八备说”、鸠摩罗什的“意译”主张等。

二、发展期：发展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

这一时间中，译论家开始思考翻译的社会功能，其分别以1604年徐光启对译书目的的论述，及1894年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为起止时间。

这一时期翻译的多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书籍，借以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

发展期的一大典型特征便是中外翻译家的合作，期间所涌现的外籍翻译家有庞迪我、高一志、罗雅各和艾儒略等。

三、成熟期：成熟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的完善时期，具体表现在：翻译思想日蓁充实完善，表达方法日益精密得当。

成熟期所对应的乃是西学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翻译，以1898年严复的《天演论》为标志，其代表性的译论有如严复的“信达雅”、林纾的谈译书之难、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郑振铎的“文学可译”、矛盾的“文学翻译创造论”、鲁迅的“信译”、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等。

成熟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有几个特点：翻译理论倾向的文学性质、团体论争的精彩纷呈，如严复与梁启超等关于翻译的文体、语言的论争；胡适、刘办农等对于严复、林纾的批评等、大量大翻译家及文学家的出现，如严复、矛盾、鲁迅、朱生毫等。

翻译文学辩论翻译文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最早应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1920和《翻译文学与佛典》1921等文中，介绍了佛典翻译的过程、特色，以及汉译佛典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首次提出了翻译文学这一概念。

1938年，阿英发表《翻译史话》，内容讲的就是翻译文学。

20～30年代出版的若干国文学史的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都有专门章节讲述翻译文学。

1998年，马祖毅出版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也有大量涉及翻译文学的内容。

1989年，陈玉刚等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出版，这可以算作是第一部翻译文学的专著。

1998年，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更加系统地介绍了近代的翻译文学。

但这些著作都只是对翻译史的研究，并没有对翻译文学这一概念进行理论阐述。

1999年谢天振出版了《译介学》一书，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把翻译文学的定义、性质、归属等问题作为一个课题来进行研究。

自那以后，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展开了对翻译文学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构建。

王向远认为翻译文学指的是将原作转换为另外一种语言的文本，所形成的新的作品文本。

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状态和延伸方式。

翻译文学作为一个行为过程，是文学翻译；作为最终结果，是翻译文学[1]。

佘协斌通过对比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分析了翻译文学的性质问题。

他指出，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是两个关系密切但并不相同的概念，相同点是二者都与文学及翻译有关，都涉及原作者与译者；不同点是二者的定义与性质各异文学翻译定性于原作的性质，即外国或古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之相对照的是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

翻译文学则是文学的一种存在形式，定性于译品的质量、水平与影响[2]。

谢天振则认为，翻译文学指的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汉译外国文学作品。

他还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的承载体—把外国文学载运介绍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区别于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3]。

中国翻译理论史上的三次论争摘要本文从我国翻译史上著名的三次翻译论争出发,通过对论争的详细梳理,理清中国译论的发展的线索和脉络,发掘其中的闪光点和代表当时最先进水平的翻译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译论的发展做出预测。

第一次论争是二十世纪初的“直译、意译”之争。

这次论争以汉语的发展为焦点,让一向被视为“小辨”的翻译第一次高调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这场论争实现了翻译的自觉,让其逐渐脱离了译者随意删改原著的编译阶段,让人们对于译本的态度从一味求“顺”转移到了求“信”;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们对于翻译、语言及思想的关系做出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以翻译更新思想,用翻译改造汉语的理论;此外,研究者们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神形说”,并从汉语的特征出发,对如何在语言层面上实现“神形兼备”的忠实进行了探索。

有研究者论述“绝对忠实”的不可能,甚至与现代阐释学的观点不谋而合。

第二次论争是开始于二十世纪 80 年代的“异化、归化”之争。

这次论争围绕翻译的文化内涵进行。

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人们对于直译、异译的讨论有了新的内涵,翻译理论从对翻译中文化因素的日益关注,到最终将翻译视为文化交往活动进行研究,开始了译论研究的“文化转向”。

在这个转向之后,翻译理论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层面的讨论,而是深入和扩展到文化、文学、政治、经济领域,成为国际政治交往、学术交流、文化比较的重要课题。

在借鉴和思考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翻译研究者从更宏观的角度对异化归化做出了全新的阐释。

在我国译论中,异化归化已经脱离了后殖民主义的狭隘视角,甚至可以说具有了更广泛深远的意义。

同时作为一种交往活动,译者的伦理性再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新的背景和形式下对译者的自身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次论争以“翻译学”的构建为中心,通过对“翻译是不是一门科学”的讨论,破解了常年困扰译坛的“科学主义迷思”;通过对翻译学学科性质的争论,驳斥了“理论无用”论,解开了“综合性学科”之惑,逐步统一了思想和认识;并尝试从哲学高度对我国现当代译论发展做出了总结;在建构翻译学的努力中,批判性地重新对西方理论进行了评价,在与其对照对比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了自身的特点和不足,明确了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方向:从本国、本民族的翻译实践现状出发,在重新评估和吸收传统译学中的宝贵财富的基础上借鉴和学习西方译论,以系统化、科学化的翻译理论推进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建为世界翻译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 tal Normal University2009年第2期(Social Sciences Edi tion)(总第187期)文学翻译研究论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直译0、/意译0之争陈 言摘 要: 豪杰译、硬译、直译、意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采用的基本方法。

/豪杰译0流行于清末民初,是指对原作的各个层次作任意改动,如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的随意发挥。

五四前后,鲁迅等人根据现实需要,强调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因而在翻译方法上主张/硬译0和/直译0。

有人则坚持/意译0。

学界因而掀起了旷日持久的直译意译之争。

实际上,/直译0、/意译0是译事中一种基本手段的两个方面。

本文重点描述了20世纪不同阶段/直译、/意译0论争的情况,并致力于理论构建。

梳理直译意译之争是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的起点。

现代翻译史还表明,每一次有关/直译0、/意译0的论争都推动了中国文学翻译水平和翻译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直译;意译;豪杰译;硬译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2-0095-08收稿日期:2008-12-25作者简介:陈言,女,江苏宿迁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北京 100101)明末清初的翻译家,无论是懂外语的周桂笙、陈鸿璧、戢翼,还是不通或基本不通外语的林纾、梁启超、包天笑,他们均采取译述或随意翻译的方法,其特点是误译、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到处可见,甚至为了表达自己意旨不惜改造原文,学界一般称之为/豪杰译0。

/豪杰译0流行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急于输入西方文明和新思想,作为政治家的译者、报刊编辑,常常会根据中国社会现实需要来改动原作。

其次,文学本体意识薄弱。

文学往往被看成是改良社会和救亡图存的工具,目的是一切,手段以目的为转移,是否忠实于原著也就无关紧要。

从“归化／洋化”走向“融化”--中国翻译文学译文风格的取向与走向王向远【摘要】在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中，“归化／洋化”这对概念是对译者翻译策略与译文文化风格的一种概括。

199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化翻译”派的主张传入中国后，“洋化”或“西化”便被一些人置换为“异化”一词，表述为“归化／异化”。

但“异化”作为哲学概念指的是从自身分裂出来的异己力量，与翻译上的“洋化”概念颇有不合，因而还是使用“归化／洋化”为宜。

中国翻译理论史经历了从“归化／洋化”的论争到两者调和的过程；文学翻译实践也经历了从林纾时代的“归化”到鲁迅时代的“洋化”，再到朱生豪、傅雷时代将“归化／洋化”加以调和的过程。

这种调和可以用“融化”一词加以概括，并可形成“洋化／归化／融化”三位一体的正反合的概念。

“融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也是翻译文学值得提倡的文化取向与走向。

【期刊名称】《人文杂志》【年(卷),期】2015(000)010【总页数】7页(P54-60)【关键词】译文批评;译文文化风格;归化/洋化;归化/异化;归化/洋化/融化【作者】王向远【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046“归化/洋化”是翻译研究的一对重要概念，也是我国现代翻译理论中的固有概念。

但是，这对概念在使用和流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并需要予以回答。

例如，“归化/洋化”中的“洋化”后来如何被置换为“异化”?为什么不能置换为“异化”?1940年代以后的翻译文学中“归化/洋化”的二元对立还存在吗?为什么要用“融化”一词来概括“归化/洋化”的调和?为什么要把“归化/洋化/融化”作为译文风格取向与文化走向的判断用语?等等。

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归化”这一概念产生得较早。

例如关于“归化”，早在1935年，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说:“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①鲁迅:《“题未定”草》，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01页。

一百年来我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及其特点
王向远
【期刊名称】《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28)006
【摘要】20世纪一百年中国的文学翻译论争可以分为十大主题,总称十大论争,即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异化与归化之争、转译与复译之争、＂处女＂、＂媒婆＂与＂奶娘＂之争、神似化境与等值等效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翻译文学国别属性之争、艺术论和科学论之争以及建立＂翻译学＂的论争。

通过对上述事项的梳理、总结和评述,我们简要归结了十大论争的基本内容,并从论争的纵向演进、论争方式、论题的＂泛文学化＂等方面总结了十大论争所呈现的基本特点。

【总页数】5页(P31-35)
【作者】王向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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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翻译家对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的争论和探讨（一）翻译标准问题1.严复的译事楷模---“信”“达”“雅”这个问题是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来的。

当时他把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提出来。

所谓“译事楷模”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翻译标准。

这个标准在当时的译界备受推崇。

梁启超认为“标信达雅三字，可谓知言”，还有人说这是评定译文的唯一标准，是译界的金科玉律。

2.该时期主要的翻译家对信达雅的质疑1）瞿秋白首先对“雅”提出了疑问。

他说：“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2）赵景深在《翻译论》一文中提到关于信达雅顺序的问题，他认为“....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其顺序应该是达，信，雅。

”3）林语堂提出与信达雅相符的翻译标准，他认为翻译标准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忠实标准，二是通顺标准，三是美的标准。

3.该时期主要的翻译家对信达雅三者关系的进一步说明1) 艾思奇从哲学的角度对信达雅的关系问题作了论述，他说：“然而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2) 鲁迅特别注意译文中的“信”，1935年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一文中提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3) 朱光潜1944年在《谈翻译》一文中，使信达雅的讨论又加深了一步，他认为，译一本好书比写另外一本书要难的多，难就难在一个“信”字。

原文“达”而“雅”，译文没有做到“达”而“雅”那就是不“信”。

原文不“达”不“雅”，而译文“达”而“雅”，也是不“信”。

（二）直译和意译的争论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才能使译文做到信的问题。

梁启超曾经把我国整个佛经翻译是历史归结为此消彼长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