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案刑判决书

贪官判无期因糖尿病保外就医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借款1000多万元建果园，开始重新创业。

果园总面积2400亩，有34万棵果苗，内有农户210人，管理人员40人以及临时工等。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曾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无期徒刑。

2002年，70多岁的褚时健因患严重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从这年开始，他转身投入果业。

保外就医，本来是一项非常人性化的制度。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规定，有四种情况可准予保外就医：一、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

二、原判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从执行无期徒刑起服刑七年以上，或者原判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已减刑的，按减刑后的刑期计算)三分之一以上(含减刑时间)，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的。

但如果病情恶化有死亡危险、改造表现较好的，可以不受上述期限的限制。

三、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

四、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的。

褚时健曾被判无期徒刑，本应至少服刑7年才能办保外就医。

但正是有“如果病情恶化有死亡危险、改造表现较好的，可以不受上述期限的限制”这一条的存在，才让他顺利获准保外就医。

这是人性化的执法，只是别忘了，保外就医并不是假释，只要“经治疗疾病痊愈或者病情基本好转的”仍须收监执行。

而今，褚时健重新创业，干劲实足，还建起了2400亩果园。

再从媒体刊发的照片来看，褚时健神采奕奕，至少说明他的病情基本好转。

既是如此，为何不对褚时健收监，进行监内执行呢？俗话说，枪打出头鸟。

褚时健的高调出现，可能又让他成了一只被舆论关注的出头鸟。

说实在的，已经77岁的褚时健，人已老矣，若能自律、监管得当，也确是不会再有特别大的危害。

适用“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的”这一件来执行保外就医也未尝不可。

只不过，公众更关心的是，保外就医别成了一些贪官逃脱惩罚的通道。

糖尿病是个什么样的病呢？稍通医学的人都知道，只要控制得当，没有引起严重的并发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完全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

案例十：褚时健经济违法违纪案例分析一、案例介绍及背景资料：作为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话时健曾是一个被各种荣誉和光环所笼罩的人物，人称“中国烟草大王”。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烟草企业，褚时健为此作出过重要贡献。

然而，在功成名就之后，在将要退居二线之时，他却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吞噬国家和集体的资产，最后从高高的“红塔山”上坠落。

鉴于褚时健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经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中共云南省委决定，开除褚时健党籍。

司法机关已经依法对其立案侦查。

举报信引出一起令人震惊的大案。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举报信寄到中央纪委信访室：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用行贿手段，先后给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其中包括金龟1个、金佛爷1个、金表1块及美元、金条等。

从1991年11月至1993年9月，林政志等人共从玉溪卷烟厂5次购进卷烟8167件，获利818万元。

举报信不长，但反映的问题具体、详实。

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还向我们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烟草企业近年来屡屡发生主要负责人以权谋私、触犯党纪国法案件。

像褚时健这样，既是烟草专卖局局长，又是烟草公司经理、卷烟厂厂长，产烟、销烟、管烟的权力集于一身，能够保证烟草专卖吗？——对经营不佳的企业，解剖原因、分析症结的人往往很多；效益突击的企业却少有人问津，结果反倒容易埋下“重磅炸弹”。

在加强对亏损企业监督管理的同时，如何加强对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的监督管理？——某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的便利，为其亲属和子女谋取私利，甚至侵吞公款、索贿受贿。

如何管好领导干部，堵住其亲属和子女“借”权谋私的漏洞？悲剧不应重演。

悲剧也不能再重演。

褚时健一案再次向人们重重敲响了警钟！二、案例分析：几年来，腐败现象一股瘟疫，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国有企业经营者腐败已成为并非鲜见的社会现象，大到全国闻名的首都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营者菅志成，“中国烟草大王”云南红塔山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鞍钢废钢处处长赵忠升等。

民事起诉状原告：李晓丽，女，15岁，汉族，甘肃省嘉峪关市××县人，甘肃省嘉峪关市××县××中学学生，住甘肃省嘉峪关××县××村法定代理人：李林，男，42岁，汉族，与原告为父女关系诉讼代理人：张晓冬，××市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航空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志文，董事长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路××号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辅助器具费、伤残补助金等相关费用95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事实与理由2006年1月15日中午，李晓丽因意外车祸造成右小腿脚腕处断伤，急需送医院手术。

当天下午6时李晓丽在家人陪护下，在嘉峪关机场登机时被拒载，延误了手术最佳时机，导致李晓丽下肢再植机会丧失，最终截肢。

现向被告主张违约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被告无理拒载的行为有过错。

从事发至今，××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对受害人病情的描述有“高断肢”、“双腿截肢”和“高位截肢”三个版本，这说明对方不负责任地混淆视听。

原告不仅持有医院的证明（见附件2）、能量补给和伤口冷冻处理，既非担架旅客也不是高危病人。

医院还派专门的护理人员计划全程陪护，完全具备登机条件，现有护理陪护人员证人证言一份（见附件3）。

而对于机型问题，国内外已有相同机型运送高危病人的先例。

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高空生理研究室副研究员郑晓惠6月2日出具的《关于民航飞机运送伤员的几点说明》（见附件4），该说明中指出：现代民航飞机均采用通风式密封增压座舱，1万米高空飞行时，舱内气压相当于实际高度2000米左右的气压，对正常人影响很小。

对于肢体骨折、高断位外伤患者，航空医疗护送可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航空医疗护送没有绝对的禁忌，要根据伤者情况、飞行环境、救护能力等综合考虑，个别评定，重在强调及时、快捷。

褚时健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罗以军、乔发科贪污案被告人褚时健，男，70岁，捕前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

被告人罗以军，男，45岁，捕前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被告人乔发科，男，60岁，捕前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

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贪污及褚时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由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査。

1998年8月6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认定案件事实如下：一、1993年至1994年，玉溪卷烟厂在其下属的香港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玉公司）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也称浮价款）和新加坡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收入款共计28570748.5美元。

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该款截留到玉溪卷烟厂和华玉公司的账外存放，并规定由其签字授权后才能动用。

1995年6月，被告人褚时健与罗以军、乔发科先后两次策划从此款中先提出300万美元私分。

同年7月，被告人罗以军等人按照褚时健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将存在华玉公司上述账外款中的355. 1061万美元转入新加坡商人钟乂乂的账户上。

其中褚时健分得174万美元，罗以军分得68.1061万美元，乔发科分得68万美元，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在逃）和副总经理刘瑞麟（另案处理）分得45万美元。

上述款项案发后已追回。

二、1995年8月至1998 年7月，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和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在对本案侦查过程中，先后在云南省昆明市，玉溪市和河南省偃师市等地，扣押、冻结了褚时健的货币、黄金制品、房屋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等财产，共折合人民币521万元，港币62万元。

对此，褚时健能说明其合法收入来源并经查证属实的仅为人民币118万元。

其余财产计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褚时健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1998年9月23日至25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私分公款355.106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87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

【褚时健：被“委屈”还是被“善待”了】褚时健的传奇人生褚时健的时代过去了，他离开企业已经十年有余。

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终结，他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今天，提起他的名字，依然会唤醒许多人关于他和红塔集团的那段传奇的回忆。

“超级腐败案”褚时健1928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文化，1949年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服务员、指导员、区长、区委书记、玉溪行署人事科长，到1963年，开始了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等企业方面的经历。

1979年，51岁的他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

1986年，褚厂长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

到90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

“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

有人称它为“印钞工厂”。

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

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也是烟草行业的“教父”。

某卷烟厂请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

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

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

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

“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

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开始了这一神话的终结。

据1998年1月新华社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

褚时健案指控一：（1）犯罪金额认定本院认为，根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

本案中，被告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预谋私分美元，且实际转款3551061美元，应当以此金额作为其共同贪污的数额。

（2）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且此罪属单位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单位决定，集体私分。

本案中，被告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将钱款转到钟照欣的私人账号上，为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的方式私分国有资产，既不属于单位行为，也不是集体私分，不符合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要件。

因此，被告三人的行为不构成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

（3）犯罪未遂、犯罪预备、犯意表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使得公共财物脱离原管理、经营机构的控制，即可构成贪污罪的既遂。

本案中，三被告主观上具有共同私分公款的故意，客观上已将公款从华玉公司的银行账户转到钟照欣的账户，这一过程完成后，玉溪卷烟厂和华玉公司都对该款失去了占有和控制，实际支配权在被告，款项的所有权已被非法侵犯，三被告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故构成贪污罪的既遂。

指控二：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本院认为，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中，控方负有提供证据证实犯罪的责任，证据不充分，指控不能成立。

该指控中，罗以军的证言用以证明被告褚时健对转款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因其在这一指控中有利害关系，又因证言前后不一，在重要情节上自相矛盾，且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未予采信；钟照欣的证言没有达到对被告褚时健转款目的的证明目的，且其证言亦存在矛盾，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也未予采信。

2016刑事起诉书第1篇：刑事起诉书范文被告人褚时健，男，70岁，汉族，高中文化，云南省华宁县人，身份证号码：（略），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住玉溪卷烟厂职工宿舍。

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1997年2月8日被本院监视居住，同年7月8日本院决定逮捕，7月10日由云南省公安厅执行逮捕。

现关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马军、罗涛，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罗以军，男，45岁，汉族，大专文化，云南省通海县人，身份证号码：（略），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住玉溪卷烟厂职工宿舍。

因贪污一案，1997年8月8日本院决定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本院决定逮捕，由云南省公安厅分别执行拘留、逮捕。

现关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王北川、何京，云南北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乔发科，男，57岁，汉族，研究生文化，云南省晋宁县人，身份证号码：（略），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住玉溪卷烟厂职工宿舍。

因贪污一案，1997年8月8日，本院决定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本院决定逮捕，由云南省公安厅分别执行拘留、逮捕。

现关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宦锐，云南东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褚时健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罗以军、乔发科贪污一案，由本院侦查终结，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共同贪污1993年至1994年，玉溪卷烟厂在下属的香港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玉公司）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也称浮价款）和新加坡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收入款共计28570748。

5美元。

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该款截留到玉溪卷烟厂和华玉公司的账外存放，并规定由其签字授权后才能动用。

1995年6月，褚时健与罗以军、乔发科先后两次策划将这笔款先拿出300多万美元进行私分。

褚时健决定自己要100万美元，给罗以军、乔发科每人60－70万美元，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在逃）、华玉公司副总经理刘瑞麟（另案处理）也分一点儿，并把钱存放在新加坡商人钟照欣的账户上。

褚时健判决引发59岁现象大讨论一个曾经受人尊敬的优秀企业家，以他的惨痛经历推动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个人与社会的悲哀，抑或是无法避免的代价。

曾经，他带领红塔集团走过一段辉煌，把红塔山变成了中国最值钱的“山”，也成为儿童歌谣中的名山，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曾经，他的“下课”在企业界印下了难以抹去的震撼记忆，引发了社会各界对“59岁现象”的思考，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

他就是昔日的中国烟王——褚时健。

1979年10月，时年39岁的褚时健走马上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

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只是一个破落的地方小厂，生产设备全部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

上任后，褚时健大力实行改革措施，引入大包干，在烟厂中实施“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

这就像联产承包使农民一夜吃饱穿暖一样，褚时健的大包干很快就让玉溪烟厂翻了个身。

此后，他以战略性的眼光，不断强化资源优势，并两次痛下决心，花巨资引进国外设备，虽然玉溪卷烟厂当时的负债率高达500%，但由于牢牢地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玉溪卷烟厂很快在行业中脱颖而出，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4% 。

十几年后，红塔集团已经成为年上交利税上百亿的大型企业集团，最高年创造利税200亿元，并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

1997年，“红塔山”无形资产高达353亿元，赢得了“中华第一品牌”。

这期间的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

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向他人生的巅峰。

涉嫌贪污受贿被判无期1995年2月，一封发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检委信访室，该信反映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而取得卷烟指标，并因此获利800余万元。

这封检举信引起了高度重视。

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出了事，他被有关部门从边陲小城云南河口带走。

由于褚时健和红塔集团的名气，案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

对褚时健案判决书的评析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烟草大王”褚时健等人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作出刑事判决，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判处被告人罗以军有期徒刑14年、乔发科有期徒刑5年。

一时间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均作了报道.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刊物《公报》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主编的《事审判参考》全文刊登了该案长达万余字的刑事判决书，这在司法史上尚属首例、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段著名的司法谚语寄托了人们对追求司法公正的期望。

司法公正应当是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完美统一，因此有理由说云南高院的这份刑事判决书是完美统一的载体，因为这份判决书体现出的“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阳光下的公正。

这份判决书改变了几十年来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的传统制作方法，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一．“评判”的内容取代“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

在这份刑事判决书中，我们没有看到传统的裁判文书中“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而看到的都是法庭对控辩主张进行“评判”的内容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三起犯罪事实，控辩双方一围绕这一指控所进行的举证、质证，以及法庭对此进行认证过程的客观叙述，就构成了“评判”的全部内容，就是过去“经审理查明”的案件的“全部事实”。

在刑事诉讼由“纠问式”向“控辩式”转化后，在法庭上除了控辩双方围绕控方的指控所进行的举证、质证之外，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一个独立于控辩主张以外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

法庭调查的中心内容就在于对指控是否成立、辩解是否有理作出评判，长期以来，在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中，“控辩主张”往往只是一种点缀，法庭相当看重的是自己“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也就是说，无论指控的内容是否成立，辩解的理由是否充分，对控辩双方的主张是否采纳，似乎都无关紧要，因为它都不影响法庭以“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直接作出裁判，充其量在“本院认为”对控辩主张成立与否作极其简短的“表态”，以示对控辩双方的“尊重”。

“烟草大王”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引起世人关注。

但能前去云南旁听此案的人少之又少。

为了让读者能对褚时健一案有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将云南省检察院、云南省高级法院、诸时健的辩护律师的起诉书、法庭调查总结性发言、辩护词、判决书摘要发表。

刑事判决书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8月6日以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告人罗以军、乔发科犯贪污罪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朱建伟、毛健谊、郑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褚时健及其辩护人马军、罗涛，被告人罗以军及其辩护人王北川、何京，被告人乔发科及其辩护人宦税，证人刘瑞群等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起诉书对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

乔发科分别提出三项指控，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针对指控的事实、罪名及相关情节，当庭举证、质证和辩论，三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

综合双方争议及各自理由，本院评判如下：一、起诉书指控：1993年至1994牟，玉溪卷烟厂在下属的香港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玉公司）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也称浮价款）和新加坡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收入款共计28570748．5美元。

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该款截留到玉溪卷烟厂和华玉公司的帐外存放，并规定由其签字授权后才能动用。

1995年6月，褚时健与罗以军、乔发科先后两次策划将这笔款先拿出30O万美元进行私分。

褚决定自己要100多万美元，给罗以军、乔发科每人60－70万美元，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在逃）、华玉公司副总经理刘瑞麟（另案处理）也分一点，并把钱存放在新加坡商人钟照欣的帐户上。

1995年7月15日，罗以军身带褚时健签字的四份授权委托书到达深圳，向盛大勇、刘瑞麟转达了褚的旨意，盛、刘亦同意。

罗以军在授权委托书上填上转款数额，褚时健为174万美元，罗以军681061美元，乔发科68万美元，盛大勇和刘瑞磷45万美元。

罗将填好转款数额的授权委托书和向钟照欣要的收款银行帐号交给盛大勇，叫盛立即办理。

三一文库（）/个人简历褚时健个人简历褚时健-人物简介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

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

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1995年2月，一封匿名检举信指控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贪污受贿。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褚时健被判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

1995年2月，一封发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检委信访室，该信反映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而取得卷烟指标，并因此获利800余万元。

这封检举信引起了高度重视。

1996年12月28，褚时健出了事，他被有关部门从边陲小城云南河口带走。

由于褚时健和红塔集团的名气，案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

之后，纪检人员对此案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

1997年，褚时健带着把破落的地方小厂打造成创造利税近千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的荣耀，和被判无期徒刑的身份，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

1998年1月，新华社通电全国: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

1999年1月9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时年59岁的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随着一份无情的判决，烟草大王褚时健昔日的辉煌经历，永远地变成了过眼云烟。

2002年春节办理保外就医。

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褚时健-人物简历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

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

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作为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却是举步维艰在摸索中前进效果却并未象预想的有效国企改革也成了个沉重的话题先是政企分离让企业自主经营接着是破产重组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造国企改革的步伐差别很大不同企业里职工的待遇也参差不齐作为企业的领导层收入更是有很大差别一些上市公司比如科龙的老总在企业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年薪可拿到几百万tcl老总李东升资产则高达12亿人民币相反像红塔集团年上交利税百亿元的企业老总褚时建18年收入不足百万而类似规模的国外企业年薪则也远远高于这个水平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
▪ 而在果园，有一百多农户300多人忙碌，他给每 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他定个数，说收多少果 子就收多少，因为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所以， 多出的果子他不要。这样一来，果农一见到差点 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从来不以次充好。
精品
▪ 他还制定了激励机制，一个果农只要承担的任务 完成，就能领到4000元工资，质量达标，再领 4000元，年终奖金两千多元，一个农民一年能领 到一万多元，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
精品
▪ 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 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 他以战略性的眼光，强化资源优势，抓住烟草行业 发展的机遇，使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 草大王，地方财政支柱。
▪ 然而，由于体制原因，他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 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 万，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再 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辉煌的人生之路偏离 了航向。
▪ 言谈之间，他自然谈到了一个核心问题：两千亩 的荒山如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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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惠双赢
▪ 他使用了以前的办法。在他管理烟厂的时候，采 用了和烟农互利的办法。为了让烟农种出优质烟 叶，他采用由烟厂投资，直接到烟田去建立优质 烟叶基地的办法，并且把进口优质肥料以很低的 价格卖给烟农。当时烟农有好多都富了，与烟农 “双赢”的是烟厂，原料一天比一天好，竞争力 一天比一天强，厂子最后变成了“印钞工厂”。

褚时健事件--国企变革的牺牲者褚时健，男，1928年2月1日生，汉族，高中文化，云南省华宁县人，原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

1997年2月8日因贪污公款被监视，同年7月10日被逮捕。

可以说，晚节不保不仅仅是褚时健个人的悲剧，而且是中国整个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群体的悲剧，更是中国这个经济转型期时代的制度悲剧，这件已经尘埃落定多时的事件仍然在引发着人们的深思。

历史性的审判在那场被称为“历史性的审判”中，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的形式贪污公款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

但是，一直到褚时健服刑，这笔钱都没有到达他的个人账户。

褚时健说：“上级规定企业厂长可拿工人奖励的1~3倍，但实际上，我们厂的领导层一直只拿工人奖励的平均数。

就我个人而言，十年前的工资是92元，奖金是当时全厂最高的6元，再加上其他的总共月收入才110元。

十年后的今天，厂子搞好了，我现在月收入有480多元，加上一些奖项，总共可达到1000元。

”担任褚时健辩护人的云南名律师马军为褚时健算了一笔账：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玉烟”17年利税总额800亿元，褚时健17年的全部总收入约80万元，其比例是十万分之一，即“玉烟”每创造1个亿，褚时健的收入仅1000元左右，如果再加上“红塔山”品牌352亿元的价值，褚时健的该项收入比例更降至649元。

一个为国家创造了800亿利税的企业的领导人，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一年的收入不如一个歌星走一次穴的收入，如何体现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价值？马律师认为，褚时健走向犯罪道路有主观因素，但客观现实促使他心理失衡。

“如果没有褚时健案，就不会有今天这些国有企业老总们扬眉吐气的生活。

”云南大学一位教授评论说。

他分析说，褚时健案促使一些领导人意识到国有企业中长期以来的分配问题，开始注意管理者的待遇。

企业领导人待遇的提高和激励机制的慢慢建立，是缓和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矛盾的重要一步。

褚时健——推动法制完善和社会进步的悲剧代妍摘要褚时健曾意气风发的带领云南红塔集团创造了奇迹，却在他即将卸任之际，因经济问题而接受调查，最终锒铛入狱。

法律的正义当然不容践踏，然而今天当我们再反思褚时健案件时却不得不承认，正是这样一个曾经备受尊敬的企业家的悲痛经历，推动了法制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褚时健经济问题法律的正义法制完善社会进步案情简介1979年10月，褚时健开始担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当时该厂生产设备落后，生产规模仅相当于一个乡镇企业，而褚时健上任后，大力推行改革措施，使得企业迅速翻身并快速成长，而后他更进一步的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在十几年的打拼之后，红塔集团（前身为玉溪卷烟厂）成为当时亚洲最一世界第五的烟草企业，累计为国家利税超过1400亿元人民币，红塔集团年利润最高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然而就在褚时健将要功成身退的时候，却因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主谋私分公款355万美元（其中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以及家人的严重经济问题而被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褚时健后因身体健康问题而被允许保外就医，现在经营着自己的一片果园，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一、法律公正不容践踏1995年，时任云南红塔集团总经理的褚时健被人举报贪污，在之后对该案件的调查中，负责督办的该案的中央纪委第九监察室与地方政府、纪检、监察和公安等部门一道，排除万难，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并最终将褚时健等人送上法庭。

在褚时健案件的审判中，其律师提出，褚时健为红塔集团（及其前身玉溪卷烟厂）工作打拼10多年，将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变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国际知名企业，其间为国家创造利税数以千亿计，同时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希望法院考虑这些贡献，从轻判罚。

而法院认为对于褚时健的贡献，国家和党从政治上和物质上都给予了相应的荣誉和待遇，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功劳多大，也不能超越法律界限，犯罪了就应该接受相应的刑罚。

“烟王”褚时健：出狱当果农作者：王高岩来源：《廉政瞭望》2009年第02期当年叱咤风云的“中国烟王”锒铛入狱，今日却自愿到穷乡僻壤种橙当果农。

人生沉浮，百味杂陈，面对社会上再次涌起的各种议论，年逾8旬的褚时健淡然回应：“有生之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果园管理好，让当地农民富起来。

”2008年的最后一天，在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中，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赫然名列其中，而且排名第五。

这位昔日的中国“烟草大王”、最受争议的财经人物，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当年“烟王”，让生产卷烟如同印钞票红塔集团的前身是玉溪卷烟厂，建于1956年，虽然地处盛产烟叶的云贵之地，但一直默默无闻。

1979年10月，时年51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

上任后，褚时健做的第一件事是挨门挨户到职工家走访。

当他走进一位老工人家中，发现祖孙三代挤住在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房子里，他落泪了；当得知全厂有三分之一的职工居住条件都如此困难时，他眉头紧蹙，当即决定为职工建宿舍楼。

这个决定感召力很强，全厂当时一片沸腾。

解决了职工后顾之忧之后，褚时健当厂长后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烟厂实施“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

这种大包干，就像联产承包使农民一夜吃饱穿暖一样，很快调动起全厂职工的积极性，让玉溪烟厂打了翻身仗。

此后他又两下决心，花巨资引进国外设备、先进技术，此举大大提高了玉溪卷烟厂的生产能力，工厂迅速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1995年9月，褚时健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又以玉溪卷烟厂为基础，整合周边烟草生产和营销资源，组建了红塔集团。

“红塔集团”成立仅一年后，褚时健掌控的卷烟生产、营销规模，就从他上任时的每年27.5万箱，实现税利9700万元，固定资产不到1000万元，猛增至每年218.3万箱，实现税利193亿元，固定资产超过70亿元，所创利税不仅超过了当时位列全国工业企业第一的大庆石化，而且占云南全省年财政收入的近60％。

第1篇一、引言褚时健，一位从贫困中崛起，历经风雨，最终成为我国烟草行业领军人物的企业家。

然而，在2012年，褚时健因涉嫌贪污、职务侵占罪被逮捕，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对褚时健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涉及的法律法规、犯罪行为及法律后果。

二、褚时健案件背景褚时健，1938年生于云南省玉溪市，是我国烟草行业著名企业家。

他曾担任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等职务，为我国烟草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在2001年，褚时健因涉嫌贪污、职务侵占罪被有关部门调查，后于2012年被逮捕。

三、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1. 贪污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在本案中，褚时健作为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司公共财物，涉嫌构成贪污罪。

2. 职务侵占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在本案中，褚时健作为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

3. 证据问题在本案中，有关部门在调查过程中，通过调取相关证据，证实褚时健涉嫌贪污、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事实。

证据包括财务凭证、审计报告、证人证言等。

四、案件审理及判决1. 审理过程褚时健案件由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调查取证，听取各方意见，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公平。

2. 判决结果经审理，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褚时健犯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万元。

五、案件启示1. 依法治国褚时健案件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原则。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调查取证，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公平，体现了我国法律的权威。

“烟草大王”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引起世人关注。

但能前去云南旁听此案的人少之又少。

为了让读者能对褚时健一案有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将云南省检察院、云南省高级法院、诸时健的辩护律师的起诉书、法庭调查总结性发言、辩护词、判决书摘要发表。

刑事判决书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8月6日以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告人罗以军、乔发科犯贪污罪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朱建伟、毛健谊、郑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褚时健及其辩护人马军、罗涛，被告人罗以军及其辩护人王北川、何京，被告人乔发科及其辩护人宦税，证人刘瑞群等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起诉书对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

乔发科分别提出三项指控，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针对指控的事实、罪名及相关情节，当庭举证、质证和辩论，三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

综合双方争议及各自理由，本院评判如下：一、起诉书指控：1993年至1994牟，玉溪卷烟厂在下属的香港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玉公司）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也称浮价款）和新加坡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收入款共计28570748．5美元。

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该款截留到玉溪卷烟厂和华玉公司的帐外存放，并规定由其签字授权后才能动用。

1995年6月，褚时健与罗以军、乔发科先后两次策划将这笔款先拿出30O万美元进行私分。

褚决定自己要100多万美元，给罗以军、乔发科每人60－70万美元，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在逃）、华玉公司副总经理刘瑞麟（另案处理）也分一点，并把钱存放在新加坡商人钟照欣的帐户上。

1995年7月15日，罗以军身带褚时健签字的四份授权委托书到达深圳，向盛大勇、刘瑞麟转达了褚的旨意，盛、刘亦同意。

罗以军在授权委托书上填上转款数额，褚时健为174万美元，罗以军681061美元，乔发科68万美元，盛大勇和刘瑞磷45万美元。

罗将填好转款数额的授权委托书和向钟照欣要的收款银行帐号交给盛大勇，叫盛立即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