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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铁笼“Iron cage”文本解读文/昨日书近代资本主义的合理化问题一直是市场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如何获得应有的正当性，如何建立自己的存在逻辑，便成为了那个时代社会思想家所要思维焦点之一。
马克斯.韦伯的学术核心便在此。
他对文明史、经济史的研究，以及对世界各大宗教的研究，都以此问题展开，并力图去说明、阐释它。
在他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中，通过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亲和性”关系，提出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天职观”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理性化及其要求的合理分工，合理谋利。
克尽职守，勤俭守时等个人素质的形成所发挥的巨大影响。
从社会心态和宗教观念出发，寻找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原因。
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现状是，经济理性普遍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宗教布道被工具，精确计算，复式簿技术所取代。
物质，金钱，欲望被目的化。
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恰是成了人类自身而无法摆脱的牢笼。
过去响应上帝感召为天职的人们沦为“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喟然一叹。
马克斯.韦伯并非没有看到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在获得其合理性和伦理规范性后蓬勃发展的场景。
恰恰相反，他所处的时代，近代资本主义快速崛起，机器大工业生产欣欣向荣，工业化，城市化，似乎布满了资本理应到达的每个角落。
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经济秩序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中的每一人的生活。
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
正是基于此，韦伯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如先前那样“秩序井然，个人都为救赎自己而热忱工作者”，而认为经济秩序行走下的命运却注定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
“个人也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辩护”，而只具有“体育竞争式的特征了”。
应该说对韦伯《新教》中“铁笼”的文本解读可以帮助理清他在论证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研究逻辑与方法论关系，亦可从其内容层面上缕析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在其获得合理性及其正当性后的预演，给我们一些启发。
浅评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也是经济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采用独特的研究视角，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寻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隐藏在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问题。
他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的不同宗教及其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得出结论：新教伦理及其资本主义精神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道德依托和价值呵护。
一、产生背景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潮，使得西欧的理性主义传统遭遇了危机，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韦伯不但吸收了欧洲理性主义的传统，也体验到了19世纪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同时，在德国的社会生活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两种文化、两个社会阶层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也成为了促进韦伯研究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另外，韦伯的家庭背景，教育教学背景，也给日后写作提供感性素材。
在该历史背景下，韦伯另辟蹊径，试图通过宗教理性化角度来探寻经济理性化的原因和途径。
二、主要观点新教是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教派的统称，包括路德教，加尔文教、循道宗、浸礼宗等教派，新教伦理指的是这些新教教派所体现出来的伦理精神。
韦伯的新教伦理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观点：（一）预定论和天职观预定论是约翰·加尔文在与反对者进行教义辩论时发展出来的，并逐渐演化成加尔文教的基础教义。
预定论的核心理念是人类为上帝而存在。
马丁·路德在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时，将calling（神召）一词译为Beruf（职业、天职）。
Calling一词在《圣经》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种是“神召”、“蒙召”的意思，指的是一种来自神圣的救赎；第二层含义则指涉某种“身份”，特别是指某个人“命定”的或由上帝指定的身份、地位。
不管一个人身份是什么，都应该安于本份，做好自己的工作以显示上帝的荣耀和恩宠。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简析通过探究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生成关系，梳理出马克斯·韦伯所具备的独特性的思想特质。
进而，辩证地剖析了国际学术界对此批驳的各种论点，以期给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某些启示。
标签：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生成关系；启示在资本主义如火如荼发展的阶段，整个世界均陶醉在资本主义盛宴带来的狂欢之中，尤其西欧最为典型。
在此时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经济论文集的开山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应运而生。
在此书中马克斯·韦伯独辟蹊径地从宗教的角度出发，首次系统地论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生成关系，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和启发意义。
显而易见，他思想的总趋势就是致力于探究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在西方出现，而同时期的东方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没有发展？”经过反复的论证，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滋生于西方民族的宗教改革，且是近代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根源所在。
一、马克斯·韦伯思想的独到之处在此之前，人们往往习惯于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归因于经济发展和历史演进，但这二者均是以社会宏观环境变迁为突破点来阐释资本主义的生发流变。
然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不是简简单单的经济活动方式，其中还蕴含着弥足珍贵的精神特质。
然而，这种精神特质只有在欧美才能呈现出其特有的优越性。
毋庸置疑，马克斯·韦伯早已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篇的前言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时间上具有久远性，在范围上具有普遍性。
在被西方世界注入新的理性元素之后，资本主义又得以确立自身飞跃的基点，向前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西方这种独特的社会形态蕴含着经济技术和政治法律因素，却容易忽略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其中还应该将理性因素囊括其中。
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所谓的理性主义精神就是指特定的原则之下所营造出的一种合乎常理的生活样式。
理性与理性化进程——解读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第6卷第4期安徽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2月JournalofAnhu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ocialScience)V01.6No.4Dec.2004理性与理性化进程解读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马贵侠(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上海200237)摘要: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以此为视角,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彷徨的一条重要途径.关键词:韦伯I理性I理性化;理性化的限度中图分类号:C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04)04—0001—04自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学术界对于"理性"的讨论就从来不曾停息.在社会学领域,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到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都已觉察到西方社会所经历的全方位的理性化过程."理性","理性化"是韦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根基.深入理解韦伯的"理性","理性化"概念,有助于重新解读西方社会发展轨迹,进而把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理性"与"理性化"的概念解析韦伯虽然以理性作为分析西方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却没有清楚的界定过"理性".他深深意识到"理性"这一源自哲学思辨性概念的复杂性,因此在回应布伦塔诺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批评时指出,"如果说本篇文章还有一点真知灼见, 但愿这点真知灼见能用来说明看似简单的'理性,这一概念的复杂性."Lu韦伯认为理性是上帝赐予的,是人生来固有的."理性行为"是社会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合乎逻辑的联系.1,"理性行为"的逻辑.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对韦伯理论体系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反思欧美中心话语和逻辑的范式,突破对韦伯的一元性理解的简单化倾向r¨,透过其彼此矛盾的命题和晦涩艰深的论述可以看到韦伯所开启的新的理论世界.在理性的述说中,韦伯一般在理性之前加上一些修饰语,如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实质理性等,与他所讨论的责任伦理,信念伦理,行动伦理相结合,表明了韦伯更重于对社会行动的分析.在他看来,理性是思考的产物,并始终与思维相一致,而理性化却是在一定的习俗,制度,规范,情感,意志和信念下产生的,理性化意义的价值与理性共同发挥着作用,而且意义的向导性或者说"行动的自我趋向性",往往作为理性化行动的一个先行存在而发挥作用,意义内在于一切行动之中,无意义则一切行动就不会发生.2,理性类型的构建.韦伯所抽象出来的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有四种理想类型,即价值理性,目的理性,感情因素和传统因素.其中前两者属于理性行为,后两者属于非理性行为.在具体分析社会生活理性化过程中,他将社会行动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理性行动包括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非理性行动则包括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由于他的研究重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的分析上.他认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动收稿日期;2004—09—13作者简介:马贵{~1E(1978--).女,安徽涡阳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安徽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第6卷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其中工具理性(目的合乎理性)"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L2]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工具理性主要指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它是可以精确计算和预先计算的.如果把"理性"理解为精打细算,系统性地采取行动——这正是我们对韦伯理性的理解,那么理性地追求利润,理性地组织自由劳动,理性地适应市场,这些就是现代社会的特性.计算是最典型的逻辑形式,韦伯根据是否引入计算和逻辑分析又提出了一对范畴"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韦伯指出,"一种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程度.相反,实质上的合理,应该是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为的方式,从曾经,正在或可能赖以观察的某些(不管方式如何)价值的基本要求的立场看,允许用货物供应现存的人的群体(不管其界线如何)的程度这些基本要求含义是极为模糊的.,,[.]韦伯关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界定十分明确,形式理性就是指理性选择中的意识活动形式应当是计算的,计算有几个最基本的特点:"量化,符号化,逻辑推论和效益预测."实质理性则注重理性选择的目标和结果的实现程度,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他看来,实质理性也是经济行为的一种原则,也表现为可以计算的技术形式,但是它与形式理性不同,它不仅仅以形式上的计算为依据, 还要从伦理,政治,享乐,等级,平均主义等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对经济行为提出要求.也即是说,实质理性注重的是"经济行动的结果".3,"理性","理性化"的张力.特定经济伦理和宗教思想的影响,决定了社会行动的"多因果性". 社会事实并不存在完全的"客观和自然",复杂内在精神的灌注无论如何缩小,只能是折中立场的更加相对化和凝固化.[3]伦理与经济,宗教与经济,科层与社会都不是简单的"相互作用".经济伦理作为与经济理性化相对应的术语,就含有宗教,政治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影响的意思,理性化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由此可以看出,韦伯学术视野非常广阔, 涉及到不同宗教,民族,文化形态,从而从理性的入世精神和判断中建构出一个理性清晰的世界.2二,"理性化"过程及其限度总的来说,韦伯的"理性化"概念,既包括个人行动和观念的理性比,也包括经济组织,政治体系和法律制度的理性化.不过,韦伯所关注的理性化过程主要是那些与"所有实践伦理的形式"和"生活方式的理性化"有关的理性化过程.1,"理性化"过程的中介及其实现的个性化特征,显示出"理性化"的部分缺失,理性化的个性存留是理性行动的边界.与桑巴特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不同,韦伯始终认为近代西方形态的理性化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体现于理性化是"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有效性的发展",用韦伯自己的话说就是"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问题".韦伯在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撰写的前言中指出,西方理性化的独特性体现在诸如系统严密的史学,政治思想和法律体系,理性的和谐的音乐,以及理性化,系统化,专门化的科学职业,理性的国家和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等,这些都属于韦伯的"诸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理性化的突出表现就在于各种系统化的程序技术的发展,如科学领域,国家管理中的科层制和以复式簿记制度为基础的现代资本核算等.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重要着作中,韦伯分析的重点是人的生活方式或实践行为的伦理理性化. 因为正是人们生活行为的理性化才将"新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而随着韦伯将这一观念推及整个西方的理性化过程,这一命题就具有了普遍意义.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之所以"合理",就在于其"理性化"的独特性,通过人的生活行为的伦理理性化推动社会秩序的理性化.韦伯认为正是清教徒在尘世积极为上帝工作,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才能解救自己.这种"天职"观念促使教徒努力工作,抑制贪欲,崇尚节俭,形成"资本主义精神",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原始资本.因此,作为社会秩序理性化的关键,人的伦理理性化的原动力,正是来自对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为加以"理性化处理",也即是说,将清教徒"荣耀上帝,解救自己"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变成一种"惯习_,,.在这里,社会秩序的理性化与人的个性发展或自由是相反相成的,其中连接的关键就是新教徒"天职"中的个性塑造的技术.而这种结合明显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自由选择的天性表达如何与显示理第4期马贵侠:理性与理性化进程——解读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 性规则相契合.韦伯所设想的"天职式"的结合,并不能解释"当理性化为个体行动时所具有的困惑与不安",理性化在个性化的行动中体现出来,又被个性化的自由所驱逐.2,在政治和法律领域,秩序理性化与人的伦理价值观念理性化之间的"亲和力"被解除,理性化显示出自身解释力的限度.在政治和法律领域,韦伯一方面认识到现代社会科层制无法避免,科层制是提高社会行动效率,增强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关联,进而形成社会共识的一种重要的机制和社会允许模式;另一方面,他也对科层制的弊端做了详细阐述,认为全面科层化抹杀了人的个性自由,人变成了冷漠的,按规矩操作的螺丝钉.现代人变成了组织人,职业人,使人固定在一定位置上从事片面的工作,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由此韦伯陷入了理性化的"悲观主义".在对政治秩序理性化过程的分析中,韦伯认为,政治组织的全面科层化泯灭了人的个性,社会理性化的程序技术不再与个人的伦理理性化发生关联.在高度组织化的政党中,职业人士并不象新教企业家一样,"为政治而生",而是"以政治谋生", 从政只是作为现代人谋生的手段.因此,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发现的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之间的关联——天职——在现代社会的政治中根本没有位置.为此,韦伯提出"克里斯玛"的观念,试图找出克服政治生活全面科层化对人的个性自由的侵蚀.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秩序中的"克里斯玛"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革命性的力量,另一种是大众动员式的领袖民主.韦伯试图从这种领袖式民主中找到摆脱僵硬的科层化的方法,但是这能否解决理性化与自由的矛盾呢?韦伯对此没有做出肯定的回答,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思考,使得晚年的韦伯深深陷入理性化的"悲观主义".在法律的理性化方面,韦伯借助"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范畴对法律的理性化进行分析.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主要从"神圣法的理性化"角度来考察法律的实质理性化问题.韦伯指出,神圣法的理性化条件,首先就是相应宗教的伦理原则要摆脱巫术性质或仪式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而基督教的教会法在许多方面都较为理性,在宗教改革之后, 神圣法对于推动世俗法的理性化,发挥了更为明显的作用.而且,人的实践活动理性化的发展也更加要求法律的理性化,摆脱原有的教会法的束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韦伯更为关心的是形式理性本身的发展,他认为应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制定形式理性的法律,这样才具有真正的形式理性,具有稳定性.然而,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人的伦理理性化之间到底有何关系呢?韦伯也没有做出准确的解释.3,不同领域中的理性化实现过程的矛盾难以弥合,成为影响理性化普遍有效价值的关键所在.不同领域的理性化过程有何联系呢?韦伯认为各有其发展的规律,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为了证明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并不是并行的,他就以法律理性化与经济理性化之间的关系为例指出:假如我们将私法的理性化看成是对法律内容的逻辑简化和重新安排,那么这种理性化在古代后期的罗马法中就已经达到了迄今已知的最高程度.但是这种私法的理性化在一些经济理性化达到相当高程度的国家中却仍然十分落后.在英国,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在那里,罗马法的复兴为各种法律公会的强大力量所挫败;与此相反,在南欧的天主教地区,罗马法的复兴一直保持着支配地位.由此可以看出这些都是韦伯研究不同领域理性化的总的基调,尽管韦伯后来在具体分析中表述不是那么明确.三,"理性","理性化"所开启的实践空间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引起了学术界多年的争论.我们认为,对韦伯的这一核心概念,应该放到社会实践过程中加以衡量,通过社会实践来发展出适合中国特色的理性化实现范式.对我们来说,"理性化"比"理性"更具有实践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对待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中国2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也提醒着我们"理性化"的重要性.在经济领域,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虽然引进了西方一些先进的管理制度,但是管理仍然不够严格规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性经济,市场交换是一种利益相互连续组合的过程,市场秩序依赖于"理性人"的合法合理行为而得以维持.如果经济生活没有"理性化"的规则,社会就会无序.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 让其朝着合理,合法的方向发展.在政治领域,由于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农民还不能很好的实行基层民主,同时,农民长期以来缺乏合作能力,他们在处理村级公共事务的过程中缺乏有效地组织能力.在3安徽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第6卷法律领域,现代社会需要理性化的法律来保障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变性客观上也需要法律体系的健全.与此同时,人们的理性生活观念较为缺乏,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行政管理领域,我们从1998年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公务员制度也逐步健全.而在一些基层政府,"官与民"的关系仍然一定程度的受到官本位的影响,在管理方式上还不能完全适应现在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能完全消除权力对行政运作的干预,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起更为理性化的经济政治秩序,法律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综上所述,通过对韦伯"理性化"概念的重新解读,我们认为是"理性化"而不是"理性"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要尽早解决目前面I临的"理性化"不足的时代难题,实现整个社会的良性化发展.参考文献:[13[德]马克斯?韦伯.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Ezl[德]马克斯?韦伯.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德]马克斯?韦伯.杨富斌译.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RationandthecourseofrationalizationananalysisofMaxWeber'SconceptionofrationalizationMAGui—xia(DepartmentofSocialSciences,EastChin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Abstract:ThisarticleproposesthatWeber'Sanalysisofrationandrationalizationreflectsthed eficient andimmaturenationwiderationalizationonwhichhisconceptionofreasonisbased.Inviewo fthis.thepaperfurtheranalyzesbrieflytheconnotationofWeber'Srati0nalizationanditsprocessinHe sperianSO—ciety.Thepaperholdsthataftertwenty--yearreformandopeningup,thedifficultywearestillf acingistheinsufficiencyofrationality.Soweshouldsticktotherationalizationprocessandimprovetheratio—nalizedorderoftheeconomiclife,thelawsystem,andtheorganizingandmanagingsystemofr ational—ization,andSOon,whichcanserveasanimportantmethodoffreeingUSfromtheperplexityof post——modernrationality.Keywords:Weber;ration;rationalization;limitofrationalization4。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一、本文概述1、介绍马克斯·韦伯及其在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被公认为是现代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他在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其学说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韦伯的学术生涯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他对于社会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权威、官僚制、理性化以及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入研究。
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两部主要作品《经济与社会》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
他提出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两个概念，不仅在社会学领域，而且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工具理性强调行动的效率与手段，而价值理性则关注行动本身所承载的价值。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失范。
韦伯对于权威类型的划分也极具启发性。
他区分了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这一分类框架至今仍是理解和分析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工具。
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也颇具洞见，他认为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但同时也指出了其固有的弊端，如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
在宗教与社会关系方面，韦伯提出了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命题，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这一观点对理解宗教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深刻而广泛，他的理论框架和观点为后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无论是在理论构建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韦伯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
2、阐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及其在韦伯社会学思想中的地位韦伯，作为德国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社会学思想深受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与宗教伦理关系的研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20世纪初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对资本主义与宗教伦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的著作《伦理学问题的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探讨了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一定影响的宗教伦理观念，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伦理。
本文将介绍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与宗教伦理关系的研究，以及他的理论和观点。
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与宗教伦理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著作《伦理学问题的精神》中。
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了“新教伦理”的概念，即新教教徒对工作、财富和经济活动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他认为，新教徒的工作伦理观念以及对世俗努力和财富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天职伦理”（calling ethic）的概念，指的是个人对于神圣命运选择的信念和要求。
他认为，新教伦理中强调个人对于自身工作的热情和责任感，把工作看作是对个人神圣命运的一种奉献。
这种态度促使了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神圣职责而不断努力和追求成功，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马克斯韦伯进一步探讨了“节制伦理”（ascetic ethic）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他认为，新教伦理中强调个人的节制和克制欲望的价值，在原则上反对奢侈享乐和浪费。
这种节制伦理促使人们节制消费，将剩余的财富重新投资，推动了资本积累。
并且，对财富的节制还能够帮助个人保持清晰的头脑和冷静的判断力，使他们成为理性的经济参与者。
马克斯韦伯还探讨了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影响。
他指出，新教伦理中强调工作的合理化和效率，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同时，宗教伦理还推动了个人奋斗和追求成功的动力，培养了人们主动创新和冒险的精神，并对现代经济活动的道德和伦理规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马克斯韦伯也指出了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理性化———韦伯学说的核心概念韦伯社会学的主旨是从个体的主观意义出发去把握社会行动，从而把握社会结构。
“理性”（又译合理性），主要指在社会行动以及社会形成物当中，行动者所赋予的明确、理智而又系统一贯的主观意向。
而“理性化”（又译为合理化）这个概念则强调相应的过程，在韦伯眼里，理性或合理性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一步步彰显的过程可称之为理性化，它实质上就是社会逐渐讲求效率和可计算性，不断驱逐神秘性和去除人性化的过程。
从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出发，韦伯建构起其社会变迁模式：理性化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内在趋势，一种发展方向，而在变迁的每个阶段，更为理性的形式通过合法性论证取代次理性的形式，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
近代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理性化运动，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化的结果：只有在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理性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
［1］于是，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由非理性走向理性。
那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韦伯通过论述，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2］而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却孕育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之中。
于是乎，宗教改革似乎就成为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契机，西方社会也就在宗教的理性化过程之后完成了现实生活的理性化发展。
在韦伯那里，这一理性化过程就表现为：宗教的理性化（新教伦理）→文化的理性化（资本主义精神）→经济的理性化（现代资本主义）。
正是西方的宗教改革使得人们的信仰落到现实生活中，在人们的生活意义中，世界得以去魅化，理性化的思维因素得以形成，在意识形态上“可计算”的理性主义取得合法性地位，这又为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持，于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得以迅速发展。
读书心得——评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交互中的建构：新教伦理、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在其论著的引言中首先便探讨了“到底是哪些环境因素的联合效应，使得西方文明中(并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普世意义和普世价值观的文化现象存在于一系列的发展进程中”这一问题，而答案便是“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
韦伯依次从西方科学、史学、艺术、政制的特质切入，分别论述了和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在这些领域是何等的具有理性，而最关键的论述在于，韦伯提出于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力量，不同于大众的一般认知，韦伯认为“一定要彻底抛弃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本性贪婪的幼稚想法。
资本主义的理性首先表现在它的获利欲求上，资本主义根据现代化的、以货币的形式进行资本核算的系统是具有理性的，尽管这种核算机制在经贸中是普遍存在的，但西方却从其中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很重要的因素便在于在现代西方国家形成了独有的“对(形式上的)自由劳动进行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
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体现依然主要在于它与各种技术因素的连接，这种联系“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依赖于现代科学的特点”。
那么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何以与经济活动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根本的还是来自于经济的驱动，而驱动力的来源何在？韦伯给出了自己的两个诠释，其一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宏观调控机制，韦伯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存在的冒险和投机，但理性结构可以很好地起到保护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理性运行的作用。
而另一驱动，则来自于宗教，来自宗教带来的西方特有的理性，而谈及宗教与理性的关系，韦伯提出了“条件理性化”和“部分理性化”的两种定义方式，前者指某种思想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是理性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可能看上去不那么理性；后者则指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生活中可以兼具符合这种理性化条件的理性的部分和不符合的非理性的部分，而对它们进行文化历史角度的差异性分析，就“一定要清楚生活的哪个部分被理性化了”。
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世纪论争与理性反思1Century Disputes and Reflections on Weber's Proposition of Protestant Ethics王泽应2内容提要：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论述，20世纪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和学术争鸣。
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精深之处在于其研究经济蕴涵的伦理动因，为伦理寻找合理性的解释，以及他关于天职观念或人的职业责任心的论述。
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偏弊之处则在于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起源时期的复杂情况，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天主教国家的资本主义排除在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外；忽略了资本主义精神贪婪和追求享受的一面，含有为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精神辩护的政治色彩；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情结使得他对非西方国家的伦理探究走向了“负面的理想型分析”。
超越韦伯伦理思想的狭隘视域，要求我们在批判韦伯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同时正确认识西方伦理文明的合理因素；在批判韦伯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同时应当防止用华夏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最关键的是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批判继承祖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伦理文明的合理因素，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博采众家之长，真正创造出一种既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既有民族特色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型伦理文化。
The description of Marx Weber on 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has aroused great interests and discussion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profound meanings of his proposition lie in its ethic motives, the pursuit of rational explanations for ethics, and his descriptions of human's vocations and duties.The deficiencies of his proposition include his overlooking of the complex situations with the birth of capitalism, the exclusion of the capitalism in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in Catholic countries, and the greed and indolence of capitalism.Meanwhile, the complex of Euro-centralism leads to his "negative ideal analysis" on ethics in non-western countries.1《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王泽应(1956-)，男，湖南祁东人，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Therefore, we should break through his narrow sights and have a correct view of the reasonable elements in western ethics while criticizing Weber's deficiencies.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avoid the idea of China-centralism, inherit the rational theorie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absorb correct elements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s, and create a new ethic culture of distinctive Chinese features.关键词：韦伯，新教伦理命题，世纪论争，理性反思Weber，Proposition of protestant ethics，Disputes，Reflections在20世纪新见迭出、学派纷呈的伦理思想史上，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论述无疑是引起了东西方伦理心灵的巨大震颤且不时掀起轩然大波至今仍影响不减的伦理学说。
2014年第4期（总第225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4，2014Serial．No．225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理性化陈阳（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摘要：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长久以来存在着争议。
这不仅是因为韦伯思想本身的广博与充满张力，更是因为韦伯触及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出发，以文本的变化为基础，通过对韦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进行梳理，从中能看到韦伯理性化思想的发展轨迹，从而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理性化；滕布鲁克；施路赫特中图分类号：C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 （2014）04－0027－04收稿日期：2013－12－25；修订日期：2014－02－28作者简介：陈阳（1977—），女，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经历了“帕森斯化”和“去帕森斯化”的过程；在欧洲经历了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的悲观主义的阐释与批评［1］3－31。
1975年，德国学者腾布鲁克发表了关于韦伯作品的专论文章，使对韦伯的理性化主题的诠释成为关注的新焦点。
腾布鲁克在关于韦伯主题统一性的文章中，对韦伯的著作史进行了考察［2］。
从腾布鲁克所提供的韦伯著作史线索出发，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本内容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
一、新教伦理研究计划的提出与改变在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韦伯曾经提出了一个未来的研究战略：“禁欲的理性主义对于共同体构建及伦理的社会政策的内容的意义现在必须予以描述，即，它对于组织类型和社会共同体的功能的意义，这些社会共同体的范围从秘密宗教集会直至国家。
在这之后，我们必须分析禁欲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理想和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
进而，我们必须研究禁欲的理性主义与哲学的和科学的经验主义、与技术的展开以及，一般而言，与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最终，我们需要研究禁欲的理性主义的历史进程，从中世纪现世禁欲主义的最初迹象开始，直到它分解为纯粹的功利主义的全部过程。
我们然后还需要在其特殊历史表现中以及通过禁欲宗教信仰扩展的特定地区来追溯这一发展。
只有在完成这样的研究之后，禁欲主义的新教对文明的影响的范围才能被勘定，并与现代文明的其他成分进行比较，这些成分可以在回应个人的行动时改变与成型。
”［3］118－119韦伯意欲对禁欲的理性主义同西方的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并研究禁欲理性主义的历史过程，将其与现代文明的其他因素进行比较，从更广阔的领域探讨禁欲理性主义的意义，进而对禁欲主义新教对文明的影响得出准确的结论。
1920年，韦伯在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时，在文末增加了一个脚注。
韦伯说：“然而，我并没有按照最初的意图，即直接延续本研究，按照上文所概括的研究日程继续推进；相反，我决定沿着一种不同的进路来推进研究。
我做出这种决定部分是出于偶然（由于特勒尔奇的《基督教会的社会学说》出版），部分是下述决定的结果，即祛除这种关于新教伦理的研究的孤立性，并将其置于与文明发展整体关系中。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那时决定率先将关于宗教与社会之间的普遍———历史关系的几项比较研究的结果写出来。
”［3］292韦伯表达了希望将问题放置于“文明发展的整体关系中”、置于更大范围的普遍历史视野里的想法。
这一研究计划的改变，带来的结果就是韦伯·72·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相继写出《儒教与道教》《中间考察》《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犹太教》等。
他通过《儒教与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犹太教》等著作探讨了不同的理性形式。
韦伯指出，理性化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生活领域，并存在于所有的文化圈中，从一个视角看是理性的，而从另一个视角看则可能是非理性的。
在1920年出版的将上述著作汇集整理而成的《宗教社会学文集》中，韦伯加入了一个“绪论”（即作者导言）。
在“绪论”的开篇，韦伯讲道：“身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在研究普遍历史问题时，都会必然地和正当地铭记如下特殊问题：各种情境因素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起来产生了那些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出现的，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至少我们倾向于认为）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3］1韦伯在此表达出西方历史文化的独特性的观点，而西方文化特有的那种“理性主义”，则构成了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键区别。
韦伯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要想从文化史的视角来描绘这些理性化之间的差异，就必须搞清楚：哪些领域被理性化？按照什么方向进行理性化？因此，再一次地，此处关注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西方理性主义独有的特征，以及在这种特殊的理性主义类型内部，认识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独有的特征，我们的任务就是去确定这种独特性并解释其起源。
”［3］11二、除魔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韦伯于1919至1920年间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纳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出版时，加入了一段话：“宗教史中的这一包罗万象的过程———从世界中祛除巫魔———在这里达到了它的最后阶段：预定论的教义。
这一发展过程始于《旧约》里的古代犹太教的预言，然后联合起希腊的科学思想，将所有以巫魔的手段对救赎的追求都作为迷信和亵渎加以拒斥。
”［3］65而且，韦伯对文中的“从世界中祛除巫魔”在文后又增加了一个脚注：“我们发现，甚至是古代以色列的伦理观所具有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性质，以及它自先知时代以来的发展，都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点上：这种伦理拒斥这种将圣礼巫术作为一种获得救赎之手段的实践”。
腾布鲁克指出，这是在韦伯对《新教伦理》进行修订时第一次将“除魔”加入文本以作为对教会历史发展的最后结果的总结。
在这段论述之后不久，在分析预定论教义对救赎以及天职的影响时，韦伯说道：“以这一方式（天职中的工作被授予客观的、非人格的特征以增加上帝的荣耀）彻底祛除神义论问题和所有那些涉及世界与生活的‘意义’问题———这些问题曾经在其他信徒那里引起了如此之多的痛苦，被清教徒以一种完全不成问题的方式得到领悟。
这对犹太人也是如此，虽然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
……除了这一神义论困境的简要表达之外，还有一种更进一步的力量出现在加尔文宗身上，它确实在同一方向施加了影响：即使在关涉宗教事务时，加尔文宗让特定个人自行处理‘个人’与‘伦理’之间的区分（在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意义上）对这种禁欲主义的新教是不存在的。
”［3］68在“除魔”之后，加尔文宗在精神上将个人从束缚着他并将他和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纽带中解放出来后，在社会组织上所带来的显著变化是，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个人成为实现上帝荣耀的工具，他们努力于使世界变得合理，人类公共的利益先于个人的利益，个人伦理与个人实践唯一的目的就是增加上帝的荣耀。
接下来韦伯分析了预定论教义，根据预定论教义，加尔文教徒为他自己创造了他获得救赎的确定性。
在分析了加尔文宗的救赎与天主教的救赎的区别后，韦伯认为，对于天主教的救赎来说，“忏悔的功能与天主教宗教信仰的内在唯一性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而对于清教来说，“从世界中‘祛除巫魔’———即，排除以救赎手段的方式来使用魔力———在天主教里从未达到像在清教里（在清教之前只有犹太教）那样逻辑一致的程度。
”对于天主教来说，教士提供了救赎的手段并且赋予了救赎的希望和宽恕的确定性，所以他使信徒从巨大的紧张中得到了缓解。
“相反，加尔文宗教徒的命运涉及与这一紧张不可分离的必然性”。
“加尔文宗的上帝不要求他的信徒们作出孤立的‘善工’；相反，如果救赎发生，他要求的是将善工强化为一个体系”［3］73－74。
即，这是一种理性的伦理与实践。
这段话也是韦伯在1920年新加入的。
腾布鲁克敏锐地察觉到韦伯新加入的话语所表达的意义［2］319。
韦伯在这里所强调的其实就是西方宗教的理性化过程———除魔的过程，这一除魔的过程对于西方的经济理性主义的缘起具有关键的作用。
在经过了对中国、印度、古犹太教的理性形式的研究后，韦伯认为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宗教的除魔带来了理性化，宗教观念带来的伦理的理性化导致了一种对实践的关怀，产生了西方的经济理性主义。
针对放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的《新教伦·82·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将这两部著作的目的视为：“它们力图通过某个要点来阐明通常是最难把握的问题的方面：某种宗教观念对一种‘经济的思想框架’之起源的影响，亦即，对一种经济形式的‘精神气质’的影响。
我们将借助于现代经济的精神气质与禁欲新教的理性经济伦理之间的关联性这个例子来论证这个主题”。
这两篇著作所讨论的是涉及内在因素影响的因果关系，即观念和价值。
随后是构成《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其他文章。
“它们力求通过对世界文明中最重要的几种宗教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其所处环境中的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概述，在对这两种因果关系（涉及外在因素，即利益，在这里出现了韦伯的观念和利益的观点）进行必要的考察后找出与西方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我们将对这种比较给予进一步的探讨。
只有以这种方式才有可能梳理出相对清晰的因果归属的脉络，而这种因果归属能够确定在西方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哪些构成成分（它们是西方经济伦理特有的，而且在非西方的经济伦理中是不存在的）具有因果解释力。
”韦伯进一步强调，“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系列文章强调的是其中与西方文化发展理路相对照的，而且至今仍然相对照的那些要素［3］12。
可以看出，韦伯的目的是希望突出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突出西方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具有因果解释力的构成成分。
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化为，在对照中，寻找西方的独特的理性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并对经济起作用的。
从新教伦理文本变化中，可以看到，韦伯在最初写作新教伦理时，最初的意图仅仅是就西方经济理性主义的起源进行探讨。
在完成了对中国、印度、古犹太教的研究后，发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将有关宗教社会学的文章集合成《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出版时，他所探讨的主题进一步得到深化：从仅仅孤立探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转向探讨“观念和利益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些如此有力量并持久的因素———其决定历史进程———是如何形成的？”［2］329新教伦理表明了宗教观念通过对经济伦理的影响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并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修订时新加入的文本凸显西方理性化———除魔———的独特性，说明了西方禁欲主义宗教是如何产生了一种对世界和实践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