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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8934(2004)10-0106-05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思考———兼论古代中医的科学性夏 劲1 张弘政2(11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武汉430063;21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科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演变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形态和标准。
西方学者习惯以近代科学作为衡量历史上科学存在与否的标准,并以此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科学。
笔者认为,这种非历史性地以现成标准反注历史上某一区域和民族“文本”的做法并不合理。
事实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形态和特征的科学。
尽管古代西方科学中公理化方法和实验初具雏型,但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
即便是在近代西方社会,牛顿力学在严格的定量实验基础上建立起完整、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在其他领域并无如此鲜明特点,医学尤其如此。
但人们并不因此否认古代西方科学和近代西方牛顿力学之外科学的存在。
评判某一区域或民族存在科学与否,应深入考察该地区或民族把握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方式及其表现形态。
古代中西医相异的发展源流与模式典型地说明了科学有无的衡量标准不是惟一的,而是历史的、多元的。
本文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深入发掘科技史料,探索衡量古代科学的基本标准及不同地区或民族科学的特殊标准,兼论中医的科学性。
关键词:科学;科学性;中医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04-04-20作者简介:夏 劲(1958-),湖北红安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管理;张弘政(1983-),河南郸城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4届本科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
1 如何认识科学的内涵(1)科学一词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相对演进的历史过程,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
论古代中国有无科学此论题已出百年，百年间多少学者名家给出了自己详细的论证仍不得定论，而况不学无术如学生。
学生只能尽力说些坐井观天之言，望先生多多批评指正。
要讲古代中国有无科学，首先得定义明确什么是“科学”，前提不同得到的答案自然也不同。
繁琐的罗列不加赘述，这里采用《辞海》的解释“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
”另外下文中所提及的“中国”或“古代中国”指的是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之前也就是18世纪中期之前历史上的中国。
那么我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
古代中国不仅有辉煌的科学成果，还有自己的科学家、科研方法和科学精神。
首先，中国的科学成果是毋庸质疑的，古代中国的生产力始终处在先进水平，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诸多发明、发现曾大大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数条国际商贸通道以及下洋巡访，没有带去侵略战争，反而带动了世界经济，甚至推动文化、政治的变革。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价值观未给发明创造以极高的重视，甚至唤作“奇技淫巧”，但这些发明发现给予中国和世界的冲击是难以估量、不可否定的，就如同造纸术推动了文艺复兴一样，无数的优秀成果也推动了世界前进。
那么古代中国的科学家呢？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也是多不胜数，但其中大多数人未以大儒之名、高官之位流传于世，可能一辈子只是个无名工匠。
这也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有关。
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使得更多的人为求一官半职，投身儒术。
科举自然是为国家选拔出了优秀人才，但同时也使许多学者不能因材施教，加重了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然而在先秦之前，中原的学术界是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那个诸侯纷争的年代，农家、医家、墨家后学、公输家等都不乏专心研究造福民众的工程、医疗、农业的学者，各家以不同的世界观和对时局的判断行走于乱世，探索总结着世间真理。
另外关于哲学，“中国没有哲学”我也是不能同意的，由于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科学”这个词就否认其存在完全是一种偷换概念。
智者察同，愚者察异——对东西方科学的一种解读严火其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当然有自己的对自然的系统认识，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当然有科学。
但这一科学确实和西方科学显著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因此，有必要讨论东西方科学的特点和本质，以此深化对我国传统文明的理解。
本文认为，东西方科学的本质不同，在于对自然认识“察同”和“察异”选择的不同。
西方科学或近代科学的源头在古代希腊。
古代希腊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学术思想，是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基础。
“要明白一种事情的本质，最好研究他的起源”，因此，西方科学的本质应该而且必须在古代希腊的哲学和科学中寻找。
对古代希腊人来说，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探索自然界的原理与原因。
在对自然的认识方面，“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
这与任何所谓专门学术不同；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
它们把实是切下一段来，研究这一段的质性；例如数学就在这样做。
”[①]显然，在亚里多德的考察中，“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的学术，相当于今天的哲学；而他所谓的“专门学术”，则相当于今天的科学。
由于把实是“切下一段”的一段可以是一个一个的大段，从而有一个一个的大的学科，如物理，数学，生物学等。
一个大段还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小段，甚至个别的种类，从而得到一系列小的学科，如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等。
“每一级事物出于一类感觉，为之建立一门学术”，各个专门学术的任务就是“分别研究实是的各个品种。
”[②] 显然，古代希腊的科学以自然界存在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并且主张对自然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对古代希腊人来说，研究工作要有具体的对象，没有明确的对象，也就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
这个对象是通过定义确定的。
定义从自然界中分离出一类事物，这类事物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从而把这类事物与其它的事物区别开来，成为我们具体的研究对象。
定义的作出显然是以对事物一定的认识为基础的，同时它又是我们进一步认识的前提条件。
从科学的本质角度解释“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最早中国的语言文字中并没有“科学”这个词，严复首先用“西学格致”翻译science，后来又借用了science的日语译名“科学”，意为“分科之学”。
科学的本质之一就是能够正确地“预测”，并在逻辑上或原则上要有与一个或一组观察陈述发生冲突或抵触的可能，即可证伪性，这也是科学区别非科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我们可以通过已有的科学体系去论证和解释发生这种现象原因，并对可能发生的现象进行预测，也就是说科学需要有严格的逻辑推理和可证伪性。
然而中国古代并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偏重技术，缺乏理论研究，并不具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可证伪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并没有科学，有的是技术。
中国古代确实有许多伟大的发现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比如被马克思认为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基础的四大发明就是一例，李约瑟先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近代科学的许多成就，最初起源于中国。
但是，绝对不能因此就把中国古代的这些发现等同于科学，因为正如李约瑟所说的，它们尚处于经验的阶段，与科学是不同的，还没有达到数学化、公理化、系统化。
中国古代的有机论和整体论思想虽然对于当代甚至未来的科学发展仍有积极作用，但这些思想本身并不是科学。
思想只是一种想法，与科学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思想好比是种子，但种子并不等于大树。
即便有一些说法与科学相同，也不等于就是科学。
比如，古希腊时就有人说过人是从另一种动物变来的以及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决不能说这就是进化论和太阳中心说，因为这只是一种说法，并没有经过确证。
有些古人的认识是很卓越的，但几句话就等于建立了这门科学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张衡、朱熹、沈括、徐霞客这些古圣先贤思想中闪耀出来的科学的火花值得我们自豪，但遗憾得很，技术的高超不等于科学的存在，都只能称之为技术，而不能算是科学。
从科学的词源及概念辩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摘要】20世纪50年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既然中国古代科学那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学者们努力寻找答案努力了几十年，至今未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就“科学”一词的起源出发，探索近代中国科学的概念，进一步思考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并以此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中国古代科学 science古代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发明了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拥有灿烂辉煌的科学技术。
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处于世界优势地位的中国却被西方打败，引起了人们的强烈思考。
中国古代无科学，曾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
[1]任鸿隽先生、冯友兰先生及竺可桢先生都把“中国古代无科学”作为当然的前提。
20世纪50年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提出“既然中国古代科学那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这一问题长期被学术界争论不休。
笔者认为，我们是否可以从“科学”一词的起源出发，进而对近代中国科学的概念进行探讨，进一步论证中国古代科学是否有科学，以此来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
一、“科学”一词的起源及发展英语science在词形上源自拉丁文scientia，而拉丁文scientia是对希腊文episteme的直接翻译，scientia或episteme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系统的、具有确定性和可靠性的知识。
事实上，从19世纪开始，英国科学促进会的成立，science一词在英语世界才被广泛采用，而之前所运用的一词则是naturalphilosophy（自然哲学）一词，比如，牛顿的伟大著作标题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1687）。
众所周知，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是法国人在科学史上独领风骚的时期，英国历史学家梅尔茨认为法国的科学思想影响了英国，使得自然哲学或哲学被科学这词所取代。
浅谈中国古代有无科学11月26日听了北大武际可教授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讲座，我个人有了一定的见解，下面就浅谈一下我的看法。
在古代，无论在中国，还是被誉为科学故乡的希腊，都没有科学这个词。
在古代希腊，人们用另一个词语来称呼今天我们所称为科学的东西。
这个词语就是——自然哲学。
科学一词起源于南欧中世纪的拉丁文。
在西方，法国早于英国最先使用科学一词。
英国人把科学理解为知识、知道、学问，而法国和德国人把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之和。
可见，科学这个词语是外来语，那么，是不是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呢 ? 非也，中国古代用“格致”一词来指涵盖现代科学的内涵。
现在，人们采用现代的科学观念来考察，古代中国有无科学，根据中国古代社会中科学的状况和特点，很多学者认为可以说，中国古代有科学。
然而，中国古代科学和西方古代科学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就是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重使用，轻视理论。
中国古代科学从整体上而言，没有从理论和整体上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缺乏和轻视理论上的积累和记载，这也是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依据。
中国现代著名的科学家吴大猷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不完善的一种表现。
看来，只有既重视科学的理论研究，又重视科学的实用研究，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更有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了。
我同意李伯聪先生于1999年1月26日在《科学时报·海外版》上发表的《言有易，言无难——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方法论分析》所说的，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人，“必须遍查所有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文献，驳倒其中的全部（一个也不能少）涉及‘证实’中国古代存在过某一种‘自然科学’的论据和论点”，只有这样做了，才能下结论。
最后还是归结到一个“缓”字上来，希望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人，不要轻易下结论。
姓名：李崇专业班级：国贸0802班学号：2008003216。
科学网—“西方科学起源于古希腊”意味着什么“西方科学起源于古希腊”意味着什么按照林德伯格在书中提供的线索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差异是如此之多，但最重要的“遗传印记”与“文化特质”却是从古希腊一路延伸至今，正是它们使得古代与中世纪科学成为现代西方科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吴燕一切都开始于一场由来已久的误会。
在公元1450年之前的2000年时间里是否曾有过一种叫作西方科学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是，在古希腊时代曾经有过一些和西方科学颇为相像的东西，但是在一度灿烂之后便被一个叫作“中世纪”的时期拦腰斩断。
尽管在很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的人看来，这个答案已经充分体现了对古希腊先贤的尊重与理解，但在美国科学史家林德伯格看来，它显然太过粗线条了，不但缺少起承转合的历史细节分析，而且泛泛地谈论古希腊作为西方科学源头的地位也容易产生辉格科学史问题。
所以林德伯格想要做的就是深入到他所研究的年代与人物及其活动中，从历史深处去观察以及（尤其重要的是去）理解它们，《西方科学的起源》正是这一尝试的结果。
既然是如此充满争议的问题，那么开始关于这段历史的追溯之前，作者首先便是为该书主题的合理性作出相应的解释，第一步当然就是对“（西方）科学”一词作出界定。
正像作者所说，这一定义“出奇地难下”，仅仅将其笼统地定义为“关于物质世界的有组织的系统知识”无助于问题的讨论，事实上，不同的人群按照不同标准而对科学作出的定义各有各的道理。
正如作者所观察到的，不同的“使用语境或特定语言共同体的实践”已然赋予了各种有关“科学”一词定义的合法性，因此接下来大可以将定义“科学”暂且放在一边，而进入关于使用语境的讨论，即当我们说“在公元1450年之前的2000年时间里欧洲或近东有某种东西值得被称为‘科学’”的时候，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或者当我们说“西方科学起源于古希腊”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这是否表示在古代希腊曾经有过某种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科学相同或相似的活动？答案当然并非这么简单。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思考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吴芳芳 21404116摘要：本文主要围绕“中国古代有无科学”这个问题展开，现代人们定义科学的标准往往注重实验科学和逻辑推理，笔者就用举例的方法说明中国古代科学在实验科学和逻辑推理这两个方面的表现，从而得出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结论。
关键词：中国古代科学；现代科学；实验科学；数学一、问题的提出及回答“中国古代有无科学？”这已不是一个新提出的问题，但仍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这个问题是随着“李约瑟难题”的提出而出现的。
英国胚胎生物化学家、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在20世纪50年代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在15、16世纪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突然落后了？”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自20世纪80年以来，“李约瑟难题”成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一个热门的探讨话题。
可以说“李约瑟难题”成为了一块任人敲击的燧石，它反射的火星在启发敲击者和旁观者，启发者无数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不但存在着科学，而且中国古代的科学在历史上还曾一度占据世界科学高峰。
例如在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时期，宋代所创造的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文明并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的科技成就。
而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压根就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理论。
又有的学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完全取决于回答者对于“科学”的定义，更有甚者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没有意义。
二、现代科学的定义笔者认为，要探讨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首先要确定衡量的标准。
现代人们对于科学的定义是以近代西方科学为标准的，即重视数学的运用即逻辑推理，重视实验，也称为实验科学、实证科学。
由于近代西方科学在今天影响最大，人们往往把“科学”等同于它，往往用它的标准作为科学的标准。
于是人们就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而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这一词的，在唐代，“科学”的意思是“科举之学”，宋代陈亮１在《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写道：“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这里的“科学”指的就是“科举之学”，这明显与今天的科学的意思大相径庭。
说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作者：吴国盛来源：《科学》2015年第03期中国古代有无科学。
取决于如何理解和规定科学。
在西方理性科学和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无科学。
在博物学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
讨论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其意义在于推进对“科学”的理解。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是一个在今天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
笔者曾经写过文章，指出“有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而不是历史经验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
基于不同的科学定义，可以得出不同的“有无”解答。
讨论有无问题的意义不在于得出一个有或无的答案，而在于推进对“科学”的理解。
一百年来，我们总是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不重视对科学的理解。
今天，为了纪念《科学》杂志创刊100周年，笔者愿意进一步阐述，在什么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无科学”，在什么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有科学”。
历史的回顾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
1915年，《科学》杂志创刊号有任鸿隽先生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1922年，冯友兰先生作《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1945年，竺可桢先生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他们都把“中国古代无科学”作为当然的前提。
到了1950年代，李约瑟（Joseph Needham）引入了一种新的说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种说法又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肯定“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让中国人心里很舒服，所以他的说法在中国流传甚广。
此后半个世纪，中国人都讲“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很发达。
直到1990年代。
国内一些年轻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
但是，值得研究的是，当他们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或有科学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呢？任鸿隽的文章中说，科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科学就是系统的知识，狭义的科学“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今天世界上通称的科学，指的是狭义的科学；所谓狭义的科学，就是西方近代实验科学。
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科学史- 科学史总论: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及其意义——兼评《西方科学的起源》作者简介: 江晓原:江晓原(1955-)，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教授文章来源: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01加入时间: 2008-03-03阅读次数：1580 次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及其意义——兼评《西方科学的起源》江晓原一、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论战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
例如，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意见都是相同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
在20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
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
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
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许多学者极力主张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
于是“有”、“无”两派，各逞利辩，倒是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
90年代初《天学真原》出版后，逐渐被“无”派当作一把有用的兵刃，不时拿它向“有”派挥舞——因为此书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这被认为在客观上从一个学科为“无”派提供了证据，并且还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
另一方面，“有”派的论证“也有许多高招”：比如，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
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争论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又如，因为“无”派通常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于是“有”派就试图论证西方古代也不存在科学，比如论证古希腊也不存在科学的源头，因此要么古代中国西方半斤八两，大家都没有科学；要么就允许使用极为宽泛的定义——这样就大家都有科学。
鄙见以为，面对这些争论，读读《西方科学的起源》是大有教益的。
二、科学的定义和起源要讨论所谓的“西方科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科学——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当然应该听听西方学者的意见，所以这本《西方科学的起源》中译本的出版真可谓适逢其时。
本书作者戴维·林德伯格(David C.Lindberg)，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教授，是中世纪科学史方面的权威，曾出版过《中世纪的科学》等著作。
1999年获得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奖项——萨顿奖章。
《西方科学的起源》曾获约翰·坦普莱顿基金会神学和自然科学杰出著作奖，而它的中译本则获得了2001年度“Newton－科学世界杯科普图书奖”一等奖（即入选“十大科普好书”）——尽管对于此书能否列入“科普”范围不无争议。
《西方科学的起源》有一个冗长的副标题：“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450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
作者的概念是明确的，我们从中能够获得的教益也是很明确的，先看其中的两点：(1)所谓“科学”，就是指公元1450年之后的科学，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也就是说，《西方科学的起源》所采用的“科学”定义，和当年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中国人所用的是一样的。
其实这是最自然不过的。
采用任何其他定义，虽然从逻辑上说皆无不可，但实际上都无法导出有益的讨论。
虽然林德伯格在讨论早期情况时，也主张“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应是宽泛的、具有包容性的，而不是狭义的、具有排斥性的”，还指出“追溯的历史年代越久远，所需的科学概念就越宽泛”，（注：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ｊùｎ＠①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3页。
）但是无论怎样宽泛，他毕竟还是要“对科学的技艺方面和理论方面加以区分”，（注：《西方科学的起源》，第3页。
）而且从书中所言内容可知，他至多也只是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数理方法以及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包容在内而已。
与此相比，国内“有”派人士所乐意采用的科学定义，那就经常是宽泛得无边无际了。
例如，将“科学精神”定义成简单的“实事求是”，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样的“科学精神”肯定已经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中存在了几千几万年了——甚至在大猩猩那里也可以存在，这样的“科学精神”又有多少价值呢？如果论证出中国古代已经有了这样的“科学精神”，又能给我们增加多少荣光呢？所以采用这类宽泛无边的定义，只能使得“科学”概念庸俗化，却很难引导出有意义的结果。
(2)此书作者认为，这种“科学”的起源，则需要考察公元前600年～公元1450年间的欧洲科学传统。
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仔细体味此书最后一章“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遗产”，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
林德伯格在这一章中简要回顾了西方科学史界关于科学发展连续性的论战，即所谓“连续性问题”，就是争论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究竟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或者也可以说就是争论中世纪对于近代科学有没有贡献。
林德伯格本人自然是主张“连续”的，这从本书的副标题就可以看出来。
当然书中具体的例证也比比皆是，例如他在分析了托勒密的天文学贡献之后，结论是“托勒密影响了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注：《西方科学的起源》，第109页。
）等等。
但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主张“连续”的还是主张“断裂”的，有一个前提则是共同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
这个前提在争论双方心目中都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显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连续性问题”才能有意义。
三、如何看待古希腊科学对后世的影响当然，林德伯格的观点也不是什么神圣经典，否认古希腊科学之源头地位的人士自然可以不服。
有两个看上去颇为雄辩的说法，支持着这些人士。
第一个说法，是强调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都是在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斗争中发展他们的学说的，以此来证明希腊文化对近代科学简直是非但没有积极意义，反而起了阻碍作用。
（注：宋正海等编：《边缘地带》，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然而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和托勒密的天文学无论在具体年代上，还是在基本结构上，都根本是两回事。
在这个问题上，李约瑟有一些错误的说法，长期以来曾在中国产生颇大的影响，例如李氏有两段经常被中国科学史界、哲学史界乃至历史学界援引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僵硬的同心水晶球概念，曾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一千多年。
（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15页。
）耶稣会传教士带去（中国）的世界图式是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的封闭的地心说；这种学说认为，宇宙是由许多以地球为中心的同心固体水晶球构成的。
（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643、646页。
）这些论述有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水晶球模型实与托勒密无关。
托勒密从未主张过水晶球模型。
（注：关于此事可参见江晓原：“天文学史上的水晶球体系”，《天文学报》1987年，第28卷第4期。
）实际情况是，直至中世纪末期，圣托马斯·阿奎那(T.Aquinas)将亚里士多德学说与基督教神学全盘结合起来时，始援引托勒密著作以证地心、地静之说。
若因此就将水晶球模式归于托勒密名下，明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说“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最多也就几百年，哪有一千多年？再进一步来看，欧洲天文学至迟自希巴恰斯以下，每一个宇宙体系都力求能够解释以往所有的实测天象，又能通过数学演绎预言未来天象，并且能够经得起实测检验。
事实上，托勒密、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乃至牛顿的体系，全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构造出来的，而且，这一原则依旧指导着今天的天文学。
今天的天文学，其基本方法仍是通过实测建立模型——在古希腊是几何的，牛顿以后则是物理的；也不限于宇宙模型，比如还有恒星演化模型等。
然后用这模型演绎出未来天象，再以实测检验之。
合则暂时认为模型成功，不合则修改模型，如此重复不已，直至成功。
当代著名天文学家当容(A.Danjon)对此说得非常透彻：自古希腊的希巴恰斯以来两千多年，天文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改变。
（注：当容(A.Danjon)：《球面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页。
）因此哥白尼、伽利略即使是和亚里士多德学说“斗争”（这种所谓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后人虚构出来的——实际上只是学术之争），也绝不会去和托勒密斗争。
事实上，他们都是在托勒密《至大论》的乳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妨重温先哲之言：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兴起和罗马的衰落，古代便完结了。
中世纪的终结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
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
（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70页。
）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史研究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
（注：《自然辩证法》，第30～31页。
）考察西方天文学发展的历史，对于理解这一问题是特别有益的。
第二个说法，是追问既然古希腊有科学的源头，那如何解释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科学发现基本上是缓慢进行的，至少没有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形式发生？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理由之一就是古希腊之后为何没有接着出现近现代科学，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质问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辩，似乎一棍就可将对方打闷，其实只是没有作用的虚招，中国有一句成语“枯木逢春”——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一株枯木，逢春而新绿渐生，盛夏而树荫如盖，你怎么能因为寒冬时它未出现新绿，就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
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
就好比长江的源头在西部，但东流入海还要经过漫长的路程，你怎么能要求它必须一下山就入海？四、争论的现实意义面对近年有那么多人士加入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注：2000年8月，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举行过一次规模相当大、级别相当高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座谈会”。
这次会议足以作为有许多学者关心这一争论的例证。
但是这次会议迄今所产生的最有意义的文献，却是会上一位在读博士研究生田松提供的。
他在一篇题为“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及策略”（发表于《读书》2001年第9期）的长文中，分析了会上有重要意义的各种观点和论证，当然也表明了他本人的观点——他是一位“无”派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