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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明朝的经济制度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经济制度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对明朝的经济制度进行回顾，并分析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明朝经济制度的特点明朝的经济制度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首先，明朝实行了广泛程度的专卖制度，即由官府垄断一定的商业行业和特定的商品。
其次，明朝的税制相对稳定，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地方税吏的贪污和官员的腐败等问题。
此外，明朝还实行了官营工业政策，即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发展手工业和重工业，使得经济发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
二、明朝经济制度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明朝的经济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明朝实行的专卖制度为后世中国的经济思想提供了启示。
专卖制度为国家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但也限制了商人及市场的发展。
其次，明朝的税制对后世的经济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
明朝的税收体系对清朝和民国的税制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现代中国的税制也继承了明朝时期的某些特征。
最后，明朝官营工业政策的实行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此政策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三、明朝经济制度的问题明朝经济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首先，明朝实行的专卖制度限制了市场和商人的发展，使得商业水平相对滞后。
其次，地方税吏的贪污和官员的腐败也削弱了明朝税制的稳定性。
最后，明朝官营工业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政府因盈利为主政策导致了部分生产不能及时调整等问题。
四、结论通过回顾明朝的经济制度并分析其影响，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经济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今天，我们可以借鉴明朝的一些经验和教训，通过改革创新推动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一条鞭法：历史巨轮下的经济变革在我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明朝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代。
然而，明朝中后期的财政困境成为了国家发展的巨大绊脚石。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应运而生，成为了明朝经济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
本文将深入探讨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的背景、内容、影响及意义，以飨读者。
一、改革背景：明朝中后期的财政困境明朝中后期，国家财政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一方面，官僚机构臃肿，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导致财政支出浩繁；另一方面，土地兼并、农民负担沉重，社会矛盾激化，财政收入逐年减少。
这种财政困境严重制约了明朝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居正提出了一条鞭法改革。
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将各种赋税合并为一种，即“一条鞭”；二是实行“定额税”，即按照土地的产量来确定赋税的数量；三是实行“摊丁入亩”，即将人口和土地挂钩，按照人口数量来分配土地。
二、改革内容：一条鞭法的实施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的杰出政治家，他针对明朝财政困境，提出并实施了一条鞭法改革。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统一赋税标准：按照土地的实际耕种面积，统一征收赋税，改变了过去按照户籍征收赋税的不合理制度。
简化征税手续：将各种繁杂的赋税项目合并为一项，简化了征税手续，提高了征税效率。
实行银本位制度：将赋税折算为白银，方便了赋税的征收和流通，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改革影响：推动明朝经济的繁荣发展一条鞭法改革的实施，首先解决了明朝的财政困境。
在改革之前，明朝的赋税制度十分复杂，包括田赋、丁税、商税等多种税种，而且各种税种的征收方式也各不相同，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一条鞭法改革将这些税种合并为一种，简化了税收制度，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其次，一条鞭法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改革之前，由于赋税制度的复杂性，农民往往无法准确计算出自己的赋税负担，导致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
明朝经济史之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859 字体大小: 【小】【中】【大】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一）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明代后期农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
因为明初在自然灾害和连续不断的战争的冲击下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到明代中期已然全面恢复，手工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日趋繁荣，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
于是，在明代后期，经济作物的种植越来越广泛，流入市场的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农业生产摆脱了单一经营的格局，向着多种经营的方向不断迈进。
棉花是种植地域最广的经济作物。
尽管宋代文献中已有关于棉花的零星记载，但到宋末元初，棉花种植才得到较迅速地推广。
进入明代后，由于政府的鼓励，在地域上推广更快，成化、弘治时已是其种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①。
但是，这一时期棉花的分布地域虽然很广，在各地农产品中的比重均不高，所产原棉除交纳赋税外，主要是作为家庭纺织业原料供自家使用，植棉业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重要支柱。
到了明代后期，植棉业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棉花种植不仅在地域上继续扩展，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地区，棉花在农产品中的比重不断增强，产品主要面向市场。
由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特别是松江冈身以东地带的土壤特别适宜于种植棉花，这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棉产区，松江府、苏州府和嘉兴府的一些地区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的农作物配置结构。
如松江一带，据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沿海高乡多种棉花，到万历年间种植面积更大，《农政全书》卷三五谓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
苏州嘉定宜种稻禾田地止一千三百十一顷六十亩，堪种花（棉花）、豆田地一万零三百七十二顷五十亩，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①。
太仓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②，郊原四望，遍地皆棉③。
昆山三区一带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长江三角洲之外，其他地区也多有棉花种植。
明朝的税收与财政政策明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其税收与财政政策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明朝的税收体制、税收收入来源以及财政政策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明朝的税收体制明朝在税收体制上采用了多种方式，主要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
直接税主要包括赋税、田赋和户口税等，而间接税则包括货物流通税和商业税。
1. 赋税赋税是明朝最重要的税种之一，主要依靠对农民征收。
明朝根据土地的产出，对农民进行相应的征税，这就是所谓的田赋。
根据农田的不同等级，征收的田赋也有所不同。
此外，明朝还对农民进行户口登记，据此征收户口税。
2. 货物流通税货物流通税是明朝的间接税之一，主要通过对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利润进行征税。
这样的税收方式有效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对商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 商业税商业税是明朝另一种间接税，主要是对商人进行征税。
明朝时期商业发展较为繁荣，商人的税收也成为了重要的财政来源。
二、税收收入来源明朝的税收收入来源多样，除了前文提到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财政收入。
1. 折一法明朝中后期，由于财政困难，采取了“折一法”来增加财政收入。
所谓折一法，是指粮秣和现钱的转换，按一定比例折合成现钱，然后纳入财政收入。
这种方式有效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困难。
2. 朝贡贸易明朝时期，朝鲜、琉球等国家向中国朝贡，这也是明朝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来源。
朝贡贸易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对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3. 垄断经营明朝还通过垄断经营来增加财政收入。
例如，明朝时期的铁、盐等重要商品都实行国家垄断经营，通过垄断销售来获得巨额的财政收入。
三、财政政策明朝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增加财政收入和控制财政支出两个方面。
1. 增加财政收入明朝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
例如，通过加强对商人的税收征收，加大对农民的田赋征收力度等方式，来增加税收。
2. 控制财政支出明朝注重控制财政支出，以保持财政平衡。
试论明朝灭亡原因之财政危机分析明朝灭亡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灭亡原因众多，其中财政危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明朝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有税收制度不合理、重农抑商政策、钱币流通不畅、战乱频繁等方面。
首先，明朝税收制度不合理是导致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实行的是一条鞭法，即依据土地面积和品质的优劣来征收税赋。
这种制度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对农业经济的不公平，较好的土地要缴纳高额的税收，对农民的经济负担较重。
而商业和手工业却几乎没有纳税的义务，导致国家财政依赖农业，而农业又无法承担起国家财政的重担。
此外，明朝税收制度用人关系复杂，官员征税时常常加重负担，甚至出现腐败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
其次，明朝实行了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商业经济长期低迷。
明朝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对商业经济持谨慎态度，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商业只是“徵财”的手段。
这导致了商业活动的限制和商人地位的低下，使得商业经济没有蓬勃发展，无法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
而商业经济的低迷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使得国家财政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
此外，明朝钱币流通不畅也是一个重要的财政危机因素。
明代实行的是纯铜质的钱币，但由于大量盗铸、伪造等现象的存在，人民对明代钱币的信任度逐渐降低，使得钱币的流通受到极大的限制。
钱币流通不畅，导致财政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进一步造成了财政危机的发生。
最后，明朝时期战乱频繁也是导致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朝时期，国内外战争不断，不仅加大了国家的军事支出，还给农业、商业等经济活动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战争的频繁发生导致国家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无法维持正常的财政秩序。
综上所述，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是财政危机。
财政危机的形成与税收制度不合理、重农抑商政策、钱币流通不畅、战乱频繁等因素密切相关。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加剧，最终导致了明朝财政的崩溃，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财政危机的教训是，一个国家的财政健康状况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和积极的经济政策，保障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明朝的王朝衰落明代末年的危机与社会动荡明朝的王朝衰落——明代末年的危机与社会动荡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繁荣的王朝，但在明代末年，王朝却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和社会动荡。
这些危机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既包括内忧外患，也与王朝自身的制度和政策有关。
本文将从经济危机、民族压力、权力斗争和社会动荡四个方面对明代末年的危机进行论述。
一、经济危机明代中期以来，明朝的经济发展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困扰，导致明代末年经济出现极大的困难。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在明代后期，战乱频繁、士兵俸禄不发等问题导致了财政赤字的增加，财政压力巨大。
同时，明朝采取了铸造过量铜钱的政策，导致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二、民族压力明代末年，明朝面临着来自内外的民族压力。
外来的压力主要来自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入侵。
特别是后金的崛起，对明朝的北方边境构成了巨大威胁。
而内部的压力则主要来自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
明朝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不当，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三、权力斗争明代末年，明朝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加剧了社会动荡。
宦官的干政成为明朝政治的一大特点。
宦官滥用职权，甚至篡夺皇位，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而朝廷内部的权臣也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焦点。
例如，张居正、杨继盛等权臣的崛起与强大，造成了一系列政治斗争，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不断加剧。
四、社会动荡随着经济危机和权力斗争的加剧，明代末年社会动荡不断升级。
农民起义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规模庞大，对明朝政权造成严重冲击。
与此同时，地方的豪强势力也在不断壮大，成为社会秩序的重要破坏力量。
社会动荡导致社会秩序紊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对明朝王朝的统治产生了严重威胁。
总结：明代末年的王朝衰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济危机、民族压力、权力斗争和社会动荡相互交织，共同加速了明朝末年的王朝衰落。
这一时期的危机既是王朝内部制度和政策问题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明代末年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中国财政通史明朝经济中国财政通史明朝经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影响深远。
明朝经济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其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农业社会朝代，农业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基础。
明初，经历了战乱后，明朝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农田水利建设、减轻农民负担等措施，为农民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环境。
明代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农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
明朝的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唐宋时期的特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官营商业是明朝经济的两大支柱。
明朝政府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目标，以国家经济垄断为手段，通过官营商业和商税来实现财政收入。
官营商业在明朝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瓷器、绸缎、盐铁等商品，成为明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明朝的财政主要依靠官营商业和赋税。
官营商业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通过设立国营工厂、设立行商、经营矿业等方式，掌握了大部分的商业利益。
政府还对商品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通过创建储备制度、修建官运河等手段，保持了对商品价格和流通的控制。
另外，明朝政府对各地征收一系列的赋税，包括田赋、户赋、雍租等，这些税收成为明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明朝时期的物价稳定也是其经济的特点之一。
明朝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价格控制政策，通过管理市场供求关系、限制出售数量、禁止囤积居奇等手段，保持了明朝时期的物价稳定。
这种政策一度被认为是对农民的保护，但也对商业和资本积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明朝时期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农业生产的发展导致农民人口的增加，土地不断分割，农民负担逐渐加重。
同时，由于明朝政府实行的封建经济政策，对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限制，因此，明朝时期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此外，在明朝晚期，由于战乱频繁和外族入侵，明朝经济陷入衰退，不得不依赖对外贸易和赋税来维持国家财政。
明史杂谈——明朝中后期的财政困局明朝中后期的财政困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代中期财政支出和收入严重不匹配；二是明代中期国库储备和民间税收严重不足。
明朝中后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不仅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的危机。
这一时期，在朱元璋制定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上不断进行调整、创新，但却未能取得理想效果，最终不得不依靠对财政制度进行大变革。
虽然明成祖朱棣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成功地解决了困扰明王朝多年的财政困难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能彻底解决明朝中后期财政上遇到的诸多难题。
虽然明成祖在位期间通过一些政策对明朝中期税收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但是他死后明王朝却陷入了无钱可用的尴尬境地。
在嘉靖年间和万历年间，明朝中后期国家出现严重财政危机，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明朝中期财政支出和收入严重不匹配以及民间税收严重不足所导致。
本文在简要介绍明代中期基本情况之后，主要从明代中期两个时期――嘉靖与万历之间来对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出现危机的原因进行分析。
嘉靖时期嘉靖时期，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嘉靖皇帝曾多次下诏对国家财政进行调整。
由于嘉靖时期出现了很多弊政，再加上他本人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导致他执政后期出现的弊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不过，在嘉靖后期还出现了不少积极的改革措施：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实行“一条鞭法”等。
这些政策使得明王朝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但是总体来说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由此可见在明代中期国家面临财政危机时，国家往往会选择对财政进行调整和改革。
而在嘉靖时期虽然出现了不少有利于民生、推动经济发展的举措，但这也使这一时期财政形势进一步恶化起来。
国家财政在经历嘉靖时期的短暂恢复之后又再次陷入到了无钱可用的尴尬境地。
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期间，由于其在位期间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使得社会生产有所恢复，但却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停滞现象，国库中财政收入下降。
明朝的财政管理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财政管理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朝的财政管理体系包括税收制度、财政机构以及经济政策等方面。
本文将分别从这些方面展开讨论，以深入了解明朝的财政管理。
一、税收制度明朝的税收制度相对于以前的朝代有了很大的改革和创新。
主要的税收方式有田赋、户调、商税等。
田赋是以土地面积来征收的税，户调是以户口来征收的税，而商税则是对商业活动征收的一种税收方式。
田赋是明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作物的收益情况，进行不同程度的征收。
同时，为了避免过度征收给农民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明朝还实行了田赋减免政策，对于受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的地区可以进行减免。
户调是根据人口数量来征收的一种税收方式。
明朝建立了明报户调制，通过严格登记户口，对每个家庭进行统计并据此进行税收征收。
这种方式能够确保税收的公平性和准确性，使得财政收入得以稳定且可预测。
商税则是针对商业活动而征收的一种税收方式。
明朝的商业繁荣，尤其是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为国家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通过对商品流通环节进行税收征收，明朝得以大量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二、财政机构明朝设立了多个财政机构，用于负责财政收支的管理和监督。
其中最高财政机构为太常寺，负责审核、定制国家财政预算和财政政策的制定。
太常寺下设六部，分别负责税收、财政、农业、商业、工业和兵部等领域的具体管理。
太常寺的成员均由皇帝亲自任命，而且太常寺与其他朝廷机构相互独立，确保了财政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同时，太常寺下设的六部也各自设立了相应的官员，分别负责具体事务的处理。
为了确保财政的稳定和高效，明朝还设立了各级税务机构。
这些机构负责税收的征收、登记和监管，确保税收的准确性和公平性。
税务机构的成员经过严格选拔和考核，以确保他们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三、经济政策明朝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以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的增长。
其中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是海禁政策。
历史明朝亡国的根本——极其失败的财政政策说起明朝，很多喜欢历史的人都觉得明朝是一个很可惜的朝代，因为明朝没有亡于昏君，只是亡于佞臣，亡于天灾。
但事实上，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地主阶级的贪婪和国家财政政策的虚弱。
有人说，这不是两个原因吗，怎么会是一个原因？事实上，这确实就是一个原因，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财政政策，在此后明朝两百余年的江山中，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地主。
这些地主，大多还是士绅，拥有免税的权力。
再加上禁海，好端端的一个大眀江山，就这么被玩死了。
没钱的皇帝，连兵都使唤不动。
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的龙袍都打补丁了，而东南的官绅，却可以躺在银子的海洋中畅游，这种朝代不亡，实在是没道理。
造成这一系列影响的，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是一个民族英雄，这是毋庸置疑的。
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了不世功勋。
但是，朱元璋因为出身底层，对财政认知不够。
他看到的，只有唐宋时期的财政政策，造成了地方比朝廷强大的一面，却没考虑到，要是地方和朝廷都没钱，这游戏要怎么玩下去。
朱元璋朱元璋对财政政策的认知，极为肤浅。
也是，草莽出身的朱元璋，完全没有预料到，财政政策有多么重要。
朱元璋痛恨贪官，给官员的俸禄极低，却又要官员做最重的活。
而明朝的官员，较之宋朝又少得可怜。
这就造成了，明初年以后的官员，都学会一身贪腐的本领。
张居正朱元璋最大的错误，就是财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
也就是说，朱元璋太想当然了。
在张居正改革之前，明朝的税收混乱不堪，交的都是实物，很难统计。
再加上对百姓的税赋降低，对有钱的官绅、商贾却不怎么收税，还采取的是定额税收制度，明朝的财政能力极弱。
哪怕是清朝，还有个盐税支撑，明朝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几乎就靠农税。
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
没有钱赈济灾民，饥民作乱；没有钱发军饷，致饥兵作乱。
明朝经济史之明末财政危机与农民军的经济政策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019 字体大小: 【小】【中】【大】明末财政危机与农民军的经济政策（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与明代中期相比，由于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奢靡，地主阶级越来越贪婪，胃口越来越大，明代后期的土地兼并之风更加猛烈，封建土地所有制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
这股疯狂的兼并之风，首先是由皇室和贵族掀起的，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以庄田最为集中的北直隶为例，到嘉靖初期，庄田占地达２０００余万亩，比弘治时期扩大了６倍，占当时北直隶全部耕地的７４％。
①嘉靖时，景王朱载圳封国湖北安陆，占土田湖陂达数万顷；②赐永淳长公主田１５２０顷；德、鲁、衡三王土地不下万顷。
③隆庆时，肃王庄田达４４８０顷；④陕西牧马草场１２万顷，多被韩、秦、庆、肃四王府侵占。
⑤万历时，更是赉予过侈，求无不获.如潞王就国时，除将景府遗下土地４万顷全部赐给他外，仍额外再给①；福王就藩河南，援景府赐田事例，要求赐田４万顷，后经大臣力谏，仍赐山东、河南、湖广田地２万顷②，但他还不满足，利用勘丈之机，恣行包占田边之田，业外之业，甚至动辄诬以隐漏抗违，侵占平民土地③。
神宗还曾赐寿阳长公主庄田２５９５顷④，赐永宁公主庄田２５９５顷⑤。
晋王庄田，仅在太原等地就有７２００余顷⑥。
其他宗室也竞相占田，如武冈州岷宗每每强占人田房子女⑦，地方官吏无法禁止。
天启时，赐给桂、惠、瑞三王土地各３万顷，瑞王还越界强占民田⑧；赐给宁德、遂平二公主田地５１９１顷⑨。
崇祯时，湖南长（沙）、善（化）两邑，旧额百万亩，今入藩封（吉王府）者，且七八十万亩⑩，他们的掠夺行为曾激起当地农民聚众反抗。
皇室之外，勋戚、太监也大肆占夺田地。
嘉靖时，赐庆阳伯夏臣土地１３８００余顷（１１）；建昌侯张延龄、寿宁侯张鹤龄兄弟奏讨钦赐的顺天等府庄田共３３处，计５２８０余顷（１２）；翊国公郭勋田园甲第，吞并遍于京师（１３）。
万历时，黔国公沐睿大量增加庄田，其中不少是用勒契券的手段强行侵占的（１４）。
司礼监太监张诚也有庄田数百所，市店遍于都市（１５）。
天启时，太监魏忠贤一家赐田总额不下百万亩①。
①林俊：《传奉敕谕查勘畿内田地疏》，《明经世文编》卷八八。
②《明史》卷一二○《景王载圳传》；《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③《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四、一三○。
④《明穆宗实录》卷六二。
⑤《明穆宗实录》卷四九。
①《明神宗实录》卷二○二。
②《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五。
③《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七。
④《明神宗实录》卷一一○。
⑤《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六。
⑥《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六。
⑦包汝楫：《南中见闻》。
⑧《明熹宗实录》卷七六、七七；《崇祯长编》卷二五。
⑨《明熹宗实录》卷七○、七三。
⑩堵允锡：《堵文忠文集》卷二《奏议？地方利病疏》。
缙绅地主在兼并狂潮中自然也不甘落后。
他们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鱼肉②，手段极其残酷。
据明代人记载，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至正德，诸公竞营产谋利③。
可见缙绅地主兼并土地之风自武宗统治时期转烈，其后迅速蔓延，一发而不可收，求田问舍而无底止④。
如嘉靖时大学士严嵩在北京附近有庄田１５０余所，并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⑤，还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⑥，总计田产在２０万亩以上，特别在其故乡袁州府，一府四县之田，七在严而三在民，在严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严则概户优免，在民则独累不胜⑦。
都督陆炳亦积资数百万，营别业十余所，庄田遍四方⑧。
万历年间，湖州有富者占田万顷⑨，松江董其昌的田产也过万顷⑩。
明末无锡东亭的华氏每年租税收入４８万石，苏州齐门外的钱槃每年租税收入达９７万石（１１），浙江奉化县乡官戴澳一家所纳钱粮竟占全县之半（１２）。
在明代后期，剧烈的土地兼并不是限于局部地区，而是遍及全国。
如在福建，仕宦富室，相竞蓄田，贪官势族，有畛隰遍于邻境者。
至于连疆之产，罗而取之；无主之业，嘱而丐之；寺观香火之奉，强而寇之。
黄云遍野，正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①。
在河南，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小亦不下五七百顷②。
崇祯时杨嗣昌对全国土地占有情况概括说：近来田地，多归有力之家，非乡绅则富民。
③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的结果，自然是使地权不断集中，出现了许多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正如王邦直所说：官豪势要之家，其宇连云，楼阁冲霄，多夺民之居以为居也；其田连阡陌，地尽膏腴，多夺民之田以为田也。
至于子弟恃气凌人，受好人之投献，山林湖泊，夺民利而不敢言。
当此之时，天下财货，皆聚于势豪之家。
④当时占地千亩、万亩的地主，数不胜数。
江南缙绅豪右之家占有百亩田者，居十分之六七，占有千亩田者，居十分之三四，占有万亩者，居千分之一二或百分之一二⑤。
①谈迁：《国榷》卷八八。
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乡官虐民之害》。
③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
④《古今图书集成》卷六一《食货典》载刘同升《限田均民议》。
⑤《明史》卷二一○《邹应龙传》。
⑥《明史》卷二一○《王宗茂传》。
⑦林润：《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讨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九。
⑧《明史》卷三○七《陆炳传》。
⑨谢肇淛：《西吴枝乘》。
⑩《民抄董宦事实》。
①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
②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③杨嗣昌：《杨文弱先生全集》卷三二《钦奉上传疏》。
④王邦直：《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一。
⑤《明史》卷二五一《钱士升传》。
有的学者将嘉靖以后各类王公勋戚文武大臣的占地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并将占地１０万亩以上者制成表⑥（见表９），从中可以充分体会明代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的情况：贵族、勋丰戚、官僚虽然兼并了大量土地，却又千方百计逃避赋役，手法极多。
嘉靖时，江西巡抚唐龙曾揭露这些人的行径说：遇有造册时，行贿里胥，有飞洒现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内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石为包纳者，有全过割而不归正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撤，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官员、进士、举人，捏作寄庄者。
……①这些人逃避的赋役，大多转嫁到无地或少地的小农身上，富家占地万亩不纳一粒米而莫能究诘，贫弱不取寸草岁输重课而无所控诉②，佥役时所佥实非大户，役一着肩，家便立倾，一家倾而一家继，一家继而一家又倾，辗转数年，邑无完家矣③。
⑥黄冕堂：《明史管见》，齐鲁书社，1985年，第465-466页。
①唐龙：《请均田役疏》，《明臣奏请》卷一六。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③范景文：《革大户行召募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
土地兼并还导致封建剥削日益沉重。
在兼并之风下，大量自耕农破产，转化成佃农，这些人原向国家交纳１０％左右的田赋，现在却要向地主交纳数额高得多的地租。
明代地租有的是分成制，有的是定额制，租率均在５０％以上。
据《饶阳万历志》记载，勋戚庄田，自蔡驸马外，余三家视民粮再倍或三倍征之，民视为次骨之痛，诉于上而不之恤也④。
据《日知录》记载，明代江南地区的亩产量多者不过３石，少者仅１石多。
平均以亩产２石计算，每亩租额至１石２斗或１石３斗，多者达１石５斗，地租率达到６０％至７０％⑤；每亩收租１石６斗、１石８斗甚至２石的，地租率则达到８０％至９０％，个别的甚至达到１００％⑥。
在福建宁化，大抵富者有田，坐享七成之利⑦。
在安徽贵池，每亩租额高达２石⑧。
在不少地区，地主们还在定额租外大肆勒索。
如明末安徽贵池地主收租时用秤每石是２２０斤，出粜时用秤每石仅９０斤，进出每石相差１３０斤①。
广东惠州的租斗，有加一、加二至加五者，比原租额高出数倍②。
有的地主在收租时还另立斛面、踢斤、淋尖、脚米等额外盘剥的规矩.地租之外，地主还任意役使佃户。
在北方，地主役使佃户夜警资为救护，兴修赖其筋力，杂忙赖其使令③。
在河南汝南一带，地主不仅役使佃农本身，甚有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者④。
逢年过节，佃户还要被迫向地主贡献鹅鸭鱼肉等物品。
如此沉重的剥削，造成佃农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⑤。
而地主趁佃户借贷时，又实行高利贷剥削，轻则加三，重则加五，谷花始收，当场扣取，勤劳一年，依然冻馁⑥。
在剧烈的土地兼并和沉重的封建剥削的压迫下，贫苦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能背井离乡，四处逃亡。
如嘉靖时，淮河南北逃亡特甚，有经数千里绝无人烟者⑦。
崇祯时，应天巡抚张国维报告，高淳县农民自赔粮遗累，而死亡流离，四野萧条之象，不堪见闻⑧。
福建惠安县以一图言之，百户之中，死绝者已三四十户，以一县言之，三十六里之中，不可以为里者，殆居其半。
……田亩既荒，粮差尚在，人丁消乏，鬼名在册⑨。
北直隶静海县原有１９里３３００户，１０余年间，只剩下８里９００户，皆因本县地土尽力皇亲势家所夺，无复余地①。
倘若再遇上天灾人祸，则更难存活。
崇祯时吕维琪描述其家乡河南的情况说：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以致野无青草，十室九空。
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②。
大量农民的逃亡，使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流民队伍，为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④吴汝纶：《深州风土记》第三上《赋役上》。
⑤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⑥嘉靖《吴江县志》卷一三《典礼志？风俗》；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田产》。
⑦民国《宁化县志》卷一○。
⑧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三《与田令公论乡中粜谷书》。
①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三《与田令公论乡中粜谷书》。
②康熙《惠州府志》卷五《郡事》。
③吕坤：《实政录？民务》卷二。
④乾隆《光山县志》卷一九《条议汝南利弊十事》。
⑤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⑥《实政录？民务》卷二。
⑦《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五。
⑧张国维：《张忠敏公集》卷四《请高淳永折疏》。
⑨李恺：《抑斋介山集》卷一六《为惠安乞并图》。
①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上。
②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二）内忧外患与财政危机自从明王朝建立以来，起义、叛乱和边防危机就时有发生，使统治集团深感困扰。
进入后期以来，由于政府的权威衰落，军事力量衰退，土地兼并和农民的赋役负担加重，明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更加严重，国家财政已到了难以承担的地步。
嘉靖初年，广西田州府同知发动叛乱，用兵多年也未能真正平定③。
终嘉靖一朝，几乎所有省份都曾发生农民起义，其中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南、四川、浙江、江西等地的起义规模较大。
然而，嘉靖时期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表现为南倭北虏的边防危机。
南倭指东南沿海的倭寇。
这是自明朝建立起就存在的问题，当时日本失意的武士、官吏、浪人和不法商人经常到中国沿海侵扰。
